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民



王星拱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联（上）

李醒民

摘要：王星拱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有名的化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诸多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思想源于批判学派，尤其是深受马赫、彭加勒、皮尔逊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王星拱；批判学派；马赫；彭加勒；皮尔逊

王星拱（1888—1949），字抚五，是20世纪中国知名的教育家、化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立场，尤其是他的科学论，或者具体地讲，他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得益于批判学派①李醒民：《论批判学派》，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李醒民：《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1期。李醒民：《批判学派科学哲学的后现代意向》，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甚多，而作为批判学派代表人物的马赫（1838—1916，曾被译为马哈）②李醒民：《马赫》，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12页。、彭加勒（1854—1912，曾被译为朋加烈、邦开莱、潘嘉理、潘加勒、普恩加莱、朴完卡雷、魄英咯来、庞加莱）③李醒民：《彭加勒》，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316页。李醒民：《彭加勒》，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75页。、皮尔逊（1857—1936，曾被译为披耳生、皮尔生、皮耳孙、皮耳生、毕尔生、皮尔孙）④李醒民：《皮尔逊》，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357页。的哲学思想对王星拱的影响尤为显著和深切。鉴于国内外学术界迄今对此并无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探究，本文的目的即致力于填补这一学术空白。

王星拱于1908年以安徽省首批留学英国官费生的身份，负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游学，攻读化学专业。他191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旋即归国报效桑梓。留英八年，他除了主攻化学外，也对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颇有兴趣，阅读过批判学派代表人物的一些科学论著作。他当然精通英语，也熟悉法语①王星拱除阅读过马赫的法文版《认识与谬误》外，还阅读过布迪（Bouty）的I’mveriqueit伢scientifique和皮卡（Picard）的De la M伢thode dans les sciences。参见王星拱：《科学方法论与近代中国社会》，吕凌峰等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43、44页。，估计也能够阅读德语文献②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4页。王星拱在此处引用康德对概括和类比（王星拱把generalisation和analogy分别译为“综合”和“推较”）所下的定义时，插入德文原文。“康德说：‘有一（性质）在多（物）中，则此一（性质）亦在凡（物）（Eines in vielen, also in allen）’，这样的推论，叫做综合；‘有多（性质）在一（物）中，则其余（性质）亦在此一（物）中（Vieles in einem, also das übrige in demselben）’，这样的推论，叫做推较。”。根据他的论著罕有的文献附注或夹注可知，他研读过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The Grammar of Science）③王星拱：《科学方法论与近代中国社会》，第76页。，也研读过马赫的《认识与谬误》（La connaissance et erreur）和彭加勒的《科学与方法》（Science et méthode）④同上书，第108页。。王星拱研读的是《认识与谬误》（德文初版于1905年）的法译本，我们有理由猜想，他也研读过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德文初版于1886年，英译本于1914年在伦敦出版），《大众科学讲演》（1895年英文初版）。我们更有理由推测，除了1908年出版的《科学与方法》外，他也直接研读过彭加勒的另两本科学哲学著作《科学与假设》（法文初版于1902年）和《科学的价值》（法文初版于1905年）。要知道，这三本书都有英译本，而且三书的英文版合集《科学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1913年已在纽约出版，更何况在中国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也出版了三书的中译本⑤叶蕴理译《科学与假设》、文元模译《科学之价值》、郑太朴译《科学与方法》，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0年、1928年和1933年出版。。

民国时期的学人在撰写论著时，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往往不在意参考文献的标注和列举。王星拱也是如此。在他的科学论代表作《科学方法论》（192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和《科学概论》（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及其他一些在报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说既没有正规的脚注，亦没有完整的尾注，只是有时在正文中做点夹注，或者用导语提示一下，即便这样也几乎不指明具体出处或页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径直援用、借用、采用而已，不明底里或不知底细的人难免会被蒙在鼓里，以为他的有关见解为原创，以致做出错误的判断⑥例如，李维武这样写道：“具体到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发展看，《科学方法论》一书对这一哲学派别的思想开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丁文江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阐发的一些关于科学方法的重要观点，如‘凡是事实都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都可以变做科学’，‘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讲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就明显地受到这部书的影响。这些观点的来源，其实就是王星拱在书中所说的：‘凡是经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都可以叫做科学；因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非以其资料之不同，正以其方法之特异。宇宙间之资料，总不外乎天地日月、草木鸟兽、政教风俗、爱憎苦乐等等。便是在非科学的学术（如文学、宗教之类）之中，所用的也是这些资料。从这些资料之中，若是探求真实出来，那就成为科学了。’”（参见李维武：《王星拱的人生、著述与科学主义哲学思想》，载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第403页。该书第1-182页为《科学方法论》，第183-373为《科学概论》。）岂不知，王星拱和丁文江的观点均来自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而不是丁文江从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学来的！。因此，我们只能“上穷碧落下黄泉”，“众里寻她千百度”，想方设法找出王星拱的言论和观点与批判学派有关人物的原著的相同或相近之处，并予以仔细比较和审慎分析，以揭示二者之间的思想关联。

