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多方面成就的杰出人物，黄遵宪（1848—1905）对晚清的政治思想和历史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身为驻日使馆参赞，他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也是近代中国认真了解日本的人物，其日本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时，作为晚清走向世界的代表之一，其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晚清特定阶层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诸多思考。只要“个人经历所集中的问题或体现的类型也以某些方式在其他人那里表现出来。这样，即使他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是微小的，而他作为历史经历者的价值也可能是巨大的。”①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6页。

《日本杂事诗》为研究黄遵宪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微妙的角度。1877年，黄遵宪随何如璋（1838—1891）出使日本，1879年，《日本杂事诗》定稿，寄呈总理衙门，同年7月，同文馆以聚珍版发行，此后翻刻者极多，1898年的长沙刊本是最后的定本。谈到《日本杂事诗》不能不提及《日本国志》。黄遵宪在1890年写的《日本杂事诗》的《自序》中说：“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丳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②黄遵宪：《自序》，载黄遵宪著，钟叔河辑校《日本杂事诗广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页。《日本国志》约在1895年刊印出版，从时间上说，《日本杂事诗》是《日本国志》的先导，从内容上说，前者又是后者的副产品，两部书同为黄遵宪考察日本的产物，共同塑造了独特的日本形象。比较而言，《日本国志》涉及的问题比较全面，搜集的资料较为充分，考察更为翔实；《日本杂事诗》则更关心日本文化，注重探索明治维新的精神背景，形式活泼，感情充沛，日本形象更为鲜明。二者既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又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堪称“双璧”。③关于二者的对应关系，参见黄升任：《黄遵宪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而《日本杂事诗》之先有注后有诗的成书过程，本身就表明了黄遵宪以《日本杂事诗》进行文化交流和思想宣传的良苦用心。

为了使研究更有成效，本文借助于形象学（Imagology）理论。形象学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④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载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因此，形象学的研究重心不是被言说者，而是言说的主体，或者说，不止于被言说者，而是要由此及彼。“‘形象’的正确与否并不是形象学用心根究的问题，形象研究应该关注的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形象’，也就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①方维规：《形象、幻象、想象及其他》，《跨文化对话》第22辑（2007年9月），第254页。分而言之，形象学重视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关系，认为他者形象是进行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他者形象具有认同和颠覆两种功能，存在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形象涉及集体创造者和个人创造者两个层面。总之，“形象的本体论地位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②胡戈·狄泽林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第172页。。

一、开眼看日本：“他者—自我”的演进

首先，作为黄遵宪的日本研究著作，《日本杂事诗》是充实、厚重的。其中的日本形象不再是道听途说，也不再是只言片语，而是一个立体、丰满的形象。这意味着日本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作者的视野。

地理和历史是构成日本形象的基本坐标。以定本开卷第一首为例：“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纵横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③《日本杂事诗广注》，第31页。呈现出一个有着确定地理位置和自身独特历史的日本。小注作了进一步说明：以经纬定位，更为精确地记述了日本的地理位置，说明了日本历史的起止时间，指出了日本“万世一系”的政治体制，引证旧史补充了日本国君的称号和中日交流的历史。④同上。历史是由人创造的，黄遵宪对日本的历史人物同样充满了感情，深切缅怀了南朝殉难之臣楠正成，⑤同上，第65页。此类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使得日本的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日本杂事诗》还涉及中日交流的历史，如第五首写徐福东渡：“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别有天。镜玺永传笠缝殿，倘疑世系出神仙。”⑥同上，第35页。另外，作者还写到双方在语言、文学上的交流，尤其是中国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独特的环境和奇秀的山水在《日本杂事诗》里有充分而细致的表现。黄遵宪笔下的日本山水是这样的：“巨海茫茫浸四围，三山风引是耶非？蓬莱清浅经多少，依旧蜻蜓点水飞。”⑦同上，第55页。诗作借用了传说和典故，这增加了诗的美感，使读者对日本多有遐想，但作者的意图是让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日本，所以小注就不只是对诗作的解释说明，还是对诗作的补充和纠正：交代了“蜻蜓洲”的来历，纠正了《山海经》的虚假不实，表明了对新形势的认识和对新的交通工具的信赖，链接了《日本国志》中的《地理志》，可谓周全齐备。⑧同上。

文化礼俗与风土民情使得日本形象更加鲜活生动、可亲可感。樱花象征了日本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不少相关的风俗：“朝曦看到夕阳斜，流水游龙斗宝车。宴罢红云歌绛雪，东皇第一爱樱花。”注云：“三月花时，公卿百官，旧皆给假赏花。今亦香车宝马，士女征逐，举国若狂也。东人称为花王。墨江左右有数百树，如雪如霞，如锦如荼。余一夕月明，再游其地，真如置身蓬莱中矣。”⑨同上，第163页。透过清丽的文笔，透过缤纷的樱花，人们仿佛看到了中国古代的宝马香车，陌生而又亲切。把日本的风俗翻演成中国的繁华旧梦，这固然是因为没能充分体察日本风俗的独特性，却也是走进异域时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策略，洋溢着一种善意、一种好感。黄遵宪对日本民风民俗的描绘面面俱到、纤悉无遗，《日本杂事诗》，尤其是卷二，几乎可以视为日本的风俗志。

经过全方位的介绍，人们看到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国度，而出现在特定时代的《日本杂事诗》，自然少不了关于明治维新的介绍。属于这方面的诗作有四十余首，在这些诗作中，作者的考察是细致的，态度基本上也是明朗的。如第十二首：“玉墙旧国纪维新，万法随风倏转轮。杼轴虽空衣服粲，东人赢得似西人。”①《日本杂事诗广注》，第51页。诗作连同小注，一并介绍了明治维新的原因、过程，及其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变化。

