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科闯，陈 辉，石含秀△ 王鸿度△△

(1.西南医科大学，四川 泸州 646000;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四川 泸州 646000)

王鸿度谈《黄帝内经》针灸治疗六原则

王科闯1，陈 辉2，石含秀1△王鸿度1△△

(1.西南医科大学，四川 泸州 646000;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四川 泸州 646000)

通过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有关针灸部分经文进行疏理，结合王鸿度教授关于“随变而调气”的论述，提出在针灸临床中应注意以下6点:一是制定诊疗措施须因人、因时、因地变化予以相应改变;二是在“人情”环节中尤应注意体质、社会及心理因素对病情和治疗的影响;三是重视为我们确立治疗措施提供依据的“针前诊”及审定诊断和判别疗效与评估预后的“针时诊”;四是在针刺治疗开始至结束要注意调节医患双方的“神”，使主客体达到心理、生理上的和谐统一;五是“补虚泻实”是中医临床中的基本治则，但基于针刺的特殊性，主张阴阳形气俱不足者不可刺，针、药不能偏废;六是在治疗过程中要结合“针前诊”及“针时诊”所得脉象之变化作为“气调”及“止”与否的依据。

《黄帝内经》;针灸;治疗原则

《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蕴含了丰富的针灸学内容。尤其确立的针灸治疗原则深刻且严密，是后世针灸治疗学的基石所在。王鸿度教授曾论述“随变而调气”的原则(《灵枢·卫气失常》)，是从针灸实践中抽象而来，能够包含其他针灸治则治法的总则［1］。它不仅强调“变(如病候、形质、日月四时等变化)而必随，变而可随”，而且明确要求医者必须因“变”而确立相应治法、时机以及针刺操作诸方面(深浅、补泻手法、徐疾、腧穴数目及是否留针)。尽管如此，相关经文中所论及其他针灸治疗原则，亦为后世针灸临床之轨范，依然不能偏废。据此本文谨就《内经》经文，结合王鸿度临床经验，对针灸诊疗活动中需要加以注意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 三因制宜

三因制宜即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天有四时、地有五方，人亦有男女老少强弱之别，其治法自当有别。《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灵枢·玉版》载:“且夫人者，天地之镇也，其不可不参乎!”故针灸的取穴、刺法、针刺剂量及针刺禁忌自当根据天、地、人的变化而有所区别。具体而言，如《灵枢·逆顺肥瘦》提出:“年质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刺此者，以毫刺，浅刺而疾拔针，日再可也。”要求医者应根据患者个人情况如年龄、体质、气血及皮肤等来选择针具、确定针刺的浅深、时间的长短等;《素问·八正神明论》根据每月不同时间制定了“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的补泻禁忌。《素问·四时刺逆从论》则以四季划分，认为人气与天地之气皆随顺阴阳之升沉，指出针刺治疗应结合四时气候而有轻重深浅的分寸，如果违背非但病不已，反而会损伤正气，加重病情甚或变生它患。地域对治疗的影响，在《内经》中亦有精彩的论述，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以五方之域为例，认为人禀天地之气以生，赖天地之气以养，而五方之民地气各异、嗜欲不同，故而气质各异，治疗措施自不宜相同。

2 不失人情

《内经》十分重视“人情”在诊断、治疗中的作用，《素问·方盛衰论》即已提出在疾病诊断时要“不失人情”。“人情”即人之常情，后世李中梓在《医宗必读》提出人情有三，即病人之情、旁人之情、医人之情。本文主要着眼于病人之常情，王鸿度认为“病人之情”主要应着眼于体质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等方面，且三者常常相互影响。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指出社会因素对形气及疾病发生与转归的关系:“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王鸿度认为在当今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化社会，“人情”较之古时更为复杂更应得到重视，如果忽略则疾病的诊断不够全面，治疗措施不能与病情相应，疗效自然无从谈起。正如《素问·汤液醪醴论》所说:“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

