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



论孙正聿先生学术研究的出场范式

任平

摘要：孙正聿先生耕治哲学近40年，思维出场的空间徜徉于教科书改革与后教科书的“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范式之中，将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融于一炉，突破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僵化教条话语模式，某些触角伸向历史、现实和对话领域，力图一体多维地阐释哲学之思，其许多思想在30余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潮中居于创新的领先地位。由于学术的突出成就，孙先生成为当代中国秉持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的主要代表。然而，拘泥于单一范式，不可避免也受到范式本身的局限。

关键词：学术研究；出场范式

一、学术话语的空间丈量与历史底蕴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大创新、大发展，不仅表现为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范畴、新理解的涌现，也不仅是领域的拓展或分支部门的兴起，而且表现为学院派风格的方法论自觉，先后形成了不同的治学研究的路径与范式，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教科书和改革、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中西哲学对话、经典文本解读、反思的问题学、部门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等等。从这一视域出发，当然首先需要追问的问题是：如果孙先生的思维是一团炽热的星云，它究竟在浩瀚的哲学星空中存在于银河系的何处？我们究竟能够通过何种方式的丈量，才能准确标注孙先生学术话语本体存在的地理位置和范式空间？它将为我们呈现怎样的在场样式？

值得庆幸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本著作给我们直观地展示了思维在场的地理位置和空间边界。《哲学通论》在全国不少大学被当作哲学系学生必读书，它的原初出场，也是一种讲坛哲学的话语形式，或者说，是源于“声音中心”在场形式，有感而发，转录为教科书改革形式，并经深度思考后以著作形式出场的产物。当然，它随后成为向论坛哲学转变的中介形态。从出场路径和研究范式的归属来看，当属于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的范式。

《哲学通论》虽几经修订，但是基本框架如故，都是围绕哲学原理教科书所简要论及而未及充分展开的《导论》内容，就哲学的一般性质、结构、基础、主要派别、主要问题、历史演进和修养等内容展开深度挖掘和思考的结果。如果就其原初意图来说，这种大约源于教科书的改革，可以直接被大学哲学系本科生作为《哲学通论》或“通识”课程的教科书来使用，可以与现存的哲学教科书相互衔接和补充。然而就其内容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一般教科书的语言风格或呆板格式，其主题的深化，思考的博学，反思的犀利，话语的精练，已经向原理阐释的专著形态转变。因此，这一本著作的话语边界就是：左边起源于教科书改革范式，右边走向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的范式，或者说是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的中介形态。孙先生力图在阐释一般哲学的通论时，有着自己的思维逻辑，着眼于既成为在讲授所有哲学之前的概述，同时又仿佛可以凌驾于所有哲学之上、击中所有哲学本性的总论，已经在自觉勾画一个关于哲学通论的创新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是另一种形式和风格的原理研究。几乎每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必讲辩证法。但是以往许多教科书中关于辩证法的阐述都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框架，这并没有给读者带来思维的深化。相反，这种带着许多标准答案和知识要点的教条，表现为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由原初阐释辩证法的话语而成为在场的形而上学，是一种悲剧式的反讽。如何突破教科书固有的话语模式，而重新激活辩证法内在的批判的活的灵魂，将研究引向深入，就成为该著作的主要思绪。该著作从马克思辩证法原初“批判的和革命的”意义梳理着手，从哲学基本问题，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统一，从辩证法的经典理解遗产，从辩证法的实践基础和批判本性，从发展观，以及当代发展形态等若干角度，加以深度穿透和多角度理解，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触角伸向了相关的若干领域和若干方面，从而全方位地打破了以往被固化了的理解的教条，解放了思想，创新了阐释。于是乎，我们能够外在地加以粗略判定的是，这一著作又是由教科书问题而引发，向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转向。为此，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丈量思维体存在的空间和边界。

