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维

“西化”还是“中国化”：从佛教的历史看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王邦维

我想先解释一下题目，首先是“西化”二字。“西化”就是“西方化”。这本来很简单。依照现在的理解，西方是指欧洲、美国，尤其是美国。但我今天讲的“西化”一词中的“西”，既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我这里说的西方，是《西游记》中唐玄奘要去的“西方”，中国古代又叫作西天、身毒，天笃、天竺，从唐代的玄奘开始，叫作印度。因此，这里的西化，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印度化”。欧美的“西方”，有时间的话我也可能讲几句。那留在后面再讲。

大家都知道印度。印度是中国的邻国。跟中国一样，印度在世界上不算是强国，但是是大国，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大国之一。大在哪里？首先是人多，人口大国，其次是地方也不小。再有就是历史长。在我们今天一般的中国人的印象中，对于印度，从好的方面讲，想到的是佛教、释迦牟尼，这些都了不起，很玄妙。佛教的经典，对中国人也是很玄妙的。还有印度教，还有印度的古典，有四部《吠陀》，还有《奥义书》《森林书》《往世书》，也都玄妙得很。那是讲古代。近代方面，则可以提到泰戈尔，有人称作“泰翁”，那也是有点仙风道骨，飘逸得很。从不好的方面讲，是穷，落后，比中国不如。说中国穷，印度比中国还穷。而且中国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给外部世界的印象，已经不是太穷了，我们的GDP的总量已经进入世界的最前列了，是前三名中的第三名，虽然人均在世界上其实比较靠后。但印度还在我们的后面。总之，关于印度的这些印象，不能说完全不对，但也不全对。其实印度跟中国一样，方方面面，太复杂了，用一两句话、几句话怎么能讲清楚呢？

中国的历史，今天一般讲有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同时确确实实可以弄得比较清楚的，有三千多年。最清楚的，应该说是在东周“共和行政”以后，也就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绵延不断的文字性的历史记载，一直到今天。这在世界上是很独特，很了不起的。这里我就想提一个问题：中国地处东亚，在这将近三千年的时间里，如果不算近代的这一两百年，外国，外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在文化上对中国发生过最大的影响，与中国在文化上关系最为密切，有过最多的交流？我想，就这一点而言，在中国周边的国家中，非印度莫属。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在东部亚洲，曾经产生过两个具有原生意义的文明，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之所以说这两个文明具有原生意义，是因为他们自成体系，受到外界的影响比较小。这两个文明有两个主要的共同点：其一是几千年来延续不断。世界上有过很多文明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明体都能完整地延续到今天。比如古埃及文明，曾经繁荣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最后却凋零了，同样地，南美洲的印第安文明也是如此。其二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体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表现出来的坚忍性、更新力和很强的创造力。

从历史的大尺度上看，中国和外部世界接触，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发生的影响最大，后果最重要的，其实主要就是两次。一次是中国与印度的交往。另一次是明代从后期开始有所接触，但是到了鸦片战争才真正开始的与欧洲文化，或者叫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或文化的交往。前者从公元前后开始，到11、12世纪基本结束。接触的结果大多已经定型，也看得比较清楚。后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加上在最近十多年来大家讲得很多的全球化，一切还在发展的进程之中。但我认为，前者已经成为历史，既然是历史，就可以为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坐标，提供经验。近代中国，曾经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西化”问题，既有现实问题的背景，也有迫切的政治需要。因此我们不妨回顾历史，看历史能够给我们些什么经验。

至于“中国化”的意思，那就不用解释了。

下面进入我们的正题：从佛教的历史看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与我们这个题目有关的，第一是佛教史。可是要讲佛教的历史，内容很多。过去老一辈人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讲起？其实佛教史也是如此。也许更不知从何讲起。佛教的经典，总数比一套二十四史多得多。最早形成的时间有两千四五百年，而覆盖的地域则宽广得多了：印度、西域、南亚、东南亚、日本、朝鲜、越南，等等。

印度方面不讲了，主要讲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二千年的历史。1998年，国内纪念过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今年是2005，算起来就是两千零七年。倒回去算，佛教传入中国是在公元前2年。这方面的问题，学者们曾经做过许多讨论，一般认为，在各种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中，《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书中的《西戎传》的记载最为可信：

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伊？）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

这就是有名的“伊存授经”的故事。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1998年的纪念活动，根据的就是这一记载。

当然，关于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历史，也还有其他的说法。“永平求法”就是其中之一。故事讲东汉的汉明帝有一天做梦，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第二天问大臣是怎么回事，一位大臣回答说：“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于是汉明帝派出使臣到大月支，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带回中国，从此汉地有了佛教。今天洛阳有名的白马寺，传说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寺庙，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这些佛经据说是由一匹白马驮来，到了洛阳，皇帝于是建了这座寺。这个故事很有趣，但在细节方面的问题太多，其中想象或增饰的痕迹太明显，同时依靠的文献自身的年代也有争议，所以，有多少历史的真实性很难说。不过，这个传说已经被广泛地接受。几年前，中印两国政府商定，为了加强双方的文化理解和交流，中国方面在印度当年玄奘法师留学的地方，名叫那烂陀，重新装修玄奘纪念堂，印度方面则派人到中国来，在洛阳白马寺修建了一座印度风格的佛殿。今年5月29日，印度总统帕蒂尔在访华期间，还特地到洛阳参加了这座佛殿的落成仪式。