一、王星拱与马赫

王星拱对马赫哲学的吸收和借鉴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不仅承袭了马赫的基本哲学立场——感觉经验论或要素一元论（它并不是唯心论）①李醒民：《略论马赫的经验论哲学》，载《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1期；李醒民：《马赫》，第79-110页。，而且在许多其他观点上也与马赫有不解之缘。

王星拱在《科学概论》一书和“物与我”等文中评介的“唯心派”和“唯实派”或“实在论”的物我概念或物我观，实际上是马赫（以及皮尔逊）的思想——他基本上是赞同这些思想的。

王星拱介绍说：“实在论者说心也不是实在的，物也不是实在的，只有感触——眼所见的，耳所听的，手所摸的——是实在的。即以桌子而论，桌子的本体不是实在的，颜色形式等等性质，是实在的。这些性质是直接地由感触得来的，若桌子之本体，都由这些感触得来的张本推论而来。凡由推论而来的，都不能算作实在。纵令我们拿头和墙碰一碰，所得的结果，仍不过是一定感痛，并不能证实墙之物质之本体。……现在的感触，和最近的记忆，以及最远的记忆，都是持续不断的，都是实在的。……依实在论说来，他们都是实在的。然而我们何以把迷惑当作虚妄的呢？不过因为这个感触和别的感触不能互相符合罢了。”②王星拱：《科学方法论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4-85页。他还这样介绍唯心派的观点：“物理的对象，乃是性质而非本体。凡是我们器官所能感触的，都是物之性质，不是物之本体。例如这里有一张桌子，我们视官所能感触的，是一定的形式和颜色；我们听官所能感触的，是敲着它的时候之一种声音；我们触官所能感触的，是一定的坚度。这些形式，颜色，声音，坚度，都是桌子的性质。在这些性质之背后，我们决没有方法可以知道有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又要承认那里有一张桌子——桌子的本体——然后才能发生这些性质出来。这样的承认，无论为本能的，例如普通具有常识的人，或为理智的，……都是强不知以为知。我们既没有方法可以知道它，而又相信它的存在，岂不是最不合乎论理的一个判断吗？而且我们既不知道物质之本体，则我们所感触的性质，如何能够联接到本体上去，更是不可解释的问题。”至于唯实派，则认为心与物均非实在，只有感触为实在，即以桌子的本体不是实在的。它的形式、颜色、声音、坚度等等性质是实在的。“这些性质，是直接底由感触得来的，若桌子之本体——康德所谓物中之物——乃是由这些感触得来的张本推论而来。凡由推论而来的，都不能算作实在。它是逻辑的构造，不是客观的实质。我们所能直接知道的，只有器官的感触，……”①王星拱：《科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5页。王星拱不仅赞成物是感觉群，乃至认为自我也是如此：“毛笔不过是一群感触，并不是一件外界的东西，……经验是器官的感触，我就是这些感触之集合，并没有一个形而上的精神的我，可以脱离经验而存在。如此说法，并没有什么奇怪。现在的科学，把许多形而上的存体，如时间、空间、物质、能力，都渐渐地简约而为器官的感触了。”②王星拱：《科学方法论与近代中国社会》，第79-80页。他特别强调：“物理学中之物，和感触张本有一定的关系，物理学中之物，就是感触张本之函数（function）。譬如，我绕一个桌子而走，看见桌子之联续为眼所感触的颜色；这些颜色之联合的级系，是实在的，至于桌予本身之存存，乃是经由各感触（视官的感触和筋肉的感触）之互组，而建设起来的。”③同上书，第63-64页。

王星拱的这些文字充分体现和发挥了马赫的下述见解：物是感觉的复合或要素之群，物是人的感性要素的函数联系（要素在特定的函数关系中即是感觉），物和我并不是恒久的，它们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康德的物自体是虚构的、怪诞的、多余的和不可知的。而且，他除了以毛笔为例外，也像马赫那样使用了桌子的例子。

