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对于20世纪初期西方简约主义中简文化概念的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简文化的追问与探索则要早得多。我国对简文化的崇尚，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彼时“朴素”“无为”的道家思想奠定了中国简文化的哲学基础，墨家提倡的简约的礼乐文化和禅宗，又开创了内心简化的体悟论，从而将简文化进一步具体化。受简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的文学、绘画、园林设计等形成了尚简的审美思想和趣味。文学创作讲究文唯简贵，绘画艺术崇尚用笔简洁，园林设计注重“以小见大”。简单、朴素的文化艺术创作传统代代传承、延续，造就了我国独特而影响深远的尚简文化艺术传统。

[关键词]简约主义；简文化；体悟论；以小见大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6.011

“简”，从现代学理角度讲，具有不复杂、量少的含义。“简”作为一种文化，被正式提出、推崇、对社会产生影响，源于14世纪的“奥卡姆剃刀”，至19世纪在科学中大显身手，20世纪初期被移植到文化艺术领域，形成了西方现代主义中的简约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简约主义最初是指按照“减少、减少、再减少”的原则进行艺术创作的流派。至1990年代，简约主义倡导的“以少胜多、以简胜繁”的尚简艺术形式，不断拓展，发展为一种回归本始、自然的生活方式或风格，广泛适用于各种领域。尚简的文化艺术流派与风尚，虽然源于西方，但并非仅存于西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简文化的探索与崇尚，早已有所体现，并且比西方首次提出简约主义的时间还要久远得多。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尚简文化艺术传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某一部具体史书、文学理论专著、山水鸟画所作的分析上。本文拟综合地、系统地探究中国简文化形成的思想渊源，及其在文学、绘画、景观设计等艺术形式上的具体体现，以期为尚简文化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中国简文化的思想渊源

尚简风尚，我国古已有之。对简文化的探索与研究，其渊源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道家、墨家学说和隋唐时期的禅宗思想。

1.道家奠定了中国简文化的哲学基础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最早提出了富含简文化的思想主张。可以说，老子是中国极简主义的创始人，是中国简文化哲学基础的奠基者，他“以简为尚”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道德经》中。

《道德经》载，“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1]78。其中，“少则得，多则惑”已蕴含有简约主义求真、求实的内涵。“少”意味着简，暗指事物的本质，包含着万物的共性，即万物共同具备的内涵；人们若不能从纷杂的万事万物中把握其本质，则就是“多”，就会“惑”。由此可以看出，老子在对待事物上强调要以简为尚，从而有利于探寻并抓住事物的本质，以免在纷繁复杂中茫然而不知所措。另外，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提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1]150的观点，意为最大的声音反而万籁俱寂，最大的物象反而无形无状，凸显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简约、概括、隐喻的审美创作意境。因此，老子所言的简文化是形式简单平淡而意蕴丰富，是注重观者感性体验和个性享受的文化，其尚简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绘画、建筑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

“无为而治”是道家基本的治国主张，老子的哲学便是以无为本。在老子看来，“无为”是相对于“有为”而言的，是顺乎自然地不为、不违的“简”。无为，可以说是简文化的另一种阐释，它是“简”到极致的最佳概括。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1]168也就是说，中国简文化同西方简约主义一样，也注重“简”法原则，顺乎自然，达到极简之至而又绚烂直至。真理是简单的：“为学”，旨在每天不断地丰满知见，精益求精；“为道”，重在与日剧减，减之又减，简而再简，直到顺应自然的无为境界，无所造作，道便显露了出来。

道家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庄子，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尚简文化的哲学基础，提出了“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2]150、“天地有大美而不言”[2]251的观点。在庄子看来，自然质朴之物保有天然之韵，胜过一切雕琢粉饰，人们只有崇尚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达到“自然”“朴素”“清静无为”的境界，才能实现完美和谐。

以上种种观点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与西方简约主义中的尚简观念是相通的，都强调自然、简约。道家学说是中国简文化的源头，为中国简文化奠定了哲学基础。

2.墨家提倡简约的礼乐文化

墨家可谓春秋战国时代的“世之显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在战乱纷争、资源匮乏而贵族穷奢极欲、穷兵黩武的时代，代表小生产者利益，提出了“节用”“节葬”“非乐”主张，强调尚简的礼乐文化。

面对当世统治者的铺张浪费、萎靡成风，墨子倡导礼乐要有适度的“简化”，以“实用”为标准来阐发“节用”主张。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3]184不实用、不能为百姓带来利益的珠玉、鸟兽、狗马等，应一概取消。墨子为进一步倡导简约之风，在节用方面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比如，在器用方面，他提出，“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3]187；在饮食方面，他提出，“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3]188；在衣着方面，他提出，“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清，则止”[3]189。

