管 冠 生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周作人不南下及附逆后活动的一个解释

管 冠 生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摘要：周作人不南下与后来附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仅仅解释周作人的思想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南下,因为这是一个行为习性的问题:周作人安于自己的书斋投资习性及其既得利益,而让他如此心安的是对所处环境的感觉体认与直觉判断——中日不可能发生持久的战争,最终要“政治解决”。周作人附逆之后主张“以不变应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安身应对的策略:既是战前创作投资习性的延续,又对日本侵略者有所示意,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两面兼顾、两面讨好的话语效果。

关键词：周作人；习性；以不变应变

一

吾生也愚,所谓对周作人在抗战开始不南下与后来附逆的反思,既不依据于某项课题计划,又非遵从某种分析技术,而是源起于自身一次以地震中断的形式展现开来的生命文本。“思想并不由意志所发动,而是始于一片‘发生了什么事’的慌乱惊呼中。换言之,思考活动产生于事件降临的措手不及中。”[1]155我对周作人的解释与我自身的震惊体验、自己的故事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是必要的:只有感同身受才能更近距离地理解前人。

让我先简述我的这个生命文本。2010年博士毕业后,我放弃了远方好的工作机会而来到生源地一家职业院校工作。很快,我辞职居家,沦为一个事业上的失败者,从而开始无休止地接受别人的关切询问与叙述编排。我突然发现我不但成为了事业上的失败者,而且成为了话语权的失败者:我失去了解释自己行为的权力,我的解释也失去了可信度。

对于自己的舍远求近,我最初给出的解释是:妻子眷恋旧地,且有二女需要照顾,不愿远行。后来,我推翻了这种卑鄙的说法:我使“我”成为一个逻辑主词,承担起了引发这次人生地震的全部责任。这个“我”表现为一种习惯。从2005年硕士二年级起,“我”就在学校图书馆进行文学考古工作,这成为了日常的功课、一种制度化的生活安排,且从中进行创作投资与收益。当周围同学正忙于找工作之时,“我”完全沉浸在这种创作投资习性所生产的愉悦之中。它不必说服就使“我”天真地相信:只要具备投资能力,在哪里工作无所谓。“我”陷入了一种市场经济学式的创作投资幻象而毫不知觉。

这个幻想维系着“我”当时的切身利益,即能被身体直接感觉到从而不必浮上意识层面的利益满足。如果一个人养成了图书馆或书斋的生活习惯,那么他的身体会产生强烈的占有欲与排斥性,对于身体不能感觉的事物,会表现出忽视与冷漠,即不能对那些事物进行精神投入,它们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是抽象的。那些事物可以是:好的工作机会、气节、忠孝、报国、救国等等。

现在,我由衷地叹服帕斯卡尔的深刻洞见:“我们既是自动机也是智者;由此,劝导得以实现的手段不仅仅是论证。被证明的东西何其少啊!证据只能说服头脑。习惯构成了我们最有力最冷酷的证据;它决定自动机,自动机牵制头脑,头脑甚至想不到。”[2]4向上一千多年,中国的《淮南子·修务训》也早有了“服习积贯”的认识。

借助于自己的故事,我忽然觉得自己真正理解了周作人为什么在抗战初始不南下及其附逆后的活动。

二

我们应该区分两个问题,即周作人不南下与后来附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它们之间有近两年的时间间隔(如果以周作人1938年2月9日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为下水的标志,亦有半年的时间间隔),其次,对于后者的那些解释不能拿来解释前者。那些解释包括(1)对人生对民族的双重悲观(2)超越气节(3)“人学”思想的内在缺陷等等都不适应于前者;否则,不南下即是事敌,又何必再拖延半年或者两年?况且,三种解释依据的是战前周作人的著作与言论,如果只由它们发生作用,就意味着战前的周作人就已经是一个汉奸种子或准汉奸了,谁能接受这种看法呢?

