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

本文谈到的政治无意识，既不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也不同于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而是想说，当下的一些作家对于政治生活有些不敏感了，不在意了，不思考了，不关注了，不表现了，甚至将政治当成文学中的沙子了，其实这是很不应该的。原因在于，一个作家应该不只是一个能写作的人，不仅要有独立的精神和原创的能力，而且他应该与其他作家一起，作为一个群体，共同为国家的文化和伦理标准负责，成为普遍的人类价值准则的集体承担者，如此，他就有必要更多地去关注政治生活，并使之更多地成为自己的写作对象。

对照一下，今天的作家类似于古代的“士大夫”，但比“士大夫”这个范围要小很多，为了方便，我们姑且将就着将两者混成一起说。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可以这样说，自古以来，作家，就是古代作为“国士”的“士大夫”阶层，是一直活动于或者说是活跃于中国文化历史的长河中的，而且国士以及国士的文章，对于一个国家，是“所关兴亡甚大”的。记得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就谈到：“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弦管之乱，时移则息；篇什之变，事往犹存。弦管止诱闾巷淫人，篇什能蛊山林正士，害之大小固不同也。自文林馆设，齐人风靡，然不旋踵而亡其俊秀者，尽为周隋之用；士之离合，岂与国之废兴相关哉！”《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也有“殷士肤敏，裸将于京”的话，意思是殷朝灭亡了，归顺的臣子，不论是漂亮的聪明的，都行裸献之礼，助祭在周王京城。那么为什么灭亡了呢，是因为纣王 “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史记·殷本纪》）了，没有真正的国士了，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士林阶层对于一个国家是如何的关乎兴亡的。同时，这个事例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看这个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一个知识分子尤其作家是否合格，也要看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当然尤其包括作家对政治的关注程度、参与程度如何。对此，当下的很多作家却迷糊了，于是时常有人问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且大多数认为文学应该把政治搁到一边，自己做自己的文章，而且慢慢地，有一种不好的意识在扩大，就是谁的创作扯上了政治，似乎就写不出好作品了，而且离得越近越不能写好，甚至有不少作家表现出一种姿态，就是想以与政治的脱离，来显示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从学理和认识上去理性地加以判断和行动。依据上面的史实来看，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大谬也，因为在他们那里，政治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一种，被无端地漠视甚至丢弃了，以至于在很多作家那里，觉得文学传统中谈到的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似乎跟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其实他们忘了一点，社会生活基本都是政治塑造出来的，他们谈世事，谈时代，谈世界，其实就是在谈政治。因此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对政治的漠视、恐慌、躲避，甚至仇视，会让自己在写作中变得无所适从。

关于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在古代文论中已经谈得太多了，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到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等等，看似是在谈时代，谈世事，谈社会，其实是在谈大政治，是包括社会在内的政治，可见文学历来是离不开政治的。这个道理本来很浅显，但到了现在，反倒不容易被人看见了，就像是将一片树叶贴近了自己的眼，反倒看不出什么来了，这就是一叶障目了，对于熟知的道理突然间就出现了短路，让我们在“正朔屡移，文质更变”（唐代康显贞语）中忘记了历来文章都是“事系时治”的，便又都如元结在《箧中集序》中说的那样，“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了。因此，我们耐心地去读读古代文人对于文章与国政的关系，对于这方面是有匡正作用的，是可知历代“雅正未衰，事系时治，忽非细事也”的。

记得魏文帝在《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隋书·文学传序》云：“《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敎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但是，对此，当下的很多作家似乎开始不明白了，将社会和政治做了很大的区分，然后强迫自己笔下的文字尽量不沾政治的边，又搞了一出文学上的“白马非马”论，真是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自欺欺人的闹剧，因此，政治无意识已经成了当下散文创作的集体强迫症了。

我们知道，“政治无意识”是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核心的阐释是，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体现为政治的存在，表现为社会制度、政治学说和种种文化设施，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了对人们深层无意识的压抑。他提出，在文本的意识与政治无意识之间的关系，艺术文本实际上是作为社会政治无意识的象征结构而存在的。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政治无意识，是指当下的中国作家在历经政治的逼迫与拷打之后，就像前文所说的，对政治的文学表达在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敌意，至少是一种躲避或者漠视吧，都想在创作中撇开与政治的关系，但稍微有一点创作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种妄想罢了。

