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彪

论郭汝霖“使琉”及其《重编使琉球录》

陈占彪

嘉靖三十四年(1555)郭汝霖受命往封琉球中山王尚元，由于史料的缺乏，册封正使郭汝霖的生平事功、郭汝霖代替吴时来使琉、中国拒绝琉球领封请求等问题多语焉不详，无法得到深入讨论。但通过一些鲜为学界注意的地方志、学界新发现的“朋僚赠送诗文”，以及郭汝霖本人的《石泉山房文集》等材料，可以丰富郭汝霖的身世事功，展示时人对原册封使吴时来的多元看法，揭示在“倭寇祸华”背景下中国拒绝琉球领封请求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不当示怯”于日人。同时对比郭汝霖的《重编使琉球录》和陈侃的《使琉球录》，可知郭录在“重编”中有“删文”、“增文”和“改文”三种情形。

郭汝霖 《重编使琉球录》 《使琉球录》

一、郭汝霖的生平事功及其《重编使琉球录》

嘉靖三十四年(1555)，吏科左给事郭汝霖受命往封琉球中山王尚元。关于册封正使郭汝霖，我们可以从一些职官类文献、地方志、个人文集等材料中勾勒出他的生平履历。

郭汝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的《重编使琉球录》作者标为“郭世霖”。其依据大概是在其后附录的《四库存全书总目·使琉球录二卷提要》中所云：“其人特讹‘世’为‘汝’耳，万历中，萧崇业《使琉球录》称陈侃、郭世霖二录，其明证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篡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49，齐鲁书社，1996年，第715页。王菡从《明史》、《江西通志》、《畿辅通志》、萧崇业的《使琉球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郭本人的《石泉山房文集》、郭本人的《使琉球录叙》等文献判定“郭汝霖”确是“郭汝霖”，非“郭世霖”。详见王菡：《<重修使琉球录>的刻本及其作者》，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1510—1580)，字时望，号一厓，江西吉安永丰人。嘉靖十九年(1540)庚申乡试中举，*其中举名录可见于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卷5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273，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74页。三十二年(1553)癸丑科进士，“四十余岁始第”，可谓“蹭蹬云途”。*郭中进士次年，甲寅年(1554)荣归故里，赋诗有云：“抱璞时野泣，遗珠空自怜。蹭蹬数年内，始获选青钱。”见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2，《甲寅抵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篡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29，齐鲁书社，1997年，第397页。嗣后，授行人司行人，此时使鲁，“拜阙里、上邹峄山、登临岱岳，寻秦汉封禅遗趾，过灵岩，观铁佛袈裟，饮啸太白楼，中间发为歌吟”。*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8，《石泉山房摘稿序》，第489页。三十五年(1556)，入吏科给事中办事。三十七年(1558)三月九日，升刑科右给事中。四月一日，奉命使琉球国，升吏科*徐玉虎一文误“吏科”为“刑科”。见徐玉虎：《明嘉靖辛酉郭汝霖、李际春<重编使琉球录>解题之研析》，载《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左给事中。四十年(1561)五月，自福建五虎门出海。十一月二日，封事竣，离琉球归国。次年升光禄寺少卿。四十二年(1563)，改任顺天府乡试提督，代理顺天府知府事。四十五年(1566)为南京太常寺卿。隆庆元年(1567)，致仕归乡。后十余年兴学，建太极书院，教育乡梓子弟，研究儒教，以阳明学著称。神宗万历八年(1580)辞世，寿七十岁。著有《石泉山房集》(其子辑)、《使琉球录》。

郭汝霖生平事略，可见于万历年萧彦等撰的《掖垣人鉴》*郭汝霖，字时望，号一崖，江西永丰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三十五年九月由行人选吏科给事中，三十七年升刑科右，奉使琉球，本年升吏科左。四十一年升光禄寺少卿，仕至南京太常寺卿，隆庆元年致仕。见萧彦等撰：《掖垣人鉴》卷1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59，齐鲁书社，1996年，第309页。，雍正年的《江西通志》*《江西通志》记：郭汝霖，字时望，永丰人，嘉靖进士，官吏科给事。上平倭十事，又上疏极论时务，奉玺书封琉球王，馈褭蹄金不受。命督修通州湾，议者谓非二十万不可，霖力裁之，费止三万有奇。工竣，诏升俸二级，以南太常卿乞归。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卷79，第704页。和同治年的《永丰县志》等文献。前两者相对简略，后者较为详细，且为人所鲜见，我们且将后者抄录如下：