在丧葬礼仪方面，墨子认为，统治阶级的厚葬久丧浪费了无以计数的民财，用这种做法去追求财富，就好像停止农作而欲求收获一般。墨子说：“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厚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3]198也就是说，丧葬习俗要化繁为简，去除不必要的仪式，推行节俭的办事之风。

在器乐方面，墨子所处时代的一些君主大兴歌舞，铸大钟、造鸣鼓，热衷于各项乐器的制作、演奏。这不仅劳民伤财，靡费颇多，而且使得统治阶级变得更加贪图享乐，腐化堕落，荒废政事。对此墨子提出“非乐”：“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3]281-282墨子的“非乐”主张并非是对音乐的否定，而是以人的需要特别是以民众的需求为基础去除繁琐之音，追求音乐的简约之美、本质之美。这是对音乐的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

墨子，作为一位贫民思想家，在礼乐制度方面反对儒家倡导的繁文缛节，反对统治者礼乐活动中大肆铺张、靡费成风，追求简约之美、实用之美，要求礼乐简约化、大众化。这丰富了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中独特的简约文化。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陈甜：论中国尚简的文化艺术传统3.禅宗开创了内心简化的体悟论

佛教，约公元67年正式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发展，不断与魏晋玄学、儒、道文化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共有四论，分别是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和境界论。“本心澄明、觉悟”的本心论是禅宗思想的核心[4]32-35，其所强调的“自净其心”“还我本心”[4]3的自我体悟论实则是对心灵的一种澄澈与简化。

从佛教的产生与形成过程来看，佛教的中心问题是普度众生，使人生获得解脱，而这首先要搞清楚人“心”的问题。在禅宗思想里，对“心”的理解，存在“本心”和“妄心”两个对立面，“本心”是人与生俱来的清净之心，“妄心”是后天因惑而生的迷乱之心。禅宗强调“自净其心”“还我本心”，提倡人心的自我回归、精神解放和人生解脱。在笔者看来，人们明心见性、回归本心的禅悟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就是心灵的“化妄为净”“化繁为简”。

由“妄心”向“本心”的净化过程，实则是心灵简化去杂、不断体悟的过程。从禅宗角度看，人们只有心清净、远离妄迷、“简”到极点，才会有时间来揣摩与思考，达到以简胜繁。禅宗所追求的是“以少胜多”“绚烂之极趋于平淡”的玄妙境界：“初看山是山，水是水，继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终乃山还是山，水还是水”[5]，关注的是对“本心”的转向和对存在的、能感受到的事物的无限体悟。在这一点上，禅宗同简约主义有契合之处，都倡导用事物的简化去寻求精神的丰富。但中国的简文化与西方的简约主义和而不同：中国禅宗“本心”体悟论中的简文化，更多的是强调本心的内在朴素性和返璞归真的心境，对情尘意垢的遣除，以明心见性；西方的简文化则侧重于形式与方法。

二、中国尚简文化艺术传统的具体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尚简的审美思想和趣味，深入到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绘画、建筑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尚简的文化艺术传统。

1.“文唯简贵”的文学传统

崇尚简约、凝练是我国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代传统文学中存在着明显的“尚简”倾向。在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针对南北朝时期在江南一带发展起来的形式主义泛滥的文风，作者刘勰批评指出，“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镕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6]。规范本意谓之“镕”，剪裁浮辞谓之“裁”，此为“镕意裁辞”的文体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尚简传统为：作品文字应简洁而不繁滥，纲领应明畅而周密，表达应含蓄、简约。

清代散文家刘大櫆等在《论文偶记》中也指出文学创作要以简为贵，其曰：“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暗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易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7]也就是说，一篇文章，简是其最高的境界，文笔的娴熟，辞意的真切，理论的精当，以及意蕴的幽远，全在“简”中“以少总多”“以无言来尽言”。尚简的文学理论阐释，使得中国文论渐渐形成了以简明代冗长的文学创作方式。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尽管流派纷呈、时代风格各不相同，但语言简练、行文明快俨然已成为文学的优良传统，尤以古代诗歌创作最具代表性。古代诗者一向追求“意不漏浅，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境”[8]的境界。从《诗经》、乐府到律诗绝句，皆是惜字如金、字字斟酌、句句精炼。在我国诗坛中，陶渊明、谢朓的诗篇尤以“简”而熠熠生辉。两位诗人的诗歌，在其平实朴素的语言中总是透出一股质朴、淡雅的芬芳，有时还闪烁着哲理的光辉，这正是一种丰富后的简洁、深刻后的单纯，平实乃至拙朴的语言表象透出内在的睿智和醇厚的韵味。于简洁平淡中见深沉意味是诗歌创作的极致，也是诗人所追求的一份朴实与清新淡雅。可见，“文唯简贵”是我国古代文学家的普遍追求，是其文学创作的标准。

