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耿海天

弗洛连斯基语言哲学思想评析

文/耿海天

弗洛连斯基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的思想家、语言哲学家。他博学多才，从数学、物理学、艺术学、电气工程和宗教哲学的角度去探讨语言的本质问题，提出了语言世界观的语言哲学思想，反映了特有的俄罗斯民族精神，被称做“俄罗斯的达·芬奇”。弗洛连斯基语言哲学理据中的象征、象征主义和赞名论反映了其对语言的本质与现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深刻认识及其对人、语言、客观世界的真知灼见。

弗洛连斯基；语言哲学；俄罗斯；民族精神

语言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家对语言现象研究的观点和理论，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支派或变种，是现代西方哲学中成果最为卓著、影响最大的一个哲学流派。因为其所用的方法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是以现代数理逻辑的运用为基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语言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研究对于哲学学科的创新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俄罗斯语言哲学的研究是受到了西方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俄罗斯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语言认知理论。俄罗斯语言哲学的研究有着自身的特点。学者们对语言研究的特殊兴趣不仅是对其研究俄罗斯不同历史阶段中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 同时更加注重研究语言活动本质上对民族哲学构成的作用与影响。俄罗斯语言哲学研究注重独特的研究方法，在借鉴了西方哲学研究逻辑认识论的框架后有所突破，使哲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相结合，大大扩展了语境和研究范围，从本质是对欧洲的唯理主义(逻辑三段论)认识论做出了补充。弗洛连斯基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在俄罗斯乃至在欧洲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他虔诚地信仰东正教，把语言学、哲学、数学、物理学、艺术学和电气工程等知识加以有机融合，探索语言对人类思维和认知能力发展的意义，提出了语言世界观的语言学说，反映了特有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哲学思想。

一、关于弗洛连斯基

帕维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弗洛连斯基（1882—1937），生于格鲁吉亚，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思想家。他博学多才，除了研究哲学外，还在数学、物理学、艺术学、电气工程、语言学等领域都有颇深造诣，被称做“俄罗斯的达·芬奇”。

1900年，弗洛连斯基进入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他在此深受莫斯科哲学—数学学派奠基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布加耶夫的影响，同时接受哲学家索罗约夫关于科学、哲学和神学之综合的思想。因此，弗洛连斯基在早期著作中力图达到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人类知识的综合，即所谓“数学观念论”。在研究数学的同时，弗洛连斯基也在深入研究哲学。[1]

弗洛连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继承了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弗·谢·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哲学的观点，在探讨语言和思想、真理和本源的基础上，把哲学、语言、数学、物理、艺术、宗教、电气工程和文学等问题综合起来研究，创新出独特的语言哲学方法，揭示出真理的“具体性”。他的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思想的分水岭—具体形而上学的特点》（1918-1922）、《崇拜哲学概论》（1918）等。

弗洛连斯基以自己独特的象征概念和名谓哲学为俄罗斯的语言哲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哲学上的研究与探索对我们重新认识语言哲学的本质等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

二、语言哲学理据中的象征、象征主义和赞名论

（一）电磁波的能量与语言的象征

弗洛连斯基语言哲学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把语言的象征具体化了。他认为，象征就是精神之物在感性之物中或本质在现象中可以具体表现的中介。这个象征性是弗洛连斯基具体性范畴的最重要含义。从具体性的观点看，一切观念和概念都可以被“具体化”，都可以转化成象征语言。

根据弗洛连斯基语言哲学的观点，在语言与现实之间不是主观的联系，而是本质的联系；事物的名称不是被主体偶然给定的，在名称中表现了事物的本质。唯名论观点认为，事物的名称不过是人想出来的，名称不体现事物的本质属性。不同的存在虽然不能混为一体，却能通过各自的能量结合起来。存在间的相互作用是其能量的相互催生，是某种新东西，既不同于本质也不同于能量，这就是象征。[2]

