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畅

“批判的科学”：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范 畅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科学；批判；辩证法

面对20世纪科学观念狭隘化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识到，马克思给自己的作品冠以“批判”是有深意的，由此开创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向，最终却引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危机。孰不知，经过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步步推进，批判已经成为马克思理解科学的重要维度，从而实现了西方科学观念史上的重大变革。深入挖掘和整理马克思“批判的科学”概念，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及其引发的问题

罗素曾经说过：合乎科学始终是马克思的目的。[1](P383)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不管人们怎样评论他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诚实无偏见的科学结论。[2](P415)但是，恰恰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这个问题上，学界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西方传统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界向来瞧不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地位，认为马克思用道德情感和黑格尔形而上学取代了科学理性，对待证据不够严谨，没有采用现代科学方法。[3]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地位而斗争，以致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两大对立阵营①。前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实证科学，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是历史决定论。在后者看来，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成这样的科学，那倒不如说它不是科学，而是哲学，是批判理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清楚看到了这两种观点的理论缺陷，进行过并不成功的调和。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具有实证科学性质，是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的科学，而且愿意接受这样的科学标准的衡量。但是，为了把社会理解成在历史中形成的有机体，进而达到促进社会变革目的，从一开始就需要建立关于社会历史的一般性观念，将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理性化，这是传统经验科学所做不到的，也不能完全用传统经验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马克思在他的科学研究中运用了“批判”的方法。

马克思是如何理解“批判”的？哈贝马斯认为，在马克思的时代，批判是理性的同义词，它引导人们感知进步与善的东西，是识别正确的东西的媒体，甚至达到了正义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程度；它像能量一样，无休止地推动理智前进，甚至最终让理智转向反对自己。[4](P259)实际上，这就是“哲学”。康德就曾自豪地把自己称作哲学家。但是，与康德不同，马克思不再把批判理解为哲学，而是对哲学的克服。马克思充分发挥了在词源学上“批判”与“危机”相关的特点，使他的批判理论演绎成了一种危机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原本意义上的危机理论。”[4](P266)尤其重要的是，哈贝马斯强调马克思是从社会劳动辩证法中，用唯物主义思想来理解危机理论的，由此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性和实践性，这是传统哲学和科学所不具备的。

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批判并不彻底。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进行了自然科学化的说明，淡化了理论的批判色彩。后来恩格斯对这一原理作了进一步的自然主义描述，而马克思再也没有明确反对这种描述。这一倾向的结果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成为实证科学，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客观世界的规律，马克思的理论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危机理论和革命理论。这种情况能在马克思眼皮子底下出现，并且成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哈贝马斯认为，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忽视了对批判本身的反思：马克思不仅应该指出科学同哲学不同的要素，而且也应该澄清批判本身那些起源哲学而与实证科学不同的要素。[5](P238)这样，哈贝马斯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科学”地位：它在形式上处在历史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还没有成为它所应该代表的那种独特的科学理论类型。

面对20世纪科学观念狭隘化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现象，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特性，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然而，这是以牺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地位为代价的，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危机。哈贝马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试图在批判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调和，但是：第一，他没有把批判当作科学来理解，反而在哲学与科学分离的时代背景中强调批判的哲学性质，结果割裂了批判与科学的内在关联，重新陷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还是哲学的困局；第二，虽然意识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与康德、黑格尔有密切联系，却没有充分论证科学概念是如何由于批判方法的介入，而从康德、黑格尔再到马克思，一步步实现伟大变革的。缺失了这两个方面，哈贝马斯难以完成他的理论使命。

我国学界一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但这一判断主要以传统经验科学标准为依据，局限性明显。近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受到重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证科学还是批判哲学的争论随之爆发。课题史表明，如果我们仍然处在西方学界论题范围内而没有新的突破，争论就没有多大意义。

在本文中，我要集中处理三个问题：作为科学的批判概念如何在康德体系中形成的？黑格尔对批判科学概念进行了哪些改造和拓展？马克思又是怎样吸收前人成果推进科学观念变革的？最后，我要论述马克思“批判的科学”思想对于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问题百年纷争的理论效力及其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实践中的现实意义。

二、“批判的科学”在康德体系中的形成

批判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早在1770年康德为争取编内教授席位完成的答辩论文《论可感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中，康德的批判思想已经诞生，并成为康德的重要科学方法论。这篇论文有两点最值得关注：第一，康德区分了感性和理性；第二，康德认为无论感性还是理性，都源自物自身。

