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军霞

(安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鲍尔斯小说的道德回归

段军霞

(安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美国当代作家理查德·鲍尔斯的小说是对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批判继承的结果，本文侧重于他小说中的道德回归和作家社会责任的创作原则。依托新现实主义理论，笔者分析了鲍尔斯关注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生态破坏、科技发展所造成的伦理隐忧、道德悖论等诸多社会与道德问题，旨在阐明鲍尔斯对人类的人文与道德关怀。

关键词：理查德·鲍尔斯；道德；小说

美国新生代作家理查德·鲍尔斯在国内学界声誉日隆，关于他的小说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但人们的关注点多在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模式，因为其小说涵盖最新、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内容涉及电脑程序设计、人工智能、基因重组、分子生物学、神经科学、肿瘤学、物理学、生态学等，阅读其小说的读者仿佛实现了自己的童年夙愿——“科学家”的梦想。同时他又关注人与电脑的同步、交互发展以及后人类、非线性科学、想象力的本性与文学、小说的价值。由此可见鲍尔斯不是在给读者进行科普教育，在他不遗余力、详细地描述这些科技发展成果的背后，他真正关注的是人的生活，换言之是飞速发展的科技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对此，评论家凯瑟琳·休姆(Kathryn Hume)认为，读鲍尔斯的小说要做到两个必须：一是学习和吸收文中涉及的新知识领域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神奇和快乐；另一个则是帮助那些在小说中被描述得令人无法忍受的恐怖世界中挣扎的人们。对于4后者，休姆认为这就是鲍尔斯的道德意识(Hume 1)。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对新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诸如更多人的失业和流离失所等恶果往往只是痛心、无助，继而是对人类未来的忧虑、悲观、绝望。与之相比，鲍尔斯在其创作中展现了更多的道德关怀和道德重建意识。他相信文学的疗伤、治愈功能，“故事，尤其是孩子们的故事对外在现实有积极的影响”，它可以提醒孩子们，“并非只有他们是孤独的”。(Powers73，78)

伦理学研究专家聂珍钊认为无论过去与现在，文学都是“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这是因为“文学借助艺术想象与艺术描写，把现实世界转化为艺术世界，把真实的人类社会转化为虚构的艺术世界，把现实中的各种道德现象转化为艺术中各种道德矛盾与冲突。”(聂珍钊5)这正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区别与后现代小说的关键。与后现代小说的愤世嫉俗、颓废失望不同，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和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创作主题和写作技巧中不断进行借鉴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写作风格”(郭继德140)。它一方面吸收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锋实验和现代写作技巧，同时也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完整叙事、忠实于现实、真实人物塑造等特征。相比于后现代小说家对现实的刻意丑化与嘲讽，新现实主义小说家是以严肃的态度尊重现实，保留了传统的作者与读者的共同经验的写作宗旨，在批判与揭露时事的阴暗面时，也本着尊重人性、尊重事实的原则，同时更加注重作者的人文关怀。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自己价值观和道德立场的正常人，这是对后现代主义小说常用的非道德化叙事的反拨和超越，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作为作家,他的使命不仅仅是发泄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不仅仅是控诉和揭露现实的弊端和阴暗，而应是向读者展示高尚的精神，那种经历了许多之后对一切事物的理解以及超然的品格”(姜涛116)。身为当代作家，理查德·鲍尔斯的社会使命感在其小说中明确体现出来，他在竭力展示前沿科技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更有意忠实描绘科技成果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们在飞速发展的科技世界和消费主义思维日渐成为主流的现实中所面临的生活改变、伦理道德的基本法则崩溃及人类未来命运走向的隐忧，小说强烈的道德意识一览无余。

一、 尊重历史、关注现实

“文学在对历史加以阐释的时候，并不要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解释历史‘应该’和‘怎样’，揭示历史中最隐秘的矛盾，从而使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彰显出来。”(王岳川183)这种新历史主义观点在鲍尔斯的小说中得以体现。历史在史学家的撰写中被人为的文本化，在此过程中书写者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会有意无意的被涵盖到他所撰写的历史书中，使得历史书籍本身不再是真实历史的载体，而是有其虚构性质的文本，历史被文本化，那么作为小说的文本也可以成为历史的承载者。