将物理学和语言学、哲学相结合是弗洛连斯基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试图把抽象的哲理具体化、逻辑化和数据化。他通过物理学上的“具体的”电磁共振现象来说明语言哲学的象征。例如，当电磁波与电路没有接通时，那么振动电路的电磁互动连接就无法产生能量；当电路接通就会传来能量。这样，电磁能量的范围扩大了。共振器和振动器中都存在能量，共振是与激起共振分不开的，共振已不是某一个电路的能量，而是两个电路的共同的合能。[3]所以，在接受仪器上是把共振现象当做振动电路本身来判断的，看到的是共振，但所说的不是它，因为它只是手段；所说的是电路，因为电路是电磁认识的真正对象和目的。象征是这样一种本质，其他量与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本质的能量结合在一起。确切地说，它是融合在一起，前一种能量包含着后一种本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象征问题是贯穿着能量的存在的上下、高低结合在一起的，象征是通过相互的认识活动来进行的。认识是客体兼主体，在认识活动中两者既不能融合也不能分离。因此，认识就是进行认识活动的精神与被认识的世界之间的合作。弗洛连斯基认为，词语在本质上是主体的能量与被认识对象的能量交织在一起。词语是自我与非我之间的桥梁。不同的词语名称以及它的载体之间有着深刻而本质的联系。因为语言表达对世界的认识关系，所以它具有一种悖论性。语言既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又是一种活跃的精神活动。语言总是不断地从象征中建立自己的稳定结构，同时又不断地破坏这一结构。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性是语言存在的条件。

弗洛连斯基语言哲学名称和词语是存在的能量的承载者。语言哲学中的词语被看作是人的一种能量，是每一个体扩展到全人类的能量，并不局限于本民族或某个群体范围。词语作为表达心里活动的能量而存在。它绝不是客观世界里不可认知的，而恰恰是非常现实的存在。词语的能量活动把思维能量带到了主观性的范围之外，与客观世界相连接。这与我国佛教经典《心经》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所解释的意识流能量相互转化的理论有相近之处。

（二）语言哲学象征主义

弗洛连斯基的语言哲学象征主义对世界和存在有一种独特的解释，即把传统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问题转化成或者归结为象征的意义问题。这种转变与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的宗旨相一致。这也使得俄罗斯语言哲学研究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在西方传统的哲学认识论和本体论中，存在世界是抽象的规律和理论或是无规律的经验现象。然而根据语言哲学象征主义的观点，不存在孤立的、绝对的抽象规律和理论以及经验现象，对立的双方可以融合为象征。象征融自然之物与精神之物于一身，融本质和现象于一身。世界现实不再被划分为彼此独立的感性事物王国和精神王国。这体现了弗洛连斯基物质与精神合一的哲学世界观。他力图向人们证明，在微小的“真理裂痕处”有一个独特的神秘的不可被直觉感知的空间。承认这个空间性是语言哲学象征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世界的认识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性，在现象中洞见本质。弗洛连斯基力图从宇宙学说中去理解基本的、原初的语言象征意义。他认为，本质也具有空间性。语言在交流的时候更加体现了一定空间内的本质。那些有形的、可见的、无形的、隐约的感性之物都可以体现为各种不同的具体存在。由此可见，弗洛连斯基把世界归结为象征的思想与后来欧洲语言哲学中的符合学观点有一定类似之处。德国哲学卡西尔批判了“人是理性存在物”的传统观点，重新提出人的定义：“人是符合的动物”，“象征是理解人的本质的关键”，而语言文化是“人通过语言符合所进行的象征活动的产物”。美国人类学家怀特指出，所有语言符号是人的全部行为和文明的初始要素。语言符号是人类特有的决定性特征，也是反映全部语言文化的整个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

（三）东正教世界观下崇拜的赞名论

弗洛连斯基哲学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在虔诚的东正教信仰前提下发展自己的语言哲学。他利用宗教的思想和观念解决语言哲学认识论问题。在此，主体和客体的一致不仅仅是通过认识关系达到的，而且通过本体性的神的爱达到本质上的同一，而不是不同个体间的相似。