对感性和理性进行严格区分的方法，就是批判。此时康德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批判方法对于科学的重要作用。他在第30节结尾处写道：关于方法、尤其是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而言，一旦经过审慎的研究被精确化，它就会成为一门预备的科学，对于所有想深入研究形而上学自身奥秘的人都将功德无量。[6](P430-431)

但是，感性和理性都源于物自身的观点，没有什么新意。答辩十余天后，康德在致友人信中承认这篇论文存在“急于求成的错误”。[7](P28)九个月后，康德再次提到这篇论文：“由于一些错误，这篇论文本身好像已经不值得再版了。因此，使我恼火的是，这部作品不得不如此迅速地蒙受人类的一切辛劳必将蒙受的命运，即被人遗忘。”[7](P31)康德两次提到的“错误”，就是他仓促间做出的结论：感性和理性都源于物自身。康德很快就认识到这是不对的，进一步的思考迫使康德不得不承认纯粹知性观念既不是来自于物本身，也不会影响物本身的存在。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这些物不是按照它们刺激我们的方式被给与我们的，如果这种理智表象是建立在我们的内部活动之上的，那么，这些物究竟是怎样被给予我们的？理智表象与并非由自己产生的对象之间具有的一致又来自何处？纯粹理性关于这些对象的公理又来自何处?既然这些公理与对象的一致并不借助于经验，那么，这种一致又来自何处？”[7](P34)一句话，科学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正是《纯粹理性批判》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康德用了十年时间，思虑之艰苦可想而知。突破点一定发生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个时刻，那时康德不得以把物自身与现象区分开来。非常清楚，康德取得这一“哥白尼式”突破的关键仍是“批判”。那么，康德究竟如何理解“批判”的？

(1)批判必须体系化。什么是体系？康德说：“我把体系理解为杂多的知识在一个理念之下的统一。”[8](P531)康德对独断论哲学家沃尔夫有诸多批评，但高度赞扬了沃尔夫的缜密精神，认为沃尔夫在科学的体系化方面作出了榜样。在“先验方法论”中，康德甚至得意地把关于体系的艺术称作“建筑术”，认为正是体系化才使平常的知识成为科学。康德按照体系化标准来衡量他的批判：“批判是为了促进一门缜密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所采取的必要的、暂时的措施，这种形而上学不得不必然是独断地、按照最严格的要求系统化地、从而符合学院要求地(不是大众化地)予以阐述的。”[8](P21)可见，康德是把批判当作科学来理解的。

(2)批判就是区分、辨别和澄清。在这个意义上，批判并不增长知识，而只是对已有知识的“否定性”(negative)审查。一般说来，人们总喜欢不断扩展和增长知识，而不喜欢对知识进行否定性的审查，甚至把否定性审查看作知识增长的敌人。但是，否定性审查也有其特定作用，那就是防止错误，在康德看来，这比知识增长更重要。康德说：“它的用途在思辨方面确实只是消极的，不是用于扩展我们的理性，而是用于澄清我们的理性，使它避免失误，这已是收获颇丰了。”[8](P40)其实，这个“消极的”(negative)审查正是当代科学不可或缺的批判精神。

(3)批判具有确定性。人们在理解康德的批判概念时，往往较多关注其否定性或消极性方面，认为批判不是建设性的。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批判不仅使理性受到怀疑，而且还使它受到原则上的证明。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康德把理性的认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独断论阶段、怀疑论阶段和理性批判阶段。在第一阶段上，理性处在“童稚”时代；在第二阶段，由于经验而学会了谨慎地判断；但是，理性还需要发展到第三阶段，即批判阶段，这才是成熟了的、成年的理性。在这一阶段，理性不仅仅受到怀疑、限定、审查，更重要的是得到“一种完全的确定性”，从而能指明未来发展的道路。[8](P487-488)而那些拒斥批判的人则“完全摆脱科学的羁绊(制约——引者注)，把工作变成儿戏，把确定性变成意见，把哲学变成偏见”。[8](P21)因此，批判是消极的、否定的，但这种消极、否定是建设性的，具有确定性和实证性(positiveness)。确定性和实证性是近代科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4)批判是自由的。批判不受任何利益约束，完全自由。一方面，任何理性都要受到批判，没有什么东西神圣且重要到可以不受批判的地步。不存在独裁、专横的科学理性教条。批判是自由的，还表现为公民有公开展示自己的思想以供批判，而不会因此被骂成寻衅滋事的危险人物的自由。批判的自由保证了公民展示自己的思想以供批判的自由。批判和被批判都是人类理性“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利。[8](P842)另一方面，理性又不怕批判，接受自由的审查也是理性存在的必要条件。只有在自由的批判中，理性才能成为科学，不经受自由批判的理性对理性自身是有害的。康德赋予批判的这种自由精神也正是西方科学理念的基本精神。