3 诊视为务

《内经》中非常重视诊断，认为诊断应当贯穿于针灸的整个治疗过程中。在《灵枢·九针十二原》载有:“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灵枢·刺节真邪论》亦云:“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对此王鸿度认为，在临床中最重要的是针前诊和针时诊［2］。其中针前诊可以为我们确立治疗措施提供依据，正如后世汪机所云:“苟不诊视，则经脉之虚实，补泻之多寡，病症之死生，懵然皆无所知矣”［3］32，是故临床当“审经与络，分血与气，病随经所在，穴随经而取，庶得随机应变之理”［3］23。而针时诊则可以通过针灸刺激后的反应来审定诊断和判别疗效及评估预后，在《灵枢·九针十二原》即已提出:“刺之要，气至而有效”，且在《灵枢·终始》中对“气至”有明确的解释，认为“气至”与否可以通过针时诊特别是脉象所反映的情况来判定，再根据相应的脉象来精确控制针刺“剂量”，这已经成后世针灸学的特色之一。

4 刺本治神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治即治理、调理之意，神是指针刺过程中医患双方的精神状态。其义有二，一是《灵枢·邪客》中所说的:“持针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静”，要求医师精神专注，神识内守，方可实施针刺;二是《素问·针解》所云:“神无营于众物者，静志观病人，无左右视也。义无邪下者，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在针刺时，医师要有大医风范，淡定从容，不疾不徐，取得病人信任，以语言行为引导患者，令其振奋精神，以积极的心态和情绪活动迎接配合针灸治疗，让病人精气神随着医师的操作而运行，切不可为一时的得失而乱了方寸，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主客体达到心理、生理上的和谐统一，在针刺过程中使医患双方处于最佳的精神状态，从而收到最好的针灸效果。

5 补虚泻实

“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是针灸临床必须遵循的主要治则之一，正如《灵枢·胀论》所说:“当泻则泻，当补则补，如鼓应桴。”反之，不知虚实补泻，虚而泻之，实而补之，补泻反则病益笃。此外，王鸿度指出“虚则补之”在针灸临床中需要特别慎重，过虚之人不可刺。《灵枢·根结》主张阴阳形气俱不足者不可刺，如勉强使用针刺会损伤正气，使其进一步虚弱。后世朱丹溪提出“针法浑是泻而无补”之说，汪机亦赞同此说，认为阳不足则温之以气，阴不足则补之以味。但针为砭石所制，既无气又无味，且破皮损肉发窍于身，气皆从窍出，何得为补。所以临证应以诊视为务，视其虚实，针、灸、药因病而施，当用针时用针，当用药时用药，或针药并用，或内外合治，俾使邪去病愈。

6 气调而止

《内经》中确定针刺剂量标准是“气调而止”。《灵枢·九针十二原》强调:“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这是因为“用针之类，在于调气”(《灵枢·刺节真邪》)。王鸿度认为此之“气调”“气至”并非现代针灸临床所言之“得气”或“针感”。《灵枢·九针十二原》曰:“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这显然不是“得气”所能达到的。在《灵枢·终始》中对“气至”有明确的说明:“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正如前文所言，应以针前诊及针时诊所得脉象之变化作为“气调”及“止”与否的依据。

总之，在针刺临床中“气”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人体之根本，亦是针灸治病的关键，效与不效全在于“气调”与否，正如《灵枢·官能》所云:“是故工之用针也，知气之所在，而守其门户，明于调气，补泻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处……用针之要，无忘其神。”因而在临床针灸治疗活动中，需要注意针前病情的诊察，不略“三因”，体察“人情”，注重“治神”，结合针前、针时诊断，仔细体悟“气”之变动，将“气”之变化情况作为施行针刺补泻剂量的依据，待气调后而谨慎守护，以期邪气去、正气复而病愈。

［1］王鸿度，张丰正，游惠.论“随变而调气”是针灸治疗学最基本的原则［J］.中国针灸，2007(8):630.

［2］王鸿度.汪机及其《针灸问对》——兼论汪氏针灸学术思想［J］.泸州医学院学报，1990(2):124-126.

［3］汪机.针灸问对［M］.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

R245

:A

:1006-3250(2016)07-0947-02

2016-01-08

△△指导教师

王科闯(1980-)，男，福建安溪人，讲师，医学博士，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从事针药结合骨骼肌肉关节疾病的临床与研究。

△通讯作者:石含秀(1977-)，女，四川泸州人，讲师，医学博士，从事方剂与针灸协同作用研究，Tel:18982740120，E-mail:fairysus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