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奕端

惜墨如金梁鼎芬

◇ 颜奕端

梁鼎芬 行书诗徵阁扇面 纸本 1896年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仔细考察传统社会的士人群体，可以发现诸多名流中有不少人集多重人格于一身。真实的历史人物在现实境遇中的立场往往非常多变复杂。这当中，有多位具有高尚人格和追求完美的志士仁人，在诸如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过很大贡献。梁鼎芬便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梁鼎芬出身书香世家，一生致力于藏书。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载：“节庵掌教端溪，创设‘书库’；掌教丰湖，创设‘书藏’；掌教广雅，扩充‘冠冕楼’；游镇江，又捐书焦山书藏。所至之地，均倡导藏书。”但他从不为藏而藏，有过人之处，且居功至伟。梁在广州所筑的“葵霜阁”藏书楼，1911年改名为“梁祠图书馆”，对公众开放。这是当时所创立的第一家私人图书馆。在丰湖书院所创建的“书藏”，成为中国最早兴办的学校图书馆。梁氏对此充满了自豪感，肯定了“书藏”对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梁鼎芬的藏书前后有约十万卷，对晚清整个图书事业贡献巨大。

梁鼎芬平生功绩除了藏书外，还多次执掌多地书院。自被罢官之后，梁鼎芬就决定以教书育人为己任。1886年出掌惠州丰湖书院，次年出掌肇庆端溪书院，1888年广州广雅书院落成，受两广总督张之洞邀请，执掌至1892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又邀他执掌两湖书院。此后，梁跟随张之洞投身洋务运动，先后办蚕桑学堂、武备学堂、农务学堂、师范学堂和各类中小学堂，一边讲儒家经典，一边引进科学新知。梁鼎芬性格虽然耿直，一生忠君，说出种种食古不化的奇谈怪论，但在对新学的接受上，态度并不保守，教育思想较先进，丰湖书院建树尤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从藏书大家到书院领袖，得益于梁的完备而丰富的旧学功底。这自然要说起梁鼎芬的求学历程。除了家学渊源之外，梁还师从18世纪岭南最有名的学者—“东塾学派”创始人陈澧。陈澧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举凡古文、算学、天文、地理、音韵、乐律等无不涉猎，尤其擅长训诂与考据学。作为岭南一等一的大学者，陈澧深受同仁仰慕，以至于坊间曾有“平生不识陈东塾，便到南粤也枉然”的说法。所谓名师出高徒，何况梁鼎芬本来就有“神童”之名。他在陈澧门下苦学数年，更是修炼得学富五车，文采横溢，年纪轻轻就中进士、入翰林，倘若没有意外的话，必定前程似锦。所谓的“意外”，且容后禀。

扎实而全面的个人文化修为，为梁鼎芬在近代文化史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对梁来说，书法既是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最基本的书写工具。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除了日常交往的礼节而外，翰墨交谊几乎是各色人等之间往来的桥梁和媒介。梁鼎芬作为饱学之士，与当时众多的遗老类似，笔墨功夫出类拔萃。政治历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直至模糊，书法却让个人形象变得愈加清晰而深刻。这也正应验了那句话：政治是速朽的，文化是永恒的。揭去政治的画皮之后，可以看到梁鼎芬读书人的底色，也就是经常所说的“书生本色”。

梁的多面性从人际交往中可见一斑。在时代与家庭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经世致用和忠君卫道思想。梁与皇室人物关系密切，积极修守皇陵，定格成为清朝遗老，甚至参加孔教会，参与张勋复辟。但与黄兴、黎元洪等革命派也有交往，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张謇、郑孝胥、章太炎等文人学者更是多有交集。林林总总的人物当中，前辈乡贤李文田对梁影响很大。李文田既是书法名家，又是麻衣高手。据载二人见面时，李端详梁鼎芬的面相后，蹙眉叹息道：“贤侄的寿数难过二十七。”梁鼎芬闻言大惊失色，赶紧询问解救之法。李文田说：“贤侄若要续命，非干出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可。”随后果真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前文所说的“意外”—1884年5月，上书弹劾“中法战争”中主张求和的权臣李鸿章。慈禧太后以“妄劾”之罪严惩了梁这位官场新秀。真是果如李文田所预言的那样，梁凭借此举转祸为福，续命成功？还是文人真性情，不谙官场规则？或者可能是事后杜撰的噱头？怕已无从考证。不过，梁鼎芬脾气特大是真的。章太炎素以胆大、脾气暴闻名，但与梁鼎芬相比，仍属小巫见大巫，故世间有“梁疯子”之称。除了李鸿章之外，梁鼎芬还弹劾过另外一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梁鼎芬批李后便自请辞官，顺便刻了枚“年二十七罢官”的印章，卷起铺盖，回了广东老家。自此沉沦多年，直到张之洞将其“打捞”上岸。