在现实生活汇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条鱼，都活在具有不同生态特点的一片水域里，并依靠这种生态而活，离开了就会死掉。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是一条热带鱼，把我们放进冷水中，估计也活不了几天就会死去，我们在这样的水里呼吸，捕食，摄取能量，我们的一切，包括心肺都浸染在其中，然后如鱼得水，反之亦然。如果突然有一天我们觉得自己是深陷其中的，然后想脱离出去，游到另外的一片水温、水藻都不同的区域，除非我们自身出现了变异，是不能存活的，即使后来侥幸存活下来，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一切已经浸染到自己体内最微小的细胞内了，我们依旧不能脱离这一切独立存在。而政治就是这样一片水，我们就是那一条鱼，这是我们的宿命，谁也摆脱不了。《诗序》曰：“情发于中，声成文而谓之音。理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人困。政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因此，对于古人所说的“文章者，所以经理邦国，烛畅幽遐，达于鬼神之情，交于上下之际。功成作乐，非文不宣；理定制礼，非文不载”，我们还是要重视的。

回想一下，我们在政治的一张一翕之间活了五千年，古代的“士林”也在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中，比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中，确立着自己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但是，历来所讲的“士人”的这些品质，比如重名节，讲骨气，最终都是与政治贴在一起的。在古代，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比如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就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这难道不是在谈政治吗？比如古代士人总喜欢将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虽九死其犹未悔”，认为“皇恩浩荡”，“天王圣明”，并“感知遇之恩”，“肯将衰朽惜残年”，难道这不是也在谈政治吗？即使大多数士人在面对朝代更迭时，他无能为力，这个人也会努力成为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儒家道德体系的一个分子而存在，难道这不是政治吗？

但是，突然间，中国的作家对此很反感了，开始觉得没有意思了，开始回避了，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纯文学命名与划分，对于文学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定义也开始批驳了，想把政治与哲学、宗教、伦理学、历史学、法学等共同构成社会上层建筑的精神力量，做汉河楚界的区分，但是，即使是唯美主义的纯粹的美，其实也是政治的表现而已，依旧还是脱离不了。

如此，就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跟西方有很大的区别，在西方，“知识分子”主要是个集合名词，指一个愿意承担社会公正和道义的阶层或集团；而在中国，我们多是通过知识的多少来界定知识分子的，如此，就把“知识分子”跟个人的私有身份更多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由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不同而造成的，也必然与政治相关。由此，也致使当我们的作家在说“我是个知识分子”的时候，总会在无意识中就导致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中国式的解释困境。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时至今日，不论是知识分子在更多地塑造舆论，还是市场化的舆论在更多地塑造知识分子，其实这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自身最大的政治，对此不了解，就不能通透地理解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这也是政治。我们知道，古人有所谓“诗之正经”的说法，指的是那些产生于殷周太平盛世，体现了古代先王功德的作品。汉儒认为，这类诗歌显示了巨大的政治教化作用，是统治者用来建设政教人伦秩序的有效工具，其实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文学；我们谈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发乎情止乎礼，其实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政治。上颂先王盛德，下化天下万民，从兴、观、群、怨，走到梁启超所说的“熏浸刺提”，再走到后来的革命化、政治化，这也是一条与政治紧贴的创作道路。

梅尧臣在其《梅氏诗评》中谈到一直为人所重视的“诗禀六义”，从这一点出发，苏辙在《诗病五事》中就对李白颇不以未然，认为李白诗并不知义理，言曰“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踞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在后来的诗论中，有评述者认为，“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就把李白当成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了。因此，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我们要铭记“诗之气象系乎国之兴衰”（《隐居通议》三十一卷，元代刘埙撰），而不是“甘雨过闲田”，“虽有为霖之志，而终无济物之泽”（《渑水燕谈录》，北宋王辟之），因此，好的作品都是站在政治的高点上，而不是想脱离，脱离政治的想法其实就是在文学上的溃败。政治性作为社会性和人性的一种，几十年前，鲁迅在《文学与出汗》中已经也体现得很明白了，可见政治性并不就是说教性。因此，不想去了解政治，也不想去写，这才是一个作家的大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