鲍尔斯的多部小说再现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如他的处女作《三个农民去舞会》的题目即来源于一幅悬挂在底特律艺术博物馆的照片，是由德国摄影大师奥古斯特·桑德拍摄于一战爆发前夕的1914年。小说通过三个不同的故事穿插讲述了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变和无法弥合的创伤。照片上的三个农民小伙子在二十世纪初的生活本来是幸福宁静的，他们穿过普鲁士泥泞的乡村，无比愉悦地去参加春季舞会。一战的爆发使一切都被逆转，在战争中他们遭遇不同，结局却都一样悲惨。比利时人赫伯特怀着对战争的狂热参战，不惜抛弃有孕在身的女友，却在紧急追赶队伍的路上被自己人误杀；热情善良的德国人阿道夫，因目睹战场上德军残忍的屠杀而出现幻听并因此被强制治疗，在逃避治疗时被当作逃兵枪杀；比起他们两个，荷兰人皮特算是比较幸运的，他因为借用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而侥幸存活，但充斥他的镜头里的却是太多的人间惨象，这一切使他对生活失去信心，二战爆发前夕，他离奇失踪。

在真实的历史大事件中虚构个体在此大背景下的经历，鲍尔斯意在提醒人们关注现实社会中个体在社会大事件中的脆弱与无助，甚至是戏剧性的无法预料的改变与永久的伤害，从而谴责战争的残酷与无情。《三个农民去舞会》中提到了1984年老兵节的波士顿街头纪念一战的游行，告诫人们战争的永久性创伤不会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愈合：小说中的清洁女工因爱人在一战中战死而孤苦一生，在移民美国前夕她购得这张照片，并将其当作她70年来的唯一“麻醉药、安慰剂”，原因是照片中的一人酷似她的男友；同样的惨景出现在《游魂在行动》中，主人公卡夫特也被一副照片困扰，不同的是这是拍摄于1960s越南战争时期的照片，这就是那副曾经闻名于世、让全世界为之震撼的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越战标志性照片：越南小女孩潘金淑不幸被美军凝固汽油弹击中，火苗瞬间吞噬了她的衣服，灼烤着她的肌肤，赤裸的小女孩哭喊着奔跑的瞬间让每一个人为之震撼。鲍尔斯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在于让人们铭记历史，更关注现实，尤其是苦难中的孩子们。小说主人公卡夫特作为东洛杉矶一家医院的住院医生，看护着一群遭遇各种灾难、穷困潦倒的孩子们，他们中有飘洋过海偷渡到美国的“boat girl”，更有遭受黑帮暴力、家庭虐待等各种社会阴暗的孩子们。其中有一位罹患疑难杂症——早衰综合症的“老”男孩，鲍尔斯借助他的未老先衰，意在告诉读者：如果孩子们面临灾难，他们就不会长大而是变老，走向生命的尽头。小说以真实的历史大事件为开篇，旨在提醒读者与故事主人公一起去拯救现实社会处于灾难中的孩子们。

除了战争的创伤，美国的种族问题也如同一个梦魇持久折磨着人们，甚至噩梦会在现实中重现。在《我们歌唱的年代》里，作者提到了美国种族史上两个大事件：一个是著名非裔美国歌手玛丽安·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举办的露天音乐会；另一件是1995年为彰显黑人的团结和力量、反对种族歧视的百万黑人大游行。在大事件的背景下，作者聚焦于一对夫妇——斯特罗姆夫妇。丈夫是纳粹分子要清除的德裔犹太物理学家，妻子则是低人一等的黑奴后代，同为社会中的被歧视对象，他们的结合，包括他们的爱情结晶——三个有着超凡音乐天赋的孩子，在后殖民时期的美国都难逃被消解和被边缘化的宿命。浅肤色的乔纳渴望成为古典音乐会的男高音，但没有演出公司愿意给他任何角色；他深肤色的弟弟乔伊就更惨了，许多音乐厅将他拒之门外。但他们没有认命，凭着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他们努力冲破种族界限，与种族歧视进行了不懈斗争，力图借助音乐超越种族，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并用音乐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证明他们在“我们歌唱的时代”的在场。借这对夫妻的遭遇，作者意在探讨美国的种族问题的解决路径，具有永恒的现世思考意义。

