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光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西南宁530007）

启动修志和第一轮修志期间的《广西地方志》期刊

周永光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西南宁530007）

广西开展修志的同时创办《广西地方志通讯》，发挥传达修志方针政策、探讨方志理论、研究修志方法、考证史志资料、交流修志信息的作用。1987年《广西地方志通讯》改名为《广西地方志》，至2000年底，刊物在第一轮修志期间增辟了新志评论、争鸣园地等栏目，为提高新编志书的质量服务。本文着重介绍广西广大修志者的学术探讨的成果及其影响。

方志期刊；学术探讨

（一）

1981年9月，自治区党委决定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广西通志馆。次年8月，自治区档案局把组织指导市县修志的任务移交给通志馆。10月，通志馆创办《广西地方志通讯》（以下简称《通讯》），为推动全区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的开展服务。当初无专职人员，编刊工作由党总支书记李鉴兼任。1984年原广西社科院《学术论坛》编辑雷振祥调入通志馆，专门从事《通讯》编刊工作。次年调走后，通志馆市县志研究室副主任苏锡贺接任。1985年秋，从部队转业到通志馆的周永光被分配到刊物编辑部。次年，苏锡贺返回研究室，室里另派贾晓霖到编辑部工作。

《通讯》为内部刊物，16开本，正文以5号字印刷。1982年仅出1期创刊号，5个印张80个页码；1983年出版3期，分别为120余页、40余页、50余页；1984年到1986年每年6期，大体固定在4个印张64页码左右。《通讯》总共出版了22期，此外，1984年12月还出了一期65页的《全国南片县志稿评议会专刊》。

《通讯》的栏目有：“讲话”“文件转载”“方志论坛”“修志经验”“志稿评论”“方志方案（篇目）选登”“民族·民俗”“人物”“物产”“史志资料”“修志动态”等，22期共刊出文章551篇。其中“讲话”共登34篇，“文件转载”19份。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关于修志工作的言论，董一博、梁寒冰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和韦纯束、莫乃群、林克武、钟焕昭、骆明、黄云、张景宁、陈德华等自治区、军区领导的讲话，中国地方志规划纪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的全区地方志工作会议纪要，以及作为示范的南宁地区颁布的有关修志的文件的刊出，对全自治区各单位、各市县修志的启动和开展，发挥了引领和推动作用。通志馆领导的讲话则着重在编纂业务的指导。

“方志论坛”登载文章63篇，多为介绍方志基本知识、分析史志之异同、志书编修的体例和各门类记述的要求等。《通讯》1986年第3期为《〈广西通志〉修志人员学习班讲课提纲专辑》，在公布《广西通志》编纂方案（草案）之同时，刊登吴国强、谢永雄、唐崇锦、唐志敬、梁茂宏、卢启勋等六人，分别讲方志流源和广西方志的历史、方志的性质特征与功能、编纂新志书的指导思想、方志的体例和篇目、专志编纂的资料工作、关于专志的编写等，共六个课题的讲课提纲。1986年5月14日广西地方志协会成立，同时举办首届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84篇，其中14篇刊载于当年第4期《通讯》上。1986年第6期刊登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张有隽《关于民俗志编写的几个问题》的文章，阐述了民俗志编写的目的和意义，指导思想和编写原则，并参照民俗学理论和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民俗志记述的内容、体例和篇目，在区内外都受到关注。同期还刊登了广西师范学院杨焕典《地方志中语言志的编写问题》，文中逐章介绍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帮助河北省昌黎县编的《昌黎方言志》，使各县写语言志有样可参、有师可法。

“修志经验”登载文章29篇，为一些修志单位开展工作的体会和修志者编写的心得。例如创刊号所登的《加强队伍建设以专带群写新志》《在修志中发掘地方个性的一些体会》，1984年第4期的《谈谈口碑资料的收集和整理》，1985年第5期的《九改篇目体会》等。