郭汝霖，字时望，号一厓，层山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行人，改吏科给事中。上平倭十事，*“平倭十事”即指《吏科左给事中臣郭汝霖奏为倭患既平陈未议以图地方久安事》奏疏中提出的十议：议海防、议兵术、议选将、议练兵、议器械、广招募、议专任、议号令、议团结、议粮饷。他称其之所议，“虽若献言之常谈，而今日经理之道实不出此，伏乞发下该部酌其可果有一言足用，赐之实行，臣不胜幸甚。”《石泉山房文集》卷7，第478-481页。又疏论边防时务，指陈痛切，*或系指郭出使因倭患羁留闽地，后出使复命时陈奏地方事的奏疏《吏科左给事中臣郭汝霖谨奏为出使复命陈言地方切要事》。其直陈地方“旧倭新倭不已，兵贼山贼相率乘机”的危局，并指称其根本在于军门巡抚和郡县守令两层面上用人不当。又陈福建民力穷极，建议“陛下大廓天度，敕谕地方一切钱粮暂留应用，俟其宁静之后另行区处”。《石泉山房文集》卷7，第482-483页。寻转刑科右给事中。*郭氏先吏科给事中办事，后“刑右”，再以“吏左”身份使琉。郭氏所上“平倭十事”及“陈地方事”均系从琉球回国后所奏。该地志将此误为郭氏出使琉球前所奏。会琉球国请封，汝霖奉玺书往，赐玉带一品服，先是使外国者正副使各一舟，费各数千金，汝霖并之以便民。逾年至琉球，成礼，国王馈褭蹄黄金，不受。往还凡三年，始报命。而琉球使者具言汝霖辞金状，帝悦，赐白金纻丝，升光禄少卿，改顺天府。丞命督修通州湾城，议者谓非二十万金不可，霖力裁之，费止三万有奇，数月而工竣，人皆奇之。汝霖曰：“是何足奇？吾第能禁中官吏胥侵渔，是以费不滥而事易集耳。”诏升俸二级。又上疏请发中帑，宽征徭，以苏畿辅民，报可。改大理少卿，升南太常卿，乞休归。汝霖孝友敦睦，少尝师事邹守益、欧阳德。既归，倡建太极书院于乡，祀乡先哲罗伦以为励后进。与邑士举敦复之，会于螺狮庵中讲学，又时往青原山，与同郡名流切磋不倦。己卯冬，病革，无一语及家事，第命其子曰：和以睦，亲毋忤；谦以处，亡毋伉；俭以制，用毋靡。又寄语同游共勉于学，其死生之际如此。所著有《石泉山房集》、《使琉球录》，崇祀郡邑乡贤。*双贵、王建中修，刘绎等纂：《(同治)永丰县志》卷21，《人物·名臣·宦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6-257页。

郭氏四十余岁始第，可谓晚矣。而在其官宦生涯中，“使琉”与“修城”恐怕是他做过的两项最重要的“钦差”。他说，“念惟往者海涛飘泊，万死一生，湾城驰驱，日舂夜筑，苦身竭力为国家省财节用，怨者已多，幸得退伏草茅以终残喘，岂非过幸也哉。”*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6，《与张鹤楼年丈》，第473页。他在其母行状中亦云，“汝霖焦心苦身，以求致于二役者，实太夫人之教”。*可惜的是，原书缺失了一页，即缺失了郭汝霖叙其使琉之事，只可见修湾城一事。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13，《先太夫人行状》，第536页。可见其一生最大事功正在此二役。

关于使琉之事，我们已经详知，关于修筑湾城一事，如上所云，他改变中饱私囊的积习，防止官吏侵渔，为国家节省费用，自然为贪者怨恨。邹元标说：“往在长安人，颂先生城通州功最高，为官家省金钱数万缗，卒以是媒忌，使先生私囊槖、出绪馀、结奥援，何显位不可致，奚必优游泉石老耶？”*邹元标：《郭一厓先生文集序》，《石泉山房文集》，第375页。

无论是琉球却金，还是湾城修城，皆可见其廉直端亮。王时槐在郭的文集序中称其为人“真诚淳静，恬澹质直”。“先生立朝端恪祗慎，谏垣论列动中机宜，奉使肃将夷邦詟服，归田息轨躬示典刑。盖先生以实德措诸日履，故所至矩矱有常，不愆于度，足彰儒者真积之学。”*王时槐：《一厓先生石泉山房文集序》，《石泉山房文集》，第372-373页。可见是一个克己实行之儒君子。其朋僚亦称，“时望在谏垣，忠厚正直，素行可达于神明”。*雷礼：《赠右司谏郭时望使琉球序》，方宝川、谢必震主编：《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海洋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对其品行评价极高。