可见,行为人的思想并不是解释行为的万能药。周作人不南下首先不是一个文学家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人的行为习性问题。以往的研究是过于重视思想意识了,以为思想上有某种看法或认识便会导致某种与之相匹配的行为,如此一来人似乎就成了靠思想走路的机器,他可以来回游荡,完全不顾线性时间以及肉体组织之限制。

这个“思想人”的研究假设与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的抽象假设是一致的。所谓理性人,是指在掌握所有信息即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3]18。经济学“理性人”进行的是经济投资;“思想人”进行的是创作投资,但他一样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对当时的每一个中国人而言,最大的利益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周作人的行为显然没有表现出这种追求,这便是他的思想出了问题。这就是目前学术界流行的诊断。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学对“理性人”的质疑与修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教授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人的思维能力并非无穷无尽;人具有的是有限理性;因为有限理性,所以人们在行为上并不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实际上,人会根据对环境的认知和自己的有限的思维,做出让自己满意的选择。”[4]4理性及其用处是有限的。帕斯卡尔也说:“理性的最后一个进程就是确认:有无限多的事物远在理性之外。”[5]104

因此,我不把周作人不南下看作一个靠解释思想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为习性的问题。他安于自己的书斋习性及其既得利益(这是让他自己满意的无意识的选择),而让他如此心安的是他对所处环境的感觉体认与直觉判断。

说起周作人对当时中日局势的直觉判断,我们就想到了他持中国“必败论”,依据便是1946年郑振铎发表的《惜周作人》。该文“记下了在‘七七’事变之前和周作人的一次谈话,周作人对中国抗战前途持‘必败论’,这是他堕落下水的思想上的基本原因之一。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6]229

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必须考虑的说法。《宇宙风》第51期(1937年11月11日)发表了柳荪的《今日北平的教育界》“一般教授居留北平者……抱定平津将来必经政治解决;放弃平津,中央绝不能言和。如抗战失败,全国尽成敌人势力,亦是无所容于天地之间。这般教授们多半在北平有了相当财产;或是因为经济艰难,出来谋生不易。北平是俘虏中之天堂,生活容易维持。”

两份材料合读,我认为,周作人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与其视之为“必败论”思想,不如看做一种中日不可能发生战争的估计与判断。也就是说,周作人当初留北是基于中日问题“必经政治解决”的认识。在他看来,和日本作战只是一个假设;即便作战,最终结果也“必经政治解决”。 1938年6月,《前锋》杂志第4期刊出《中日停战可能吗》,答案当然是不可能,但文章开始时说:“近来一部分民众还在做着美丽的幻梦:中日停战。这幻梦从抗战开始起,直到如今,始终未在人们脑中淡了形影。”人的行为选择往往基于先前的事实与经验,而“政治解决”、中日停战是有许多先例可循的,比如九一八、一二八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不都是以签订停战协议或中方妥协退让而告结束?正是“政治解决”的直觉判断使他安于留北而不南下——当然,事实将很快告诉他这个判断这次是用错了,一如《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周作人将面对许多此前想象不到、出现了又控制不了、但却必须去面对的问题,如赚钱养家糊口的问题。这时候,他的“双重悲观”或“超越气节”才会占据他的意识并发生作用——确切地说,这种环境认知与其书斋里养成的投资习性相互激发,是这种习性使周作人更倾向于相信“政治解决”。弗洛伊德说过:“什么东西也不如能符合我们的愿望幻觉的东西(不论它是否是真理)更容易使我们相信的了。”[7]312

作为后来人的我们能责备周作人不长“前后眼”,看不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吗?不能。现实经验告诉我们:置身于事件发生中的人、置身于时间不可逆之长河中的人,谁能在采取行动前就掌握了全部的信息、完全知情从而作出完全符合未来的理性判断,仿佛面对的是一个透明的晶体?为此,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他的社会学理论中引入了“习性”(或译作“惯习”)的概念,他说:“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生成习性。习性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而由其生成和组织的实践活动和表象活动能够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而不用设定有意识的目的和特地掌握达到这些目的所必须的程序。”*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80页。成伯清说：“所谓结构化了的结构(即上文“有结构的结构”—引者注)，是指惯习源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动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所谓促结构化的结构，是指惯习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机制，是实践的产生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见成伯清的《布尔迪厄的用途》，该文作为布尔迪厄《科学的社会用途》中译本(刘成富、张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序言，第20页。按照我的理解,我认为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某种很难从理性基础上加以解释的偏好”。所以,陈思和先生问:“令人感兴趣的是构成这事实背后的原因,像周作人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怎么会甘心沦为汉奸又终生不悔?”[8]228问得明显不对,周作人怎么会“甘心”沦为汉奸呢?他步步下水并不是明确算计、心甘情愿的结果。那是典型的学院“思想人”的问法。