“方志方案（篇目）选登”“志稿评议”这两个栏目是修志工作启动时期特有的栏目。前者登了16篇，包括《广西通志》编纂方案、《广西体育志》篇目，以及宁明、扶绥、大新、宾阳、横县、上林6部先修县志的编目（纲目）等；后者登了评议16篇，加上《全国南片县志稿评议会专刊》所刊则共达37篇。评议文章除了1篇《〈宾阳县志〉编修述评》和3篇评外省的县志稿外，23篇皆评议作为广西县志试点的《宁明县志》稿。评议者，除兄弟县县志主编和通志馆人员外，还有前来参加南片县志稿评议会的七省的修志者。评议文章对志稿长处说长，短处揭短，对错误提出改正意见，毫无忌讳，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成书的质量。

“民族·民俗”“人物”“物产”所刊文章分别为28篇、24篇、17篇，概述广西的各个少数民族情况，记载有壮族、瑶族的一些风俗习惯；论述民族英雄冯子才、刘永福、吴凤典，蒙大等，为韦杰三烈士、瑶民起义领袖凤福山等作传略，也记录陆荣廷、马盛治之类人物的事迹；物产栏目涉及蛤蚧、三黄鸡、白乌猿、荔枝、沙田柚、东兴石雕、融安竹席等。刊物开设这些栏目，组织相关作者撰写介绍性的文章，一方面是为各地修志提供一些参考资料，更重要的是启发修志者要注意研究本地的社会状况、风物民情，以便突出志书的地方特点。通志馆馆长莫乃群尤其重视历史人物，认为通过研究重要人物可以深切地认识历史，而发掘和弘扬某些乡贤的事迹，更可以充分发挥地方志的教育作用。他还组织广西各高校老师和科研单位专家学者为《广西历史人物传》撰稿，编辑成册，连续出版，第一辑卷首的编辑说明，目的就是“配合我区各市县修志的需要”。

“史志资料”栏目登出的文章多达155篇，内容甚为丰富，主要是介绍近、现代广西的典型事物和重大事件。如最早的锡矿、最早的电讯、最早的公路、第一所正规大学、宝桂鼓铸局史略、解放前龙州商业兴旺与衰落、古代外贸港口合浦、北海港的地位与沿革、梧州开埠前后、大新土司制度初探、南丹的莫氏及其宗族、武靖州考、石达开回师广西、容县华侨史略、西林永安教案始末、黑旗军述评、苏元春抗法、广西人民在中法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孙中山在广西纪要（上、中、下）、“四·一二”政变中的新桂系、红军长征过广西、日军入侵广西及其暴行、“北海事件”和北海军民的抗日斗争，等等。介绍地理情况的有牂牁江考、谭蓬运河的变迁、龙虎关、容县都峤山、巍巍十万山等。为帮助修志者掌握地理知识，《通讯》还请专家写了《历代地理名著简介》，在1984、1985年的刊物上连载。1986年第1期还刊出《〈广西通志·大事记〉体例叙述三则》，既提供史料亦为编写作参考。此外，《通讯》也对一些史籍作介绍，如《明代〈广西通志〉佚书考》《林富〈广西通志·外志〉订误》《〈西事珥〉与〈峤南琐记〉》等。

“修志动态”刊登的信息有130多条。《通讯》创刊号对广西两年来的修志作了概述。《通讯》各期对融安、钟山、靖西、桂平等县成立或调整县志编纂委员会，广西师大历史系主办两期地方志培训班，太平天国研究会1985年年会在宜山举行，《二十四史广西资料辑录》即将出版、吴西将军关怀修志工作、岩溶地质研究所帮助宁明县审改《地理志》等，陆续作了报道。各地修志进展的通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其他消息或为修志提供资料线索，或为争取外援开启思路。《通讯》还为下乡镇调查核实情况以身殉职的宾阳县志办朱渔夫同志作了专题报道，对广大修志者是个激励。