请看马赫是怎么讲的：“颜色、声音、温度、压力、空间、时间等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结合起来；与这些要素相联系的，又有心情、感情和意志。在这个组织中，相对稳定、相对恒久的部分特别显著，因而被铭刻于记忆，被表现于语言。显得相对恒久的，首先是颜色、声音、压力等等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函数方面）联结而成的复合体；因此，这些复合体得到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物体。这样的复合体并不是绝对恒久的。”“物、物体和物质，除了颜色、声音等等要素的结合以外，除了所谓属性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他的观点，马赫这样做出说明：“把那些通常叫做物体的，由颜色、声音等等组成的复合体称为ABC……、把那些叫做我们身体的，在前一类复合中以某些特点为优异标志的一部分复合体称为KLM……；把意志、记忆印象等等构成的复合体称为αβγ……。通常把组成自我的复合体αβγ……KLM……与组成物质世界的复合体ABC……置于对立的地位。但是，有时只把αβγ……视为自我，把KLM……ABC……视为物质世界。初看起来，好像ABC……是离自我而独立的，并且是与自我相对立的。可是，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一经研究，就消失了。”④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5、7页。

马赫于是得出结论：“并不是物体产生感觉，而是要素的复合体（感觉的复合体）构成物体。……一切‘物体’只是代表要素复合体（感觉的复合体）的思想符号。”他进而认为：“如果在最广泛的、包括了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研究范围里，人们坚持这种观点，就会将‘感觉’看做是一切可能的物理经验和心理经验的共同‘要素’，并且把这种看法作为我们最基本的和最明白的步骤，而这两种经验不过是这些要素的不同形式的结合，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一来，一系列妨碍科学研究前进的假问题便会立即销声匿迹了。”他提醒人们注意：“凡是把‘感觉’、‘感觉的复合体’这两个名词和‘要素’、‘要素的复合体’这两个名词同时并用，或是用前者来代替后者的地方，读者必须经常记住，只有在这里所指的联系或关系中，只有在这里所指的函数的依存关系中，要素才是感觉。在另一种函数关系中，要素同时又是物理对象。我们用附加名词‘感觉’表示要素，只是因为所指的要素作为感觉（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等等）对大多数人更熟悉得多……”“关于物质，关于世界，我们只知道它是一种人或种种不同的人的感性要素的函数联系。凡是不能在一定条件下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感性要素、意识内容发生影响的东西，都不是实在的。”①马赫：《感觉的分析》，第23、12-13、287页。

马赫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或“要素之群可以被称为事物或物体”，比如“可以把一块铁视为感觉的复合，诸如重量、质量、热导体或电导体、磁铁、刚体或弹性体、化学元素等等”②马赫：《认识与谬误》，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144页。；而且，比较抽象的物也是感觉的复合，因为“感官生理学表明，空间、时间与颜色、声音一样，应该叫做感觉”；甚至自我也是感觉的复合或要素群（下面详细引证他的看法）。正是基于这种哲学立场，他坚决反对康德的物自体观念：“物自体（它与它的现象不同，是不可认识的）”是一个“怪诞的哲学观念”，“考察未知的、没有给予的终极变元（物自体）是纯粹虚构的和多余的”。③马赫：《感觉的分析》，第5、6、23、27页。“在外观背后的怪诞的和不可知的‘物自体’是日常对象的清楚明白的孪生子，它丧失了所有其他意义。”④马赫：《认识与谬误》，第18页。

在与此相关的问题上，王星拱也借用了马赫的思想。比如，王星拱写道：“素朴的唯物家又说：物中必有物质，然后发生现象，并且物中必有一定的物质：然后发生一定的现象，墨发生墨的现象，粉笔发生粉笔的现象，是决不会错的。这两层论断，在实用上固然有最高的价值，然而在理论上，却没有极稳的基础。”⑤王星拱：《科学概论》，第36页。而马赫则表明，可以称为普通人的哲学观点的素朴实在论（与素朴唯物论基本等同），尽管在理智上不免幼稚且难以立足，但是其实用价值不可低估,完全具有得到最高评价的权利：“这个观点不假人的有意的助力，业已发生在无限久远的年代；它是自然的产物，并且由自然界保持着。虽然承认哲学的每一进展，甚至每一错误，在生物学方面都有道理，但哲学做出的一切贡献，与这个观点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瞬息即逝的人工产物。事实上，我们看到每个思想家，每个哲学家，一到实际需要驱使他离开自己的片面理智工作时，都立刻回到了这个普通的观点上。”①马赫：《感觉的分析》，第29页。又比如，王星拱讲：“凡感触都是真的，即梦中之感触，也是真的。因为梦中之感触和醒时之感触，不能连接起来而不相冲突，所以我们说梦不是真的。足见梦之不真，并不是感触之分子不真，是这些分子之关系不真（科学的真实是系统的真实，也是这个意思）。”②王星拱：《科学方法论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3-64页。而马赫则表示：“究竟这个世界是实在的，还是纯粹梦想的，这个常常提到的问题毫无科学的意义。就是最怪诞的梦，同任何其他事实一样，也是事实。假如我们的梦境更有规则性，更连贯，更稳定，那么它对我们在实用上也会更为重要。在我们醒时，要素的相互关系比在我们梦中丰富得多。我们认为梦是梦。当这个过程逆转过来时，心理的眼界就变得狭窄了。梦与醒的那种对立几乎完全没有了。在没有对立的场合，梦与醒、假象与实在之间的区别是完全无用的、无价值的。”③马赫：《感觉的分析》，第8-9页。

