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视角下的《黄帝内经》英译研究*

2016-02-03冯文林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6年7期

关键词：数词内经黄帝内经

冯文林

(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广州 510515)

【中医写作与翻译】

多重视角下的《黄帝内经》英译研究*

冯文林

(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广州 510515)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英译研究是中医英译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众多研究者从语言学、哲学、美学、符号学、生态学等多重视角对《内经》英译研究进行了深入研究，不同研究视角虽详略不同但相互间亦有借鉴，且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对《内经》不同译本的评判亦各异。故以近10年来《内经》英译研究为契机，旨在以跨学科的形式，探讨《内经》英译研究正由西方翻译理论视角向国内回归，研究视野的多维、整合发展，必将会使《内经》的英译研究更趋完善。

《黄帝内经》;英译;语言学;哲学;美学;符号学;生态学

作为中医理论奠基之作的《内经》，由《素问》和《灵枢》组成。近1个世纪以来，《内经》(特别是《素问》)的英译本多达13种，其中李照国、伊尔扎·威斯(Ilza Veith)、Maoshing Ni、吴连胜吴奇父子、朱明、Unschuld、吕聪明等的英译本(以下简称李本、威本、倪本、吴本、Unschuld本、朱本等)是目前研究最多的译本，相应的《内经》英译研究方面的探讨性文章也层出不穷。本文试从跨学科的多重视角来探讨《内经》英译研究的现状。

1 语言学视角

1.1 模糊语言学

模糊语言学是一门研究模糊词和语言中的其他模糊现象的学科，语义模糊数词是其研究重点之一［1］。通过对《素问》的语义模糊数词进行形式(单个数词、数词连用和数词间隔)和意义(近似数、乘积、倍数)分类，傅灵婴［1］认为:威本运用保留原数词(将汉语数词译成英语中相对应的数词)的方法最多，使用改动原数词(使用其他的数词或变通为其他语言表达)的次数最少;李本保留和改动原数词均居中;倪本改动原数词的次数最多，保留原数词最少;这三个译本使用省略原数词(不将汉语数词英译出来)，但不改变原数词的语义和语用功能的方法都最少。

1.2 语料库语言学

语料库语言学发展到20世纪中后期兴起一门专门对大规模储存于计算机里的语料库进行语言研究的学科――现代语料库语言学，其中双语语料库的建设是其研究的重要方面，主要包括平行语料库、类比语料库和翻译语料库［2］261。李苹等［3］以平行语料库(由原语文本及其平行对应的译语文本构成的双语语料库)为契机，举例分析比较威本、李本、倪本在翻译《内经》中同一经典语句时采用译法的共性和差异发现，威本意译、误译较多，而李本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信息。

1.3 认知语言学

概念整合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认知科学家、语言学家Fauconnier和Turner提出，以心理空间为基础建构的一种认知行为，主要依赖于各概念空间之间的映射和重构，现已成为认知语言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分支［4-5］。李莫南、张斌等［4-5］以概念整合理论对《内经》中的隐喻及其翻译过程进行人类认知层面的阐释，在分析隐喻意义的前提下重构翻译过程，探讨各空间的要素，分析各空间的映射，以及译文作为读者系统的输入空间来进行下一步的概念合成，并分析李本和威本的隐喻翻译，展现了从原文到译文的跨域过程，针砭这2种译本的同时也指出情感激活方面不能运用概念整合理论进行分析。

1.4 语用学

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在1987年国际语用学协会首次提出顺应论，阐释了语言是一种顺应语境和交际意图的选择过程［6］。周冬梅［6～8］依据顺应论的4个分析维度(语境相关因素、结构对象、动态过程、过程的凸显程度)认为，《内经》英译本经历了“语言选择-关照读者需求-翻译脱离不断更新的语境-语言重新选择-顺应读者需求”复杂选择的动态顺应过程直至趋向相互顺应的动态平衡;倪本和李本译文准确而且在传达原文本信息及文化传播方面优于威本，调查问卷结果验证了顺应论的可行性及应用性，即读者对倪本的意识程度最高说明了倪本最大程度地顺应了原文本及读者意识期待，故可参照倪本及李本为模版提炼《内经》的翻译策略，但策略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亦不能因循守旧;《内经》中医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也可以语境因素的顺应和语言结构选择的顺应为指导。闫俊江［9］亦从语境顺应理论视角，以威本、李本为个案，把疾病名称翻译置于语言学中的语境因素中分析，指出了语境顺应使整个翻译过程具有很强针对性，可以为读者选择适合自己的译本提供参考，并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中医疾病名称的翻译。

2 哲学视角

2.1 哲学阐释学

哲学阐释学的真正创始人和最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以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这三大原则展示了文本意义的开放和动态，并将在阐释的过程中重建文本意义的译者视为文本的阐释者，重新解构阐释者与作者及文本的关系，发展出一种历史性的全新哲学阐释学方法［10，11］。沈晓华［11］和蒋骞［12］分别以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为基础，前者结合Unschuld本和倪本，从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意识剖析《内经》的英译是文本意义的重新建构［11］;后者则比较分析《素问》的吴本、Unschuld本、李本，检验哲学阐释学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效度，力图为哲学阐释学三原则与误读、复译及解释的多元性之间的关系寻求合法解释，试图描述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重释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意义［12］。