与郭氏相比，同行的副使李际春的生平材料更加缺乏，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约生于1536年，字应元，号槐亭。河南杞县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举人，三十五年(1556)进士。入选行人司行人，三十七年(1558)春，奉命辅佐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往封琉球国中山王尚元。嗣因吴氏有戍事，改辅正使吏科给事中郭汝霖往。归国后，以劳苦升尚宝司丞，至通政使。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隆庆二年(1568)改太仆寺少卿，隆庆四年(1570)升鸿胪寺卿，隆庆六年(1572)升通政使司通政使，七月报致仕，辞官归里，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谢世。*郭、李的生平简历可参见徐玉虎：《明嘉靖辛酉郭汝霖、李际春<重编使琉球录>解题之研析》，载《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使琉回国后，郭汝霖与册封副使李际春同编*对郭汝霖，李际春编写的《重编使琉球录》，从内容上看，显系郭汝霖所编写，但书中却明确写有“吏科左给事中吉郡郭汝霖编，行人司行人杞邑李际春同编”，这里依原文将此书著作人列为“郭汝霖和李际春”。为省便起见，后文亦将此书简称为“郭录”。《重编使琉球录》。在目前所见四种明代封使所作的《使琉球录》中，台湾的大型文献丛书“台湾文献丛刊”多有整理，惟有郭汝霖、李际春同编的《重编使琉球录》向未被整理过。

郭汝霖、李际春的《重编使琉球录》存世最早的刻本目前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此版本“礼仪”之前部分内容的影印件可见于《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王重民先生判断该本为“明嘉靖间刻本”。*王重民为该书撰文为：重编使琉球录二卷(四册) 明嘉靖间刻本[十行二十字(20.4×13.7)]。原题“吏科左给事中吉郡郭汝霖编，行人司行人杞邑李际春同编”。按《明史》卷323《外国琉球传》云：“嘉靖三十六年，贡使来告王尚清之丧，即命给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际春封尚元为王。至福建，阻风未行(编者按，当系因倭患滞闽，非阻风未行)。三十九年，其贡使至福建”云云，即此事也。汝霖与际春于嘉靖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方登舟，润五月初八日抵达那霸港，十月初九日返棹，十一月初二日回入福州。行前得陈侃、高澄《使琉球录》读之，至是依陈、高原录，更附入个人所经验者，重编为是书。北平图书馆有陈、高《使琉球录》原本一卷，今已印入该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内。此本有“福山王崇焕收藏之印”、“蕉雨亭”等印记。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4页。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明钞本”，该版本可见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49，*殷梦霞、贾贵荣主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中收录的《重编使琉球录》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的从墨迹上看完全相同。国图本注为“清抄本”，到底是明抄，还是清抄，因未看到判断依据，不得而知，且依“四库存目”本的提法。郭李使琉的行程经过从其使录中可知。约略如下：

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月，中山王尚清薨。三十七年(1558)正月，世子尚元上表请乞袭封王爵，礼部奏请差正使吴时来、副使李际春往封。吴时来有戍事，郭汝霖代之。四月初二日，请诏请行。十一月，造船。三十八年(1559)四月四日，舟仅完其半，因倭患，出坞躲避。三十九年(1560)正月，琉使蔡廷会来贡，传有领封之意，礼部议，不允。四十年(1561)五月二十八日，始祭海登舟。二十九日，至梅花开洋。闰五月初一日，过钓屿。初三日，至赤屿焉。初九日，抵琉球那霸港。六月初九日，行祭王礼。二十九日，行封王礼。十月初九日，登舟返棹，为风雨所阻，泊于那霸港内。十八日，出那霸港。十一月初二日，归福建省城。此役前后四载(“四载驰驱惭重命”*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5，《封王十咏》，第438页。)，滞留琉球长达五月。

二、“换使风波”的评说与“拒绝领封”的深意

天使封王，“玉带横我腰，麟袍华我躬”*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2，《奉使琉球出都门》，第399页。。论理位隆恩重，风光无限，然琉球封王，不及安南、朝鲜封王来得安全自在。远赴琉球，沧溟万里，风波莫测，生死未卜，身家性命只有寄托在“唯朝廷之威福与鬼神之阴骘”上了。因此，时人莫不视为畏途，避之惟恐不及。(“时当往者率悒悒忧动色”。*屠应埈：《送给事陈君使琉球序》，载《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第92页。)副使李际春闻命之初，人“浪传其流涕惶怖”。*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9，《使事小纪》，第515页。可以说，出使琉球对个人来说是一件“外在光鲜，内心苦楚”，“有苦说不出”的事。