在对“我”或“自我”的理解上，王星拱也与马赫完全合拍。王星拱认为：“我是由过去经验分子集合起来的，这些分子，无论如何集合，总要成一个我。存此意义之中，我们也可以说：经验是物质，我是形式；但是这个形式的我，随经验分子之增加而变迁；经验是增加不已的，所以我也是变迁不息的。经验是器官的感触，我就是这些感触之集合，并没有一个形而上的精神的我，可以脱离经验而存在。”④王星拱：《科学方法论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0页。他在另一处同样指出：“经验变迁不息，‘我’亦变迁不息，如果经验大致相同，则其所构成的‘我’，也是大致相同。经验是器官的感触，‘我’就是这些感触之集合，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形而上的‘我’，可以脱离经验而存在。”⑤王星拱：《科学概论》，第148-149页。王星拱断定，我就是哲学家所叫做的自己。“这个自己是什么呢？就是无限的个人经验和种类经验（即遗传性）之麇集。”⑥王星拱：《科学方法论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5页。他以针刺为例进行分析，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野蛮人类以为：他的一张皮，就是物和我之间不可磨灭的界线，凡在皮以外的都是物，凡在皮以内的都是我。这个谬误的见解，到了现在的时候，仍然为我们不知不觉地保存于头脑之中，或者我们实在是保存着这个见解，我们却不承认我们的见解——物和我之区别——是如此的粗浅的。”⑦同上书，第73页。

王星拱的这些议论与马赫的下述思想如出一辙：我是感觉的复合，是要素之间的函数关联；我没有明确的界限或鸿沟，物与我之间的区分完全是实用的、约定的、权宜的；我不是绝对恒久的，而是变化的。请看马赫是怎样表达他的思想的：“显得相对恒久的，还有记忆、心情和感情同一个特殊物体（身体）联结而成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被称为自我。……自我也只有相对的恒久性。自我之所以貌似恒久不变，主要是由于它有连续性，由于它变得缓慢。……自我同物体一样，不是绝对恒久的。”①马赫：《感觉的分析》，第2-3页。“如果我们无偏见地考察一下被局限的自我，它原来也是这些要素之间的函数关联，除了它的形式在这里与我们在物理领域所使用的形式稍有不同。”②马赫：《认识与谬误》，第18页。他在以具有尖端的物体（王星拱以针）为例进行剖析之后宣明：“自我没有准确的界限，这种界限很不明确，可以任意移动。只因为忽视这件事，不自觉地缩小同时又扩大自我的界限，才在哲学断定中产生了形而上学的难题。这些假定的单一体，即‘物体’和‘自我’，只是权宜的工具，用以做初步的考察和达到某些实用目的（例如，把握物体，防止痛楚等等）。”“照这样看，我们就见不到物体和感觉之间，内部和外部之间，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以前所指的那种鸿沟了。”“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完全是实用的和约定的。”③马赫：《感觉的分析》，第10、13、239页。“就我的物理发现物的总和而言，我能够把这些分析为现在无法分析的要素：颜色、声音、压力、温度、气味、空间、时间等等。这些要素依赖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当包含后者且仅仅包含后者时，我们可以称这些要素为感觉。由于别人的感觉对我来说与我的感觉对他来说一样不是直接给予的，我有权认为心理的东西的要素与我把物理的东西分析成的那些要素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具有共同的要素，不像通常料想的那样处于十足的对立之中。如果我们能够表明，记忆、观念、情感、意志和概念可以由感觉留下的痕迹来建造，因而与它们可以比较，那么这一点甚至就变得更清楚了。”他揭示出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的偏见的根源在于，在一些探究者中间：“似乎还潜伏着从原始文化得到的、迄今未完全消除的偏见的遗迹，即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原则上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④马赫：《认识与谬误》，第16-17、508-509页。马赫多次强调：“不是自我，而是要素（感觉）是第一性的。……自我不是一个确定的、不变的、界限分明的单一体。重要的不是不变性，不是自我与其他人的确定差别，不是自我的分明界限；因为这一切属性在个人生存时就已经在变化，甚至于个人还追求这种变化。重要的只是连续性。……连续性只是预备并保存自我的内容的工具。重要的东西是这种内容，而不是自我。”“自我就是在个人生存时也有很多变化，并且自我在睡眠时，在沉醉于一个直观，沉醉于一个思想时，正在最幸福时，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不复存在。”⑤马赫：《感觉的分析》，第18-19页。