《人的精神家园》是一部在崇高远去、诸神不再、精神家园失落的当代社会中以哲学智慧阐释关于人的精神家园寻梦、生活世界重建的理论著作。这一著作存在的思维边界，一头连着哲学，另一头则力图扎进生活世界的大地，属于“高台跳水式”“理论联系实际”的阐释方式。“理论联系实际”被政界学界倡导很多年。但是究竟各个学科，特别是哲学如何联系，有经验，但更多的是教训。教训之一就是庸俗化，如“文革”中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半蓝花生》式的。有思维短路的，“问题学”缺少了哲学反思的高度，实践、问题没有上升到应有的思维高度，半途中就从经验思维溜号了。回到实践，看似与实践联系更紧密，其实，思维对现实的本质无法穿透，联系实际只达到了事物的表象化，因而思维与话语方式都是短路的。联系实际好比高台跳水。水就是现实，而跳水者登高脱离水的高度就好比思维达到的高度。有人离开水面三米就跳了，看似快速，联系现实很紧密，但是扎水不深，做不了太多的动作。而哲学仿佛远离现实生活更远，好比十米跳台，一旦扎下，肯定更深地穿透现实，达到生活的本真根基处。孙先生就站在哲学高台上，虽然世人看去有云端之感，但是鸿鹄之志却在于现实之水底本真处。孙先生的话语方式在于“哲学地讲”，哲学是对思想的反思，因而用思想深层穿透现实。教训之二在于媚俗化。阐释者面对现实有“理解的自我遗忘”，泯灭自我而做跟风者，亦步亦趋跟在现实话语后面做政策阐释，而却丧失了独特的理论反思和批判的维度。哲学如果没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维度，也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主体价值。孙先生很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从精神家园的学理分析出发，从现存到应当，到内在的精神气质需要，到中国人的幸福观、梦想观的生成，去铺陈精神家园的逻辑。这一研究，根在现实，本在原理研究。最终形成的是关于人的精神家园的体系化哲学话语逻辑。因此，就话语方式而言，仍然是坚守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

《哲学：思维的前提批判》书稿又回到《哲学通论》主题所涉及的基本原理研究领域。构成思想的诸要素，从信念、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哲学理念等前提五批判，强大的思维穿透的已然是哲学原理研究的逻辑。前提批判当然是哲学史上思想深刻的大家们经常采用的怀疑论方式。苏格拉底、巴门尼德、康德、马克思、维特根斯坦、福柯和德里达，都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这一方式。它追问的问题之一肯定是哲学（形而上学、在场）的根基何在，通过对哲学根基的重新理解、哲学本性的重新把握、哲学边界的重新划界进而发动新的哲学革命。“哲学学”的内省式反思一旦开启，就是认识到所有哲学的本性在于自我理解，朝外发散的对象思维投射不过是哲学的自我对象化，哲学在对象中照出的是哲学自己的影子，于是哲学应当不思诸生反观自我，哲学对自我的反思就高于对对象的理解，因而哲学反悟的自觉就超出了对对象理解的要务。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孙先生此前尝试着解读《资本论》、也不断专注于现实本身、用一种新的文本解读范式突破自己的时候，又抽身退回，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从中又看到一种学术研究的路径依赖：当孙先生着力阐释原理性命题并加以创新阐释时，显得思如泉涌、视野开阔、思维深刻、妙语连珠、逻辑严谨，孙先生占领学术制高点的自我感觉一定良好，而这一高峰体验又不断引诱着、召唤着孙先生从其他路径和范式的痛苦试验（“自我较劲”）中抽身退步，回到原理研究范式去。于是，四本著作就以如此的样式在我面前形成一个范式闭环，从教科书改革范式出发走向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经过穿透现实而又回到原初范式。这里的循环存在着思维的逻辑：从哲学的存在经过多样性的本质论的展开、外化，最后又回到哲学自我理解的主体。然而这一循环仍然是在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的范式空间中深刻地发生的。