郭汝霖这次出使琉球，本是吴时来*吴时来(1527—1590)，字惟修，号悟斋，浙江台州府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 )进士，授松江府推官，升任刑科给事中。嘉靖三十七年(1558)，受命为册封琉球正使出使琉球，因弹劾严嵩，尚未成行，即被贬戍横州，隆庆元年(1567)才回京任工部给事中。二年(1568)，受命巡抚广东，又被劾罢官，万历十二年(1584)，起任湖广按察副使，旋升刑、吏二部侍郎。十五年(1587)，官至左都御。十八年(1590)，再遭劾病逝北京。赠太子太保，谧忠恪。不久被夺谧。参见《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第156页。充正使。“序及吴谏议悟斋，往时及者率阴相逊却，稽来使不得行，吴谏议独慨然曰：序及我，我当往。”*赵釴：《谏议吴君悟斋使琉球赠言》，载《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第169-170页。可见，出使琉球在当时是有一定“游戏规则”的，轮到谁是谁。又可见，吴是慨然愿往的。可是，在这节骨眼上，“适时来有疏论大学士严嵩奸邪状，嵩言其畏航海之役，故生事妄议。上怒，廷杖时来，谪戍广西”*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150页。。从《掖垣人鉴》中可知，具体地说他去了广西的“驯象所”(“三十七年奉使琉球，比以言事谪戍广西驯象所”)。*萧彦等撰：《掖垣人鉴》卷14，第310页。吴时来出使一事旁生枝节，于是乎郭汝霖代之。

从朋僚赠送吴的诗文中可知，吴时来对使琉一役并不逃避，而且心中还有“联琉抗倭”的“一盘棋”。但对继任者郭汝霖及时人来看，吴态度消极，是借弹劾权相来逃避使琉一差的。

“吴被命，怏怏病数日，二月初而差，迟之至三月终尚未有行意。时大同右卫事急，吴疏劾总督杨顺，上逮系顺。三日后，复劾元宰严公，上知其意，廷杖之，谪戍广西。人始议吴，处科三载不一言，及差行未数日两疏，何前后之相悬也？”吴在受命之前，曾有星士王鹤麓者卜其当远行，待到郭代吴行，有人让王星士给郭天使也算上一卦，郭见到此人，“余谂之曰：吴行决乎？王曰：意欲求脱。”可见时人又多认为吴是藉弹劾严嵩求得解脱的。为郭抱不平的朋友们甚至认为此一主意正系该星士所出，拟将其下狱。后来邹元标在为郭的文集所作的序文中“不点名”批评吴时来的“巧避”行为。他说“巧避者”认为“等死耳，死海宁死谏，犹不失万世名”。可是，“彼巧避者虽能博一时婴童村妇之口，不能逃天下正人君子真心，卒之颠倒末路，以是知虚名不可假也，皇天不可欺也，独波涛异域，能死人哉？嗟乎！人之初终系于一念，一念而真，万死万生，历久不变。予于兹益信矣。”*邹元标：《郭一厓先生文集序》，《石泉山房文集》，第375页。

代吴时来的郭汝霖也认为吴借弹劾权相来逃避使事的。被命后的郭汝霖尚未有合身妥贴的赐衣，就被催促急行，郭就气愤地说，你们以为人人都是吴时来(“夫承差者，未必皆吴君也”)。出行后的郭汝霖和被谪后的吴时来的船在淮安正好前后脚，“吴故避余，余访之曰：何遂不相见？吴面赤莫能应。”*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9，《使事小纪》，第514-515页。从这些叙述来看，在郭汝霖及时人眼中，吴时来行为“不光彩”。

这便是封王尚元时经历的“换使风波”。

郭汝霖被命后，开始了其旷日持久的使琉行程。从尚清薨到封王事毕，前后竟达六年，而从世子请封到封王事毕，前后几近四年，汝霖此行之所以旷日持久皆因沿海连年倭患所致，这是前次封王所未遇到之情形。

