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　川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



王室基督教形成后基督教对蛮族的传教特点
——以法兰克势力东移为历史背景

戎川*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法兰克王朝时期，从以克洛维的皈依为标志的“王室基督教”的形成为起点，看王室基督教形成之后，法兰克王朝在东移的过程当中，基督教对蛮族传教的特点。包括两个方面，一为这一时期传教的动因所在，第二是研究传教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点。

关键词：法兰克；王室基督教；蛮族；传教特点

一、法兰克王朝发展概况

首先简述一下法兰克王国的传承过程。公元751年，法兰克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被罢黜。他是希尔德里克家族直系第九代子孙。第一代是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在481年葬于比利时西南部城市图尔奈。整个这个时代，历史学家称为墨洛温王朝。从大约670年以后，王朝解体，无力的统治者逐渐失去了对王朝全局的掌控力。他们的代替者被称为丕平家族。法兰克的新国王丕平得到了教皇的祝圣，并且经过凃油礼而成为国王。主持这场典礼的神职人员可能是英国人，美因茨大主教卜尼法斯。这个新的王室家族所代表的王朝，称为加洛林王朝而被后世熟知。王朝的名字取自丕平的父亲查理·马特(铁锤查理)的拉丁名字。这个家族最著名的人，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也继承了这个名字。其统治区间为768年至814年。800年的时候，他在罗马被加冕为皇帝，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神圣罗马帝国”。①至此，整个法兰克王朝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高峰。

法兰克势力的东移可以说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历史。从其建立王朝之初，从作为基础的北部的高卢，克洛维攻击了其东部的邻居，科隆的里普利安人和莱茵河另一端的图林根人还有阿勒曼尼人。从这以后，这种战略方针就为后继者墨洛温王朝与丕平王朝所继承。从而成为历任法兰克国王的一以贯之的战略大方向，那就是向东的掠夺性战争，随着战争的胜利，法兰克势力的东移，随之而来的便是信仰的扩张。②

那么所谓的“王室基督教”的形成，也就是从法兰克王国奠基者克洛维开始的，他意识到以十万法兰克人的力量统治比本民族文明，人口也多的多的高卢地区，除去武力手段外，还必须从思想上控制人民，于是，在公元496年，他皈依基督教(高卢境内大多数人信奉罗马派基督教)，并下令三千名士兵接收洗礼。③企图以此来缓解被征服人民对他们的敌对情绪。这一举动即为法兰克政教联盟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克洛维的地位与声望。由此，“王室基督教”形成，世俗与神圣的联系更加紧密，揭开了新阶段基督教传教的序幕。

本文所要论述的正是在“王室基督教”形成后，法兰克势力在东移过程中，基督教对蛮族的传教特点，这里所说的传教特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传教的动因，也就是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传教事业的发生与发展；其二是传教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点。

二、这一时期传教的动因

这一时期传教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包括扩张需要在内的外部动力，又有基督教内部的动力，下面我做一个分析。

(一)法兰克王朝扩张的需要

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真理，一个王朝的建立以及扩张，想要长治久安，江山永驻，除去武力的征服与威慑以外，思想的控制更是重中之重。法兰克王朝奠基人克洛维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主动皈依基督教，并要求三千士兵受洗，因为当时他所征服的地方信仰基督教，统治思想的一致才更有利于征服的顺利与征服后的安定，国家的统一。一个是征服初期当地人民信奉基督教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基督教本身也有传教的内在因素，这是下一点要分析的动因之一。包括王朝顶峰时期，查理曼大帝的智囊团中的阿尔昆等，都是优秀的传教士，在他们的建议下，查理曼大帝有了把王朝建立成“基督教王国”的设想。④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查理曼大帝的野心与抱负，政治与宗教的结合，一个庞大的帝国。

再者，基督教的教义，也为王朝扩张所进行的征伐战争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戒口。查理曼大帝对待撒克逊人的残忍行径，就是生成声称他是用上帝的方式在做上帝的事情。不过这在《圣经》当中也确实能找到依据。《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六：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诗篇》第二章八九：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作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作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

(二)《圣经》本身具有内在的传教动因

为什么法兰克王朝和基督教成了最佳搭档，一拍即合，除了王朝扩张需要外，基督教经典内部也有内在的传教动因，借着法兰克王朝的强势，让自己的教理教义传到他们认为黑暗的角落，度化蛮族，传播信仰。这点和其他主要宗教是不一样的，比如佛教，其主张“佛度有缘人，药医不死病。”从这点上也很好的看出了两种宗教的差别。基督教是我找众生，佛教是众生找我。因此作为政治的伙伴，还是基督教最为适合。