弗洛连斯基在1899年经历了世界观的转变。他从研究科学和哲学转变到了对俄罗斯东正教虔诚的信仰上。弗洛连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与他维护东正教的赞名论的宗旨有密切关系。

按照弗洛连斯基的东正教世界观，堕落的人生世界相当于表象世界；是现象世界的意义。罪恶和死亡的消极作用给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之间设置了障碍，造成了现象与它的意义之间的脱离，是不完善的象征。然而，当人有了对基督神的崇拜和信仰之后，消极作用就会产生出一种独特的积极能量，进而在语言交流的空间建立起一种对世界富有意义的前提动机。真善美在信仰的崇拜中产生积极的能量去克服现象与本质之间的障碍，从人性中找到神性。语言活动的本质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医治人心就医治了语言空间的存在条件。因此，弗洛连斯基在信仰中强调，崇拜不仅是两个世界之间联系的调节者，更是修复者。这使得语言哲学的研究从精神层面上升到灵魂层面。

赞名论主张“神的名就是神”。这种观点于20世纪初在东正教界引起了广泛争论。[4]根据弗洛连斯基的本质与能量、存在与象征的观点，上帝存在是在上帝活动的能量中表现自身的，包括在上帝之名中表现自身。弗洛连斯基的赞名论观点对布尔加科夫和洛谢夫的名称哲学具有很大的影响。

三、弗洛连斯基语言哲学的启示

弗洛连斯基作为20世纪俄罗斯语言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认为语言是人类自身思想的表达，是文明社会存在的基础条件；哲学研究的本质只能在人类的语言中寻找。他主张具体的形而上学观点，否认传统形而上学的唯一本质，一切观念和概念都可以被“具体化”，都可以转化成象征语言。这为20世纪俄罗斯语言哲学研究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统一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是俄罗斯语言哲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俄罗斯语言学家普遍认为，语言的首要作用不是作为思想表达的形式，而是作为一个民族特有精神的体现，这是俄罗斯语言哲学史上必然要经过的重要阶段。这也表明，语言的哲学阐释在向科学的语言哲学转化。在弗洛连斯基看来，世界中的一切，包括自然在内，都具有意义。语言名称是事物存在之内在“意义”和人类思想“意义”的特殊融合与交汇。因此，语言名称并非实体性客体，而是“具体性”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个体，是积极表现着自己并给事物和存在现象命名的、思考着的个体。弗洛连斯语言哲学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语言与思想、认识与存在相统一、主体与客体、本体与现象的具体性、可能性和必要性。他的语言哲学研究旨在证明，语言是现实存在的理性反映，而词语则是这一被反映的事物存在的本质。[5]

弗洛连斯基语言哲学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

首先，语言哲学的研究涉及到更加广阔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数学、物理学、工程系等自然科学领域，与人类存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相结合，人类的语言、人类的思想以及人类各民族共同存在之间的紧密关系是语言哲学兴起的内在原因。

其次，历史上的西方语言哲学家总是试图制约经验世界而又超越经验世界，并以此作为理论研究的新方向。这种新的思路对当代哲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呼唤。运用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视角，同时当今发达的数理逻辑理论又为语言分析提供了具体的、精确的和严密的手段。

再次，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应当顺应科学主义实证的潮流，传统的思辨哲学理论与对客观现实世界的研究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导致各领域已经无法与社会经济生活、科学方法以及理论创新的发展相适应。通过语言哲学的分析，达到科学主义所要求的“具体”、“严密” 和“精确”的标准，更加符合当代科学的总体理论。

[1]弗洛连斯基[EB/OL].http://xuewen.cnki.net/R2011060060002686.html.

[2]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Емельянов Б.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15. С.59.

[4]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5]Емельянов Б.В.: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 портретах.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10. с..98-99.

H35；K833

A

1005-9652（2016）05-0159-03

（责任编辑：虞志坚）

耿海天（1976-），男，河北辛集人，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俄罗斯哲学、教育学和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