他们此行不光要对付风涛之险，还有提防倭寇之患。由于倭寇的袭扰，诸事进展不顺。当其封舟仅造一半时，因为贼报而不得不出坞躲避，而此行各路人手亦因贼阻难集，*《石泉山房文集》卷6，《奉聂双江先生》，第470页。郭在信中辩称，“主张行舟之人又在漳州途中阻贼，非二三十日不能来，来则风汛已过，何能行也？”待舟成人齐，出海的“安全问题”，又不能不考虑。倭寇猛于风涛，“近年海多倭，不独惊风浪”*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2，《层村三首》，第401页。。“迩来倭寇纵横，当海风之期，彼且旋棹，此不有甚于风波者？”*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8，《星槎录序》，第494页。果不其然，他们几遇贼船。“既抵岸(按，指琉球)三日后，有传贼船从其境上过者，盖蓬力小，大洋中自不相及。”*郭汝霖、李际春编：《重编使琉球录》，见《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上，第53-54页。于是，在此种海道险远、*在陈侃封王之时，即有人称海道险远，不如让琉人前来“领封”。倭寇侵犯的情形下，就出现琉球的“领封”之请。*琉球领封之请很大程度亦为闽巡樊献科等人推动的“预策”。“诸君覩时事，重国体，私图公奏，竟莫挽余行。”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9，《使事小纪》，第515页。《中山世谱》记云：“三十八年己未秋，遣正议大夫蔡廷会、长史梁炫等奉表贡方物并谢恩。时廷会等具言：‘海中风涛回测，海寇出没不时。恐使者有他虞，获罪上国。请如正徳中封占城故事，赉回诏册，不烦天朝遣封。’福建巡按御史樊献科以闻，世宗命礼部议。礼部议奏：‘昔正徳中，占城国王为安南所侵，窜居他所，故令使者赉回敕命，乃一时权宜。然占城国王沙古卜洛犹恳请遣使封，为蛮邦光重。今琉球左海中，诸国颇称守礼，累朝以来，待之优异。每国王嗣立，必遣侍从之臣，奉命服节册以往，着为例。且廷会无世子印文，若遽轻信其言，万一世子以遣使为至荣，以遥拜为非礼，不肯受封，复上书请使如占城，将谁任其咎哉？乞凡朝贡并册封如例，以示大典。’世宗从之。”*蔡温等：《中山世谱》，高津孝、陈捷等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4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2-333页。这次，朝廷以“旧典难剧变”拒绝琉球领封之请。后来万历倭患之时，朝廷又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往封，还是领封，交付大家讨论，有人就认为，出使琉球，倭凶、海险、供亿难、舟费钱，与其往封，不如领封。*李廷机：《乞罢使琉球疏》，载《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第254-257页。

“旧典难变”固然是中国拒绝琉球领封请求的原因，但如不把“拒请”放置在“倭寇祸华”这一历史背景中思考的话，就难以明白其真意所在。

试想，在倭寇肆虐的时候，中国如从琉所请，就显得露怯示弱，惮烦畏难，就势必刺激、催化日本人的非分之想，一句话：长贼志气，灭己威风。这一点，时人已经说得很清楚。“原册使”吴时来便说：“又以外使在中多探听，不当示怯，今朝乞封，暮即遣使，知中国不以海为难也。庶法令可行，吾之意在是。”*赵釴：《谏议吴君悟斋使琉球赠言》，载《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第171页。只是你明白这其中道理，可为什么拖拖拉拉迟迟不动身呢？雷礼在《赠右司谏郭时望使琉球序》中亦云：“今琉球国王虽奔走效顺，而郡岛倭奴实狡焉弗恭，每侦中国之政为向背，则今日之命固岛夷观属所系，宁羡贾口辩已耶？”*雷礼：《赠右司谏郭时望使琉球序》，载《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第180-181页。因此，在这时事艰难之际，就只有“往封”的惟一选项了，即便“硬着头皮”也得上，这一面固然是维持旧典，一面更是做给不安分的日本人看的。

我们不但要不“示弱”于日人，而且还要“示威”于日人。让日本人看看汉官威仪和中土恩德，让他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安分守己得隆恩”。也就是说要日本“学习琉球好榜样”，达到“化行于异类”的目的。

然蕞尔倭岛，复有豕突淮吴间，以干师旅之怒，膏血中土者，使其疆域联络，声气相通，诚见吾之威仪、辞令、气节、谟略，足以鼎重国势，光扬王灵，必其视华人也如天神之降，而其尊中华也如天，效顺者坚志，犯顺者革心，安知其不遂戢暴修职，悉如琉球以自徼福耶？使果能戢暴而修职，世如琉球也。国家之宽仁，又安知其不待之以琉球之殊恩耶？夫若是，其身迈于绝域，而化行于异类也，则啣命者，将不得为国之劳臣耶？其倡义率先稽首授命者，又将不得为夷之望国耶？壮哉！兹行也，不徒然矣！*曹大章：《送给谏吴悟斋使琉球序(代存翁作)》，载《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第162-164页。

