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 纳莉

一

“女人是人类创造的杰作。”萧伯纳的这句名言可谓是最能说明女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

经过九年多在中国的生活，我觉得中国或者至少北京是一个“母系社会”。每当我的朋友们或者同胞们问我对中国男女之间关系的看法如何时，我都会毫无疑问地给他们讲一个永远不会从我脑海里抹去的记忆。刚来中国那段时间，有一天，我和我的伊朗朋友一起去逛北京的王府井。我们一边观赏周围的商场与百货大楼，一边往位于这条大街上的清真寺走，但当我们发现走在我们面前的一对年轻男女时，就突然停住了：可能是女孩累了，男的很自然地蹲在那位女孩面前，背起她就接着往前走，女孩还在他背上撒娇。这一幕让我和我的朋友大吃一惊，但周围好像除了我俩相互议论之外，其他人都没有感到任何意外，甚至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我俩吃惊的原因是，如果在伊朗一个男的这样做的话别人肯定会叫他“zanzalil”，这相当于中文的“妻管严”，而这样的绰号会给男人带来某种耻辱感。尽管目前随着伊朗女性恢复了她们该有的社会地位和真实权利，“zanzalil”这个词已慢慢失去了它的贬义色彩，有时反而会把它当一种玩笑给大家带来快乐，但在大马路上男人背自己的老婆或女朋友，对我们伊朗人来说仍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有趣的中国文化现象表明他们的“母系社会”，那就是男人提着女人的包。我敢说任何人即使在中国时间很短的人也肯定会遇到过这一幕。我刚来中国的时候还不太了解中国人的文化风格，那个时候我以为中国男人喜欢买女士包、用女士包，或者在中国包不分男女，后来才明白男人为女人拎包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和帮助。

我的中国朋友们也很好奇地想知道在我的国家女人的地位与权利如何，在伊朗男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娶四个老婆等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我不能只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回答，我必须做一个较为全面地了解和思考，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向中国朋友介绍我了解和思考的结论。

在我看来，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学是了解那个国家文化的最好的办法之一，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学可以反映那个国家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状况，我们通过学习文学也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在一个固定的时期内有怎样的文化习俗和思维。伊朗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明的国家，它在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因此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根据这些变化而改变，其中的一种变化就是伊斯兰教的到来。

二

伊朗人在公元651年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推翻之前，承继琐罗亚斯德的学说，也就是说信拜火教。波斯文学在伊斯兰教进入到伊朗之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个时期的文献以口头与书面两种形式存在。学者认为这段时期的史诗文学是以口头形式流传，而收集到的书面形式的文献大部分是基督教、拜火教、摩尼教、佛教等宗教的经典。由于缺少关于女性地位在伊斯兰教进入到伊朗之前波斯文学的相关参考文献，因此我们没法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但通过阅读世界上最富有的文学之一波斯经典文学之后，看到了一些史诗与浪漫的故事，女人在那些作品中充当着相当积极的角色。这些妇女的性格与地位表明古代波斯时期的伊朗人对妇女的看法。阿拉伯人入侵伊朗之后伊朗人就开始逐渐加入到伊斯兰教。

伊朗人完全信伊斯兰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以及先知和伊玛目们的圣训，对波斯文学产生了很大而不可否认的影响，但是伊朗人还是保护了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习俗，也就是说伊朗人虽然变成了穆斯林，但是他们的文化并没有完全阿拉伯化。伊朗人进入到伊斯兰教之后，伊朗就成为一个独特而与别人不同的伊斯兰国家，最后还给全世界介绍了一种新层面上的伊斯兰教。伊朗被阿拉伯人统治的时候，伟大的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在保护波斯语和波斯文学应对阿拉伯人的侵略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的书《王书》（又译《列王纪》）是伊朗文学中最伟大的民族史诗之一，在波斯文学经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女性在伊朗文学经典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有的时候是情侣，有的时候是情郎，有的时候是爱人，而有的时候是母亲，有的时候是奉献和虔诚的象征，有的时候代表明智的政治家和爱国的人物，而在另一个地方却有恶意和狡猾的角色。在伊朗经典文学的作品当中，女性的智慧以各种形式表现了出来，其中的一种是当女人遇到男人的表白与求婚时，能够想出最适当而聪明的措施，既能保护自己又能达到保护其他人甚至整个族群的目的，从而达到最恰当的目标。菲尔多西《王书》里苏赫拉布对克劳达法理德的失败爱情故事就是其中的例子之一。

故事是这样的。苏赫拉布装备了一个庞大的军队从图兰出发去打击伊朗。伊朗军队那边有一位勇敢的战士走进战场，跟苏赫拉布开始决战。他们之间爆发了相当艰苦的战斗，因为他俩都很强，但最后还是苏赫拉布赢了。苏赫拉布用剑把对方的钢盔掀掉之后大吃一惊，没想到快要被他打败的那位勇敢、顽强而技艺高超的战士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克劳达法理德。苏赫拉布把克劳达法理德与其他伊朗的军队俘获后，包围在一个堡垒里。最后又把克劳达法理德投放在监狱里，但苏赫拉布在心里爱上了克劳达法理德。最后苏赫拉布向她表白，希望克劳达法理德嫁给他。克劳达法理德是一个既聪明又爱国的人，自己想一想，苏赫拉布是敌人，所以根本就不能跟这样的人结婚。但是，她利用了这个机会，对苏赫拉布说同意跟他结婚。这样，苏赫拉布释放了所有的伊朗战俘，而克劳达法理德也跟随他们一起逃走。她的这个做法就证明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真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可以使用“美人计”。总的来说，隶属和服从在伊朗人的文化当中始终是一个好妻子的优秀品质。菲尔多西也认为最好的女人就是让自己的丈夫对她又高兴又满意。

