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村官”流失之困

提到村风，自然离不开基层治理，但这在一些地区却成了难题。

“民族地区村级组织带头人队伍年龄老化、知识弱化、工作虚化等问题已十分突出。”在湖南省政协常委李壮丽看来，由于经济落后、观念陈旧、待遇偏低，民族地区村引不来人、留不住人、缺乏产业和资金，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行和作用发挥，正深受影响。

“三不对等”

在益阳市桃江县鲊埠回族乡，乡党委书记符赛龙一直苦于“村官”人才的缺乏，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条件艰苦、工作任务重、待遇差，没人来。”

事实上，鲊埠回族乡所面临的问题在一些民族地区较为普遍。

调研组发现，湖南民族地区村级组织带头人大多为五六十岁，甚至还有“40后”，35岁以下的很少，且只有少部分为高中以上学历，大部分是初中学历，极个别还是小学文化水平。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民族地区九成以上农村优秀青年外出务工，村级组织吸纳优秀人才的难度大，缺乏新党员培养和发展的基础，后备力量严重不足。

“由于很多农村优秀人才长期在外，只能‘矮子里选高子’，一些素质低的人也被选成了基层干部。”龙山县政协主席吴少叶说，这类人当选后不能公平任事，服务群众不到位，在贫困户确定、低保对象选择时往往优亲厚友。

除此之外，调研组发现，一些村干部对政策的理解能力以及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也相对薄弱，甚至部分村支两委负责人自身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无法发挥带头致富的作用。

对于村（社区）干部的管理，同样面临困境。村（社区）干部亦“官”亦民，具有双重身份，一些责任心不强的村干部对制度缺乏敬畏之心，甚至随时准备“闪人”。

一直以来，对村干部的管理制度大多是乡镇一级制定，而乡镇受自身财力和职能限制，制定的制度深度不够，奖罚手段较少，难以发挥激励作用，对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监管。有的村干部法制意识淡薄，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侵占。而这与“管在平时的少、管在前头的少”息息相关。

李壮丽认为，民族地区村级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三不对等”和“一个不适应”，即工作要求与队伍素质不对等、工作职责与手中权力不对等、工作待遇与工作量不对等，以及工作方法与形势变化不相适应。

留人难题

据了解，为破解农村人才困境，湖南近年来采取了“两推一选”和“公推直选”等形式优化队伍结构。在调研组看来，这些模式的机制还不够健全。

“受传统思想和宗族势力影响，部分有文化、有能力的人才没有被发展为党员，而部分有文化、有能力的党员又长期在外经商务工。”李壮丽说，目前一些村（社区）干部的选拔仍然没有脱离“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模式，缺少对选拔使用机制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因此年轻、有文化、有能力的村级组织带头人不多。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培养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和党政干部后备人才、夯实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重大举措。去年，湖南调整了大学生“村官”政策，采取大学生“村官”与选调生并轨方式运行，即以选调生方式先行解决大学生公务员身份，再下到乡村任“村官”。

对此，湘西州政协主席龙德忠有些担忧。“并轨后的选调生任村官，各地分配名额总数相对较少，难以满足贫困地区农村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今年并轨后，湘西州名额只有50名，与全州近2000个村的需求相差太远。”

大学生“村官”来了，能不能留住，也是一大难题。“地方政府对大学生“村官”缺乏硬性管理指标、奖惩措施，导致大学生“村官”队伍综合效应难发挥。”龙德忠说，部分大学生“村官”不安心农村工作，常常中途通过考公务员、考研、择优选拔等途径离开农村。

在吴少叶看来，对村级组织带头人队伍的培养教育，载体不够丰富，平台不够完善，措施缺乏针对性和常态性，也影响着村级组织带头人在农村的长期发展。

据了解，经济待遇不高，也成了影响村干部队伍发展的另一大因素。

张梅生是鲊埠回族乡的一名村支书，每月工资1200元，村主任、妇女主任等村干部待遇更低，而外出务工每月收入可达三四千元。

村干部的工作不仅繁重，而且繁琐。两口子吵架，找村干部调解；哪家丢了农具，也找村委会处理。除了这些，民族地区的村干部还多了一项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政府服务“末梢”延伸到了村（社区），让群众得到更多更好服务的同时，却加重了村（社区）干部的负担。

还有一些村干部认为待遇低，出路也窄。比如，近年来，龙山县村（社区）干部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仅有9人，占村（社区）干部总数不足0.2％；激励效应不明显，特别是40岁以上的干部在出路上基本没了盼头。

有的村干部告诉调研组，只有当了4年以上的村支书，每个月才有几十元的生活补贴，而其他村干部的养老、医疗等保险都没有相关优惠政策。甚至有村干部自嘲说：“在职时像五保户，退休了不如低保户。”

调研组认为，缺乏完备有效的保障机制，村级组织带头人待遇偏低、保障偏弱，“政治上无奔头、工作上无劲头、经济上无甜头、离职后无靠头”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导致部分带头人进取意识不强，工作动力不足。

如何解困

“民族地区要同步实现小康，难点在乡村。”李壮丽建议，各级党委要把培养、选拔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放在农村党建工作的第一位；将改革和调整过程中的党政机关富余干部选派到村任职，推动制度创新、鼓励干部分流，营造全社会重视扶持乡村工作的良好氛围。

湖南省政协委员、省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主任彭秀琍认为，在政府通过政策资金扶持，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带头人后备队伍后，对带头人的培训工作刻不容缓。

如何培训？彭秀琍给出了三招。

一是“请上来”培训每年有针对性地举办示范培训班和后进村强化培训班；二是积极“带出去”培训，学习其他地方做得好的经验；三是积极搭建省市县农村合作平台，组织专家对带头人进行现场培训指导，切实提高他们的实用技术水平。

龙德忠则认为，民族贫困地区基层农村组织带头人，特别需要大学生“村官”这股有生力量予以充实。

龙德忠建议，对湘西州、怀化市等民族贫困地区，在推行新的大学生“村官”与选调生并轨政策的同时，按照“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提升质量”的原则，继续聘任大学生到村任职；也可在政策与资金上支持民族贫困地区自主安排大学生“村官”，在选拔上体现“人岗相适应”“村官本土化”“选聘科学性”的宗旨，把有志向、有奉献精神的大学生选拔到贫困地区“村官”队伍中来。

龚海华是湘西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的一名大学生“村官”。龚海华认为，大学生“村官”既需要接触群众，融入到农村一线，也需被安排到重点工作锻炼，应充分考虑大学生“村官”年轻、素质较高的特点，鼓励基层党委突破资历、台阶、平衡照顾等观念束缚，不拘一格降人才，大胆提用成长迅速、条件成熟的大学生“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