经典内部的传教动因，在《圣经》中有很多证据可循，《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二十：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从上面所举的教义可以看出，基督教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的传教动力，这个动力与法兰克王朝的扩张需要一拍即合，基督教借助政治来传播，法兰克王朝为战争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又能在思想上控制人民。和一切战争一样，谁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所谓正义的因素，谁就是战争的胜利者。这是亘古不变的定理，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同时，这些原典经文也给了传教士们一种天职，给了他们一种责任，从而把这种教义内在的动力转化成传教士内在的行动指南。

(三)民族的同根同源性

在这一过程当中，英国人被吸引到对弗里斯兰的传教任务当中，这并不是巧合。在公元五世纪和六世纪，北部德国人中的弗里斯兰人，已经定居到了英格兰东部。这个在考古学的证据当中是可以证明的，还有在一些地名当中，以及古英语和古弗里斯兰语的接近性。包括七世纪和八世纪时，两族人的语言也是可以交流的。两族的通商也非常的频繁。⑤

英国传教士当中著名的有很多，比如威尔弗里德以及其弟子卫利勃罗，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卫利勃罗在弗里斯兰当地培养了当地的神职人员，而且还将视野越过了弗里斯兰直达丹麦。

李小树一面痴痴地盯着画稿，一面小心翼翼地伸手去触摸画稿上许春花的脸，大黑猫在李小树肩头“喵喵”大叫两声后，就纵身跳到许春花的肖像上，它的爪子毫不留情地在许春花的衣服上留下几条划痕。李小树气愤地把大黑猫装进纸箱后怜惜地看着画稿，后又没完没了地向我盘问起许春花。

此外还有一个伟大的名字，就是和卫利勃罗一起工作的卜尼法斯。卜尼法斯与丕平家族联系密切，并受其保护，使得神圣与世俗的联合更加紧密。他在改造异教徒方面也有着莫大的勇气，他曾经将象征着异教神圣力量的橡树砍掉，从而使得异教改变信仰，信仰上帝。在德国黑森州的城市富尔达，建立了最有名的修道院。⑥在卜尼法斯与朋友的信件中，我们还能看到他的彷徨，心中那份对梦想的执拗与悲伤。最后，卜尼法斯在对弗里斯兰人和撒克逊人的传教过程当中殉道，并受到后人的尊敬。

关于民族的同根同源性，卜尼法斯在738年，曾利用这一策略来对蛮族进行呼吁：“所有的英国种族与血统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们……仁慈降临于他们，是因为他们再三的呼喊，我们本来为一，有着相同的血和肉。”这就是利用同根同源来向蛮族进行宣传的例子，类似于那时候中共对国民党部队的宣传策略。民族的同根同源性，使得英国传教士们有种天生的使命，就是给他们的“老乡”传教，让他们脱离黑暗。

三、这一时期传教的具体特点

王室基督教形成后，以法兰克为中心的传教活动有一些具体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多方面的，有传教活动本身的，也有关于法兰克王国边界观的，下面我将做一个归纳。

(一)法兰克王国的“区域边界”

我们传统的边界观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是一条划分好的界限，两点之间。这种边界观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并不陌生。但与此不同的是法兰克的边界观，法兰克王国与其他地域的边界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区域”，而且其面积等等也时常处于变换的状态下。

这种“区域”型的边界是有其成因的，法兰克本身强大的实力会形成一个强大的磁场，当一个国家很强大的时候，本身对四周的辐射面积就会增加，如果国家本身很弱，就只能受到别人的辐射。记得传播学有个理论叫“文化帝国主义”，说得就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问题，我们在主流价值观混乱的情况下，就只有被辐射的份。其次，由于连年的征战，法兰克势力的东移，一般这类型的战争都是发生在边界，这就造就了一个时常变换移动的边界，⑦客观要求必须有一个区域型的边界存在。

这种边界的形成对于国家本身和传教本身来讲，是双赢的。动态的区域型辐射边界最大的作用就是同化，法兰克本身的风俗文化等等都会向外辐射，润物细无声似的影响着周围的蛮族，当然基督教的影响也包括在内，这样时间一久，是便于传教的，同时，基督教的传入又会使得周围蛮族基督教化，从而又有利于法兰克王国的扩张战争。