(5)批判具有启蒙功能，是不流血的斗争和长久和平的保证。根据康德的理解，批判是一种体系化、学院化而非大众化的活动，不熟悉批判活动的普通民众没有必要参与其中，只需在观众席上平心静气地观看这场争斗就行了。对置身于批判的斗士来说，批判是艰辛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是轻松愉快的。批判的结局兵不血刃，旁观的民众却得以启蒙。[8](P479)在批判中，必然探究争执的根源，一旦根源弄清了，永久和平也就有了保证。

显然，这些正是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的、真正的西方科学精神。可以说，康德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近代经验主义科学观的偏差，恢复了西方科学概念的完整性。如果说哈贝马斯曾指出，在马克思时代批判已成为理性的同义词，那么我宁肯再往前推一步，在康德体系中，批判已成为科学的同义词。遗憾的是，康德以后，哲学与科学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宁愿把批判视为哲学专用语，而忽略了它的科学性质。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康德的批判科学观并没有得到充分理解。可是，缺失了批判，科学还能称为科学吗？

吊诡的是，当我们重新审视科学观念在德国的那段演变史，却发现以嘲笑康德著称的黑格尔反倒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批判科学观。

三、黑格尔对“批判的科学”的改造与拓展

康德对黑格尔的影响一开始并不大，但随着来自谢林的影响日益增加，黑格尔开始意识到康德的重要性，有一段时间甚至到了用康德术语重新描述一切的程度。[9](P60)一如康德，黑格尔同样把批判当作科学来理解。康德在一般意义上对批判的理解，如体系化、辨别与审问、自由与启蒙等，黑格尔悉数照搬。

当然，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批判科学具有重大缺陷，必须改造。黑格尔拒斥康德关于“物自身”与现象的划分，认为“物自身”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幽灵”，是“没有真理的、空洞的抽象”，在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之前，必须彻底摧毁。由此出发，黑格尔反对康德“真理就是思维与对象一致”的命题。在他看来，这种二元认识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黑格尔的看法是：科学决不是单纯的主观认识，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映现，在科学中思维与思维的对象的关系不应在“相一致”或“相符”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应该认识到，二者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是“同一”的。正确理解这一点，必须懂得黑格尔辩证法。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一分为二”或“对立统一”的层面上，并没有深入探讨“同一性”问题。实际上，“同一性”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全面讨论黑格尔同一性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只需指出一点：黑格尔的“同一”不同于康德的“同一”。在康德体系中，同一就是A=A，一个事物与它本身相等同。对于黑格尔来说，这样的同一就是同语重复，没有丝毫意义。关键要达到如下命题：A=非A，即一个事物与它的对立面相同一。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起来也简单，黑格尔的“同一”概念只不过比康德的“同一”概念增加了一个内在的辩证运动过程罢了。以思维与思维对象的关系为例，在康德认识论中，只要完成了对对象的认识，得到与对象一致或相符的某个观点、原理或知识，科学就算完成了。黑格尔则认为，这样，思维还是思维，对象还是对象，二者之间没有过渡与转化，因而也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同一”，科学还不是真正的科学。重要的是再往前跨一步，达到如下理解：一旦得到某种观点、原理或知识(即客体的主体化)，观点、原理或知识还必须再次向对象回归，在对象中看到自身、确认自身(即主体的客体化)。这一不断异化和回复自身的过程没有止境，从而成为科学认知过程不断推进的驱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不是对事物的抽象描述，哪怕与事实相符的抽象知识，只要它还仅仅处在知识层面上，就称不上真正的科学。黑格尔说得很明白：“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的，才可以被陈述出来；而且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是假的了。”[10](P16)必须在“运动”中、在变化中、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过渡与转换的过程中才能构成“体系”，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

