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不应落寞于想象中

如果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经，那么，接下来这个描述东北村庄民风遽变的记者手札，却一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新时代老人的“旧社会年关”

该文这样写道：在东北，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也最喜庆的节日。可村里，春节越近，老人们的生活越发孤单。在某个村里，年逾75岁的一些老人，子孙满堂却老无所养。

田婆（化名）已经89岁高龄，儿孙算起来超过30人，但在大年初一却没有一个人来陪她。新年的第一天，最先来看她的，是村里一位比她小五岁、比她更孤独的老人。两个老人曾在几十年前因为一桩旧事生怨，曾发誓老死不相往来，可最终还是没能战胜孤单。

直到大年初二，每个儿子分别送来了200元“养老费”，这个数额也是经过了多年的“拉锯”协商敲定的。因此，在一年的365天中，除了送200块钱以外，儿孙再很少出现。

为了让老人死的迅速而又悄无声息，一些狠心的儿媳还会在食物上动脑筋。通过在一日三餐上节食减量，让老人在长年累月的自然饥饿中走向死亡。明知如此，老人却不敢声张，否则家庭内战将会迅速引爆全村人的围观。

孝道礼教的殆尽，宗族传承的断裂，也许正随着这个村的民风凋敝而来。而且这恰如一场瘟疫，很快蔓延滋长起来。

一些外嫁到村里的女人，从开始的不解，到入乡随俗的接受，再到变本加厉的效仿，最终很可能成为心藏蛇蝎的最恶毒之人。

群山遮住了村里人的眼界，包括有限的娱乐方式，也在被歪曲利用着，成了村里老人眼中的糟粕，流传甚远。

未有节制的娱乐

麻将与扑克是村里长达20年长盛不衰的娱乐，年老者负责操持家务、照看孩子，而坐在麻将桌上的是一群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女和一群敢于下赌注的年轻人。若是农忙时，白天种田，在家里吃过晚饭，一路小跑地直奔牌局，奋战到后半夜。如农闲时节，麻将牌局会持续几个昼夜，直到把兜里的钱输光才肯回家。

春节期间，从年初一，直到月末，都是牌局的最盛时光。走门串亲的外地人多起来，新旧牌友们云集一决高下。

两年前，村里个别时髦的女人将广场舞带回了故乡，风靡至今。一到夜晚，拉上路灯，歌舞升平。

一些村民刚从田地里放下锄头和铁锹，未顾得上洗手和吃饭，迅速加入到舞队中，直到体力不支，方才散去。

城市里，多数人无暇娱乐，即便娱乐也视为业余休闲、有所节制，但在一些村子，更多人是将其作为一种长期寻乐的事业，并为之努力践行、奋不顾身。有时因为赌注太小“不过瘾”，一些人会选择去十公里外的乡镇上或者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中找棋牌室、结交牌友。

另一方面，村里的离婚者越来越多，令人费解的是，除了年轻夫妻，有的离婚者甚至年近六十岁，孙子也不小了。一些年轻人认为这是新女性主义的觉醒，而在老年人看来这是有辱祖宗的伤风败俗。

在村里，一些人囊中羞涩，便借高利贷用于赌博，而这样的家庭最终妻离子散，或者远走他乡、避难躲债。

在攀比和竞赛中的春节

“面子”是村里最为讲究的声誉，攀比是村里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按东北规矩，每年刚过元旦，村里人陆续杀年猪，族人和邻居会前来帮忙，然后在土炕上堆满菜盆，摆上几桌。

村里人之间在比拼着，谁家的年猪膘肥体壮，谁家的待客方式比较周到。可能刚从你家放下碗筷，很快，你家待客的不热情和吝啬便会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村子。

放鞭炮也在攀比。在农村，每年春节都要燃放爆竹，以前放鞭炮，近些年来流行城市中常见的烟花。

在东北的森林山区，一年四季要靠烧土炕取暖和做饭，燃料就是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每家农户都在院内外堆起来足够燃烧一年的巨大柴火垛。以往的年俗中，谁家的柴火垛堆得高，摆放整齐，就会被认为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这也是农村年轻男女相亲必看的一个物件。

临近春节，每户农民无论穷富，都要购买烟花，每户花销少则三五百元，多则超过千元。这笔开支相当于户均年收入的1/10。

村里罕有外出打工者，即便打工的，也都是男人离家，留下妻子照顾老人和孩子。因为进城能做的活计不多，而且常年讨要不到工钱，是否外出打工也让不少村里人在2016年的春节犹豫不决。

通常，选择进城打工的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而更多的人留在村里，进行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给在村里滥砍盗伐的老板们做工，砍伐森林按日计价，如果每家有两个劳动力，年收入约2万元；另一部分人只能把浑身憨力用在几亩农田上，年收入只有几千元。

