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向荣

古代禁酒平议

文/孟向荣

据传，远古的大禹饮了臣下仪狄酿造的美酒，立即意识到酒对人的巨大诱惑力将不利于国家的统治，不仅疏远了仪狄，禁绝了美酒，而且还在政治上提出了“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警示预见。

大禹的政治预见至少从表面现象上在夏、商两代得到完全证实。史载夏、商两朝的末代君主桀、纣都是贪杯甚烈者。夏桀日夜与宠妃末喜承欢，“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商纣继武前愚，“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以致古人把他们两人视为以酒亡国的典型。

周代的统治者把饮酒的危害推向极端，认为臣民犯上作乱、丧失道德以及夏、商以来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灭亡，统统都是因为饮酒过度造成的祸患。从“饮酒亡国”这一基本认识出发，颁布《酒诰》于天下，规定凡聚众饮酒者，一律处死。认识尽管肤浅，做法尽管残酷，但从政治着眼的思维方式，却能够给人们一些启示。

从法律上讲，《酒诰》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酒政禁令，因而对古代社会的饮酒行为及饮酒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其“饮酒亡国”论和“饮酒败德”说的支配，墨子《辞过篇》曾言：“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这里的“食饮”，虽然是指饭菜食物和酒水饮品在内的整个饮食状况，但聚焦则在君主酗酒无度引起执政素质下降的问题上。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留下著名的《酒诫》专文，胪陈历史事实，发出国家政事的败亡“谓非酒祸，祸其安出”的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