当然，这一范式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在中国改革开放冲破实践牢笼创新发展之时，解放思想的哲学也在冲破苏联教科书教条的哲学牢笼。与前辈一样，这一代娇子仍然为教科书体系所教化成长；与前辈不一样的，是这一代人天然有着改革的冲动。如果说，以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上一代人初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国化的基础，将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教科书第一次有了中国人自己的部分话语内容，那么，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学者秉承“哲学的改革”、“改革的哲学”之宗旨，杀进教科书改革的大潮就势在必然。教科书改革路径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所谓教科书改革的路径，可以包括两个要点。第一，是受改革大潮推动，思想解放，对以往教科书和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体系的理解不敢完全苟同，要创出新意，同时又要将时代新问题、新思想、新范畴、新内容融进教科书；二是受传统教科书说话方式的束缚，创新思想仍以纳入教科书话语为标准，创新话语表达仍然采用教科书方式，发表文章也多为“我对某概念/原理的理解”云云，一看就是一个教书匠的教学/学习体会，文本中心论，言者多不自信，所涉及话语的理论地位神圣，远远高于卑微的理解者和言说者。然而，内容理解变革的时代性与话语方式的教科书化的结合，就是教科书改革的原初语境。

在这一范式推动下，成百上千种教科书喷涌现世，然而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主要有两种：一就是中国人民大学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原初“艾本”框架基础上所做的内容扩展与体系修正；二就是孙先生导师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以德国古典哲学以来所坚持的客体、主体、主客体统一为主线构成新框架，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受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影响，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什么”的理解日益出现多元化倾向。而后，在对话西方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陆续出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哲学”、“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体系性、本真性的多元理解，于是统一的教科书编写体系已经无法再大一统地加以囊括，因而，后教科书体系便必然来临。学界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突破可能性的理解，以论文和专著的方式，自由地、不受教科书语言格式束缚地表达自己的思维，从而形成了后教科书的多种研究路径，而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最贴近教科书改革的思想原乡之一。因此，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也是这一时代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方法论产物。孙先生的研究范式就是从这一时代变革的大潮中一路走来而取得重要成就的。

二、范式创新的特点、功能和问题

我们不仅要丈量孙先生学术话语在场的空间坐标，更要进一步深度丈量这一研究范式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并考量其特点、创新功能和问题。孙先生作为这一范式的当代代表，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深度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做出恰当的界定。

教科书言说有莫大的优势。“理直气壮”用直言判断说出定义和定论，以“惟我独尊”排他性的结论，数列式排比的论据，加之读之者众，普及性广等，使得教科书最有利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有造就思想统一、言说闭环、标准恒定的广大受众的功能。在教化普及、宣传统一等作用方面，教科书范式有其他任何范式都不具备的优势和功能。任何一个当代国家统治者，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统治，都不可能不重视教科书建设。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最贴近教科书，许多传统和优势也来自教科书，当然在创新中又有自己的特点。第一，由于脱胎于教科书，该范式的话语模式主体是断言式（直言判断）+逻辑论证，其话语总是直接用定义、断言回答“是什么”，而对于“如何是”的根据供给则主要注重思想的共时态逻辑展开，而不是文本文献的考证、史实历时态梳理。第二，该范式的论点逻辑之间具有很强的原理贯通性，常常采用推理和演绎逻辑，话语因逻辑的强力展开而显现出“指点江山”式思维的上位者气势。当然，比起教科书来，原理研究范式还可以适度借助于中西哲学史、文本文献的考订等论据，甚至局部以史的逻辑来展开，但是，这都是手段，宗旨、目的和主导范式是不会变的，都是为了服从、服务于原理阐释。第三，注重把握问题的整体对象，偏好于勾画一个逻辑完整的阐释体系。三者概括地说，就是断言式，推理式，体系性。展开点说，就是原理表达断言化，思维逻辑推理化，问题阐释体系化。