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斯坦纳以海德格尔的释义思想为基础，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以及阐释学的翻译步骤，即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10］255-263。王治梅［13］运用斯坦纳阐释翻译理论认为，译者首先要深刻的认识《内经》等原著的中医传统文化背景，并坚信其翻译的价值;其次译者必须侵入到典籍中，解读原文的意义;再次是译者吸收、理解原文意义、内涵、修辞、风格等的过程，包括译者将原文转换为目的语的过程;最后一步是最关键的，即译者将原文的意义忠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同时要用最自然最符合原文风格的语言补偿目的语。何阳等［14］则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角度研究认为，威斯的英译处理方式完全符合西方文化译者的身份，对西方读者了解中医思维、认识、学习中医经典文化，以及对中医药专业对比中医经典学习英语语言地道表达和培养英语语言文化思维都有积极意义。

2.2 语言哲学

Derek Bickerton在著作《语言与人类行为》中提出了语言哲学观点，即虽然原始语言区别于，甚至低等于人类的语言，但它仍是一种自然、丰满的语言［15］。姚振军［15］从语言哲学角度分析认为，译者应重视《内经》等医学典籍语言及专业特点，对反复出现的中医特有的、西医中根本不存在的概念和术语，采用最直接最准确的字对字的翻译方式是大有裨益的，甚至可以进行“异化”的处理，因为读者定会在句法的协助下，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对译本作出深刻、独特的理解;朱本以字对字方式直译成英文或威本采取的汉字逐字解释译法才能实现经典文化著作在世界上传播的目的。

3 美学视角

美学研究对中国译界的体系化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翻译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包括对审美客体(原文)、审美主体(译者)、语言审美以及翻译接受等方面的研究，对审美心理活动(意象、情感等)一般规律的研究，对审美再现手段及翻译美学价值观的探讨等［16］。沈晓华［17］认为，为保留《内经》英译过程可能流失的形式、韵律、修辞、意境等美学要素，译者可采用整合补偿(整合并划一句式结构、仿效并再造音韵结构、调整并转换修辞格)、替代补偿、增益补偿、概念具体化和文中加注等翻译补偿技巧。张冉［18，19］从翻译审美客体的形式系统(语音美、词语美、句段美)和非形式系统(意象美、情志美)全面、系统的分析倪本、吴本、李本发现，李本略胜一筹;而且从翻译美学来看李本中顶真辞格(前一句的结尾做后一句的起头，使邻接的句子头尾蝉联而有上递下接趣味的一种措词法)是运用“省略”、“变通”和“对应”等翻译技巧，巧妙灵活地安排句式，为原文找到最佳的表达方式，尽可能地再现中医语言风格。

4 符号学视角

美国行为语义学家莫里斯把符号学划分为语构学 (syntactic)、语义学 (semantic)和语用学(pragmatic)，相对应的意义分别为言内意义、指称意义与语用意义［20］。杜福荣［20］认为符号学翻译理论有助于原文意义的准确传递与再现，能为中医典籍翻译构建一个比较系统的符号意义再现模式，并从指称、言内和语用三大意义层面对比分析威本和李本中比喻辞格的英译，指出了两译者主要采用以明译明、以明译暗、以暗译暗、省译和还原法，且译本中均存在误译;在翻译比喻辞格时译者应结合上下文语境与词语的搭配关系以准确把握指称意义，灵活选词、调换句子成分或变换句式结构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言内意义，采用各种补偿措施来弥补原文化的缺省以准确表达语用意义。

5 生态学视角

国内胡庚申在译学界创立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运用达尔文“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解读、阐释及探索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包括社会、时局、动机、读者、原文、原语、目的语、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等)，生态环境影响译者对翻译原则(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方法(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的“三维”转换)以及最终对译文的选择来达到翻译目的;最佳译文是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等“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翻译是在不同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中语言维(文本语言表达)、文化维(语境效果表达)、交际维(人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过程［21－23］。从翻译适应选择论(即生态翻译学)视角研究《内经》英译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其中，袁谧［21］基于“三维”转换标准，对比分析李本和吴本中转品辞格(修辞上有意从这一属类转成别一属类)翻译，指出保留辞格意象，达成文化维转换;调整修辞策略，实现语言维转换;关注信息传递，力求交际维转换。王晴［22］从“三维”方面考察了吴氏父子和李照国的《灵枢》译本中译者对经络及针灸术语翻译的特征和规律发现:译者所处的不同时代、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及译者本身对翻译目的的取向造就了译者不同的知识结构和翻译风格。王晓玲［23］认为，威斯和李照国都较好地适应了各自的翻译生态环境即整合适应选择度都较高，这也是两译本能够广泛被读者接受的原因;为了在“三维”上较好地做出适应性选择转换，应遵守中医术语的四个翻译原则(简洁性、自然性、民族性、规定性)。黄光惠［24］以译文在“三维”上实现的转换程度对比分析李本、吴本和威本对《素问》中主要的概念隐喻英译的整合适应度;并根据中英语言表达的文化内涵的异同把《素问》中的隐喻(“上下空间隐喻”、“阴阳哲学隐喻”、“战争隐喻”、“社会官职隐喻”)归类为文化维相交和不相交的情况进行分析指出:翻译概念隐喻要考虑中英语言在语言维和文化维上的交织情况来选择直译、直译加注、音译、音译加注或意译等翻译方法;黄氏还以三个译本的翻译生态环境解释译本的特征，即:威本译文流畅但误译较多;吴本比较频繁使用释义法;李本的整合适应度最高，也较多使用直译和音译法。吴纯瑜［25］以“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为切入点，对《内经》中的文化负载词英译进行威本、李本的对比研究发现，李本在翻译过程中更多的采用了音译，威本则以直译为主，故李本更忠实于原文，更能体现中医文化，适应选择性更强些。