“过去塑造现在，而现在也重释过去。”(王岳川187)鲍尔斯细致描写个体在历史或社会大事件中的经历，旨在揭示现实的美国社会政治状况，“为当代美国社会提供一种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观照，重新强化小说创作与道德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成为时代的记录者和代言人”。(佘军160)揭示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不是鲍尔斯的创作目的，而是一种道德手段，是为了加强人们的道德重建意识。

二、关注生态、祈望人与自然的和谐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本是一种道德关系的再体现”(Schwarz 3)作者的道德立场会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其作品主题的理解，并间接影响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观。在对鲍尔斯的访谈中，他多次提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认为作家要时刻保持洞察现实生活的能力和敏感度。因此他的作品关注的往往是人类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生态危机与人类的异化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1968年，美国生物学家埃尔利希(Paul R.Ehrlich) 就直言相告，“尽管环保主义者做了各种努力、各种宣传、各种文学创作……可是这场保护环境的战役我们还是失败了。”(Ehrlich 56-57)时隔四十年，在消费主义和工具理性依然占据主流的21世纪，人类日益膨胀的消费需求使之疯狂的对大自然无限制索取，其后果不仅是更大的自然环境破坏，也造成人类灵魂的异化。生态之殇已经成了现代人无可逃避的问题，鲍尔斯的多部作品揭示了生态伦理、保护环境的主题。如在《囚犯的困境》中，他振聋发聩地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掠夺”的“世界，一个完全疯掉的世界”。当物质欲望、消费需求占据人们的意识主流的时候，人们的道德底线就会被一再突破，良知、道德准则将被弃之如敝履，如鲍尔斯的《快乐基因》的讲述者所言，“从我坐的地方看，整个人类都做了愚蠢的事……，如果进化论是以良知为标准，那么所有的脊椎动物都该自杀谢罪了，无脊椎动物又该大行其道了”。(Powers19)

在《回声制造者》中，作者试图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使人们被物质欲望异化的灵魂回归常态。小说围绕一种罕见的疾病“双重错觉综合症”(大脑受损，不认识自己的亲人)展开，故事的主人公马克在遭遇车祸后，变得“六亲不认”，认为自己的姐姐卡琳是冒名顶替的机器人，对此作者认为，整个人类都患上此病，“整个人类都罹患了‘双重错觉综合症’。那些翩翩起舞的鸟儿就像人类的近亲，模样就像人类的近亲；他们呼叫，表达意愿，生儿育女，在飞行中确定方位，这一切都像人类的血肉至亲。在他们的身体组成部分中，有一半仍然和人类的类似。然而，人类却对此置若罔闻：冒名顶替者，至多是人们无意识注视的一个奇特景观。”(Powers 347刘丹译)

动物与人类本是亲族，人类在史前没有语言时期和其它动物没什么区别，但我们在占据生物链的最顶端位置时就变成了冷酷的机器，受“人类中心主义”的作祟，人类对其本来的亲族——其它动物失去了血肉亲情，以主宰者和征服者自居，视自然为“他者”，为了攫取物质利益，我们疯狂的向自然索取。小说中的沙丘鹤本是和恐龙一样古老的动物，它们的叫声经久回荡在天空，被当地印第安人唤作“回声制造者”。生存繁衍至今的它们，见证了生物环境与人类的发展历史，也陪伴着人类的成长，可是它们现在却面临着家园被毁、无家可归、行将灭绝的惨景。以卡什为代表的地产开发商，为了商业利润，无视沙丘鹤的生存环境，在景区大兴土木，修建居民点、水上公园等设施，还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这种贼喊捉贼的伎俩充分显示人类道德底线的突破，同时这种人为地割裂人类与自然的亲情链条，也将会使人类失去其原有的自然本体，物化为冷血机器人。