由此不难看出，王星拱在总的哲学取向上与马赫相向而行。而且，他在相当多的具体观点上也受惠于马赫。我们在此不妨摭拾数例，予以展示。

1.思维经济。思维经济是马赫特别钟情的方法论原则。⑥李醒民：《略论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88年第3期。这个原则是马赫在1868年首次提出的：“以尽可能少的工作，花尽可能少的时间，用尽可能少的思维，获得尽可能大的永恒真理的颗粒，这难道不是科学的任务吗？”①E. Mach, Popular Scientific Lecture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 16.此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提思维经济：“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必须排除掉，它们是多余的，并且会破坏科学的经济性。”“……表象和命名的经济方法。这个方法部分是本能的，部分是随意的、自觉的，表现在通常的思维和语言里。”②马赫：《感觉的分析》，第iii、2页。“思想的经济、和谐和有组织被认为是生物学的需要，这种需要远远超过了对逻辑连贯性的要求。”“向其他人传达思想对事实的适应就是把它转化为记述，如果这种记述是完备的和尽可能简单的，那就是经济的描述。记述思想的每一个可以避免的不协调或不完备、逻辑的差异或多余，都包含着损失，都是不经济的。”③马赫：《认识与谬误》，第191-192、308页。

王星拱心有灵犀，对此十分赞赏：“我们研究科学，是要获思想经济之效。马赫以思想经济为科学之唯一的职务，确是有见地的言论。当我们研究现象的时候，若是有已成的定律作指导，要节省多少的脑力。若是我们自己构造定律，又可以节省后人的脑力。这是综合之莫大的功劳。不然，森维万众，异不胜异，若将分个记录起来，那就劳而无功了。”④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第148页。“个体的事实，当然不能抹杀，然而，类和定律，是弃其异点，取其同点，构造起来的，是个最经济的方法，……”⑤王星拱：《科学方法论与近代中国社会》，第47页。“我们在求学的时代，时间是有限的，我们须得用我们的智力随时审判，把这两个标准都保存在心中，于是我们所费的脑力和所得的结果相比，总是较为经济的。”⑥同上书，第140页。他也像彭加勒和马赫那样把思维经济与美（和谐、秩序等等）和有用等同起来：“这个（一把握在掌中的能力）综合，就是知识的脊椎，就是思想的经济（是有用的），就是精神的美，因为它是有秩序的，它是谐和的。”⑦同上书，第37页。要知道，彭加勒说过：“按照马赫的看法，这种思维之经济，劳力之经济是科学的永恒趋势，同时也是美的源泉和实际利益的源泉。”⑧彭加勒：《科学与方法》，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页。

2．理论暂定。理论暂定是属于马赫自然主义和进化认识论⑨李醒民：《马赫：进化认识论和自然主义的先驱》，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6期。的一个重要思想。马赫坦言“在把经验分析推进到远至现时不可超越的要素时，我们的主要好处是，‘深奥难解的’事物和同样‘深不可测的’自我这两个问题，以它们的最简单的和最明晰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恰恰使把它们视为虚假的问题变得容易了。通过消除探索是无意义的东西，专门科学实际上能够探索的东西更加清楚地浮现出来：要素复杂的依赖。……我们的考虑对哲学家来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什么：他们并未打算解决一个、或七个、或九个宇宙之谜；他们仅仅带头消除妨碍科学探究的假问题（falseproblems），而把其余的问题留给实证研究。我们只为科学研究提供否定的法则，而科学研究不需要涉及哲学家，尤其是当它已经具有（或认为他具有）世界观的牢靠基础之时。如果此时我们的叙述起初是从科学的立场判断的话，那么这并不能意味着，哲学家不必批判它和不必修正它以适合他们的需要，甚或不必统统拒斥它。然而，对于科学家来说，他的观念是否符合某个给定的哲学体系，则是完全次要的事情，只要他能够有益地利用它们作为研究的起点就行。因为科学家并非幸运得拥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他变得习惯于认为，甚至他的最保险的和最牢固建立的观点和原理也是暂定的，易于通过经验来修正。事实上，只是由于这种态度，最大的进展和发现才是可能的。”他进而断定：“我们的所有思考被看作是暂定的，其结果就依然是成问题的，要大量地用未来的研究矫正。”“自然科学的命题总是具有纯粹假设的意义。”①马赫：《认识与谬误》，第19-20、59、503页。

