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夏育文

世界社保发展“大不同”

■文／本刊记者夏育文

受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影响，工业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出社会保障发展不同速，甚至不同向的状况，且仍在继续。社会保障已成为综合性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需要在新的背景下加以重新审视——6月13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世界社会保障研究分会2016年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举行，会议主题是“世界社保发展走向”。来自社科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共同把脉世界社保发展趋势。

社会保障与经济危机渊源颇深。社会保障虽然起源于19世纪末德国的俾斯麦政权时期，但却是在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后得到推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社保研究分会会长周弘认为，从社会保障的发展轨迹来看，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呈现出在“天花板”与“地板”之间浮动的态势：上世纪30年代的态势是上浮，由国家规范市场管理社会。但是国家化的发展是有限度的，触顶之后就会下调，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008年后的福利削减。她还指出，欧洲的福利国家体系尽管受到了冲击，但福利的下浮并未突破底线。与此同时市场化也并未被完全取消，如美国的社保制度就有很强的市场化因素。“而我们现在要考察的就是在福利国家向上和向下浮动的区间内，国家功能的变化，以及国家和市场的变化。需要进一步认识这个区间的所有角色、方式、规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熊跃根表示，“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保障体制不再是对民族－国家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进行规制的问题，而是要应对更为复杂的因流动性、就业弹性和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不可预期的后果，这一挑战前所未有。”社会保障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长波段吻合，把社会政策当成经济发展的托底，低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实际上社会保障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管控社会风险的双重作用，要把社会政策和发展问题放在国际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虑。

浙江大学教授林卡则认为，当今社保问题的基本模式并没有变化，只是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体现。他借用“互联网+概念”表述为：在欧盟表现为“基本模式+移民问题+公民融”；在东亚表现为“基本模式+民题”；在非洲表现为“基本模式+反爱滋等问题”，在拉美表现为“基本模式+反腐败问题”。同时他也表示，欧洲的社会政策在变化，但基调不变。变化最大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经济压力大，社保发展不断出现反复，成为政治和利益群体之间的较量。由此，社保发展真正空间大的也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可向左可向右，尚未成型，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各方较量角力，又没有形成全民共识，容易出现起伏。未来在社保领域能有所作为的还是新兴国家，比如中国。

制度已经基本定型、成熟的福利国家，遇到问题可以不断完善，进行参量改革，少有颠覆性和结构性的举措。这得益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已然融为一体，其社会保障制度镶嵌于经济生活中。但中国的社保制度尚处于发展阶段，还未定型，置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大环境中，该如何学习和借鉴?

复旦大学教授丁纯认为，资本全球化带来的流动性使得工会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民众在资本的利益下受损，在现有体制内，找不到重新再平衡的方法。因此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各国社会保障都需要进行改革。完全追求效益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要对过度的自由主义倾向进行反思。中国人民大学仇雨临教授则表示，中国和国际社会有交集，但也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的制度一直在路上，不断地打补丁。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保建设中可考虑给予市场更多的位置，比如在医疗服务和长期护理服务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