如果说在康德那里，批判与科学的起点是二元划分，最终也没有走出二元论阴影，黑格尔则通过“内在关系辩证法”*“内在关系辩证法”这一术语是田世锭教授依据美国学者奥尔曼、塞耶斯、哈维等人近年的相关论述首先提出的。该术语强调了把“内在关系”视为辩证法核心的重要思路。不过，西方学界一般不将“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与“辩证法”(dialectics)联用，只有奥尔曼使用了“内在关系哲学”(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l relation)的说法。参见田世锭：《奥尔曼“内在关系的辩证法”视角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第2-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西方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13-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使这一缺陷得以弥补。如果说康德的批判指的只是一种外在的、静态的、解剖学式的认识论分析，沿袭的仍是近代经验科学的认知模式，黑格尔则把批判改造成了内含辩证过程的自我反思形式。这是自培根以来西方科学史上一次伟大的科学观革命。

第一，彰显了科学的历史性和生成性。注意，在黑格尔语境中历史不是僵死的过去，也不是史料的堆积，历史意味着变化，意味着过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结尾处说得很明白：“历史，是认识着的、自身中介着的变化过程。”[11](P310)可是西方长期存在的关于自然的本体论观念妨碍了对历史的这种理解。本体论认为世界存在着一种“基质”或本源，科学的根本任务是发现这些不生不灭、被排除在时间之外的“本体”——世界本源或永恒规律，运用的方法是观察与实验。直到黑格尔时期，这种科学观没有太大变化。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思维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之间铺设了一道过渡与转换的桥梁。这个桥梁告诉人们，没有永远的客体，也没有永远的主体，一切都在生成与发展中，在过程中。可以说，关于过程的历史观念是在黑格尔这里形成的。

事实上，马克思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了。马克思在批评青年黑格尔派时说过：“在他们的老师看来，科学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正在生成的东西。”[12](P74)恩格斯的评价更著名：“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13](P602)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话要么被遗忘，要么被误解。无论黑格尔关于科学的历史性和生成性思想本身，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评论，都没有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到应有的启迪作用。

问题出在如何理解黑格尔的“绝对知识”。诚然，没有人否认黑格尔思想的历史感，但至少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英美学者，通常把黑格尔科学观局限于封闭的“绝对知识”，在他们看来，黑格尔著作中作为科学完成形式的“绝对知识”是一种封闭的本体论体系，是最终状态，缺乏历史内容*这一观点受到美国学者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2014年布拉格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Karel Kosik and U.S.Marxist Humanism》启发。感谢胡迪斯教授将发言稿提供给我，并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就相关问题与我书信交流。。这种情况误导了对黑格尔科学概念的认识。其实，黑格尔不仅在历史与变化中看待“绝对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各环节，也这样看待“完成”了的科学——“绝对知识”本身。用黑格尔的话说，“绝对精神”也存在一个外化问题，这个“外化”就是对其自身的否定(the emptying of itself by itself)。也就是说，“绝对知识”并不是最终状态，不是辩证运动的终结。相反，“绝对知识”必然再次表现为“绝对知识的否定”。否定的否定没有尽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杜娜耶夫斯卡娅(Dunayevskaya)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杜氏在考察了这一问题之后指出：黑格尔并没有在“绝对知识”这里停下来，相反，绝对知识的辩证否定将成为迈向崭新知识的基础。[14](P18)胡迪斯(Peter Hudis)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物概念》一书中也有相同的结论*Peter Hudis.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Haymarket Books，2013.。

第二，彰显了科学的主体性和人文性。一点也不奇怪，直至今天，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理解科学时，仅仅把自然科学或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科学称为科学。在他们看来，只有把人的主观意识即主体性排除在外，科学才能成为具有确定性和客观性的东西。这一倾向在黑格尔时代已经十分明显，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终于铸就了“科学与价值无涉”的客观主义科学思潮。客观主义科学观的最大问题是过分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忽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科学时代人文精神缺失，为宗教唯心主义留下了半壁江山。这已是当代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无论对于黑格尔时代还是现时代来说，黑格尔科学思想的另一伟大之处在于，借助辩证法，黑格尔意识到科学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纯粹客观的东西，在他看来，客体具有主体性，主体也具有客体性，科学活动主要不是发现客观性——自在的东西，而是实现自在东西向自为的东西的转化。这番意思用黑格尔的原话说就是：“没有什么被认识了的东西不是在经验中的”，“没有什么被认识了的东西不是作为被感觉到的真理、作为在内心中被启示的永恒的东西、作为被信仰的神圣的东西或作为任何可以说出来的东西而出现的。”[11](P304)黑格尔试图表明，只有充分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在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相互过渡与转换中，才能真正完成科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实现人类精神的自由与提升。正是通过这样的洞察，一种历史的、文化的、主体的科学视野诞生在黑格尔体系中。