除上述栏目外，《广西地方志通讯》编者还以本刊评评论员、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1986年6月《上林县志》定稿会上，人们异口同声称赞其《地理志》写得好，本刊编者知道上林写《地理志》参考了一份大明山综合考察报告，因此专门写了《注意运用科学调查资料入志》一文，经领导审批后以编辑部名义发表。宾阳、宁明等县志也都注意记载生态环境问题。据此，1987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广西新县志敲响的警钟》的报道并配发评论，呼吁社会重视环保。在市县志编修进一步发展，广西通志也全面铺开的形势下，本刊编者还写了一篇短评：《一个值得提倡的好办法》，主张区直各修志单位与市、县志办进行联系，相互协作。因为看到水利电力厅修志的专家对县里送志稿来请求给予审改，十分热情负责，经过审改的篇章的质量有了保证。

（二）

1987年1月，《广西地方志通讯》改名为《广西地方志》。同年10月获国内统一刊号：CN45—1034。1991年6月获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434X。刊物成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它在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由广西通志馆主办，（1998年第三期起增加广西地方志协会为主办单位），并接受广西新闻出版局的管理。

1987年广西第一部新编志书《宾阳县志》问世，到2000年全区的市、县志和《广西通志》大部分专志已出版，当年11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发文批准开展第二届（后改称“轮”）三级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广西地方志即转入了续修阶段。1987—2000年《广西地方志》期刊的中心工作是围绕第一轮修志提供服务：“探讨方志理论、研究修志方法、考证史志资料、交流修志信息。”14年间，刊物共出版84期，每期4个印张64页码，用5号字排版，一期10万字。刊物于1988年起每期增至5个印张80页码，1991年恢复为4印张64页码。但后来有三期评志专辑和一期会议专辑，页码增至70余页到120余页不等。刊物编辑部还策划编辑有《县志主编经验谈》，32开本6个印张，1988年4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还编辑有《广西新编地方志展览》画册，16开本16.5印张，2000年12月印行。

1987-2000年的84期共发表文章2464篇，其中“讲话”和“文件转载”259篇；“方志论坛”421篇、“争鸣园地”52篇、“新志评论”256篇；“志书编写”549篇、“经验交流”和“工作研究”108篇、“志文选登”20篇；“史志资料与研究”289篇；“文摘”154篇；“志坛信息”356篇。

刊载党和国家领导、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自治区领导关于修志问题的讲话，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文件，是《广西地方志》期刊实现指导性之必须。1987年第3期开设“特辑”，转载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文献，包括万里副总理和胡乔木、胡绳、曾三、张文寿的讲话和报告。特别是胡乔木批评政治化倾向，指出地方志是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汇集的讲话，是针对我国修志形势指出的地方志工作的方向。同年第5期，《广西地方志》又将《胡乔木关于撰写〈中国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条目释文的意见和对“毛泽东”条释文的修改》刊出，为修志避免宣传色彩坚持科学态度，提供权威性依据。1990年1月胡乔木在上海听修志汇报时的谈话，《上海方志信息》61期发表后，广西随即转载。1993年第4期《广西地方志》转载当年1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邀请相关学科专家学者评论新志书的《会议纪要》。同时将从《湖北方志》上看到的原载于《学习》1992年创刊号的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道刊出。1993年第6期《广西地方志》又转载了盐城市志编委会茆贵鸣写的纪念文章《胡乔木与地方志》，给修志者学习参考。

