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晔

（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乐记》中的“和合”思想

丁 晔

（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精神。作为中国首部音乐典籍的《乐记》，其中所蕴涵的“和合”思想，对中国后世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乐记》中“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等，皆蕴涵了哲学的“和合”之意。本文将就《乐记》中的“和合”思想做进一步地阐释。

乐记；和合；思想

《乐记》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不仅阐释了宇宙天地与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及和谐关系，还总结与发展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其中蕴涵了诸多重要的美学命题。而其中的“和合”思想在《乐记》十分显而易见。在《乐记》中“和”字共41见，“合”字12见，这二个范畴的使用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乐记》中“和合”、“合同”、“中和”等一系列观念都得到了演化与解释。

一、“和合”之源与意蕴

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和合”哲学在中国古代已有很早的历史渊源，它最初始于《周易》，《周易》里“中”的概念即为“和合”思想的萌芽，而“中和”思想正是“和合”思想的具体表现。虽然《周易》里的“中”字较常出现，但“和”字却很少提及，“合”字更是全书未见。由此看出，《周易》中的“和”字还不具备后世的“和合”之意，但却对我国古代思维模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地影响，而后先秦儒家开始逐渐形成了中和、中庸、和谐等思想。“和”的观念在夏商周时期就已产生，最初源于官先民的能性感觉，是古代早期农业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总结。［1］从本质上来说，“和”的观念是起初人们对宇宙自然、社会人事的理解与把握，而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支柱，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后世“和合”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国语·郑语》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和合”的概念：“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和”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在古代汉语中，“和”常用作动词，本指乐器与音乐、声音间相互应和；也表示“内和”，即人们内心的一种体验，它是由“和乐”产生的感官愉悦，进而向道德伦理领域迁移；还表示通过协调事物间的关系，促使事物发展到均衡的状态，因而它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生存的基本法则。“谐”，本指音韵和洽，引申为协调关系或适当状态。二字合用表达了人们对匀称、适当、适中和协调的追求。［2］一般来说，“和”，在不同的语境中，能够表达较为丰富的含义，主要有中和、和顺、谐和、和平、温和、调和等义。陈旸在《乐书》中也表达过古乐的中和之美：“臣窃谓古乐之发，中则和，过则淫。”而“中和”，也就是“和合”。《乐记》强调乐为“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实质上也是为乐的中和之美作了明确的判断。“合”，主要有相合、符合、合同、融洽之意，而“合同”又有会合齐同与和睦之意，如《礼记·乐礼》：“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周礼》大司徒篇认为，夏至日中午圭影长一尺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意思是说，“地中”是中央的地方，这里的气和合，春夏秋冬四季交替，阴阳和谐，风调雨顺，万物化育，是最理想的建立国都之地。因此，孔子讲“天地不合，万物不生”的道理也即是如此。

二、礼乐相合

《乐记》中，乐与政“和合”的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乐与政和的思想一脉相承。自古以来，乐与政“和合”的关系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并强调欲使政事和顺不仅要通过法令、法规来加以约束，还要遵循天道而治，因而“以德治民”成为政和的重要手段。而礼乐的结合正是德治的最好体现。《乐记》中用较为简短的篇幅阐释了礼乐相融的关系，以及两者间的差异性，勾勒出了礼乐交融的文化图式。在《乐记》中，礼乐作为主要阐释对象的篇章有：《乐论》篇、《乐礼》篇、《乐化》篇、《乐情》篇和《乐本》篇。除此之外，《乐施》篇、《乐言》篇、《乐象》篇和《宾牟贾》篇等也论及礼乐问题。不仅如此，《乐记》重视艺术道德的教化功能，强调礼乐和合，以达到人类社会秩序的和谐。《乐记》指出：“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正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作者赋予乐以天地之和的特性，并以此特性来教化民众，从而达到有序的人和、政和，此为乐所达到的“有德”理想境界。