孙先生四本著作较为充分地表现了这一范式的特点。其中，《哲学通论》最为典型。所谓断言式，原理化，翻开该著作，不仅每一章，而且每一节、每一目开端的话语，必定是一个断言，就是用下定义的方式简明扼要地给某个概念、问题加以界定，而且在每一节思维深化的转折点上，需要出现新概念、新范畴时，第一阐释方式必定是断言式定义。如第二章“哲学的思维方式”，开宗明义说“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的首要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区别于常识思维方式、科学思维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的哲学思维方式”①孙正聿：《哲学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163页。。然后层层展开，分三节，一为“哲学基本问题”，又以引证恩格斯的论述为定义；二是“哲学的反思活动”从反思的维度、反思的思维、反思的对象、反思的方式、反思的特性等五个方面加以阐释，无不以定义开端，教科书式的断言风格使著作话语表达有了干净、洗练、简明扼要的风格。所谓思维逻辑推理化，是指著作采取的思维演进过程必定是一种推理的或演绎的，使全部话语模式带有毋庸置疑的真理外观，不可反驳的逻辑力量，指点江山的上位者气势，很好地融“讲坛哲学”的“讲理”在“论坛哲学”的“有理”之中。原理化思维对于思维展开的过程也是逻辑化的：推理化或者演绎逻辑，显现出一种思维的共时态的必然链条。这一范式中的论据可以涉及哲学文献引证，也可以旁征博引，甚至可以做一些哲学史的耙梳，但是，最终是服从于上位者原理的思维逻辑，不过充当了原理话语的从属逻辑，本质上不是历史的，而是逻辑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哲学史和哲学的思维范式。哲学史尊重史实，需要以史出论，而且对于一个思想的历史出场和变化做全程描述。哲学则着重肯定性、唯一性、同质性地阐释思想本质，只拿哲学史作为哲学原理出场的论据。有时就不免有独断论的倾向。《哲学通论》第一章的开端语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问题时这样表达：“试想一下：举凡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哪个领域不存在哲学问题，哪种问题不寻求哲学解释？遍查整个哲学发展史，哪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不对哲学作出自己的解释，又有哪种哲学的自我理解不是对其他哲学理解方式的批判与超越？”②同上书，第25页。这是指点江山、俯察“一览众山小”的上位者气势的充分展现。所谓阐释问题体系化，当然是原理研究最终要着眼于一个逻辑体系，不仅内容创新，更要体系创新，这也是原理研究脱胎而来的教科书范式带来的固有传统。原理研究的最高表现，就是体系创新。《哲学：思维的前提批判》也表现出强烈的体系倾向。作为前提批判的方法论批判，最终导向体系的构建。方法论，如黑格尔所言“方法+内容=体系”，而体系减去内容则还原为方法。原理研究的哲学必然在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成果的同时就伴随着一种出场方式:体系化。

四本著作充分表现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的特点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这一范式所具有的创新功能和问题所在。四本著作布展在以往教科书体系的各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结的四个关键点上。《哲学通论》基于教科书而又改以往教科书的导论部分而向哲学通论专论突进，属于开端之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则是马克思主义本质性存在的内容，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代表着马克思哲学的灵魂；《人的精神家园》则进展到历史领域，可以比照于黑格尔《哲学全书》中的《精神哲学》；《哲学：思维的前提批判》可以成为一种“后思逻辑”，读完所有大论之后的一种总结陈词，一种对过去了的哲学精神的前提和根基的再反思。四本著作像给传统教科书的四个命脉打了四根深桩，力图从四个角度牢牢地把握着一个关于体系哲学的理解框架。思维的投射虽来自多元角度但聚焦一个中心。