这些引文前一大段是马赫《认识与谬误》的第一章“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中的文字。王星拱在“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一文中陈说了马赫的意思：“哲学家总要解决物之真相和我之真相两个问题，这个问题未曾解决，他总蹐踞不安。他要引导科学家去显露这种不成问题的问题，而把其他的问题——心物相交而发现于感触界之现象——付于实证科学家去研究。但是科学家所贡献的最近的结果（不是与事实相离甚远的），又不足引起哲学家的注意，他们早已知道了或是相信他们早已知道了，宇宙之基础的原理！不特如此，他们还要用他们的原理而批评科学所得的结果，甚至于修改科学所得的结果以适应他们的需要；或者因科学所得的结果，和他们气味不相投，他们也可以抛弃它。科学家的思想与工作，与以上所说的大不相同。他们不幸，没有一些不可动摇的原理作护身符，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理论、观念——纵是最有根据的——都当作临时的假定的东西，就是实验哲学里所谓利于进行的工具。”②王星拱：《科学方法论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07页。他断言：“科学史中新旧换代，无时无之。今天强有力的定律，明天也许就不中用了。今天时髦的理论，明天也许就变成古董了。”因此，“科学的定律，是可以新陈代谢的。”③王星拱：《科学概论》，第175、119页。需要在此指出的是，王星拱在该文中论述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的异同时，也从马赫这一章中获益良多。另外，王星拱的理论暂定观点，也有取自彭加勒的证据——第二节第七个问题涉及这一事实。

3．先前的记忆影响现在的经验。马赫揭示：“如果给几个人提供同一视野，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在特定方向上激励的注意；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理生活通过强烈的个人记忆开始特定的活动。”他紧接着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并得出结论：“中年工程师与他的十八岁的儿子和五岁的小男孩一块去逛街。他们的眼睛接收相同的图像，可是他们却注意不同的事物：工程师几乎只注意有轨电车，年轻人特别注意标致的姑娘，而小孩也许光注意商店橱窗内的玩具。先天的和后天获得的有机体的境况都介入其中。早先经验的记忆痕迹本质上有助于决定新经验集合进程，从而与它们微妙地交织在一起，并通过扩展的组织同化它们，我们可以称其为观念（ideas）。这些观念与感觉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不怎么强烈，比较短暂和可变，相互之间通过联想（association）结合在一起。它们与感觉相比不是新类型的要素，相反地它们似乎具有相同的本性。”①马赫：《认识与谬误》，第30页。

王星拱在《科学概论》中复述了马赫的这个寓言：“有一个人公孙三代同游维也纳京城。他自己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工程师，他的儿子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少年，还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孙子。游过之后，各人叙述各人对于维也纳的印像。这一位老工程师说，他只看见同蜘蛛网一样的电车道。他的儿子说：他只看见满城里充满了漂亮的女人。他的小孙子说：他只看见街道两旁玻璃窗子里所陈设的机关灵活的不倒翁。”他紧接着指出“这段寓言所要表现的道理是：各人的兴趣，对于概念之构造，有选择分子的主权。固然：客观的概念，要以共同的观察为凭；然而概念总不免于具有强订的色彩，经验和兴趣，却是有重大的力量的。”②王星拱：《科学概论》，第146-147页。他在早先的《科学方法论》就坚持，“故概念之成立，有强订（Arbitrary）的性质。换一句话说，乃是由我的选择而定的。一物之概念之成立，既是强订的，则将来此物之概念，或因新原素之发生，或因主观的原素，和客观的原素之关系，加进分明，都有修正之余地。”③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第13页。王星拱在对马赫的例子或寓言的叙述上有出入——他大概是凭借记忆或印象陈述的，他的结论是把马赫的结论合理地推广到概念的构造。在这里，他也能够受到皮尔逊看法的启示：“形成我们命名为记忆的心理方面的东西，也具有物理的侧面；大脑把持久的物理印记看做是每一个记忆，……即时的感觉印象是受过去的物理印记制约的，……”④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3-44页。

4．诸多事物只有量（程度）的差异，没有质（本质）的区别。这是马赫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见解。在马赫看来，“自然并不是由两个泾渭分明的部分即无机界和有机界组成的；这两种划分也不必按大相径庭的方法处理。”⑤E. Mach, Popular Scientific Lectures, p. 217.动物像人一样以相同的方式获取个体的经验。……我们往往倾向于高估人和他的同伴动物之间的间隙，太轻易地忘记在我们自己的心理生活中有多少机械地进行。”他还揭示：“我们不能在记忆和幻想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边界。”①马赫：《认识与谬误》，第79-80、168页。就科学而言，“自然探索的智力活动与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活动，并非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大相径庭。”②E. Mach, Popular Scientific Lectures, p. 16.“从最具体的日常思维的观念到最抽象的科学观念，存在着连续的过渡。”“科学假设的形成只不过是本能的和原始的思维的进一步的发展阶段，能够证明它们之间的所有过渡。……不能说这里有质的差异。”③马赫：《认识与谬误》，第31、251-252页。