在中国古代的礼仪活动中，所谓礼中有乐，是指在礼仪活动中伴随着特定的乐，具有以乐辅礼、以乐伴礼、以乐衬礼等特点。《乐记·乐化》篇认为：“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由此看出历代统治者对礼乐教化的高度重视，并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兴国安邦所形成的共识，因而礼乐在社会生活中也具有极高的地位和作用。《乐记·乐施》篇认为，先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说的就是礼中有乐。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礼”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祭礼、军礼、葬礼、登基礼、外交礼、冠礼等都在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得到广泛地应用。可见，人们为了更好地表达自身情感，突出礼仪的声望、庄严等意韵情致，尤其需要与乐配合。不仅如此，乐舞通常也是为礼而设，并遵从一定的身份等级。比如天子礼则舞用八佾，诸侯礼则舞用六佾等等。

在《乐记》看来，礼乐二物与天、地、人、万物之理融合相通，礼乐制作原则模拟了天地的运行规律，如“乐由天作，礼由地制”、“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等。这里的“同和”、“同节”揭示了礼乐与天地自然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二者关系的和谐。天地秩序易动而不乱，靠的是“和”与“序”。一和一序，把握适度，就成为天地万物运行以及人类组织井然的根本规律。因而，“序”与“和”是天地、礼乐，乃至万物的共通之处。

三、天地之合与天人合一

《乐记》强调“天地之和”的音乐，这是一种至高、至大、至广并富有极大包蕴性的大乐观。它体现了宇宙自然万物运动的和谐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方民族的和谐世界观。“和合”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将事物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因此它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关系的方法论，更应该从大处着眼，以宏观的视野审视天地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在《乐记》中，作者在不同的语境中皆谈到“大和合”观的问题：“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等，显然作者将“乐之道归焉”作为结论，直接揭示了“乐之道”与自然之道的同构性、相通性与一致性，把宏观的天地与中观和微观的万事万物熔铸于和谐运转的图式之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阴阳调和、刚柔相谐、动静互补的中庸思想。

从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天”和“地”是在代际相传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原始意象”成为一种特殊的、神秘的、令人敬畏崇拜的对象。换言之，在天人感应、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天”和“地”都被社会化、人化、文化和神化了，因而人们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表达对上天的崇敬之情就再自然不过了。但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并没有消极地屈从于天地，而是在“明于天地”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心态去建构天地之间以及乐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即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这点是最难能可贵的。

《乐记》在理论渊源上亦可看作是对《系辞》的承接和开拓，尤其是在天地人和谐关系的建构方面。《系辞》非常明确地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说，《系辞》这段表述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模仿说”，而模仿天地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与天地间建构和谐的关系。这种和谐关系是经过双方相互交融所达到的新境界，集真、善、美于和谐统一之中。在《乐记》看来，“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说明，乐为“天地之和”，从乐和到天地之和的逻辑理路，就这样悄然疏通了，也强调了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关系。然而这种“和”并非是完全纯粹，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而是世间万物皆以天地宇宙自然为认识、审美对象，只有天地之和，才能百物皆化。不仅如此，《乐记》所蕴涵的“和合”美学思想还为其他行业提供了启迪，例如现代农业和现代畜牧业等等，这与《乐记》所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四、结语

《乐记》作为一部文艺美学，闪烁着中国古代的诗性智慧，“和合”是它的内在灵魂，并借助不同的表现形式，完美地表达了它的和谐美学思想。《乐记》不但肯定了天人合一，而且张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使人的心灵得到升华，从而消除异化，自觉构建天人合一的境界。

［1］王祎.《礼记·乐记》研究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于语和，刘志松.“‘和谐社会’溯源——以传统文化为中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1）。

［3］薛永武.《礼记·乐记》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4］李成.论《乐记》中“和合”文艺思想［J］，艺术百家，2004，（3）.

［5］张雪.论《乐记》的“中和”思想［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11）.

丁晔（1991.8—），女，汉族，河南商丘人，现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4级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