就是说，你日本怎么就不学学人家琉球，不做番邦享殊恩，偏为贼寇祸中华，后来封王毕事的郭汝霖也不解地说，“倭寇连年枉自疲，血腥潮水益堪悲。何如修贡中华主，苍玉珠弁耀海湄”*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5，《封王十咏》，第438页。。

如果日本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说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死不悔改”呢？对“原册使”吴时来说，他之出使琉球还有一层“联琉制倭”、“以夷制夷”的腹案。吴时来亲口对其友朋这样说：

吾越人厌倭毒久矣，尝见古豪杰提空手入外漠，说其名王，令以夷攻夷，率收厚效。有不烦兵而来者数国，心窃慕之。近见琉球世子俘倭人来献归我汉人，意亦勤矣。似可义属者，诚欲宣示德意，令琉球转相告诫，使日本辑其岛众不为寇，不然，则连兵讨之。其势宜听，不听则伺其入寇，绝其归道，以所夺汉物予之，且论功焉。如其说行，海波可静矣。*赵釴：《谏议吴君悟斋使琉球赠言》，载《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第170-171页。

事实上，对于倭寇的态度，琉球与中国是“肩并肩”的。郭汝霖在为琉球王尚元的扇子上题有这样的字句，“年来倭寇异，好奋献功弨”*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3，《书扇别中山王》，第410页。。可惜节外生枝，吴氏未能成行，否则，此一“联琉制倭”的好戏不知会不会上演，如何上演。

可见，在嘉靖倭乱的背景下，往封琉球的意义就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荣典，而且有着一层针对日本的意涵。这是兹次册封球王不同于前次册封之特殊所在。

三、《重修使琉球录》与《使琉球录》差异

《重修使琉球录》系在陈侃《使琉球录》的基础上加以“重修”。郭氏几乎全部采录了陈侃的使录，但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却有较大差别。

其一，与陈录相比，在形式上，郭录“依事”分类，析出章节。郭录将陈录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专讲使事纪略，下卷专录琉球文献。在上卷“使事纪略”中，陈录“依时”而叙，郭录“依事”而叙。就是说，陈录是按照时间顺序，从受命到造舟、赴琉、册封、逗留、返国、复命，依次陈述。而郭录则将使事分为乞留诏敕、使事纪、礼仪、造舟、用人、敬神诸类别。下卷“琉球文献”中，收录群书质异、诗文、夷语、夷字、题奏等，与陈录相比，他新加“诗文”一目。此后的萧崇业、夏子阳的使录写作亦循此体例。因此，可以说，陈侃开辟了使琉球录的写作，郭汝霖则树立了使琉球录的“体例”。

其二，与陈录相比，在内容上，郭录先抄录“旧记”，后补续“新闻”。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原录云云者，列于前，而是岁所行者，附于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因取侃旧本缀续成编，所言大略与明使琉球传合，惟每条列原录于前，而附所续于后，皆以‘霖按’二字冠之，似乎考订旧闻，实则铺叙新事，于体例殊未协也。”*《四库存全书总目·使琉球录二卷提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49，齐鲁书社，1996年，第715页。“霖按”与“陈录”，或接续、或补正或解释，与陈录构成对话讨论的关系。

此系郭录与陈录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区别所在。

虽说郭录大部分内容系改编自陈录内容，但就其“收录”的陈录内容而言，亦非简单“拷贝”，也就是说，“郭录中的陈录”(简称“郭录”)与“原始的陈录”(简称“陈录”)是有诸多差异的，如不细加分析，就漫以为两者完全相同。这两者的差异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为删文；一为增文；一为改文。

1、删文。即郭录要比陈录原文“少”。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各不相同。有时为了照顾他的体例和主题，就不能不对陈录中与该主题无关的内容加以删减。比如，就“礼仪”一节而言，陈录为“二十五日，方达泊舟之所，名曰那霸港。计广石登舟，至此几一月矣。予二人局于一舱，不便出入。暑气熏熏，脾胃受疾，寝食弗安，兼以风涛之险，日惊于心。得保残喘以终王事，呜呼艰哉！是日登岸，岸上翼然有亭，扁曰迎恩。”郭录则简删为“五月二十五日，始抵那霸港，登岸，岸上有亭，扁曰迎恩”一句话。在“敬神”一节中亦如是，与敬神无关之文字，则不录。有时可能是出于政治态度的原因，有所删节。比如，在“群书质异”的《蠃虫录》中，陈录原文中是这样的：“迩如蔡廷美、郑赋、梁梓、蔡瀚等皆俊秀可教，曾北学中国，授业名儒，今皆补为长史、都通事等官。进见之时，仪不忒而言有章，未必不自读书中来也。其它，则苦礼法之拘、衣冠之缚矣。”而在郭录中却将“其它，则苦礼法之拘、衣冠之缚矣”这句删掉。事实上，对习惯于简朴自然的琉球人来说，明朝廷的衣冠礼仪常常意味着繁文缛节，对他们来说可谓相当不习惯、不自在。比如，琉球王接见客人习惯光脚(跣足为敬)，可是见到天朝使者不能不穿鞋戴帽(服履加冠)，陈侃就亲眼看到琉球王难受的样子，“揖逊之间，每见其疾首蹙额，盖弗胜其束缚之劳矣”。然而，说他们“苦礼法之拘、衣冠之缚”恐怕有些违背朝廷礼法，此或为郭氏删掉此句的原因。有的出于其他原因有所删减。比如，“群书质异”的《大明一统志》一节后面的关于琉球“山川”和“土产”的文字、部分“夷语”在郭录中均未录。

