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

多元文化发展与跨文化对话

乐黛云

一、多元文化的发展及其当前遇到的问题

（一）《查理周刊》事件引起的思考

欧洲《查理周刊》的事件引起人们心里很大的震动! 到底这个世界的前景会怎样、未来会怎样？从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讲 “文化冲突”到现在，似乎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而好像是越来越坏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 恐怖分子杀人固然不对，侮辱别人的宗教也不对。如何才能把双方协调起来呢？这就需要多元、和谐等观念，需要承认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有自由的思考，可是现在已经不太可能这么做了，问题越来越尖锐，而且更为严重。

不同文化的接触越来越多,如何对待多元文化引起的纷争已经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以移民问题为例，首先是欧洲不能没有移民，研究者们得出结论，欧洲将必须每年招募一百多万移民，才能相当于欧洲女性平均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仅仅是德国就必须在未来的三十年里每年迎来五十万年轻移民（这个数字相当于它的生育率的两倍），才能避免人口数量的巨大滑坡。 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人们的通婚提出了更复杂的问题。如果说在1960 年的德国，只有1.3% 的新生婴儿有外国父亲或母亲，那么，1994 年，却有18.4% 的新生婴儿都有外国父亲或母亲，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有增无减。近两年中国广州也出现了50万人规模的非裔移民潮。不同文化的婚姻虽然开启了不同文化间新的沟通渠道，弥合了某些文化鸿沟，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某些文化的衰亡感，并导致对外国人更加充满敌意的文化压制和报复，《查理周刊》事件只是一个结果。

事实上，如果不能实现多元文化共生，那就只能实行文化一元化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单边统治，这是美国一向所追求的。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文化覆盖其他的文化，例如在伊拉克强行实现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在一些国家煽动所谓“颜色革命”，其结果都是适得其反，引起更大冲突。

（二）文化冲突的加剧与对多元文化发展的疑虑

在未来数十年内没有移民洪流涌入，欧洲将会老化，欧洲的经济计划将会衰退；但另一方面，移民潮又将威胁，甚至压垮已经十分紧张的政府福利预算和人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感。如何公平合理地对待移民就成了严重问题。他们没有经济能力给移民和本地人同样的福利待遇，又认为你既然到了我们国家，就应该遵守我们的文化、生活，风俗、习惯，而不能保留你原来故土的一切。我自己在巴黎时，有一件事使我很有触动。按照伊斯兰风俗，在巴黎上学的伊斯兰小女孩也必须像在家乡一样，带上头巾。可是校长却认为在校学生应该按法国学校的规定穿制服，不能戴头巾。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甚至游行抗争。其实按照多元共存互礼互让的中国中庸原则，通过对话，问题并非不能解决。

但是一元化单边统治在全世界仍然占统治地位，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多元文化共处是世界无法避免的前景。但是多元思想如今遇到了很大的危机。特别是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有些领导人，包括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等比较开放的领导人，都表示“多元主义实际上是失败了”。 默克尔认为，在他们的国家如果允许这么多移民迁入，而不使之融入当地社会的话，那争斗将无法停止。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承认了多元主义的失败。但是，这些国家由于劳动力缺乏和老龄化的压力，不能没有移民！如何公平合理地对待移民就成了严重问题。只有跨文化对话方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三）建构多元文化共存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反对文化单边统治,也反对文化原教旨主义, 我们必须努力建构多元文化共存的命运共同体，既避免原教旨主义引起的文化冲突、又要避免单边统治、一元化征服，压制他种文化，引向战争，而跨文化对话是必由之路。 “修身”“齐家”“治国”，最后是“平天下”， 这个“平天下”跟原来帝国主义统治全球的谱系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要强大！什么叫“强大”？他们认为“强大”就是要像过去的“罗马帝国”“日本帝国”“不列颠帝国”一样……走它们的老路，用强力统治其他民族和地区。这就是一元化思想。美国哲学家安乐哲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传统。他认为习近平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了多元性，强调了互相学习和包容。他认为中国现在在非洲的政策很好，是让他们做他们自己。

