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的主體性”與“在清朝發現歷史”
——評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
2016-02-02高波
中华文史论丛 2016年2期
高 波
“嘉道的主體性”與“在清朝發現歷史”
——評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
高 波
一 “嘉道的主體性”
對二十多年來的清中葉及以後時段的歷史研究,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語,恐怕是引用頻率最高的幾句話之一。①具體見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柯文原作出版於1984年,中譯本出版於1989年。這句看似明確但其實含義頗不清楚的話,與該領域的元問題之一“現代中國從何時開始”緊緊纏繞在一起,刺激着每一位在這一領域內探索的學人的思考。張瑞龍的新著《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下簡稱“張著”)就做出了明確的探索。
天理教事件發生於嘉慶後期,直接開啓了道光朝前期的政局,實爲兩朝間一大事件。但與此相對,在清朝歷代帝王年號中,嘉慶與道光卻可能是最少被連接起來的兩個(臨近如乾嘉、道咸、咸同,皆已如同專屬概念)。在作者看來,嘉道這一名詞之所以被冷落,是受限於既有史學敍述:“1950年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大陸學術界關於嘉道時期的學術思想研究多以鴉片戰爭前後爲界,嘉道兩朝極少被視作一個獨立學術時段,而是被分別置於‘乾嘉’和‘道咸以降’(或‘晚清’、‘近代’等)兩個學術時段下進行。這與其時中國大陸學界建設馬克思主義史學,近代史分期上以發生於道光二十年(1840)的鴉片戰爭爲開端有很大關係。”①作者認爲:“嘉道學術時段下的清代學術思想研究”“尚未出現即使是‘一家之言’式的較爲全面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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