但无论收入高低，春节燃放烟花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使命。按传统，爆竹声中辞旧岁，这不仅是新春吉利的象征，更关乎着未来一年的财运时运。于是，村民们也攀比着：谁家燃放的烟花多、买的烟花贵，这是可供炫耀的谈资，胜者脸面有光，意指全村一年的好运都聚集在他一家。

礼崩乐坏的村风

村内对子女的教育观，始终处在一种盲从和摇摆状态。

近几年，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村民心目中“赚钱多”的好工作，一些不够自立的子辈，工作后还要时常依赖父母的继续补贴。因此，村子里在“孩子是否读大学”的问题上显得左右为难。

不久前，一名在读大学生被父母劝导准备中断学业，要么回家，或者选择留城务工。劝说的理由是一笔简单的农民账：“家庭条件不好，而且大学毕业后也不是分配，要自己去人才市场等着人要，这和打工没有太大区别。工作难找、赚钱又少，而读书又太费钱了，家里供不起。”

在村里人眼中，好与坏、是与非的衡量标尺和参照系，是比他们相对富裕的几个村民。这种逻辑极为简单：有钱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是最正确的。

这也是一个局限的天地。全村不足百户，拥有20万元以上家产的农户寥寥无几。四面深山环绕，只有一条土路通向乡镇，每天有早晚两班客车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远门，还有更多的老人，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大山、进过县城。

没见过世面的老人，却是大山中最后一批宽厚仁慈之人。可惜，这些老人越来越稀缺了。此后，家风越加败落。犹如一棵大树，尽管枝叶繁茂，高耸参天，掏空树根后，树干和枝桠也开始枯落和腐烂。

乡村不应落寞于想象中

这篇记者手札一经发表，在作者老家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小东沟村（2004年已并入宝石村，当地人仍按习惯称小东沟村）引起轩然大波。

据悉，小东沟村现常住村民90余户、470多人，地处响水寺景区深处。

“今年春节他根本就没回来！”村支书程显英说。文章出来后，村里人都很气愤。程显英给作者打电话，作者在电话中承认“我这个春节没回去”“我想写乡村的现象，不是新闻报道，时间、人物、地点都是虚构的，每个人不要对号”“本身就带点真真假假的东西”。

当地人谭积华说，小东沟三面环山，山区有山区的不便，可也有山区的优越。开春后就能看见绿，到了秋天，漫山遍野，藏满宝贝，滑子蘑、柞蚕、山野菜，连城里人都赶来采摘。

2004年，小东沟村和宝石村合并，原来的学校校舍也因撤乡并校废弃了。去年，小东沟村民把废弃的学校广场改造为村民文化活动广场，村里人特别是妇女们可欢迎了，忙完农活家务就去跳跳广场舞健身，而这却成了文中“未有节制的娱乐”。

“我老母亲85岁，知道有人胡编乱造埋汰小东沟，说咱一到冬天赌博盛行，输得妻离子散，气得吃不下饭。”村民钟传德说。

程显英说，现在村里有文化广场，等到4月份一开春，还想把文化广场的土地硬化硬化，再组织些文娱活动，“既然老乡们都稀罕，咱就把它往好里整。”

在小东沟走村串户，村里人最关心的，还是发展问题。

地处山区，这里与平原村比起来，还有差距，村里现在还用“大锅”看电视。通油路、通手机网络、通宽带，就是小东沟人眼下最盼的3件事。

宽甸山多地少，山里林下作物很多。过去埋怨山高路远，如今接触外头多了，慢慢觉出了大山的好处。毛甸子镇政府正和几家旅游生态公司接洽，有的已经达成合作协议，开春后将对小东沟村所在的响水寺景区实施开发。下一步，还想发展油料牡丹种植，搞观光农业。

记者走访了抚顺、清原、宽甸3个县的5个乡村，用当地干部群众的话说，“吃喝啥的早没问题了，就想着怎么发展”。

实际上，每一个出生在乡村的人，都有深深的乡愁。游子走再远，心也离不开家。有人爱家乡爱到看不见缺点，有人期待高至恨铁不成钢。这些情感，无论怎么表达，底线应是不背离事实。家不是停留在印象中的家，也不是存在于道听途说当中的家。要了解家乡，除了“听见”，还要“看见”。乡村是颓废、裹足不前，还是进步、蒸蒸日上，只有扑下身子去了解、调研才知道。

乡村不应落寞于我们的想象中，它应奋进于我们理性的建言和建设中。11年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年级学生李强，利用寒假回乡调查写出《乡村八记》，全文4万多字，其调研之扎实，打动了不少人，也受到当地的尊敬和认可。为乡亲为家乡当这样，秉笔直言要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