2、增文。即郭录要比陈录原文“多”。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郭录中竟然多出这么一段：

录中又有漳人《操舟记》云：届行得舵工谢敦齐者，善于航海者也，至则徘徊审视，曰此舟之不善者三：海中常防礁石，船底板须二层。倘有不虞庶刮去一层，而一层尚存也，今板虽厚，止于一层，船之不善一也；板之泊梁，以钉为力，板厚七寸，钉贯串不及，即及亦无力，海涛冲撼，软弱不支，船之不善二也；从行人，几四百，炎暑聚处，舱中不免郁蒸之病，船之不善三也。二公闻之，惶然始怨有司者，曰“其谁乎误我？”敦齐乃取藤麻，自稳底、遮波板、战棚板，箍之数座以防崩溃，又于船舷扎虚棚，使众役昼则散处棚上，夜则入卧舱中。

显然，郭汝霖看到过曾和陈侃搭档、担任副使的高澄《操舟记》，而陈侃的原录中并无《操舟记》，所幸，高氏的《操舟记》在后使萧崇业、谢杰的《使琉球录》中有所收录，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献。

3、改文。就是指文字上两录有所差异，这些差异有的不影响文意，有的则改变了文意。分别略述如下(而对郭录来说，夷语一部分中改动最大且情形复杂，对此我们将加以单独叙述)：

大凡古书之抄录，鲁鱼亥豕，冯京马凉，在所难免，又加之不同人的用词行文习惯不同，会造成字词的不同，不过，这些并不妨碍文意的理解。比如，陈录的“塞向闭户以避之”在郭录中为“塞门闭户而避之”，短短一句中就有两个字不同；陈录的“膷臐膮炙之膳”在郭录中为“膷臐烧炙之膳”；陈录的“天妃独不救我辈乎”在郭录中为“天妃独不我救乎”；陈录中的“簪珥不加”在郭录中为“簪铒不加”；陈录中的“蠃虫录”在郭录中为“嬴虫录”；陈录“题奏”中的“船”在郭录中皆改为“舡”。等等。

可是，有的字词改动，文意就完全不同。比如，陈录的“通船以红布为围幔”，在郭录中为“通船以黄布为围幔”；陈录的“生红铜”，在郭录中为“坐黄铜”；陈录的“带以玉，则旧制”，在郭录中为“带以玉，则自备”。

还有更大程度的文字更改。陈录中有这么一段话：

命下之日，时夏五望也。有为予等深忧者曰：海外之行，险可知也。天朝之使远冒乎险，而小国之王坐享其封，恐非以华驭夷之道。盍辞之，以需其领？予等曰：君父之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况我生各有命在天，岂必海外能死人哉？领封之说，出于他人之口，则为公议；出于予等之口，则为私情。何以辞为？勿听。

郭录改为：

今(命)下之日，时夏五望也。有为予等不平者曰：海外之行，险可知也。智者计免，而愚者罹之，如公论何不然，同寅以序而差一言可决，自春徂夏，何其久也，曷辩诸？予等曰：君父之命，无所逃，况我生各有命在天，岂必海外能死人哉？寅宷有兄弟之义，弱者当代其劳，何以辩为？亦听诸天而已矣！不平者唯唯而退。

从前面“换使风波”叙述中，我们已经明白郭汝霖本人及时人对吴时来的看法和态度，于是，就不难理解郭汝霖缘何将陈录原文更改为现在这个样子。当时有人为其抱“不平”，要其申诉，可是，在吴被认为“逃避”使事而遭贬谪的情形下，郭还能多言吗？于是，郭氏即不能辞，亦不能辩，只得“硬着头皮上”，肚里“憋屈”，心中“不平”，在其“改文”隐然流露。