三

伊朗历史上影响到妇女地位和作用的另外一个主要改变就是立宪革命。伊朗人认识了欧美与其他国家之后，发现自己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落后点，并认为国家的基本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根本大法以及专制独裁政府的存在。立宪革命的学者们与知识分子认为，必须唤起民众，让民众明白社会要进步就必须向古老守旧的传统开战，必须给新的风尚打开道路。立宪文学即是针对古代文学而形成的，因此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打破了传统。1905年，当时的波斯国王穆扎法·厄丁宣布了实行宪法，并于次年10月7日，首次召开立宪会议。1925年卡扎尔王朝由伊朗议院投票被推翻，并推选雷扎·可汗为巴列维王朝之家的第一个国王。雷扎·可汗在1934年6月2日访问了土耳其之后，深受阿塔图尔克西方化政策的影响。他看到土耳其妇女已经变得如此开放，使他深思自己国家的妇女情况如何。回到伊朗之后，有一天，他对自己的部长们说道：“我去土耳其之后亲眼看到了那边的妇女已经把头巾摘了下来并进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跟男人一样工作，我就开始讨厌我们国家所有戴头巾的妇女。我觉得头巾和面纱是人民进步和发展的对立物，就相当于一个脓肿，必须把它毁掉！”随后，雷扎·可汗在1936年1月8日批准了一项伊朗妇女禁止戴头巾、面纱或者长黑纱的禁令。

然而，雷扎·可汗的做法失败了。他的最大错误就在强迫女人移除头巾，在突然间夺取了妇女的选择权。而阿塔图尔克在这方面则是精心策划过的，他鼓励女人自选移除面纱和头巾，所以土耳其妇女戴不戴头巾是自愿的。雷扎·可汗并没有任何计划，而是通过此法律规定严重压制有不同意见的老百姓或神职人员。虽然雷扎·可汗的这种做法是对伊朗妇女解放采取的步骤，是希望伊朗妇女能更自由地参与到社会各界的活动中，但是，由于当时伊朗人民对“自由”这个概念并没有正确的理解，政府也没用更好的措施和手段让人们了解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发展”，这种不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做法，导致了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还有一些宗教信仰比较深的传统女人，感觉自己就像强迫被脱光衣服，只好困坐家中不敢出门。而另有一部分女人，因错误地理解“自由”的意思，认为“自由”就是不戴头巾，以至于她们在社会上做出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带来社会上大面积地堕落。

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变化、活动与革命，会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而在一个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会有很多虚构，而这些虚构也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变革。在立宪革命时期，伊朗的诗人和作家们的思想也在发生变革，这直接导致了直接关注社会问题的波斯现代小说的产生。有关女性，这时期的作家们更关注的是妓院里的女人。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女人通常大部分都是衣衫褴褛的，被淹没在污秽中，并从事一些低级的工作。如果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偶尔出现其他身份的女人们，则要么出现的时间太短暂，根本给读者留不下任何印象，要么就是她们的角色太暗淡了，读者根本觉不到她们的存在。立宪革命后，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关于女性问题的小说是《阿湖夫人的丈夫》，作者是阿里·穆罕默德·阿富汗尼。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个伊朗家庭在1935年至1942年之间七年的不稳定而充满困难的生活情境。这部小说出版两年后，也就是在1962年，被评为年度最佳小说。该书也是波斯文学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小说，它是一部伊朗女人的悲剧。作者以“阿湖夫人”为代表，通过描写伊朗妇女的艰难困苦，来反对一夫多妻制，这在当时是伊朗社会制度最根本的问题，并且作者在该书的各个部分都呼吁伊朗妇女应该取得已失去的权利。这部小说的故事富有表现力地描述了伊朗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并细致刻画了当时经济、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各种细节。

四

伊朗的另外一个大事件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在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扩大了，引起社会局势紧张。在此期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袖霍梅尼认为君主政体是一种充满“傲慢”的传统礼仪，是从多神教时代继承给我们的，必须被推翻。就这样，伊朗伊斯兰革命在1979年取得了胜利。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不久伊拉克军队入侵了伊朗，发生了两伊战争。伊朗人勇敢地与侵略者作战，表现在波斯文学尤其是在诗歌和小说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境界，并造成了新的话题、主题，甚至产生了“热词”。伊朗人民在八年时间内英勇抵抗了侵略者，导致在文学上创作了新的“战争文学”。在战争期间内，女人也跟男人一样走进了战场，并在那段时间的文学里明显出现了女性角色。从这个时期的小说文学里女性的角色能够看到，伊朗女人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战场上面对敌人也好，在战线的背后供给用品或者照顾伤员也好，都显示了强烈而自觉的存在。

再靠近伊朗文学一点，我们会遇到一些女作家。她们作为女性作家从女人的角度来写关于女人生活的故事。佐娅·皮尔扎德、莫奈·拉瓦尼·波尔、莎哈侬什·帕西·波尔等是伊斯兰革命后的几位女作家。在她们作品当中女人不再是“有罪的”“败坏的因素”，不再是“不幸的”或“依赖的”的人物，而是解放了的女性。

总而言之，纵观伊斯兰革命前的文献，女性作家的数量稀少，大部分是男性。在他们作品当中女人的角色并不重要和突出，女人作为“女仆”“女奴”或“小三”受到各种精神和心理上的压迫，很多“恶词”都滥用在女性身上。伊斯兰革命后，女性的地位在伊朗当代文学中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至少不再被认为“女人身负罪孽”。事实上，今天的伊朗女人，在文学作品中已被描写得有身份、有自信、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