领导的讲话，除了它在推动修志工作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外，编辑部还注意其学术方面的内涵，依时为序将自1982年以来自治区党政领导刘毅生、莫乃群、林克武、韦纯束、张景宁、骆明、乔晓光、覃应机、李振潜、马庆生、袁正中等人的历次讲话加以整理，对有原则性意义的部分进行摘录，在《广西地方志》1998年第1期上结辑重新发表。自治区原主席韦纯束为经过广西师大老师点校重新出版的清嘉庆谢启昆主修的《广西通志》写的《序》，以及他三访上思县旧战场核实国军三九二团韦灿团长率部对日军作战和牺牲地点的情况，刊物也予以发表和报道。这对修志要重视研究和利用旧志，要重视实地考察，要客观公正地记载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无疑起了示范作用。1993年7月在新编地方志评奖会上发现某县志给该县籍的已故原自治区某领导立传，对该领导被撤职之事避而不记。韦纯束当即插话说：这位立传领导的历史地位和功绩还可以写得更充分些，但重大错误和过失也不该隐讳。并引用中央领导的有关讲话，为宣传方志要功过并书，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广西通志》某志稿记载三十多年来各种矿难共死了两千余人，韦纯束同意记载死亡数字。而当时的有关编辑却说属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要保密。自治区党委书记乔晓光指出，修好志书，最关键的问题是坚持实事求是，首先在于事实是否准确，写真实情况得有勇气。他还提笔写了修志歌：“万代千秋业，精修写绘编，唯实生命线，质量最为先。”送给全区修志者。自治区原副主席、原社科联主席骆明也指出地方志的高质量是敢于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和现状。批评一些县志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避、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莫乃群是与郭沫若、费孝通、翦伯赞同辈的广西的文化名流，晚年重病缠身，发表讲话和和著文减少，但在他不多的关于修志的言论中却颇含深意。例如他说“志和史有区别，也有联系，史可以作为志里面的一部分。”就为方志内容的安排和体例的探索，提供了思路。

“方志论坛”“争鸣园地”“志书评论”三栏目的文章共达729篇，反映第一届修志期间人们探讨方志理论热情之高涨。1990年春调到广西通志馆任馆长的冼光位读了一些新志书后，连续写了《应重视记载经济投入》《扶贫入志思考》《县志总纂思考》（合著）陆续在刊物上发表，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受到修志者的欢迎。例如只以产值论英雄，而没有记载投入，看不出因果，不清楚其实际效益，无从去总结经验或教训。此观点揭示了经济部类编写的要害，很值得重视。他在《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3期上发表的《略论新方志的同一与差异》，获广西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被《中国档案管理精览》列入《方志原理》栏目摘载。1996年接任馆长的蓝日基，次年也写有《以罗尔纲为榜样认真编好地方志》发表在《广西地方志》1997年的第6期上。周永光《对本届修志若干问题的思考》刊登在《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4期上。“方志论坛”登载最多的是区內作者的研究成果或学习心得。例如1988年第6期所载张汉宁《如何写出个性》，就是他阅读新出版的《内江市志》和玉山、渭南、镇雄等《县志》的人物传的札记，将这些市县志人物传的优长介绍给方志界共享。同期还登载翟光《新方志反映历史经验教训之我见》一文，讲了该反映哪些经验教训和怎样反映两个方面。还摘载了《人民日报》1988年9月1日黄良正评新志的《教训的记述》。翟文和黄文都指出了已出版新志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提高质量应该努力的方向。

“争鸣园地”对修志中的疑点展开讨论，一题一议，简明扼要，能使人开窍。例如志书体例是“横排竖写”，1988年第6期就发表韦纪科的一篇短文进行争鸣，以《凤山县志·大事记》（稿）的一条目为证，说明倒述在志书中不该禁绝。有人说“志书只记是什么，不记为什么。”1989年第2期“争鸣园地”发文指出这个主张不科学。1989年第6期转载有一篇《地理志改自然环境志质疑》，探讨编目更改的理由。对于是设“行政区划志”还是设“建置沿革志”，志书编写时要不要提炼“主题”等，“争鸣园地”也有讨论，自治区民政厅邓敏杰、通志馆雷坚等都发表了意见。鉴于一些评稿会上要求在政府志（篇）中设“政绩”章节的呼声颇高，钟山县志办的韦洪宇提出设“政绩”章有诸多不妥，其《政府志不宜列政绩》一文在1993年第1期刊出。民间习俗如何入志，一些禁忌迷信要不要入志，方志界有不同看法。《广西地方志》1995年第1、第3期连续发表《习俗入志三难〈》《〈天人感应说〉议》《我的民俗志观》三篇文章同场发声，可帮助修志者知道如何定夺。志书人物传可否运用文学笔法，方志界多年来争论不休。《广西地方志》1997年第1期也同时发表《文学与历史不宜机械分开》和《漫议〈史记〉与修志》见解相对的文章。同年《中国地方志》第4期以《志传中运用文学笔法在有关刊物中的争论》为题，转载了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对于修志队伍的构建，也有不同看法。陈曼平在《广西地方志》2000年第5期上发文《“专家修志”格局论有失偏颇》，认为从现状考虑，修志体制格局应改为“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志办实施、专家主编。”为了给读者了解全国方志学术界情况提供一个观察孔，刊物编辑部韦韩韫、李小建对《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的200多条目中有关内容进行摘录，加上周永光摘录的国家修志领导者的重要言论，整理出修志主张、方志性质功能、志书质量、方志源流、方志学建设、修志组织管理6类，编成《当代方志学者见解类编》。上编在《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1期上刊出，读者认为颇具资料价值。