全书中文字改动最大的地方莫过于“夷语”部分，郭、陈二录中关于夷语的门类，词目基本相同，*共有四处词目顺序、内容不尽一致。另外，在陈录中，有的词目会在不同门类中重复出现。比如，“去，亦急”，“来，外亦利”，“晓的，失达哇”在人事门和通用门都出现。还有一些只是意同字不同的重复，如，“好，约达撒”(人事门)和“好看，约达撒(通用门)；“歹，哇禄撒” (人事门)和“不好，哇禄撒”(通用门)；“说，嗑达里”(人事门)和“说，嗑达力”(通用门)。并不是说这种重复不对，但在郭录中尽量避免了这种重复。但音译却有很大差别。总的来看，前面小部分译语大致相同，后面大部分译语大多不同，而这是郭录与陈录相比，变动最大的地方。对照两种版本可知，这种差别体现在以下方面：

(1)传抄中出现的错讹字。比如，陈录的“画，叶”在郭录中为“画，弃”，盖“葉”“棄”形近之故；陈录的“多少，亦如撒”在郭录中为“多少，亦加撒”，盖“如”“加”形近之故；陈录中的“不知道，失蓝子”在郭录中为“不知道，失监子”，盖“蓝”“监”形近之故；陈录中的“起来，榻知”在郭录中为“起来，揭知”，盖“榻”“揭”形近之故。

(2)音同(音近)字异。约计94组。略举几例，比如，陈录中的“胡椒，谷烧”在郭录中为“胡椒，窟受”；陈录中的“瓶，飘”在郭录中为“瓶，匹胡平”；陈录中的“鱼，亦窝”在郭录中为“鱼，游”；陈录中的“明早起身，阿者速多密的搨知”在郭录中为“明早起身，阿者速图拖枚榻支”等。

(3)音异字异。约计63组。略举几例，比如，陈录中的“国王，敖那”在郭录中为“国王，倭王嗑吶尸”；陈录中的“通事，度日”在郭录中为“通事，通资”；陈录中的“母亲，阿乜”在郭录中为“母亲，倭男姑吾牙”；陈录中的“来，外亦利”在郭录中为“来，吃之”等。

(4)郭录中有，陈录中无。约计19个。与陈录相比，郭录多出以下词条：女，乌男姑。行，亚立其。衫，冷今。裙，嗑甲莓。裤，嗑甲马。粉，由诺沽。齿，扒。[须]，品其。闲，漫图押里。不闲，漫图奈。说谎，由沽辣舍。实话，马讼沽夷。不见，迷阑。快活，括其。辛苦，南及之。笑，瓦喇的。啼，那其。呼，院的。痛，一借沙。疒恙，课沙。

(5)陈录中有，郭录中无。约计11个。与郭录相比，陈录多出以下词条。如下：狮子，失失。眉毛，不洁。倭刀，答知。壹千个，森那。起身，榻知亦急。起去，榻知亦急。晓的，失达哇。付答，仝。回赐，仝。买卖，亚及耐。有无，阿力乃。

以上所述是“郭录中的陈录”与陈录本身不同的地方。不详辨者，往往误以为“郭录中的陈录”即为陈录原文也。

虽然，两者有如此若干不同，但主体内容却是相同的，特别是一些篇目内容完全相同，如陈录中陈侃的《使琉球录序》，诏敕和谕祭文，《天妃灵应记》，群书质异，题奏，高澄的《使琉球录后序》等。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我们大致可以对郭汝霖的生平身世，其使琉一役的“换使风波”和“拒绝领封”有了更为详细和深入的认识，通过对郭汝霖的《重编使琉球录》和陈侃的《使琉球录》的文本比较，指出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所在，并非人们多以为的前者是对后者简单的“誊录”。

作者陈占彪：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上海：200235)

In 1555,Guo Rulin was sent to bestow kingship for the Ryukyu king Shangyuan. Due to the lack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e many issues about Guo Rulin and his mission to Ryukyu have not been properly studied. Based on studying many rare academic materials, we could enrich the life and the cause of Guo Rulin, show the people’s multi opinions about the former ambassador Wu Shilai who was taken place by Guo Rulin in his age, reveal the real reason of refusing Ryukyu king’s request of receiving Ryukyu king title in Fuji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Japanese pirates aggressive China.Comparing Guo’s Reedited recorder of mission to Ryukyu with Chen Kan’s book which is named Recorder of Mission to Ryukyu, it’s found that Guo’s book is not a simple copy, sometimes he delete,add and revise some contents.

Guo Rulin; Reedited Recorder of Mission to Ryukyu; Recorder of Mission to Ryuk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