(二)神圣与世俗联系更加紧密(基督教的黏合作用)

这一点在王室基督教的格局形成后表现的尤为突出，比如查理曼大帝建立“基督教王国”的设想。宗教与国家的联姻，其本质就是相互利用，宗教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依仗政治的力量，尤其是基督教，为了实现其“扩张性”的教义，就必须与一个强势政治体相结合，随着其征战而扩张。这一点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比如联军侵华时期外国来华的传教士就很多，稳定与和平往往并不利于基督教的发展。

基督教与法兰克的结合，其基督教的样态就已经具备了法兰克的基因，宗教的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在人们没有戒备心的情况下洗涤人们的思想。王国用武力占领一处之前，往往就已经有传教士作为先行者进入该地区传教，这一渗入本身就已经带进去了王国的价值观，文化等等。在武力征战之后，再次大规模的进行宗教覆盖，这就是法兰克东移的主要模式，武力征伐与宗教渗入交替进行。

神圣一旦与世俗紧密结合，实际上就会表现出更多的政治因素，国家利益，政治需要，政治技巧等就会被摆在首位，神圣二字往往只能屈尊。这个关系是需要理清的，基督教依附法兰克而发展，自然要看着王国的脸色。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传教士与王朝贵族的密切联系，比如卫利勃罗的支持者是丕平家族，丕平家族赐予他领地等等，包括地方公国的贵族，也都是教堂以及传教士的赞助者，这其实对国家来讲是有利的，地方割据的这些公国，包括上层王朝的贵族们都支持同一个宗教，基督教，这本身就促成了一个统一思想的形成，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神，也更有助于国家的统一，有助于新近征伐而来的地区与王朝本身的相互粘合

可以说，基督教在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就是黏合剂的作用，王朝内部的黏合剂，王朝与外部地区的黏合剂，这种向心力是强大的。

(三)传教网络的形成(传教士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这一时期传教士们的资料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传教士之间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或互相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或激励着彼此，或由同一位贵族所赞助，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传教系统，更像是一个传教团队，而不是那种单线的，彼此不认识的关系。他们由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进取心所激励，⑧前赴后继，一同为基督的传教事业而努力。比如威尔弗里德的事迹激励了卫利勃罗，后者幼年时期便进入了威尔弗里德在里彭的修道院；鲁伯特和埃莫兰姆都是在巴伐利亚的公爵家族的赞助下传教。他们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交织，这种立体化的传教网络更容易形成合力，形成一个一致的传承，从而使得对蛮族的传教工作更能具有连续性与一贯性，不至于造成前后的不一致。这也使得各地的传教事业能够信息畅通，前后呼应，不仅对传教事业本身，对国家的扩张战争也是有着战略意义的。这让我想起了玄奘大师学成归来后所写得《大唐西域记》，太宗曾邀大师夜谈，其实就是因为大师的见闻对唐朝和西域各国的关系有着战略性的意义。法兰克形成立体网络的传教士团体，似乎也有着这样的作用，既是扩张战争的先遣队，又是战争的后援团。

[注释]

①Richard Fletcher.THE BARBARIAN CONVERSION.New York：Henry Holy And Company，1998：193.

②Richard Fletcher.THE BARBARIAN CONVERSION.New York：Henry Holy And Company，1998：194.

③尚烨.试论查理曼时代的政教关系 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1.

④Richard Fletcher.THE BARBARIAN CONVERSION.New York：Henry Holy And Company，1998：194.

⑤Richard Fletcher.THE BARBARIAN CONVERSION.New York：Henry Holy And Company，1998：211.

⑥Richard Fletcher.THE BARBARIAN CONVERSION.New York：Henry Holy And Company，1998：206.

⑦Richard Fletcher.THE BARBARIAN CONVERSION.New York：Henry Holy And Company，1998：197.

⑧Richard Fletcher.THE BARBARIAN CONVERSION.New York：Henry Holy And Company，1998：204.

[参考文献]

[1]Richard Fletcher.THE BARBARIAN CONVERSION.New York：Henry Holy And Company，1998.

[2]尚烨.试论查理曼时代的政教关系.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1.

[3]黄志强.欧洲中世纪法兰克王国历史地位评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4]赛佛林，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5]布鲁斯雪莱著，刘平译.基督教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6)01-0001-03

*作者简介：戎川，男，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2014级宗教学博士，研究方向：汉藏佛教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