关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我想提到两本用英文写的书，这和我要讲的主题有一点关系：第一本书的书名是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作者是E.Zü rcher，中文名字许理和。这是荷兰的学者，做过莱顿大学汉学院的院长。这部书在西方很有名，最早出版是在1959年，1972年又重印过。前几年国内出过一个汉译本。

另一本书是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作者陈观胜（Kenneth Che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来自一个华侨家庭，1949年前好像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学习过，后来去了美国，在美国教书。

两部书，讨论的都是中国佛教史，但书名不一样，书名中一个突出的是Buddhist Conquest，另一个突出的是Chinese Transformation。书都是用英文写的，有什么区别？我想，这里面是有一些不同，反映了作者对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角度。两本书的题目，都各有道理，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前者就有些“西化”的意思，后者就是“中国化”。我今天的目的，不是想要讨论这两部书。我举例的这两部书，只是想以此作为提示，说明一部佛教传入中国和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既可以说是“西化”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化”的历史，二者其实是互动互补的。文化交流的最后结果，既不是完全的“西”，也不是完全的“中”，是“中西结合”。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就举一些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与我这里讲的“西化”和“中国化”都有关的事例。

第一个例子：出家人即佛教僧人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最早没有出家人这一说。佛教传来后，出现了出家人，叫作僧人，或者沙门，或者和尚。僧人、沙门以及和尚，这几个名词都是从印度来的。出家的僧人在社会中应该处在什么一个地位上，与世俗社会关系怎样，是个新事物。在印度，出家人地位一般来说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国王，一般都很尊敬出家人。出家人往往也自认为自己的地位不低于世俗的王公贵族，这就是“沙门不敬王者”。但在中国，情况不一样，出家的僧人应不应按世俗的规矩，向国王敬礼，成了一个问题。一派——主要是僧人——主张不敬，另一派——主要是代表世俗社会的一部分知识精英，包括大部分皇帝——要求敬。两派激烈地进行争论。东晋时代有位高僧，名叫慧远，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主张“出家乃方外之宾”，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不得与世典同礼”，因此不应向王者致敬。当然另一派也有自己的理由和说法。这些争论在文献中有不少的记载。最后的结果，当然还是要敬，虽然慧远自己似乎是个例外。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件事的意义。这是当时可是大事。皇帝、大臣、王公贵族，当然也包括身处其中的僧人的领袖，都要发表意见，往往是一场或很多场很激烈的争论。

在中国历史上，出家人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国家对宗教的管理权，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有不少中国僧人到印度去，见到印度与中国不一样，“众僧名字不贯王籍”，“其有犯者，众自治罚”，认为中国的出家人地位太低，因此批评中国不对。但他们没弄明白，中印之间，政治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才有这些不同。在中国，政府对宗教从来就实行直接有效的管理，“神州出家，皆蒙公度”。中国自南北朝起，政府设立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僧人出家、僧籍等事物。后秦时有僧正，南朝有僧主，北朝有沙门统、僧统。政府设立有昭玄寺、崇玄署、祀部。这其实就是今天的国家宗教局。唐代有一位高僧，名叫义净，他去印度，在印度学习过多年，回来后向中国人介绍印度的情况。他的一部书叫《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他在印度尼西亚写的，书里说：“亦未见有俗官乃当衙正坐，僧徒为行侧立，欺轻呼唤，不异凡流。送故迎新，几倦途路。若点检不到，则走赴公门。求命曹司，无问寒暑。”义净把中国的情形与印度作对比，他觉得为什么在中国要不一样。但中国就是这样，这是没办法的事。在中国，“神权”必须服从“王权”。这的确与印度不一样，与中世纪的欧洲也不一样。这就叫“国情”不同。

第二个例子与社会的伦理观念有关。

刚才说了，在印度，出家人的地位一般都很高。传统的印度人，一生追求的目标有四项：法、利、欲，再加上“解脱”。印度古代的传统，讲人的一生，应该或者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遁世期，最终归于解脱。这样的终极目标具备一种神性或神圣性。这一点与欧洲的基督教有些相似。2004年，我在香港大学教书，当时香港刚好有个展览，展览的大多是印度和西藏的宗教文物，主要是佛教文物。我去看过。展览的题目叫Devotion and Desire，很能体现这种精神。中国人就不大一样。中国人的目标一般来说很现实，主要是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或者有时被认为是对君主的责任。“百行孝为先”，孝道，以孝治天下。丁忧、守制等等规矩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不敬父母，不敬君王，叫“无君无父”，问题很严重。佛教的出家，与此就有矛盾，但佛教又不能没人出家。因此中国的佛教虽然有出家人，但不管出家在家，讲孝都讲得比较多。出家以后没有后代了，不孝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后代，这是一个冲突，怎么解决这个冲突？中国人对佛教进行改造，就出现所谓的“伪经”，即中国人自己编撰的佛经，不是从印度来的佛经。 “伪经”中有一部《父母恩重经》，里面讲父母孕育之恩当报，“造经烧香，请佛礼拜，供养三宝，或饮食众生”。它虽是“伪经”，但中国老百姓接受认可。重庆大足石刻中，关于孝的题材特别多，也反映出同样的倾向。