但是鲍尔斯对人类的未来没有绝望，小说中的道德重建意识在多个人物身上得以体现。马克的姐姐卡琳在弟弟遭遇车祸失去记忆后，她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反思，发现自己“追逐着大城市中世俗眼光下的成功，似乎引以为傲的是成为后工业时代机器上的一个 ‘零件’”。(Powers25刘丹译)迷失在消费主义和商品王国里，卡琳发现自己已经“面目全非”，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重拾与弟弟、家乡的血脉亲情，她接受了丹尼尔的自然主义，用心去体验家乡小镇独特的自然亲情，自然逐渐成为其心灵家园，她自己也重塑了一个自我，完成了生态回归。无独有偶，马克宽恕了车祸的肇事者，两人都成了环保主义者；韦博重拾自己与家人的亲情纽带，踏上回家的旅途。

三、 真实呈现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悖论

关于道德悖论，钱广荣教授在2006年将其界定为：“所谓道德悖论，就是这样的一种自相矛盾，它反映的是一个道德行为选择和道德价值实现的结果同时出现善与恶两种截然不同的特殊情况。”(钱广荣88)2007年他又将此概念深化为：“道德悖论是道德现象世界中的一种特殊矛盾，是一种出现在行为选择的结果、具有善恶绝对对立和对抗性的自相矛盾。”(钱广荣31)

鲍尔斯的小说真实呈现了当代社会人们遭遇的各种道德悖论。由于新的科技研究的不断突破，一些过去被视为禁区或未知的领域被科学家攻克，紧接着的是相应高新科技成果的被推广应用，并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继而给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带来巨变。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高科技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优越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负面效应，道德悖论因此频频出现，即一个行为的选择和价值实现的结果往往会同时出现善与恶两种完全相反的情况。正如德国哲学家赫费(Hoeffe)所言：“科研越现代化，就越深入地进到物质的基石之中，越深入地渗透到生命的基因中，就越严重地出现道德的可错性。”(赫费81)

(一)现代企业产生的道德悖论

在《收获》中，单身母亲劳拉不幸罹患癌症，癌细胞的吞噬使她逐渐走向衰亡。究其发病诱因，她与众多当地患者一起将矛头指向当地一家跨国的化工制药企业——克莱尔公司。这本是一家生产肥皂的家族企业，秉承着给千家万户带去“清洁”的美好意愿，依靠技术研发，利用印第安人的神秘药草研制出一款药皂，期望清洁人体的污垢更欲洗去人们心灵的浊物。然而高科技的滥用，使它迅速壮大成为一家跨国公司，它生产的多种化工产品如消毒剂、化妆品、医药、杀虫剂、化肥和建筑材料等造成环境污染，导致劳拉所居住的雷斯伍德小镇及其周边的区域深受其害。至此，高科技带来的道德悖论彰显无遗。科技的“双刃剑”面目使人们对它爱恨交织：高科技产品如杀虫剂确实消灭了害虫，消毒剂、医药也消除了污垢、完成了治病救人的使命。但是它们为人们带来短期、表面的福音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长久的隐患：那就是生产背后的致命环境污染。

鲍尔斯追溯了劳拉所居住的雷斯伍德小镇与高科技的象征、现代工业巨子——克莱尔公司之间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爱恨情仇。克莱尔公司的农业分部总公司选址于雷斯伍德这个中西部小镇，一度曾使小镇的人们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僻远小镇从此迈入工业化时代，腾飞的前景让每个人为之欢欣鼓舞，果然在此后的多年该公司都是小镇的经济支柱和当地人就业的最大雇主。对此评论家拉尔夫·克莱尔(Ralph Clare)认为，“雷斯伍德镇这是与魔鬼签了个合同，他们根本没想到将来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伴随着克莱尔公司这个“法人”的成长、壮大的是小镇“自然人”劳拉的衰亡，公司生产的化学物质侵蚀破坏了她的免疫系统，使她走向死亡。所以小镇和克莱尔公司的关系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浮士德式交易是一种心理障碍，指一个人对一种看似最有价值的物质的盲目崇拜，从而使他忽略了其有可能带来的致命危害。，这是“美国与整个资本商业关系的一个缩影”(克莱尔30)。