我的意思很明确: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有着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理性与思想当然要占据自己适当的位置,但绝不是全部的位置。我并不反对研究作家的思想,但我反对仅仅依据作家思想(其实是表达思想的话语)来解释作家的人生选择,更反对那些后来者或旁观者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发出对当事人不是全能上帝的指责。

当然,我并不是通过我的生命文本袒护周作人,而是想更深入地理解一个人的真实存在。有一点周作人和我一样卑鄙。《宇宙风》第50期(1937年11月1日)载陶亢德《知堂先生在北平》,录入了周作人给自己的五封信,它们诉说的主要意思就是:“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傅振中从别人的回忆材料中得出结论:“八道湾里只剩下了周作人一个中国人,‘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到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周作人拖家带口要逃离北京,实际上比较困难。”[9]傅先生不知道拖家带口的“系累甚重”是周作人就自己不南下而向外界做出的唯一可能的解释,一个非常脆弱的亲情借口。其实,你若真想离开北平,什么人能阻挡了你呢?你若真想离开,则可以一身独往,“周宅”则名副其实地成为“羽太寓”,岂不更安全?

9月26日的信中还写到:“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这里常被引用的只是第一句话,与后来的附逆比照,颇有嘲讽。但若与“不辩解”的态度联系起来,意味又有不同。黄开发说:“周作人对附逆一开始就抱定了一个‘不辩解’的态度”,但“‘不辩解’本身就是一种辩解,弦外之音是:我的附逆和别人不一样,里面大有深曲之意。”[6]62我觉得黄先生领会的“弦外之音”却是太玄了。周作人为什么不辩解?因为不南下就意味着没有听从民族大义的召唤,在民族大义的现实性、紧迫性与强制性面前,个人的辩解没有用,唯一能说出口的或许就是“系累甚重”,在民族感情面前强调家庭亲情。

周作人在1939年元旦遇刺之后,下水的步调才变得越来越快。他接受伪职时说“事实上不得不当”,“不得不”的苦味怎么理解?他未尝不想做他的苏武,但枪声一起,意味着外界已视他为李陵。自己的事情并不由自己拥有解释权而往往由他者做出强迫性的“合理”解释,这是人世间令人痛苦的真理之一。

三

前面说过,我们不能通过解释周作人附逆来解释周作人不南下。但是我们必须先解释周作人不南下才能理解周作人附逆及其附逆后的活动。

战前养成的创作投资习性固然毁了他,但也使事敌之后的周作人保持了一定的“异类”形象。如果没有对习性、对“服习积贯”的认识,我们就会在对周作人的叙述中施加一种惩罚逻辑:在周作人担任伪职期间,他做出了许多可耻的汉奸行径;在他下台之后,他又有意与主子唱反调。接下来,我将主要反驳倪墨炎《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实施的某些盲目的、不顾事实的惩罚与报复。本书被认为是“最好的两三种周作人传记之一”[10],我觉得更有必要指出它的错误不当之处。

第411页写:“1942年9月,‘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被选为‘评议员会主席’(‘评议员会’相当于后来的‘理事会’,‘评议员会主席’就是‘华北作家协会’第一把手。)”这里为周作人凭空添了一宗罪。据《华北作家月报》第1期,华北作家协会“评议员会”主席是周作人,评议员包括钱稻孙、沈启无、俞平伯、杨丙辰等多人;同时,设有以柳龙光任“干事长”的“干事会”,有副干事长、干事多人。《华北作家月报》每期都有“干事会记录”,讨论协会的各项事宜(并未见周作人的身影)。并未有所谓“理事会”。《中国文艺》报道得则更清楚:华北作家协会“设评议员会为咨询机关”、“实际执行会务机关则设有干事会”[11]。