“新志评论”是《广西地方志》甚为活跃的版块。广西第一部新编县志《宾阳县志》一问世，刊物就在1988年第3期上刊登了三言、唐涛、卢家瑾等人的文章就其资料质量、文字表述、图照得失发表评论，同年第5期又刊登山东省及桂林、梧州的作者就县志整体、县志经济篇进行评论。第6期又发表《论〈宾阳县志〉的“长”与“短”》《〈宾阳县志〉军事篇的商榷》。《广西通志》的第一部专志《体育志》出版，1989年10月8日召开了发行大会。韦纯束、覃应机到会讲话，自治区体委主任《体育志》主编张树武报告编纂的作法和体会。刊物于次年第3期刊出密加凡、杨静琦、钟文典、谢永雄、雷坚的文章，对《广西通志·体育志》作了评论。迄2000年，《广西通志》专志在刊物上接受过评论的有体育志等8部专志，市县志接受过评论的有宾阳等30部志书。刊物1999年8月为《广西通志·政府志》出了评论专辑，评论者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杭州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广西师大教授钟文典、粟冠昌，广西大学教授高言弘、安徽大学副教授林衍经、广西民族学院副教授秦慰俭，《中国地方志》主编诸葛计、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孔令士，广东、天津、武汉、河南、贵州等地方志编委会的黄勋拔、郭凤岐、朱文尧、鲁德政、张桂江，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詹宏松、《广西日报》副刊主编张谷、中共广西区党委调研员黄滨、广西通志馆的冼光位、蓝日基、罗解三、刘肇贵、龙廷驹、雷坚、谢永雄、王炬、陈曼平、周永光等。评论认为《广西通志·政府志》“高屋建瓴”，是“史志结合的成功之作”，“博而尤要的施政大观”，“特点鲜明实事求是”，同时也“实话实说”指出其不足之处。

市志开办评论专辑的有《南宁市志》和《桂林市志》，分别为刊物2000年第3期和1998年的第4期。评《南宁市志》的评论者阵容与评《广西通志·政府志》的相当，南宁市志办主任杨德辉说市里对这期《评论专辑》很感兴趣，评价很高。南宁地区方志办副主任黄祖琼说，他们12个县的修志人员八成换了新人，刊物是他们培养和提高业务能力的良师益友，没有围墙的学校。《桂林市志》评论者为六省市的方志专家魏桥、黄勋拔、杨静琦、郭凤岐、梁滨久、李明，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安徽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的老师于希贤、赵虹、陈桥驿、林衍经、张家璠，《中国地方志》主编诸葛计，广西通志馆的领导冼光位、蓝日基、梁超然、晏源源、罗解三等。刊物编辑部周永光将《桂林市志》与同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绍兴的《绍兴市志》作所载资料的比较，写了15000字的《漫议方志取材》。上海图书馆编的《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把《漫议方志取材》列入“方志学”栏目收录。与外省、市、县方志界交流，学习其长处可以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能力。黄勋拔是国内外知名的方志专家，他在《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1期上发表的《广东新志书的整体评估和改进意见》很精辟，刊物于同年第5期予以了转载。《徽州地区简志》是内容精彩、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佳志，编辑部钟志环写了《一部值得借鉴的地区简志》发在刊物2000年第5期上，供修地区修志者参考。

