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碧云*

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个体与组织的内在矛盾剖析

吴碧云*

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因为组织的局限性，使得组织的个体与组织外的个体因认知差异、非人格化、意识形态等因素与组织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矛盾。以政府组织为例，这样的矛盾深层次的原因是个体认知程度导致的与政府组织矛盾、非格化因素导致的政府组织内个体与组织自身之间的矛盾以及因意识形态差异所导致的矛盾。

关键词:个体;组织;矛盾

我们的社会是由一个个的社会组织构成的，不论是家庭、学校还是企业、政府无不是组织的具体形式，而组织又是由个人构成的，因此个人与组织之间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相对于政府组织，不管是组织其构成的成员还是组织外外的个体，我们在依赖于各级政府提供广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与它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首先是个体认知程度与政府组织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公共组织的发展呈现出扁平化的趋势，得益于各种媒介，民众对各级政府组织的决策、执行等等各个环节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用更为审慎的眼光量度政府组织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行政监督的角度来讲，民众同新媒体等其他监督主体一道，夯实了异体监督的影响力。但是，在这样的官民互动关系中，也潜藏着难以解决的难题:在思想自由的前提下，个体知识的局限性与政府这一公共组织的局限性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的理论把人看作是全知全能的人，也将组织假定为全知全能的组织，所以也将政府看做是全知全能的政府，这显然是有待商榷的。组织由诸多的个体构成，这也决定了组织自身的局限性，当然，身为公共组织的政府也不例外地遵循这一规律。而传统理论地假设不仅使政府组织中的个体被误导，更使民众对政府另眼相看，寄予其更高地期望。从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来看，政府组织的行政决策寻求理性选择，即惟一的最佳选择，但因我们的有限理性使得决策者找出最佳选择并不容易［1］。在此基础上，民众受限于自身知识或缺乏同理心的情形之下，如果对政府在有限理性下做出的决策有所质疑，而决策者又找不到解决之道时，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更为凸显了。

其次是非格化因素导致的政府组织内个体与政府自身之间的矛盾。从有限理性观点的角度看政府组织与组织外的个体矛盾之后，我们再从马克思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角度来看待政府组织的个体成员与这个庞大组织之间的关系。组织成员是组织得以运行和完成既定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成员们也依赖于组织获取他们劳动所得的回报。政府这一公共组织存在着固有的理性官僚制特征，虽然在官僚制的政府组织中，理论上“个人是自由的，对权威的服从，仅限于非人格化的法定义务”，但是现实却是官僚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扩张所带来了长期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官僚制的繁文缛节和无效率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了政府组织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组织中的个体必须臣服于组织的局限性，采纳组织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判断。然而，尽管组织成员成长于大致相同的风俗习惯等社会环境之下，但他们的价值观行为准则肯定不尽相同，而他们又需要顺应于组织，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府组织中的成员与政府就有了内在的矛盾。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把这些组织中的个体看作为纯粹的经纪人，假定他们加入到政府组织中只是为了获取报酬而付出劳动，愿意在组织中扮演纯粹经纪人的角色，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是，这样的状况并不会发生。由此看来，政府组织内外的个体都与其之间有着必须缓和的矛盾。

再次是个体因意识形态与政府组织之间的矛盾。“人们可以常听到，历史中有位名叫苏格拉底的人物，他与当时的公权力之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难忘的概念碰撞”［2］。从古希腊著名的苏格拉底审判就可以看出，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长时间以来，《苏格拉底自辩篇》象征着自由表述的被侵害，从《苏格拉底自辩篇》可以看出，其基本问题是:思想自由与政治生活之间能否共处?或者是必然的水火不容?直到现在，这一引人深思的哲学问题都很难定论，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扩散到更为多元、复杂的社会领域。所以，除了前面所提及的两种矛盾以外，更加棘手的矛盾则为民众的意识形态与政府的倡导相左，这种矛盾更加难以调和。例如关于香港政改产生的占中与反占中等等一些列事件，其争论的焦点是香港行政特首的选举方式［3］。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普选方案受到泛民团体的质疑，认为方案中核心的选举人提名权被加以限制，被秉持“普世价值”观念的部分民众看做是“形式上的普选”、“不符合国际标准”。个体的认知等因素与政府组织之间产生的矛盾，尚可以透过建立更加高效的沟通机制加以缓解，而这种因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分歧而产生的矛盾则更为激烈和难以解决。

不管是政府组织内部的个体还是组织外的个体，都与组织有着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以我国实际情况来说，这些矛盾随着国家层面的改革正在不断弱化和解决。例如，新权威主义大背景下的基层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高层官员同侪选拔机制的逐渐确立，不仅夯实了基层民众的政治权力也避免了个体认知的局限性对高级别官员选拔的影响。我国不断推进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和行政组织的扁平化趋势也意在增进沟通、化解分歧。

［参考文献］

［1］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穆勒.论自由［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3］South China Morning Post.http://www.scmp.com/topics/universal-suffrage.

*作者简介:吴碧云(1990-)，男，湖北仙桃人，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组织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6)05-01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