“华北作家协会”是以“武德报社社长龟谷利一为中心”筹办成立起来的。《华北作家月报》第1期有关于协会筹备的《会议记录》。龟谷利一(这个日本人才是真正的“第一把手”)要求“建设华北新文化”,打破两种“旧姿态”:“不是以文字游戏消闲,便是以意见孤高自赏”;要产生所谓的华北新文化运动,文化工作者就要和“当局密切地握手”。华北作家协会评议员管翼贤(其身份并不仅止于此)在《华北作家月报》第3期撰文《文化人的使命》,称“在战时,文化人的动向应该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格。例如大东亚战争勃发以后,文化人当前的第一个职责,就是怎样使一般民众对于大东亚战争有深刻的认识,怎样启发一般的民众对于战争有协力的热诚,怎样指导民众进行协力战时的各种工作。”和“当局密切地握手”、文化人要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格”,华北沦陷区的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1942年10月间,六位作家被派下去“视察”,《华北作家月报》第2期即刊载《派遣视察地方治运报告特辑》。

那么,日本占领者为什么要针对沦陷区的中国文人搞一次思想改造运动呢?

《苦雨斋主人周作人》第410页说:“在周作人的支持下,一些出卖灵魂的文艺刊物办起来了。1939年9月,《中国文艺》在北京创刊,由武德报社出版。这是一本大型综合性文艺杂志,鼓吹‘和平文学’是它的宗旨。它是月刊,每卷6期,从第3卷第1期后,主编换人,偏重翻译介绍日本文学,更显出奴才气。”

《中国文艺》是否是在周作人的支持下开办的,暂不清楚;但若说它“出卖灵魂”,则既简单又草率。本刊前两卷的“编辑兼发行人”是张深切,印刷所是“新中国印书馆”。从第4卷第3期开始,才由武德报社印刷出版。它出现的本意是振兴太消沉的北方文坛,自命是“整理旧文化和创造新文化”,以纯文学的面目出现,“绝不树党派”。起初的言论不但没有“奴才气”,而且与日本帝国主义话语游离开来。如创刊号《编后记》中称:“国可破,党可灭,恶可除,文化不可灭亡也。我们可以一日无国家,不可一日无文化,因为文化是国家的命脉,是人类的精神的食粮”。又有人说:“据说战争的目的是在乎欲求和平与建设新秩序,这毫无迟疑地可以予以承认”,但“战争是暴风雨,是一时的,是不留存的,而文艺是精神的太阳,是绵远的,是永存的!”[12]无疑,这些话语与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并不合拍。

在华北作家协会之前,尚存在一个未被学界重视的“华北文艺协会”。该会成立于1941年1月19日,周作人是顾问之一。该会会刊《华北文艺协会会刊》第1期于1941年3月1日在《中国文艺》第4卷第1期附载,连载了4期。《华北文艺协会章程草案》说:“本会以联络文艺作家互相研究并促进中国之文艺创作为宗旨”,关注的是如何复兴或推进华北文艺的问题。有人说:“《华北文艺》不过是指居留华北的人,至其所产的文艺作品,则不必有什么特殊立场,因为文艺是没有畛域或界限的,文学和艺术可以超脱那些而存在,但它的本质须有时代的渗入,这是不容人否认的……譬如说这时代是战乱扰攘,你偏说是太平盛世,类是违背时代的现实(原文如此——引者注),不屑说文艺的立场决不能以拂人之性的游戏逍遥了”[13];有人则建议提高稿费,保障作家基本生活。总之,罕有言论对作家的政治立场、“政治性格”或思想状态提出要求。

这自然会引起占领者的警觉。《中国文艺》第4卷第6期(1941年8月5日)《编者的话》说:“本刊前曾刊载华北文艺协会会刊,唯自六月份起,因文艺协会关系当局离京,经费缺少来源,活动计划尚未经新的关系当局裁定,该会已暂停活动”。其存在不足半年时间,代之而起的便是“华北作家协会”。