肯定受到马赫或多或少的影响，王星拱也如是看待问题。在谈到人和动物比较时，在问及动物是否有概念时，他声言：“从行为论方面讲，有一定的激动，都有一定的反应；我们固然不能证明概念之有，却也不能证明概念之无。人与动物都是如此，并没有什么不同，纵有不同，也不过是阶级之不同，决不是类别之不同。”在记忆和感觉之间，“记忆就是过去的感触，感触就是现在的经验。我们把现在所感触的叫做感触，把过去所感触的叫做记忆或经验，不过是取其实用的方便。真实，记忆和感触之间，并没有一个划分的界限。……这样看来，现在的感触，和最近的记忆，以及最远的记忆，都是接续不断的。”④王星拱：《科学概论》，第84、146-147页。观察和试验之间，情况也是这样，二者的区别，“也不过是等级的问题，并不是类别的问题。”他还基于这一思想指出：“希腊人对于知识和意见，曾划有鸿沟的界限：他们以为无可辨驳的，是知识，可以辨驳的，是意见。其实这个区别，也不过是等级的问题罢了。”⑤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第84、11页。

5．类比（类似）方法。类比是马赫比较重视、着力探究的科学方法之一。在《认识与谬误》的第十三章“作为探究的主导特征的相似和类似”中，他对类比的界定是：“相似（similarity）是部分的等同：相似的对象的特征是部分等同的和部分不同的。一个对象的单一可观察的标记不需要与另一个的重合，可是一个的诸种标记可以与另一个的诸种标记以严格相同的方式相互联系。杰文斯称类似（analogy）是更为根深蒂固的相似；人们可以说，抽象的相似。类似可能在某些环境中依然完全向直接的感官观察隐蔽着，只是通过比较一个对象的标记与另一个对象中的相应关联之间的概念上的相互关联，才揭示出类似本身。麦克斯韦不仅定义了类似，而且也强调了它的对科学探究来说是最重要的特征，当时他把类似描绘为一个领域中的定律与另一个领域中的定律之间的部分相似，以致每一个都可以阐明另一个。”他还说：“我在另外的地方把类似定义为概念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其中逐渐清楚地意识到，对应的要素是不同的，而要素之间的对应的关联是相同的。”为了使人们洞彻类似的精神实质，他使用字母加以说明：“如果对象M具有标记a，b，c，d，e，另一个对象N就a，b，c而言与它一致，人们倾向于期望它将在d，e也一致，这一期望在逻辑上未受到辩护。逻辑仅仅保证与被固定的东西一致，只要把它保留下来，这就不能遭到反驳。不过，我们的期望依赖于我们生理的和心理的组织。出自相似和类似的推断严格说来不是逻辑的事情，至少不是形式逻辑的事情，而仅仅是心理学的事情。若上面的a，b，c，d，e是直接可观察的，则我们涉及相似，若它们是标记之间的概念关系，类似则更接近正规的用法。如果对象M是熟悉的，那么对N的考察将通过联想使我们想起与所观察的a，b，c并列的d，e，倘若d，e是无关紧要的，这便终结了该过程。当d，e具有强烈的生物学的利益时，因为它们具有有益的或有害的性质，或者它们对某一应用的或纯粹科学的及理智的意图特别有价值时，情况就不是如此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不得不寻求d，e，以密切的注意力等待结果。这将借助简单的感官观察，或借助复杂的技术的或科学的概念反应而达到。无论结果是什么，我们还将通过得到相对于M的新一致或新差异，扩大我们对于N的知识。两种情况同等重要，都包含着发现，但是就一致而言，我们具有把一贯的概念扩展到较大领域的更加显著的特征；这就是我们对寻求一致特别热心的原因。”①马赫：《认识与谬误》，第238、239、243-244页。马赫在这段话里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类比不是逻辑证明，借助类比能够做出科学发现，不管类比的两个对象的标记一致还是有差异。

马赫十分看重类比方法在科学探究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明确指出：“相似和类似的考虑在几个方面是扩展知识的富有成果的动机。一个还相当不熟悉的事实范围N，可以显示出与另一个比较熟悉的。直接的直觉较为可以达到的事实范围M的某种类似：我们感到立即被驱使以思想。观察和实验在N中寻求与M的已知特征或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对应的东西，通常这将揭示出关于N的迄今未知的事实，从而发现这些事实。即使我们的期望受挫，我们发现了N和M之间的未曾料到的差异，我们也不是劳而无功：我们最终更充分地了解N，从而丰富了我们对它的概念上的把握。促动我们使用假设的，恰恰是简单性和类似的这种吸引力：假设使我们的直觉和幻想活跃起来，从而激发有形的反应。此外，假设的功能部分地被加强和被砥砺，部分地被消灭，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这都扩大了我们的知识。”他对类比方法的巨大认知价值洞若观火：自然的探究者“对类似的注意大大推进了他的工作”；“并不缺乏类似重要性的例子；事实上，在自然科学中怎么高估它都不算过分。”②同上书，第244-245、245页。