二、多元文化对话的几种方式及其结果

多元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必由之路是跨文化对话，但这种对话会遇到一些悖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普遍与特殊的悖论。有些人认为普遍性笼罩一切，没有强调特殊性，也就没有对话的必要；有些人认为只有特殊性，根本没有对话，没有相互理解的可能。例如后现代思潮不承认普遍性，认为一切被指为“普遍”的东西多是独断的、僵化的，并有强加于人的暴力倾向；他们反对任何结构性的制约，认为不存在中心，也没有所谓普遍性，只有互不关联的特殊性。他们认同 “无深度概念”，消解一切现象与本质，必然与偶然、普遍与特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所谓能指的漂浮），使一切事物成为既无时间连续，又无空间相关性的孤立个体，他们只强调差别而忽视联系，只承认个别而反对一般。文化孤立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都是如此。这就取消了对话的必要。必须承认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承认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对话才有根据。

保持纯粹与互相影响的悖论。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同），另一方面是多元化（离异），认同趋势现在仍很强大，因为科技的一体化和人为的文化霸权单边统治相一致；另一方面，坚持文化多元的趋势也十分顽强，其极端就是文化原教旨主义。这就存在一个悖论：要保存文化的多样性，那当然是每种文化越纯粹、越“地道”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间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渗透吸取，这种渗透交流的结果是不是会使世界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因混同而消失呢？ 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也就是要通过自身文化的过滤，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得到很大发展，但在印度曾颇为发达的佛教唯识宗，由于其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抵触过大，就很难得到传播和发展；又如陈寅恪所指出的：由于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不能相容，佛藏中“涉及男女性交诸要义”的部分，“纵笃信之教徒，亦复不能奉受”，“大抵噤默不置一语”，“惟有隐秘闭藏，禁止其流布”①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5页。。法国象征派诗歌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歌的影响亦复如是。当时，兰波、凡尔仑的诗歌被大量译介，而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杰出代表的马拉梅在中国的影响却绝无仅有。金丝燕的《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一书对此有深刻的分析。这些都说明了本土文化在文化接触中的一种最初的选择。同时，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接受也不大可能原封不动地移植。一种文化被引进后，往往不会再按原来轨道发展，而是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辉煌的结果。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传入西欧，成为西欧文化的基石，这是一种崭新的文化，与原有的母体文化已有很多不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又成为中国宋明新儒学发展的重要契机。这种文化异地发展，滋生出新文化的现象，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实际上，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不是一个“同化”“合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在不同环境中转化为新物的过程。在不同选择、不同条件相互作用下创造出来的新物，不再有旧物原来的“纯粹”，但它仍然是从旧物中脱颖而出，仍然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独特之处，因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并不是“趋同”乃至“混一”，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新质和新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排斥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会逐渐形成某些共同的价值标准，但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共同标准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也还有其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普遍性中体现着原有的特殊。

对话中的自我与他者。在对话中我们总是从自我出发，总想同化对方，说服他同意我的方案，接受我的想法，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牺牲对方的特色而趋同。这就是过去的打通思想，我打你通。中国人相信不同的东西可以凝合在一起，形成“多元一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和能生物，同则不继”。“和”就是协调不同的人和事，使之在参差不齐中，和谐发展（并非融合为一）。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帮”。协和万帮就是要使各有特色的多种文化和谐共处，而不是融为“一帮”。融为“一帮”就是“同”，而不再是“和”；对话的结果是产生 “使物丰长”而发展的新的“和”，而不是“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的那个“同”。因此，勒维纳斯特别强调，应该从他者出发，关注他者最不清楚，甚至最不可能理解的那一面。这样，在与他者相触的过程中，就不会顺应岔路中你自身的欲望，将你推向你思索中的局限，而是引向你所不知道的另一个新的方向。勒维纳斯认为：“与我相遇的是处处超越我，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新观念的他人，是不会封闭于任何知识之中的他人。”②勒维纳斯（E.Levinas）：《整体与无限》，参阅《跨文化对话》第7辑，第29页。总之，“他者”是我所“不是”，不是因为他的性格、外貌和心理的特色，而仅仅是因为他的相异性本身。正是由于这种相异性，“我与他人的关系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融合’，而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③勒维纳斯（E.Levinas）：《 时间与他人》，参阅杜小真《勒维纳斯》，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然而，只强调相异性，就很难达到理解和沟通的目的，不强调相异性，又会发生混同融合等情形。但如果“取消他者性，这将是模糊的单一和沉默”。