鲍尔斯完全没有否定或单纯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和高科技的意图，他是以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它：劳拉因高科技成果的滥用饱受癌症折磨，而她的儿子却得益于高科技。他是早产儿，如果没有现代医疗技术，不可能存活。而且他打算与朋友合建一家公司，意欲利用他们痴迷的电脑软件去寻找抗癌秘方，但谁又能保证他们的公司不会带来相应的负面危害呢；劳拉自己在服用抗肿瘤特效药顺铂时更对高科技的神奇深信不疑，“任何否认现代进步的人一定从未经历过目睹父母因无法医治而死亡的痛苦。”(Powers 114刘丹译)劳拉的前夫唐也意识到，“即使我们想，我们也已经无法回到过去。而且又有谁真的想要退回到过去呢？尤其是我们已经因为使用那些超级杀虫剂培育出了一批新的超级害虫，现如今谁能离得开那些神奇的添加剂和和超级杀虫剂而活下去呢。”(Powers 258刘丹译)故事的最后劳拉拒绝参加对该公司的集体诉讼，“她不能起诉克莱尔公司，它并没有入侵她的房子。是她自己按自己的选择把这些消费品带进家的。如果让她再选择一次，她也还会这样做，而且是不得不这样做。”(Powers 304)而且，劳拉和她的家人都承认他们已经回不到过去，因为克莱尔公司如果倒闭，小镇多人将会失业，经济支柱坍塌，市场萧条，其连锁反映无法估量。

鲍尔斯的《赢利》切中的是当今工业社会的命脉，以“赢利”为目标的工商业不能以牺牲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代价，如何兴利除弊，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指导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工具，并为人们带来长远安全的福祉，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问题。

(二)基因技术背后的道德悖论

类似的道德悖论在《快乐基因》中被更明确体现出来。小说中研究基因重组的科学家汤马斯·科顿就被人们冠以截然相反的标签，“汤马斯·科顿是个大错特错的道德寓言中的恶棍呢，还是个做成了不起的试验，马上会给人们带来回报的英雄？”(鲍尔斯26)科顿的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就给人类带来福音，他研究的转基因奶牛的奶汁含有治愈疾病的蛋白质；他帮助研发的“基因笔迹速认”技术，可以破译并分离导致焦虑、儿童多动症、忧郁症的成套基因。这些成就似乎激发了他的科学壮志，他坚信通过基因重组可以使人们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更加健康的人。更加强壮的人。更加漂亮的人”。(鲍尔斯25)而事实是，当他发现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难民留学生萨沙迪特天生快乐，似乎对消极、负面情绪免疫时，更是宣称人类重回圣经中的伊甸园极乐时代已经来临，即通过基因技术随意去除或添加人类的基因，如同给电脑操作系统升级下载补丁，这样人们就可以购买快乐基因，去除忧郁基因，从而天天快乐。他眼里的人类已经物化为基因零件，科学家可以随意拼装。然而这种明显违背进化论，蔑视自然规律的无底限科学研究和技术滥用，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而)当你告诉要做父母的人‘我们会把你想要的特征给你们的孩子，把不想要的剔除’时，你就将人性变成了一家有特许经营权的快餐店”。( 鲍尔斯111)