俗话说，性格即命运。梁鼎芬一生周旋于复杂的关系网。在梁殁后，浙江余绍宋曾作《梁格庄会葬图》以为祭,记录了梁下葬的情景，留下如烟往事。梁虽然涉众面极广，但有固定的、核心的交际圈，不外政治人物和学界文人两大类，政治在左，学术在右。但也不是绝对地、严格地区分，也有交叉情况出现。这与当时士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有关。踏入仕途之后，在清廷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梁与清流名士皆有交往并跻身其中。中法战争期间，弹劾李鸿章便是最有力的证明。后来因缘际会，又得到左宗棠的赏识。到最后成为张之洞的幕僚，辅助张办洋务教育，成为张宦海中的得力助手。对张之洞来说，梁鼎芬绝非一般幕僚，而是心腹至交，情谊在师友之间。梁鼎芬最终集维新与保守于一身，前半生作为清流，在张之洞幕下主持《时务报》，倡导变革，后半生成为最积极、最活跃的保守派人物之一，保皇思想得到了实践机会，却一直遭到了掌权者的打压。尽管仕途受挫，梁对清廷之愚忠却可说是举世无匹。光绪三十四年（1908），慈禧与光绪帝相继西归，梁鼎芬如丧考妣，效“寝苫枕块，麻冠麻衣”古制，专程北上哭灵。光绪帝入葬时，不思回返，遗老情结，一览无余。甚至他连书法作品落款也写成“宣统八年”，常用印能见到的有“不改其度”“百折不回”等，反映个人忠于前朝、誓死不变的政治立场。

梁鼎芬 行书霜筠夜月七言联 纸本 1886年

梁鼎芬 行书致老友信札 纸本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梁的多面性也体现在绰号上，既是“梁疯子”，又是“美髯公”，其实梁体貌丰肥，须眉如戟，相貌并不清秀。原因在于，梁氏顽皮的性格中也有温情的一面。尤其是一管在手时，马上素心如织，妙语连珠。梁鼎芬因善作文情并盛之短札见称于时。一手好诗，再加上一手好字，写给朋友们的书札，每每是“清辞丽句，机杼自秉，见之令人忘尘”，自然爱不释手。如前所述，梁一生主要的游幕经历主要在张之洞麾下。1884年秋冬，1889年至1894年及1896年至1900年均佐张之洞湖广总督幕。同为幕僚的有杨守敬、沈曾植、郑孝胥等书法大家，称得上一时英豪，彼此以诗酒酬唱，相互切磋技艺，留下了不少手札。从沈曾植写给梁的一通信札中可看出二人之间的交谊。他们的书法用笔和结字上既存在某些相互影响之处，但又有明显区别。梁的书法主要在帖学框架中盘旋，路数和风格相对清晰、正统，沈提倡碑帖结合，在章草和《爨宝子碑》上致力尤深，取法多样，个性强烈。一句话，梁属正，沈属奇。梁鼎芬写给杨守敬的短简则云：“羊头已烂，不携小真书手卷来，不得吃也。”读来让人神往，不禁会想到苏东坡的“换羊书”。文人心性，可谓一脉相承。

梁鼎芬所书信札别具特色，不光在当时享有盛名，在整个清代也堪称罕见。首先是量大，梁写信极勤快，存世量在广东名士之中绝对可排第一。其次是字数少，大部分都只有几行字，多见只说一事的便条，有的比今天的微博还要短。不过，这恰恰显示出了他不拘礼数的性格。清人书札大多数为八行笺纸，抬头另起，各有规格。一般而言，写小字楷书要超过四行才算有礼数。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清末官场规矩很多，同僚之间的来往函札，很多是虚词谀颂。梁鼎芬写信喜欢单刀直入，说完即止，算是异类。内容多样，其中可见“晤来书如逢故人”的句子，有时像“薪水奉上”“石翁北行”等琐事也写上一二句，“昨夜闻嫂夫人病，专书问安好”，更是让人忍俊不禁。也有一些较沉重的，如“杨忠愍公墨迹至佳，张文襄最佩之字，亦千古不朽大节也”。再次是纸短情长。春去秋来，寒来暑往，皆有花影琴音留于纸上。春天与友人骤别，怅然提笔：“天涯相聚，又当乖离，临分惘惘。别后十二到朱雀桥，梅犹有花，春色弥丽。”到了秋天，便殷殷问讯：“秋意渐佳吟兴如何？”梁鼎芬给缪荃孙的书札更是满纸妙墨。寒天雪夜，独处枯寂，想到“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诗句，忍不住要给老友写信。某年冬天大雪，修书一封给好友吴子修：“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收到了友人来信，读完则欣然回笔：“寒天奉书，一室皆春意矣。”如果内心没有一点真正的喜悦和温情，肯定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友人读了回信，必定会心一笑。此外，梁鼎芬信笺名号之多，在清代也可以排在第一位。目前所见，计有葵霜阁、耻堂、病翁、藏山、竹根亭、鹿亭、一遽轩等等，不下五六十种。这恐怕也是多面性的又一体现。