如果说马克思曾批评近代科学在自身发展中越来越“变得片面了”、“变得漠视人了”，[15](P331)那么黑格尔则早就传达了一个重要的科学理念：科学在追求客观性的同时，决不能停留于纯粹客观而漠视了人的世界！

四、马克思：“批判的科学”走出阿门塞斯冥国

事实上，当英国经验主义科学观经过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洗涤之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由片面强调客观事实的经验科学演变为内含辩证运动的批判的科学。这一变化是马克思科学观变革的起点。

通过黑格尔，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传统经验科学的缺陷。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于批判传统政治经济学从孤立的客观事实出发，把事实仅仅当作事实，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丰富性，忽略了历史的、现实的感性生活，结果走上了近代经验科学的老路——以发现永恒的抽象规律为要务。早在1844年从事经济学研究之初，马克思就指出：“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学的昔尼克主义不仅相对地增长了……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但是，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16](P291)随后又说：“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17](P18)这就是经验主义科学观的根本问题所在。

与这种科学观相反，马克思提出了“历史科学”概念：“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18](P66)“历史科学”就是讲发展变化的科学，就是在过程中理解一切的科学。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马克思达到了与黑格尔相同的科学立场：科学的目标不是发现那个不生不灭的东西——世界的本源或永恒规律，而是在变化中、在历史中看待一切——不仅这样看待人类社会，也这样看待自然世界。“生成论取代了存在论。”[19]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把马克思视为本体论哲学家的学者都犯了理解上的错误。

不过，上述思想早已蕴含在黑格尔体系中了。能不能说马克思的贡献只是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外壳，吸取其“合理内核”呢？不能。

唯物唯心的问题，实质上是认识论问题。恩格斯曾正确地将之概括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0](P277)如果你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反之，你就进入了唯心主义阵营。从根本上说，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无论持什么样的立场，都是对“基本问题”的不同应对，都没有走出认识论的圈子。马克思当然也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应对，也当然选择了唯物主义立场。但当经历了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历程后，马克思的贡献决不是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兜圈子。

马克思的新贡献，取决于如何批判费尔巴哈(关于这一点，恩格斯直到晚年才意识到，当他整理马克思遗稿并发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对这份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文件惊叹不已)。马克思不仅了解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不足，深知思辨唯心主义的缺陷，也对费尔巴哈的“半截子腿”唯物主义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如果仅仅在认识论领域批判费尔巴哈，极有可能再次回到黑格尔的老路上去，仍然摆脱不了主客关系陷阱，在科学上难有根本性突破。幸运的是，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找到了“能动的社会实践”这一批判的重要维度。

早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12](P75)

这段话有明显的黑格尔痕迹。根据黑格尔辩证法，理论与实践构成反思关系，理论一旦形成，必然不满足于理论自身，必然要通过“非我”来确认自己、实现自己，也就是说，理论必然走出自身，走向“非我”——实践。因此，理论的问题不能在理论自身范围内得以解决，必须通过实践，在实践中来解决。这一思想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发展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5](P503)

乍一听，这很像一位纯粹的经验主义者的口吻，而经验主义者也很愿意把这句话理解为自己的立场，于是“真理就是思维与对象一致”的康德命题又出现在了马克思的语境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思的这句话阐释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对不对，要在实践中检验嘛。但是，如果这样理解，就根本没有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区别开来，——费尔巴哈也重视实践，但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实践一种低俗的客观存在，人的思维不过是客观存在的“反映”，理论与实践仍是两张皮，所以才需要用实践“检验”理论的客观真理性。马克思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理论一定要实现自身的外化——走向实践，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确认自己。这样，理论不再是纯粹的意识之物，理论拥有了确定性、客观性，实践也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实践拥有了主体性、能动性、革命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消失在了内在关系辩证法中。通过内在关系辩证法，马克思使实践脱离了费尔巴哈所理解的那种“卑污”的形式，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倾向也得以克服，彻底消除了唯物与唯心、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等的机械对立，摆脱了康德以来的二元认识论困局。

如果把理论与实践理解为辩证的同一体，那么科学与人类解放活动必然也是这样的同一体。马克思由此发现，哲学家们只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就是说，人们热衷于“是什么”的问题，却没有追问“为什么”。一旦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终于实现了他的伟大科学观革命。马克思写道：“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16](P307)这就把科学的解放功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马克思曾经主张“消灭”哲学而代之以科学的话，这个科学必然不再是以往严格意义上的“纯科学”、“纯理论”、“纯思想”，而是与革命的实践活动相同一、以改变世界为指向的新科学——“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16](P307)