文中的萨沙迪特本来对生活充满热情，时时带着灿烂的微笑，可是当托马斯科顿宣称她拥有所谓的“快乐基因”后，人们蜂涌而至、竞价要求购买她的卵子，导致她仓皇出逃，甚至绝望自杀，“他们使我如同一个为爱马仕生产的生物加工厂。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希望的快乐，但那肯定不是先天注定的。”(鲍尔斯222)而且购买来的快乐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真正快乐吗？小说的最后，作者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有着人造快乐基因的婴儿画面：她先是为自己能够站立行走而喜不自胜，但很快她跌坐于地，这个挫折使她本要几乎大哭时，却换成一阵独特笑声的爆发。这孩子似乎已失去了常人所拥有的喜怒哀乐，她的笑声成了人造基因的控制体现，对此美国评论家哈姆纳(Everett Hamner)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在谈论基因改变时，总是会犯这样的错误，即一些狂热的科学家总是会研究‘同性恋基因’、‘上帝基因’或者‘快乐基因’，好像一个人复杂的性取向、信仰或其性格特征是被一个微小开关操控似的。”(哈姆纳416)当纯天然的快乐情绪也可以被人为进行技术开发时，“社会的贫富分化是否在物质的基础上又上升到心灵和精神的层面，从而导致更恶劣的不均衡呢？”(雨珊4)

先进科学成果的应用确实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具有“点石成金”的神奇功效，但如果科学研究是无视伦理道德，甚至将其当作掌控和改变自然规律的工具，就会给人类带来无限的伦理隐忧，同时使技术沦为个体追逐功利的手段，导致新的社会歧视和不平等的出现。

结语

伦理学研究专家聂珍钊认为,“西方文学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近代文学，基本上都是以表现道德主题为主要特征的。文学中描写的一系列冲突，往往都是道德方面的冲突，而这些冲突的解决也往往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在当时，对文学的评价相对说来也比较简单，道德标准是评价文学的最重要的标准”( 聂珍钊21)在后现代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理查德·鲍尔斯虽然对所有的后现代写作技巧驾轻就熟，但他并没有迷失于后现代作家的先锋实验中，而是谨记作家的社会使命，准确的为时代把脉，针对当今社会最为现实的焦点问题，阐述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生态破坏、科技发展所造成的伦理隐忧等诸多社会与道德问题。鲍尔斯对人类的人文与道德关怀体现了当代作家的重建社会道德意识的创作原则。

[参考文献]

[1]陈彦旭. 美国新现实主义与后现代小说中的道德意识[J]，外国问题研究，2009(04)：36-39.

[2]郭继德. 战后美国文学的回眸[J]，当代外国文学，2000(03)：134-140.

[3]赫费. 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M]，上海：上海译文出社，2005.

[4]姜涛.当代美国小说的新现实主义视域[J].当代外国文学, 2007(04)：115-121.

[5](美)理查德·鲍尔斯.快乐基因[M]雨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6]刘丹. 重建“真实”——《回声制造者》的后现代生态思想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2014(02)：23-31.

[7]聂珍钊，杜娟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钱广荣.道德悖论的基本问题[J].哲学研究，2006，(10)：88-92.

[9]钱广荣.道德悖论的界说及其意义[J].哲学动态，2007，(07)：30-34.

[10]佘军.时代生活、历史书写与道德世界——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题材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01)：153-160)

[11]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12]Clare, Ralph. “Your Loss Is Their Gain: The Corporate Body and the Corporeal Body in Richard Powers's Gain.”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54:1(2013):28-45.

[13]Ehrlich, Paul R. The Population Bomb 1968. reprint, Rivercity, MA: River-city Press, 1975.

[14]Hamner, Everett. “The Predisposed Agency of Genomic Fiction.”American Literature(2),83(2011):413-441.

[15]Hume，Kathryn. “Moral Problematics in the Novels of Richard Powers.” Critique, 54(2013):1-17.

[16]Powers, Richard. The Echo Mak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6.

[17]Powers, Richard. Gain. New York: Picador, 1998.

[18]Schwarz，D.R. A humanistic ethics of reading[C]/ / T. F. Davis & K.

[责任编辑：舟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16)01-0084-06

[作者简介]段军霞(1969-)，女，安阳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现实主义视阈下的理查德·鲍尔斯小说研究”(立项号2015BWX02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