那么，对四本著作所主导的范式创新功能究竟应当做何评价呢？可以这样认为：通过四个角度的深度突进，孙先生给出的中心宏旨就是对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的创新解释。还是以《哲学通论》为例。该书致力于对“什么是哲学”做出阐释。这是一个哲学通论，突破了传统教科书一般的导论，而是定位于哲学专业教育的开篇和总论，从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的历史演进和哲学的修养与创造等七个角度大力展开。一个难题是：不同哲学派别有不同的哲学观，何以用一个断言来定义哲学？哲学有数千年历史的演进，不同时代的哲学有不同的理解，何以可能有见解的一定至尊？针对这一问题，该书的一个宗旨、也因此形成的一个特色就是：介绍分析多元，秉持一元，力求从相对中追求绝对。可以说，林林总总的流派哲学观介绍和分析、历史演进的形态分析，都最后归纳为断言式原理阐释的论据。孙先生秉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观点，哲学史本质上就是哲学，历史和逻辑是统一的。派别多元、历史久远，贯穿其中有一贯的主线和逻辑。历史、多元本质上都是一元的不同形态。作为讲坛哲学，《哲学通论》直接作为教科书；作为论坛哲学，又拓展深化为专门性著作，两种形态、两种范式可以相互转换，话语模式兼有教科书和专著形态双重格调，既有教科书范式话语的优势，又有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的拓展，可以说将体系性哲学发挥到一个范式内极致的程度。

当然，问题是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断言式的独断与多元理解之间的矛盾。作为学者，在专著中阐释“哲学是什么”当然有自己一家之言的权利或权力，无论学界对于相关论断是否认同，都无可怀疑地承认这一话语表达的主体权力。但是，哲学史上林林总总的哲学家的自我理解的确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评述，但是很难超越各个特殊而提出一个所谓一般的、超越所有具体哲学派别哲学观之上的通论哲学。最终，《哲学通论》还是应被理解为孙先生所理解的哲学观。追求相对中的绝对，不可能没有“理解的自我遗忘”。问题之二，就是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固然可以不断充填时代的思想，从而不断表达新的理解，但是，作为论断、论据与哲学史的矛盾依然是无法完全抹杀的。这就是原理总是阐释相对不变的论断，然而其引证的论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历史中是变化发展的，如果罔顾其变化造成的差异逻辑，缺少应有的历史解读的视域，那么很容易将马克思在某一时期的论述摘引出来后将意义标准化、教条化、绝对化，变成在场的形而上学，就成为所谓“非法引证”，引证本身的合法性就受到挑战。这一问题，并不是孙先生学术研究范式所独有的，相反，是整个教科书范式和原理范式所共有的。只要不摆脱这一范式和言说方式，问题就会始终存在。问题之三，就是直言表达的“真理”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的话语，在多元理解的今天需要有一个再反思。孙先生非常强调“前提批判”，我认为这一份独特的警醒值得我们每一位自认为“功成名就”的学者自觉反思。然而，真正的前提批判还可能存在于退一步反思之中，我们如果都在自己视域中理解不同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何不退而思过，把自己的话语当作一种自说自话、各说各话的独断论，去追问一个前提问题：被合理地理解的哲学样态、形态的出场根据是什么？什么哲学样态或话语能够在这一时代合理地出场?这就真正需要我们突破原理研究范式，去穿透哲学话语、思想反思背后的时代底蕴，发现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历史根据和历史条件。思想永远是被出场的。真正的出场者始终是实践的历史主体本身。问题转换就变成：与其我们追问什么是哲学，不如我们真正追问某种哲学何以出场。马克思当年曾经批评过：德国古典哲学在其最终灭亡之时，始终没有离开“哲学”轨道，而真正的历史在视野之外。要理解哲学，必须要还原其历史语境。哲学的合理形态只存在于历史使之出场的根据之中。

对思维的历史性追问，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和文本解读范式。对哲学之根的追问，产生了“反思的问题学”及其出场学。这些范式已经以另外的思维空间平行地展开，突破了以往范式的某些局限，将理论创新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研究新触角伸向的新方向

对于教科书和原理研究范式内在话语局限，孙先生也是深有自觉的。因此，近年来，孙先生领衔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研究。原本这一研究属于典型的文本解释学范畴，适用范式是文本解读的范式，这对于长于论理而相对短于文献考订的孙先生来说，是一大挑战，也表明孙先生治学路径的一次重要拓展。文本解读的历史性视域表明：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在不同的时期，由于历史场域的差别，出场路径、出场方式的迥异，其思想出场总是发生某种变化的，因而，思想的出场总是差异的。出场为了在场，但是出场总是替代原初的在场，为了秉持在场必须不断重新出场。否则，追求一劳永逸地在场、永恒在场，那么再如何创新的思想，都会转变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如果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追问一个文本文献中不变而永恒在场的思想，那么我们将徒劳无功。因此，转换为历史性的思维和话语，对于习惯于共时在场话语逻辑的孙先生来说，应当是一种挑战。