沦陷区的某些中国文人是积极参与到思想改造运动中来的。如黄道明(华北作家协会副干事长)就“非常迫切地要求把一种新的文化渗到读者层里,去教育国民领导国民”;张域宁则说:“思想是最难统治的东西,思想经过斗争后,自然会产生一种新的思想。”但,这场思想改造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1944年3月20日,《中国文学》第1卷第3期发表署名“邱一凡”的《大东亚战争与中国文学》,其中写到:“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也许有人要疑问:把战争和文学拉到一起是否应该?这疑问,我觉得是当然的一个”,又说“最近一年来,中国的文学人似乎都有些觉悟了,他们在事实上和政府携起手来。”种种迹象表明:(1)沦陷区的一部分中国文人以创作投资为独立的投资行为,与目下的战争拉开距离;(2)某些人即便与日伪政府携手或改造思想,时间也并不长,并不是从北平沦陷就开始的,也不是从依附之后就立即转向了的。我们以往的研究忽视了时间的因素、省略了过程、忘却了人的习性。

我的意思是:周作人战前养成的创作投资习性在附逆之后还可以一定程度地保持下来,因为附逆之后还存在着适合于这种习性生存的空隙与土壤。他的策略是所谓“以不变应变”。

《苦雨斋主人周作人》第419页称:“周作人在明白了是日本主子把他赶下台后,心里很生气,有意与主子唱起了反调”。第421页举例说,在“《汉文学传统》等论文中,虽然宣传儒家思想,却和他主子的意图有所不同。首先是,这些论文宣传的是儒家的安邦、利民的入世思想和民本思想。认为这些思想才是中国固有的传统的中心思想,是自古至今都有生命力的。”

但,《汉文学的传统》发表在1940年5月1日《中国文艺》第2卷第3期,在日本主子把周作人赶下台(1943年2月)之前。并且,《汉文学传统》所表达的内容对周作人来说是一种“不变”的论调。华北作家协会成立时,周作人请人代他致词。《华北作家月报》第1期刊出了这份《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先生致词》:

中国文学传统源流至深且远,大抵立意主于诚,修词主于达,此为世界之通例,本不待言,至于国民思想则以儒家为本,根本只是仁字,此原以孔孟为代表,但自孔孟以上千百年则古圣先王已如此,又自孔孟以下田夫野老目不识丁者,亦无不同具此心理,所谓仁民,以至安居乐业,种种说法无不一以贯之,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必繁称博引,凡在国人皆能共喻者也,古来作家,如不违背此旨,出以真诚之意,畅达之词,虽则造就大小不同,即此便是有生命之作,可以信今而传后,现今世界情势大变,东亚新秩序将次建立,此时中国作家自应就其职域,相当努力,唯中国文学上传统精神终无变易,兹特稍加说明,希望诸君注意及此,能以不变应变,精进不懈,对于华北有巨大之贡献,则幸甚矣。

“以不变应变”,附逆之后的周作人当然配合做了一些事情、说了一些话,但与日本占领者希冀的“政治性格”并不密切合拍。1944年1月,周作人在《中国文学》第1卷第1期发表《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还是这样说:“文化工作者故不必看轻政治,却也无须太看重,只应把自己的事业看作与政治一样重要,或者如必要即认为是一种政治的工作亦可,专精持久地做去,效果自会发生出来。”事实很清楚,周作人“以不变应变”、和日本主子不合拍根本上并不是失意之后的牢骚。周作人向来就不具备“政治性格”。所谓“以不变应变”,其实是周作人附逆之后一种自然而然的安身应对的策略,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两面兼顾、两面讨好的话语效果:一方面顺从了自身的创作投资习性,一方面又对日本帝国主义有所示意。从这点来说,我很难同意这些说法,认为周作人被赶下台之后有了良心发现,或曰与主子唱反调,甚至是在有意识地进行所谓的“文化抵抗”“文化救国”。

显然,“以不变应变”是很难叫日本主子满意的。上面龟谷利一所说的“旧姿态”是否涉指周作人呢?我认为是。1943年6月,龟谷利一在《华北作家月报》第6期发表《致建设华北新文化运动诸君》,指责某些人“缺乏合作的精神”,矛头指向不仍然隐含着周作人吗?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利用周作人,但周“以不变应变”,让他们难以接受。换言之,周作人与日本侵略者之间是有一道鸿沟让他们无法真正地“握手”。于是便可以理解的是,片钢铁兵终于跳出来在公开场合攻击周作人了。当时人是这样报道的:

因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要在南京开会,所以国民政府宣传部老早就在筹备。本拟于春季召开;请周作人任议长的,但因其时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机关刊物上,载有片钢铁兵攻击中国某老作家的文字,该某老作家有人猜测系指张资平的,也有人猜测系指陶晶孙的,尤其是陶晶孙,曾经发表了几篇责难的文章;而结果则证实系指知堂老人,而且据说该文系由沈启无所授意者,于是周老先生大动肝火,撰文宣告从此与此辈文人和团体脱离关系,经此风波,使这一届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也发生停顿,终乃延期到秋季举行。[14]

我认为片钢铁兵攻击周作人并非只是沈启无暗施手脚,并非只是汉奸内讧,而是前面龟谷利一打破“旧姿态”的延续。

对周作人的功过评价非本文所在意。他附逆事敌,这一点无法改变;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附逆不是大变活人的魔术,周作人书斋里养成的创作投资习性抵制了这种话语魔术,使他既不是立刻就下水,下水之后也与日本侵略者的希冀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不能因为他附逆便在叙述中冷嘲热讽,甚至胡乱编排施以报复惩罚,这不是学术研究的风范。

四

作为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发现了一条被称为伊达诺瓦法则的文学定律:“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和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并举例说:“我们不久前在《社会科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那个专号,有吉赛尔·萨皮洛的一篇关于被德国占领时期法国文学阵营的文章。这篇分析十分精彩,其目的不是指明谁是合作分子,谁不是合作分子,进而彻底清算旧账。文章旨在探清为何在某一特定时期,面对相当的可变因素,有的作家选择这个阵营而不是另一个阵营。简单说来,越受同行承认,也就是说专业资本越雄厚的作家,就越会有抵抗的倾向;相反,在纯文学实践中越不能自主,也就是说收到商业因素吸引(比如畅销小说家史洛德·法莱尔,今天文坛也有类似的人),就越倾向于合作。”[15]91周作人的文学资本不可谓不雄厚,但他变了节附了逆,他是完全地合作,还是有意地抵抗?伊达诺瓦法则适合他吗?值得细细考虑。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为周作人附逆作辩护,而是要通过自身的生命文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一个人的存在,这种存在绝不是单靠什么“思想”“主义”“观念”等就能全部说明的。现在学界对周作人附逆问题的研究似乎已经说出了所有的答案,我的初步梳理与思考则表明此事还得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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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C]//孙郁，黄乔生.回望周作人：研究述评.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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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开发.近十几年的周作人研究(上)[J].鲁迅研究月刊,2011(3)：30-47.

[11]编者.“华北作家协会”将成立[J].中国文艺,1942(1).

[12]编者.卷头语[J].中国文艺,1939(2).

[13]黄奋.关于复兴华北文艺的一点意见[J].中国文艺,1941(3).

[14]杨光政.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文艺界[J].文友,1945(5).

[15]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何瑞芳]

收稿日期:2016-04-30

作者简介:管冠生(1977-)，男，山东诸城人，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文学考古与文学游戏研究。

文章编号：2096-1901(2016)04-0054-06

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Some Explanation on Zhou Zuo-ren’s Refusal to Go to the South and Later Defection

GUAN Guan-sheng

(School of Literary Arts, Taishan College, Taian 271000,China)

Abstract：Zhou Zuoren,s refusal to go to the south and later defection to the enemy are two different questions. Just explaining his thoughts is not enough to explain why he refused to go to the south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sistance war, because it is only a behavior habit. It was his investment habit and other interests that caused him to refuse to go to the south. What makes him at ease and justified is his experienc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is intuitive judgment, that is; China and Japan can not have a longtime war: it may be a “political solution” at last. After his defection, Zhou Zuoren advocated the so-called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It was not only the continuation of his investment habit, but also his trial to ingratiate himself with the enemy. It shows his discourse effect of concerning and pleasing both sides.

Key words：Zhou Zuoren；investment habit；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