6 其他视角

6.1 模因论视角

模因论是将文化和进化论相结合的一种理论，牛津大学著名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首次提出Meme(模因)，模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复制和传播;由Chesterman最早把模因引入翻译理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文化传播活动，其过程是模因传播的过程;当源语和目标语中的文化出现碰撞时，模因像基因那样得到继承［26～28］。施卫萍［26］根据翻译模因的“基因型”和“表现型”，相应地采用直译、音译、意译、增译等不同的翻译策略，实现《内经》中的文化专有项的等值等效翻译，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邬明良［27，28］从语言模因视角认为，《内经》中文化负载词也是一种模因，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也像模因一样通过一定的媒介和载体进行自我复制，并进入更多宿主(广大读者)的大脑之中;李本比威本更能遵循成功模因的三个条件:复制保真度、多产性和长久性，因而更利于文化负载词的复制传播。

6.2 文体学视角

文体学，发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而发展，故与语言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定义至今未有定论，主要包括文体类型、语言风格和文本体裁等的研究［29］。马莉［29］从文体学的角度对李照国、吴氏父子的《灵枢》英译本进行了对比评论后认为:李本长于准确性而吴本则长于优美性和民族性;两个译本均有改进空间。

6.3 互文性视角

互文性理论发端于符号学，是西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和现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由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哈蒂姆和梅森最早在《语篇与译者》中创造性地将互文性理论引入到翻译研究中，为翻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测试平台［30］。王星科等［30］在互文性理论指导下从语言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5个方面分析威本、李本发现:李本采用异化法，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而威本采用归化法，其译文更容易被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

7 小结

尽管目前《内经》英译研究的视角不同，但相互之间不是封闭、孤立地发展，而是相互借鉴、相互参考。比如《内经》中修辞格英译可以从语言学、美学以及符号学等来分析，中医文化负载词英译可以用顺应论、模因论等来研究;就“动态”而言，奈达提出过“动态对等”，“顺应论”和“概念整合理论”也有“动态”过程;“交际”不仅为奈达所应用，“顺应论”、“翻译适应选择论”也对“交际”方面不可或缺;“补偿”的不仅仅是“文化”还有“美学”，等等。由于研究视角不同，所以对不同《内经》译本的评判结果也不一致，可喜的是，对《内经》英译研究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视角正向国内翻译理论研究视角转归，研究视野也从单一向三维、多维、整合的发展。笔者期望今后能将不同研究视角交融，对译本做整体全面的认识，这将会使《内经》的英译研究更趋完善。

［1］傅灵婴.《黄帝内经·素问》语义模糊数词英译研究［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09.

［2］李苹，施蕴中.语料库语言学和《黄帝内经》汉英语料库［J］.中国科技信息，2009，32(3):259.

［3］李苹，王琳琳.《黄帝内经》经典语句英译研究［J］.中医学报，2012，27(8):955-957.

［4］李莫南，张斌.概念整合理论与《黄帝内经》隐喻翻译［J］.时珍国医国药，2012，23(12):3135-3137.

［5］张斌，李莫南.概念整合理论下的《黄帝内经》隐喻翻译实例分析［J］.时珍国医国药，2014，25(1):159-161.

［6］周冬梅.顺应论视阈下《黄帝内经》英译策略研究—以三个英译本比照为例［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13.

［7］周冬梅.语境顺应论视阈下的《黄帝内经》英译策略探析［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3，36(1):88-90.

［8］周冬梅.顺应论视阈下的《黄帝内经》中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36(10):1139-1141.

［9］闫俊江.中医疾病名称英译:语境顺应视角下的《黄帝内经》两个英译本个案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1.

［10］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63-274.

［11］沈晓华.译者与文本意义的重建——《黄帝内经》英译的阐释学思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 (2):365-366.

［12］蒋骞.重释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兼评《黄帝内经·素问》的三个英译本［D］.重庆:四川外语学院，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