孙先生也尝试着走“反思的问题学”路径。然而，这是需要从研究路径和范式角度重新思考哲学与现实关系的重要问题。如果思维拘泥于仅仅对事物的思想进行反思，而不习惯直接面对事物本身（回到事物本身），那么，就永远会迷于黑格尔哲学的陷阱而难以自拔，把黑格尔对哲学的反思性规定当作哲学的唯一规定。哲学与其他科学、理论一样，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面对真正的现实的问题，现有问题中的哲学，才有哲学中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倡导“问题导向”，既反对问题的形而上学，主张回到现实历史、现实问题去；又反对问题的实证主义，主张通过批判而祛魅，击破感性直观的假象和拜物教表象，穿透性地达到事物的本真。因此，反思的问题学范式是当代中国哲学应对现实大潮的可取的一种态度、范式。

孙先生对于解读文本、马哲史或反思的问题学范式都充满兴趣，也愿意将自己的触角伸向更多的平行空间。然而，孙先生的四本著作表明：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依然是轴心范式，其支配性地位是无可动摇的，注定成为其一生的学术标识和主体存在，学界同仁可以持久地看到一股仿佛几十年一贯酝酿的浓烈星云飘荡在原理研究与教科书之间的星空而久久难以散去。

（责任编辑：张琳）

作者简介：任平，苏州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B0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6）01-0004-10

孙正聿先生的四本遑遑巨著:《哲学通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人的精神家园》和《哲学：思维的前提批判》摆在面前，出了一道选择题：究竟应选择何种方式，才能穿透那由厚厚的书本纸张筑成的坚固堡垒，去解读和理解那被深度包裹着的哲学思想?由此，至少有如下的路径：第一，思想直观式话语耙梳。对孙先生的所思所想所达到的成就，做一个全面扫描和总体耙梳，就其学术创新成就与先贤做一对比。显然，这不仅需要对孙先生思想学识的充分熟悉，而且需要有充裕的时间专心致志地去比对。这一路径，比较适合于孙先生的聪慧弟子去从事。第二，专论穿透式，话语切割。就孙先生的某一领域的思想成就和独特话语切割下来做专门精细考量，继而再将其嵌入到（如辩证法研究）某个思想史链条中，作为后人不能不面对、不能绕过的新阶段或新环节来研究。此一路径，适合于那些话语的切割专家，或专论作家去尝试。第三，时代反思式穿透话语。追寻话语现象学背后的历史境遇，将孙先生的思想成就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境遇中加以说明，揭示孙先生思想解放的逻辑如何与时代创新的脉搏息息相通、对应生成。当然，也需要指出其思想存在的某些“瑕疵”和“不足”。此一路径，虽几近于我的出场学，然而沿此思绪去总体把握，既非一日之功，亦非力所能及。排除了上述路径，我的思考，基于我长期专注的“出场学”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思维偏好，就选择从方法论自觉的角度发问:孙先生学术研究的出场范式是什么？对这一追问的思考，当然包括着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第一，话语在场的空间标注与时代底蕴，即先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丛林和学术地图上，丈量和标识出孙先生学术话语在场的空间位置和思想边界，然后再穿透话语背后，简要分析话语出场路径赖以发生的历史境遇。第二，研究范式特点与功能分析，从后教科书改革时期的原理阐释路径出发，基于哲学传播的教化自觉，孙先生如何融通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创造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出场范式?其创新功能和问题何在？第三，研究范式新动态深描，作为自我超越原初研究范式的束缚，孙先生新的研究触角打算伸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