“志书编写”是刊物中的最大版块，发文达549篇（包括1995年第5期起增开“年鉴编写”栏目所发文章），是帮助第一届修志人员具体掌握修志编鉴原则和编写技能的课堂。刊物于1989年第2期、1990年第1期和1991年第1期，相继刊载了《广西通志》编写学习班、县志主编培训班、县志经济部类编写研讨班的共30课的讲课提纲，授课者有唐崇锦、唐志敬、梁茂宏、卢启勋、谢永雄、严正、罗解三、吴国强、晏源源、龙廷驹、黄汝珍、周永光、童建飞、黄曙光、苏锡贺等。通志编写学习班讲授：志稿撰写的条件和准备、编写的步骤和要求、志书的文字表述、反映规律彰明因果、数字和图表、行文规范；县志主编培训班讲授：县志编纂的指导思想、资料问题、总纂工作、如何编写县志的卷首、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部类，以及人物志和附录；县志经济类研讨班讲授：如何编写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水利、工业、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和邮电、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商业、财政、金融等专志，以及数字入志的规范化。这些课题的讲授迎应了当时通志和市县志编修进展的需要，期刊发行供不应求，还有外省闻讯而来求购者，只好再版。读者反映在各课题中，如何编写地理部类、军事部类讲得较为清楚明白，后者还被编入《中国当代方志编纂学研究》，由方志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鉴于全国新编县志已有一批问世，刊物编辑部策划邀请率先出版且质量较好的萧山、宜丰、渭南、崇庆、淮滨、高安、宾阳、巴林左旗、黎平、如东、武进、玛纳斯、盐池、上林、阳城等27部县志的主编、副主编撰稿，辑为《县志主编经验谈》一书，请莫乃群作《序》，于1988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来新夏教授在江苏五县市主编座谈会上称赞广西选辑的“《县志主编经验谈》尤能开阔眼界”。（见《江苏地方志》1993年第3期）

“史志资料与研究”栏目登载的文章很丰富，有新资料，有专家的力作，还有深入的考证，提出新的观点。钟文典教授曾指定《广西地方志通讯》为其研究生学习广西历史的必读书。以1987年的6期为例，此栏目发文就有31篇，其中有唐志敬《清代广西的绿营兵》、莫济杰《关于新旧桂系军阀的几个问题》、郑家度《广西银行的内帐》、沈奕巨《靖西县简字营义勇墓考》、彭大雍《刘永福早年参加天地会考实》，特别是同年第2、3期上连载的，1960年通志馆中法战争调查组在钦州冯子材之孙冯承鉁先生手中获赠的钦州文士林绳武写的《冯子材传》（暂名，书稿前后数页脱失，原文经吴国强分段标点），史料价值甚高。1991年第4期所刊游金生、雷六《侬智高在大理有新资料》，为解答史籍所谓“智高遂不出……不知所终”的疑问拿出了实证。1993年第1期刊登的1926年8月《广西省农民部长陈协五调查兰农惨案报告书》，是研究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1994年第4期和1995年第3期所发南宁警备区原司令员刘树国整理的两次《侵桂日军番号及经由路线》及配发的日军序列和经由路线图（图由编辑部设计绘制），是一分既详实又明晰的力作。1990年2、4期的徐杰舜《晚清广西基层政权组织述略》《壮族的形成及源流》，1995年第4期徐杰舜罗树杰合著的《元明清广西实行土司政策情况述略》，对修志者是很好的参考。白耀天、李家发、陈新建、樊东方、何成学、曹光哲等都为《广西地方志》写过历史考证文章，1996年第6期所刊白耀天《“僮”称缘起考异———对《广西百科全书》等说法的商榷》最有意义。2000年第4期登载的日本滋贺大学教授卢崎哲彦著、广西师大莫道才译、廖国一校的《唐代古桂柳运河“相思埭”水系的实地勘访与新编地方志的记载校正》，是严谨治史的极佳借鉴。从1999年第1期起，刊物将已出版的《广西通志·大事记》分段连载，为各市县各相关专志编写提供参照。首篇所记秦戌五岭和灵渠开凿的时间，以及南海郡、黔中郡包括今广西何县市，编者对不同说法附上了注记，告诉修志者对历史疑点应该多说并存。同期，刊物还将梁茂宏、钟文典、何绍榜、龙凤斌为《广西通志·人物志》写的楚圆、萧朝贵、韦国清、黄是勇4篇传记试写稿刊出，供写传者借鉴。