第三个例子：思想与学术潮流。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只能简单提出几点。一是魏晋时期中国的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佛教在印度有一套成熟的宗教哲学理论，有完整的宗教哲学理念，包括对世界本体的认识，通过翻译的佛经，这些理念进入中国，这就刺激了当时魏晋玄学理论的发展。在佛教的刺激下，在中国形成了一些新的哲学观念、哲学理念、哲学范畴。二是佛教的禅宗。“禅”这个概念源自印度，印度佛教中讲禅，坐禅、修禅，中国的佛教后来也出现了禅宗，它是把印度的禅的概念移植到中国来以后，按照中国人的观念进行阐释和发挥，然后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教派别，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学术派别。这样，中国的禅宗和印度的禅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从后汉时期坐禅、修禅传到中国，到唐代禅宗正式形成，这中间差不多有七八百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佛教概念从引进到吸收，最后“中国化”的过程。国内有不少的书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不多说。

我只提另外一件一般人不太注意到的事，与我自己的专业有关，就是：古代的中国人对外国语言性质的认识，最初主要是在翻译和理解佛经的过程中开始，这种认识，进而应用到对汉语本身性质的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大家知道，中国文字是方块字，最初是没有注音系统的，古代标音就是用一个同音字去注另外一个同音字，如果同音字完全相像还能表达出来，如果字和字之间有时候不能完全同音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困难。但是佛经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发现了印度语系的语言拼合方式，于是就发明了一种标注发音的方法，叫作“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用其中一个的声母，另一个的韵母，拼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这是中国语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这种注音方式一直使用到清朝，直到民国时代，才发明了新的注音符号。南北朝早期有一位很有名的诗人、文学家谢灵运，他写过一本书，叫《十四音训叙》，专门讨论过与梵语发音相关的一些问题。

第四个例子：夷夏之辨与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

古代的中国人在文化上是比较有优越感的。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就有夷夏之辨的概念，只能“夷”变于“夏”，不能“夏”变于“夷”。那就是孟子讲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滕文公上》）。

从来源上讲，佛教从印度传来，不是“国货”，属于“夷”的范畴，而不是“夏”。中国人接受了佛教，不就等于“夏”变于“夷”了吗？因此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有一段时间，这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题目。儒家的思想是中国正统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道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于是反对佛教的儒家的学者就和道教的道士一起，都在这一点上攻击佛教。儒家的学者讲得比较坦率，观点堂堂正正。道士们则另有奇招。你不是说释迦牟尼是西方的圣人吗？佛教从印度来，我就釜底抽薪。中国的春秋时代有老子，也是一位圣人，道教出现后，被道教徒奉为始祖。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故事，也是早就有的。老子西出函谷，去了什么地方呢？去了天竺，也就是印度，在印度变成了佛，教化印度人，佛教就是这么来的。这叫“老子入夷狄为浮屠”。道士们为此还凭空编撰了一部书，叫《老子化胡经》。道教因此应该比佛教地位更高。这个说法，在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这时却认真地成为道教徒攻击佛教、抬高自己的重要根据，而佛教徒则同样认真地予以反驳。道教是反对“西化”的，但道教却偷偷从佛教学了许多东西。包括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编出这部《老子化胡经》。这部书从南北朝到隋唐时代，曾经有过不小的影响，后来失传了，清朝末年才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它的唐代写本。

其他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佛教造像和石窟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佛经翻译与语言交流对汉语的影响等。所有这些，无非是要说明，从印度方面讲，佛教传到中国，使中国一定程度上“西化”了，但佛教在中国，也被“中国化”了。

最后说说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在整个宇宙中，人是渺小的，但是人又是伟大的，因为人有智慧。佛教跟西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不太一样，它比较强调思辨、强调智慧，用智慧去理解人生，理解世界。我们究竟该怎么去理解“西化”？还是“中国化”？在我看来，真正的结论应该是，中国与外国，中外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既被人家“化”，也“化”人家，两千年没有中断，也不可能中断。

人类所有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文化，总是需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非如此不能进步，非如此不能发展。我们今天要做的，其实就是推动这个过程，促进这种进步。用过去常讲的一句套话，这才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件事。如果从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既存在所谓的“西化”的过程，同时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我们一直在“中国化”和“西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我们希望在中国现有的文化背景下，既能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又能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我们中国自己文化的组成部分。

回顾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中华民族只有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去接受外来文化，才能在保持中华文化本体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我们的中华文明。

[责任编辑：冯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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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此文原为作者在部级领导历史文化讲座的讲稿，编者在本次发表时因篇幅的限制做了删节，详见王邦维《“西化”还是“中国化”：从佛教的历史看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收入《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10》，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