梁鼎芬的信札，除了笺纸形制和文辞优美之外，最能打动人的，当然是书法能见情性之美。通篇笔势连贯，结字大小参差，看似信手写来，不计法度，不问工拙，实质上恰是梁个人内心郁勃之气的自然喷发。辛亥之后，梁鼎芬的命运突然发生变化。宣统小朝廷任命他为进讲师傅，专给逊帝教书，且在有生之年经历了张勋复辟这一事件—当时他正在溥仪身边当老师。梁从此进入他一生最辉煌的时代，留存下来的书札，绝大部分写于这一阶段。

梁对自己的书法颇为自矜。除了行、草书之外，楷书、行楷皆极为擅长。从梁一些比较正式的作品如对联、中堂，可以看出颜柳根底，不同时期的同类作品，有时也呈现出瘦金体的风姿，或者看到苏轼的影子。由此可见，梁的涉猎非常广泛。但这些非常正式的作品，包括一些应酬类的作品，都难免有拘谨之色，甚至偶尔呈现出做作的笔道。手札代表个人书法的最高水准，随性放浪，不拘绳墨，尽管用笔有不到位之处，却格外值得珍视，因为最见性情。用笔收放对比强烈，有的笔画收缩团成一簇，密不透风，长笔画则有数字之长，将苏黄笔意巧妙地结合起来。强调切入纸张的动作，极其醒目，精神气势外露，虽有尖薄之笔，却不显轻浮。个人心性可以一览无余，天马行空，自在逍遥，一时有一时之态，变化跨度极大，愈到晚年，愈是随性，愈是值得回味、玩味。

回顾梁鼎芬一生来看，主要取法“二王”、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人，书风的发展和形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积累期取法“二王”和颜真卿，用笔爽朗、结字略扁；变革期多取黄字面貌，用笔老辣活泼、笔画肥而不肉，细筋入骨，尤其是光绪初年中进士之前的书札，开始露出尖利的笔锋；成熟期多取苏字面貌，用笔轻巧、笔画瘦硬，到了晚年，参以瘦金体，古雅透逸之气扑面而来。书风独特，令人印象深刻，用笔刚柔相济，笔画瘦硬有力，结字方扁古雅，章法疏朗，不拘程式，落拓不羁。王森然著《梁鼎芬先生评传》云：“先生治学之余，最喜赋诗谱词……先生书体，早年近黄、柳，中年自成一家。晚年以写崇陵全徽碑，豪迈变为谨饬矣。学先生书者，胡元初（先春）、杨子远（其观）二氏，得其神似。胡失诸柔，杨失诸刚，各有其短处也。若以宋徽宗之瘦金书法，强为先生书，是诚可哂也！”又云：“先生善书，每作短札，一事一纸，若数十事则数十纸，且于起讫处，盖用图章。或问之，侈然曰：‘我备异日珍贵者之裱为手卷册页耳’。”自负之意，溢于言表。时光流逝，这些手札，真的被裱成册页，成为藏家追逐的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在书法创作上，梁鼎芬以性情为主导，艺术主张方面，始终如一地坚持帖学立场，他对于碑学的态度是“喜碑而不学碑”，迥出时流，自见心性。这在清末碑学大兴的书学环境中并非个例，揭示了帖学为少数人所坚持的状况。晚清之际，碑学兴起，同为广东人的康有为成为鼓吹者，实践上却并未做到身体力行，故而理论和实践存在落差，宏论喧天，下笔有鬼。个人前后期的政治立场也是分裂的，从一个激进的“改良派”堕落为保皇派。这一点比不上梁鼎芬。

在当下，手札已经远离了世俗生活。即便是专业书家，也远离了手札，更甚者还有搔首弄姿、无病呻吟的样态。相比之下，阅读前贤手札，处处可见温情流露。如王羲之《奉橘帖》言：“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王献之有《送梨帖》：“今送梨三百,晚雪,殊不能佳。”黄庭坚《苦笋帖》末尾写道：“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胡介《与康小范》有言：“笋茶奉敬。素交淡泊。所能与有道共者，草木之味耳。”寥寥数言，温婉感人，四时佳兴和草木之味相伴，用纸墨承载着。良友、新茶再加上窗外的好光景，深情厚谊洋溢在字里行间。这样的时光，缓慢而让人倍感惬意。梁鼎芬的手札，乃是文人尺牍中的极品，但也只有像梁鼎芬这样的人，才能写出如此有兴味的手札。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

责任编辑：刘光

梁鼎芬 行书致友人信札一组 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