“文摘”在刊物中所占版面不大，但所摘皆经精选。例如《江西方志》1989年第4期登载有庐山接待委员会办公室殷荫元写的《毛泽东看〈庐山志〉》，记述有事情经过，以及毛泽东“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的讲话。此文是反映老一辈革命家重视地方志的第一手资料，《广西地方志》1990年第3期作了转载。《广州史志》1988年第1期饶展雄、黄艳嫦的文章记录有胡适在台湾省市县文献委员会上关于搜集、保存和发表原料的讲话，傅斯年评论二十四史中《宋史》的价值最高，因为它保存材料多，整理删除少。《广西地方志》1989年第5期对饶、黄之文加以摘载，让人们了解海峡对岸学人的治学理念。江苏省新沂县志办周维仁在刊物上发文称，他们写水利章时，现任局长只给成就方面的材料，不提供失误的材料。退居二线的老局长明白修志大义，无保留地提供资料。此则消息真切地反映为尊者讳的世俗观念和怕影响关系的顾虑，是地方志编成科学的资料书的一大障碍。《广西地方志》1992年第5期以《老局长的行动》为题，将新沂县的故事加以转载，希望都向老局长看齐。1995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登载有张羽生《易水说戏》一文，说有位作家到易县寻找灵感，要写荆轲的电视剧，让作者帮他出主意。张说《史记》易水送别之记述为不合理的虚构，不可取。《广西地方志》将其转载于1996年第1期的封三，加上按语和标题，题为《文学与历史不该混淆》。1988年《方志研究》第1期登有魏钢强分析“附录”的文章，《广西地方志》编者觉得魏文对“录”体的分析在理，以《附录三种》为题，摘载于刊物1988年第3期，给广西的修志者参考。

“志坛信息”报导各地修志的进展、学术的活动、出书的消息、志人的事迹等。先后刊登有《广西通志·农牧渔业志》主编胡方明、那坡县志办杨茂春、环江公安史志主笔覃焕壁、军区军事志编辑室杨胜德、《桂林市志·市政建设志》主编周绍文、《南宁市志》顾问兼编纂林敏、《宜州市志》主编韦甘睦、《田阳县志》主编覃绍宽、宜州市志办谭明均、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钟文典、《广西通志·军事志》主编谭开先、南宁市林业局覃芝馨等人，以志为志辛勤奉献的故事。为第一轮修志录下了一些代表性的修志人的鲜活资料。同时，刊物还登有黄汝珍整理的若干年的《广西修志大事记》。编辑部还在每年末期上登出该年所发文章的总目录。作家钟毅在其报告文学《志在广西》一书的后记中说：“给我帮助最大的是一本名叫《广西地方志》的期刊”，如果没有它的资料，只靠短时间采访，“眼前这本书是肯定写不出来的”。

《广西地方志》期刊在第一轮修志期间，编辑部的同志在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积极宣传存真求实修志方针，为组织修志者探讨理论、研究编写方法、促进志书质量的提高，而尽心尽力工作，为修志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区内外方志界有较大影响。《中国地方志》选登省市方志刊物工作经验，只有上海、广西两家。（见1992年第5期《中国地方志》）

K291/297

B

1003-434X（2016）06-004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