显而易见，王星拱在论述类似和概括（他分别称其为“推较或比论”和“综合或普遍”）时，从马赫那里获益良多：“科学之价值，在能用已知推论未知，用少数经验的现象，推论多数未曾经验的现象。这样的推论，有两个方法：从分个推论到共总，叫做综合，从此分个推论到彼分个，叫做推较。这两种推论，都是从观察所得的若干同点，推论其他的同点，不过在综合里边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同点之彼此的因果的关系，在推较里边，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同点彼此关系若何。总而言之，我们所有的推论，都是自狭而广，自少而多，所以我们推论所得的知识，都可以算得新的。”他也像马赫那样，利用字母阐述类比：“综合和推较，都是自物或现象之同点而推论其他同点，至于此物或现象仍有异点，并无碍于推论之进行。在综合之中，同之外延大而内包小；在推较之中，同之外延小而内包大。譬如有一物，其性质为A，B，C，D；又有一物，其性质为A，B，E，F；又有一物，其性质为A，B，G，H。若将来发见一物，其性质中有A，则我们可以推论其性质中亦必有B，或另有他项性质xy，并不牵涉到这个问题。这叫做综合。……又譬如有一物，其性质为A，B，C，D，E，又有一物，我们已看见其性质为A，B，C，D，则可推论此物亦必有性质E。这叫做推较。……综合之凭借，在同之举例之多（外延大），推较之凭借，在同之切入之深（内包大），但是这二个之区别，也不过是等级的问题。”①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第141、142-144页。

王星拱在涉及类比的意义和价值时，也采取了马赫的基本观点：“推较也有两个意义：一是，一种没有充分的证明之推论，二是，暂系观念之贷品。凡我们研究现象，若是不能得其因果的关系，只能拿已知的现象和未知的现象之同点，两相比较而推论其他的同点。但是对于这个推论的结果，我们若是把他当作证明，那是极其不充分的。我们若是把他当作假定，那就当设法再去做试验以证明他，这倒是引导发明之好方法。”“推较另有一个意义是……记号的假定。大凡我们觉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必须将此现象联合于一个相似的已知的现象，然后用观察或试验去研究他，才能走到发明的地位。……假如有一现象，和已知的现象毫无同点可寻，则欲研究此现象，除乱碰外，别无他法。乱碰既不是正当的方法，则凡欲研究一现象，惟有从推较入手。无论其同点若何的微淡，我们总须利用它作个起点。所以注重‘创造的智慧’的人。对于推较之价值，极力增加。……推较之动作，直是引导发明之无上的工具。”“推较的条件较宽，所以推较在证明的方面，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在发明的方面，就当‘名列凌烟’了。”②同上书，第148-149、150-151页。他还像马赫那样，把类比视为探究的向导：“大凡人类之思想，不全是在合法的归纳演绎的方法上进行，连类的推较即比论，在思想上也占据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思想的起端的方面，它常时可以做联想的乡导官。”③王星拱：《科学概论》，第76页。

王星拱关于类比的见解，也与彭加勒不无关系。彭加勒断定，类比是从已知通向未知的必由之路：“当科学没有直接的结合物时，它们还可以通过类比相互阐明。”①彭加勒：《科学与方法》，第225页。类比是科学家“希望达到的目标”的首位“向导”。科学发明家“最初必须辨认这个问题与用这种方法已经解决的那些问题的类似；然后必须察觉这个新问题在什么方面与其他问题不同，从而推断应用该方法所必需的修正。但是，人们怎样察觉这些类似和这些差别呢？……为了不让这些隐藏的类似逃脱，就是说为了成为一个发明者，解析家必须在不借助于感觉和想象的情况下，直觉到一项推理的一致性由什么组成，也可以这样说，它的灵魂和最深处的生命由什么构成。”按照彭加勒的观点，要从实验得到定律就必须加以概括，而类比则指导概括在不计其数的道路中做出选择。“是什么东西教导我们从这些眼睛看不见而理性却能够神悟的、真正的或深奥的类似呢？这就是轻内容而只重纯粹形式的数学心智。”②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1、92页。不难看出，马赫尤其是彭加勒更为看重的是对象的深奥类似或数学形式的类似，而不是表观类似或物理现象、物质性质的类似。王星拱似乎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此外，在对感觉、记忆、概念等等及其相关关系的探讨方面，王星拱也对马赫或隐或显地有所借鉴，我们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责任编辑：肖志珂）

作者简介：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B3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6）01-01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