恩格斯曾正确地把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概括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到了马克思这里，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当然也是科学观变革——的关键，决不在于回答思维与存在谁第一性、谁第二性的问题，而在于通过理论与实践辩证法，突破认识论困局，第一次把科学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活动。无论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还是当时的自然科学家、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都没有很好地理解科学的这种隐蔽而复杂的形式。“批判的科学”终于走出阿门塞斯冥国的阴影，实现了质的蜕变。

五、问题的解决及其意义

马克思之后，人们在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上发生严重分歧。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资本论》以大量事实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客观性、实证性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资本论》又是一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无情批判的著作。马克思说得很明白：“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1](P18)《资本论》的价值倾向性和道德判断似乎也无法否认。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科学属性，成为长期困扰《资本论》学术史的难题，一直是西方学界争论的焦点。

本文研究表明，困境是传统科学观造成的。在传统科学观所造成的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的巨大鸿沟面前，科学的危机显露无遗。科学的危机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科学的危机，还应被理解为社会实践的危机。这是马克思理解科学的根本要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不再是、也不应该被理解为纯粹理论批判，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批判，马克思学说的革命特质正体现在这里。如果仍在传统科学意义上理解《资本论》，要么把《资本论》复归到狭隘的客观主义或经验主义科学立场上去，那样的话，《资本论》不过是一种发现某种抽象规律的“理论”，其革命特质黯然失色；要么得出《资本论》不是科学、至少不是纯科学的结论，那样的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就岌岌可危。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批判的科学”意义上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所谓《资本论》中科学与价值的矛盾可迎刃而解。科学当然具有经验性、实证性、客观性、确定性，但不再是对无情世界的静态剖析；科学当然具有主体性、能动性、人文性、价值性，但不再是纯粹的意识之物，而是以内在关系辩证法为桥梁，促进人类解放的实践活动。如此，科学与批判同义，与哲学同质。任何把科学与批判分割开来的做法都在本质上与马克思关于科学的独特主张不符，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证科学还是批判哲学、是客观规律还是价值判断的纷争可以结束了。

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于如何理解科学具有重要启示。如何理解科学，是科学史也是哲学史上纷争不断、至今没有定论的重大问题，马克思的科学观变革表明，科学不是对客观世界的静态描述，不是与主体价值无关的认识活动，不是一成不变的本体论承诺，不是支离破碎的专业划分，不是纯粹的认识论，科学的历史性、生成性、主体性、价值性不容忽视。对于深陷科学危机困局的当代人来说，充分认识科学的这些属性，意义重大。

其次，对于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站在传统经验科学的立场上，势必像理解自然科学定律那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使原本把社会实践从一切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看作自身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成为新的观念束缚。如果改弦易辙，从西方批判理论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定性和科学性就不能得到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也会陷入没有根基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中国当代社会实践。根据“批判的科学”概念理解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不被仅仅理解为一种理论——哪怕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也不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才能被不断激发出来，才能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地位，又在实践中彻底摆脱教条主义怪圈，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1]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 Burawoy，Michael.Marxism as Science：Historical Challenges and Theoretical Growth[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5，No.6 (Dec.，1990).

[4] 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M].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 Habermas，Jürgen.Theory and Practice[M].Boston: Beacon Press，1973.

[6] 康德著作全集[M].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 李秋零编译.康德书信百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 康德著作全集[M].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 Pinkard，Terry.Hegel：A Biograph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Dunayavskaya.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from Hegel to Sartre and from Marx to Mao[M].Lanham：Lexington Books，2003.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Murzban Jal.The Irresistible Science of Karl Marx[J].Social Scientist，Vol.38/Nos 5-6，2010.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孔 伟]

The Science of Critique: From Kant, Hegel to Marx

Fan Ch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443002)

Hegel; Kant; Marx; science; criticism; dialectics

In the face of the narrow scientific concept leading to the vulgarization of Marxist theory the Western Marxists realized that Marx had his thoughtful meaning dubbing “critical” to his works. From the step by step pushing of Kant, Hegel to Marx, critic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Marx’s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which resulted in a major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scientific concept.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cavate and sort out the concept of Marxist critical science.

*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科学方法论再研究”(项目号：15Y040)的阶段性成果。

范畅，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 宜昌 443002)。

① Gouldner，Alvin.TheTwoMarxisms.Seabury Press，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