2.“用笔简洁”的绘画传统

中国山水画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逐渐形成了特定的“尚简”艺术传统。正如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所说：“艺术创作宜简不宜繁，宜藏不宜漏。”[9]这既是对中国山水画极简创作传统最精辟的阐述，也暗含着中国山水画文墨尚简的绘画创作要求：运用最少的绘画语言，把对自然景物的认识和感受与被描绘的客观对象很好地结合起来，以达到情与景有机融合的效果。这种融合既表现出鲜明的、可以给人以启示和想象的自然景象，同时又包含着耐人寻味的意蕴，从而达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简约美。[10]

中国传统山水画有多种画法和艺术技巧，在选材、用墨和构图技法上尤注重简约美。在选材上，强调博观约取，取之精粹。大自然景色各具特色，并非所有山水都可入画，只能选择最富有启示意义的一个片断，寄托或象征画家主观情思，从而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在用墨上也极为讲究，“惜墨如金”得到高度推崇，以白宣纸铺底做背景与简洁的墨色意象交相辉映，一花独放，产生清幽、空旷、萧疏之美。若是画面笔墨颇多、密不透风，反而令人头晕目眩、有窒息之感。因而，用墨“以简为美”成为了山水画的绘画原则。在构图上，追求简洁，每幅由淡墨色描绘的山峦、云气、松柏画上皆留有空白。大片的空白意在为观者留下丰富的想象余地，令画面产生无尽之意，有助于意境的生成和观者自己去体悟。中国古代画家们简洁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得画作既简单到了极致，也复杂到了极致，蕴意无限。

在中国绘画史上，不乏尚简的绘画大师。“扬州八怪”之一、清代具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郑板桥，便提倡简易之道。他强调绘画中删繁就简、以少取胜，主张简洁为快、不搞繁文缛节。南宋著名山水画家马远也是尚简的绘画大师，其画作《寒江独钓图》在一张一尘不染的白色宣纸上，只画了一叶扁舟漂浮在寥寥几笔画出的几道水波上，一个渔翁独自在船上垂钓，画面中有大片留白，令画面产生暗示性与不尽之意。古代绘画大师们由于善于运用“以少胜多”的艺术手法，大胆地对事物进行艺术概括，使得作品寓意万千、意蕴无限，体现了我国用笔简洁的绘画传统。

3.“以小见大”的设计传统

中国建筑艺术中简朴的影子无处不在，在古代园林景观设计中处处都能感受到尚简的风尚。由于深受禅宗思想和山水画的影响，我国古代园林景观设计强调对自然的融入、顺应和表现，以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然美。这与简约主义强调回归本真、回归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我国园林设计还追求以少胜多、意蕴无限的境界。设计家们善于萃取自然物象的典型特征，尽可能多地做出变化和层次，使得一个狭小密闭的空间包含了从自然界抽象出来的万千意象。在我国诸多园林设计中，最能体现“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疏简之风的当数漏窗。漏窗运用园林设计中重要的框景艺术手法来分隔空间，约束视域，引导视线。虽然漏窗本身的造型和材质非常简朴和疏漏，但通过漏窗透景边框的强化和突出，以及各种自然植物的搭配围合，却形成了自然、生动的天然“画框”。透过漏窗，景区似隔非隔，景物若隐若现，增添了空间的层次感，为园林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此外，中国古代园林景观设计还常利用山石、水泉、鸟兽进行造园活动，体现了中国古代园林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造园技术，我国“一拳代山”“一勺代水”的写意山水园最具代表性。它们运用简约而不简单的造园技巧，使小小园亭达到了“小中见大”“壶中天地”的美学境界。在我国古代园林景观设计中，物景虽小却包罗万象，宛若自然呈现于画卷之中，体现了中国“简约而不简单”的设计传统。

三、结语

简文化作为一个概念虽然是20世纪初由西方最先提出，但是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追根溯源中国传统文化，道家、墨家、禅宗思想都蕴含着浓厚的简文化，尚简的审美趣味和简约的艺术形式更是在中国历代的文学、绘画、园林设计方面得到具体体现，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尚简文化艺术传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尚简文化艺术传统的理论渊源和具体表现进行了分析，但中国简文化博大精深，尚祈学者们进一步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1]中和.道德经注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庄子[M].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墨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4]吴言生.禅宗思想渊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方鸿儒.三境界[J].中文自修，2006（10）：45.

[6]戚良德.文心雕龙校注通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74.

[7]刘大櫆，吴德旋，林纾.论文偶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30.

[8]宗廷虎.近代词论修辞研究的重要著作——晚清沈祥龙的《论词随笔》[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1998（10）：2.

[9]朱天曙.“书画相通”论[J].社会科学论坛，2013（5）：34.

[10]寿再生.笔墨与图式——中国山水画学探微[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1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