差异与间距。在跨文化对话中，差距之外， “间距”或“之间”也是很重要的概念。差异建立在分辨（distinction）的基础上，它需要一个共同的前提。间距则来自距离（distance）。例如要分辨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就得把它们想成是属于一种更普遍的类型（家具类）。间距没有共同归属的问题，它不需归类为范畴，而是当下的对看。间距的形象不是整理排列存放，而是打扰。例如，若说椅子是可以充气的，它所凸显的就是一种完全新的想法，打乱了原来的差别分类。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称之为“有孕育力（f é condit é）”，即有生产力的（productive）。间距不像差异那般紧抓着认同，差异是按照一种认同视点而进行的，那是在所谓的多种特征当中选取同和异凸显出来而彼此有别。间距是在“对看”之中，内部发展当中发现其 “异质性”（l’h é t é rotopie）。亦即突出一种思想为了自我确立而与其他的思想分别的特殊分叉之处。研究这个“分叉之处”是一切预见，也是创造和新思想的开始。于连举了一个例子：苏东坡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画工往往只捕捉到马的外在特征，但马所具有的俊发之气全都消失了。可见马的气质并不在皮毛之间，但又要有摸得到的事物——有形有体——才能使俊发之气穿越而显现。故清人方薰（懒儒）说“然舍鞭策、皮毛，并无马矣”，因此，俊发之气，“莫非鞭策、皮毛之间耳”。于连认为方薰强调的不是本体而是非本体的流动的“之间”。这正是中国艺术最根本的“气韵生动”。欧洲现代派画家们早在哲学家们之前也从事去本体论的尝试。布哈格（Braque）说：“在苹果和盘子之间的，也画了，甚至这个‘在两者之间’在我看来也跟他们所谓的‘客体’一样重要。”

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郭店竹简作“有状混成”）。一切事物都是从这个无形无象的“混沌”之中产生的，这就是“有生于无”。“有”的最后结局又是 “复归于无物”。“无物”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无物”“无状”并不是真的无物、无状，因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象”和“物”都存在于“无”中，都还不是“实有”，它只是一种在酝酿中的无形无象的、不确定的、尚未成形的某种可能性，它尚不存在而又确实有，是一种“不存在而有”。这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也就是于连所说的“尚无主体性”的不确定的流动主体。因此，从中国道家的宇宙观出发，最重要的就不是拘泥于人们以为是“已定的”，其实仍在不断变化的“确定性”，而是去研究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从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中的可能性。只有向“未知”进发，才能创造新路，一切都已固定的，只能是老路。这也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已成形的“已病”和尚未露迹象的“未病”的关系。而上述《道德经》中论述的 “惚恍”和“不存在而有”的宇宙观，与当今的混沌科学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一书的作者指出：“《易经》对我们特别有启示。混沌的科学思想源于研究人员对气象学、电路、湍流等复杂物理系统的研究。很明显，《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曾长期深入思考过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中的秩序和无序间的关系，他们最终将这种关系称为‘太极’。”又说：“欧洲、美国、中国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正如过去《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那样，此时此刻人们正试图洞察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寻求永恒变易中的稳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来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产生出巨大能量的时代。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或许，当未来社会朝我们未曾指望的方向发展时，混沌科学会帮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一切。”①［美］约翰·布里格斯（J.Briggs）、［英］戴维·皮特（F.D.Peat）：《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陈忠等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

最后，我想用弗朗索瓦·于连的话来结束我此文。他说：我不主张汇合所有文化，也不主张在一切文化当中进行筛选，从中选取最小的共同点，作为众文化之间的共同基础。联合国教科文基金会（UNESCO）近几年来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毫无成果——我们应该反省这个失败。因为，正如共同之处只能通过间距才发挥作用，文化的本性在趋向同质化（s’homog é n é iser）的同时也不停地异质化（s’h é t é rog é n éiser）；在趋向统一性（l’unification）的同时也不断地多元化（se pluraliser）；在趋向融合与顺应（se confondre et se conformer）的同时也不停地标示自身的特色。去认同而再认同（de se d é marquer, de se d é sidentifier et de se r é identifier）；在趋向自我提升到主流文化（s’é lever en culture dominante）的同时也不断地让异议发挥作用（d’ê tre travaill é par la dissidence），这就是为何文化肯定是复数的，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不过是典范例子，我们今天要一起思索这两种文化的“面对面”。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为了避免张冠李戴的错误和“差不多”的领会，也为了避免使我们相信我们通过现在的标准化语言可以完全彼此理解的错误，我们必须真正理解佛菩萨所说：“我为尔道是第二义。”也就是说，用语言说出来的已不是我心中原来所想的原貌，因为已经过了语言的归纳、编排和改造。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第一义与第二义的重要差别而以为大家的共同用语表现着共同的思想和意义，传递着分歧的含义而浑然不觉。

[责任编辑：冯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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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214（2016）05-0010-05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