“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②黄遵宪：《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载黄遵宪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5页。黄遵宪对日本的介绍，在日本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的今天可能不足为奇，但考诸日本形象的谱系，他所塑造的日本形象确实是一个突破。

形象的历史是一种持续的建构，日本形象与各个时期的中日关系密切相关。日本形象的演进过程，其背后是一部中日关系史。自古以来，中国与日本便是“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③黄遵宪：《近世爱国志士歌》，载《黄遵宪全集》，第100页。。作为正史中的一个不起眼的项目，有关日本的记载不免简单，再限于撰史者的知识水平和所据资料，记载亦有不少错漏。明朝嘉靖以后倭患日烈，研究日本的风气大盛，涉及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风俗民情，以及中日关系史等，重点在于倭寇。万历年间并未出现全面的日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丰臣秀吉侵朝、明军援朝和中日之间的和战。在明末的日本研究著作中，所据资料多来源于古籍，或是与曾至日本者的谈话，或是被俘倭寇的供词，错讹在所难免，研究也只能流于表面。④参见杨正光：《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杨正光编《从徐福到黄遵宪》，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依托于源远流长的中日关系，日本形象的形成机制逐渐显露。在历史长河中起起落落的日本形象，就像时间奔流中激起的一个个浪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形态，有的是晶莹美丽的水花，有的则是恶浪浊流，有的令人神往，也有的令人惊恐，而这条日本形象之河，其源头是中国的自我形象。换言之，不论日本形象如何曲尽其变，都是中国确立自身形象的一种方式：“这个‘我’想说他者（最常见的是出于诸多迫切、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⑤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载《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57页。

具体而言，唐代以前，“岛夷卉服”的准人类形象、“君子不死之国”的形象、“道教仙境”的形象，以及“食咸草”的“禽兽”形象，主要言说的是文明与非文明的区别：以非文明确证文明，或者以文明覆盖非文明。在唐代日本形象进化成稳定的人类形象以后，日本形象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其文明化的程度，由于中国是文明的代表，所以更明确地说，日本形象取决于其与中国形象具有多大的同质性。即便肯定了这些同质性的元素，也源于把他者视为异于且劣于自我的不平等视角，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吸纳，而不是平等的交融。例如，虽然唐宋文人热情赞美日本文化，但他们都没有兴趣去探索作为一种异质性存在的日本文化，而是满足于在他者身上找寻、投射自己的影子。元代有倭患之后的日本形象，则体现了中日关系的交好交恶，以及双方的力量对比，还在一些方面延伸了中国的本土思维。⑥参见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以中国文化为中心，过度的‘他者化’把日本塑造成了仙人和兽类的异类形象，过度的‘同类化’则把日本塑造成了中国形象，而不是日本自身的形象，这仍然是过度想象的结果。”⑦《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第8页。长期浸淫于这种近似封闭的思维机制，中国不可能走出自身的阴影，从而冷静客观地认识他者。直至清朝，中日关系才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摆脱旧日窠臼：“自我—他者”结构之下的方向性从“由己观人”演变为“以人鉴己”，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由“中心—边缘”变成了“边缘—中心”。中国的目光所向发生了转变，不再是把自我形象投射到日本身上，而是开始以日本形象来反观自我。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步到位的。

清朝前期对日本的介绍之作多出自去过长崎的商人或文人之手，他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唐馆”，因此对日本的描述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时人对日本的无知，或者说一知半解，曾闹过笑话：乾隆年间查禁私钱，日本一枚普通的“宽永通宝”铜钱，竟成了建号铸钱、造反立国的信号和实证，酿成了震惊朝廷的事件。甚至到了“开眼看世界”的时代，人们的目光也大多投注在西方，日本研究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正如薛福成（1838—1894）所说，“近世作者如松龛徐氏、默深魏氏，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如。或稍述之而惝恍疏阔，竟不能稽其世系疆域，犹似古之所谓三神山者之可望不可至也。”①薛福成：《日本国志序》，载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黄遵宪“开眼看日本”，《日本杂事诗》中的日本形象在“他者—自我”的演进过程中具有突破性意义。但另一方面，这里的日本形象尚且带有此前日本形象的色彩，并突出地表现为“同源日本”形象。《日本杂事诗》中的日本形象与中国形象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黄遵宪从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自觉探究了中日文化的同源性，时常以中国的事物来比照日本的事物，描写日本的景色与风俗往往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他明确表示：“日本密迩近邻，且为同文之国”②黄遵宪：《诰封通政大夫何淑斋先生暨德配范夫人八旬开一寿序》，载《黄遵宪全集》，第240页。，“今日本人实与我同种，彼土相传本如此。”③《日本杂事诗广注》，第35页。尽管“中日同源”有一定的事实依据，④参见方纪生：《关于中日同种之考察》，载《从徐福到黄遵宪》，第126—131页。两国毕竟各有特质，否则就不能形成独立的文化；并且，两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着不同的基线，在明治维新后更是显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⑤参见于桂芬：《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对“中日同源”的强调，无疑会对日本文化和日本道路的独特性有所遮蔽。

二、明治维新：“乌托邦—意识形态”的争夺

黄遵宪的日本研究已经走在了时代前列，另一方面，他笔下的日本形象又是一个“新旧同异之见”并存的复合体。即便是“同源日本”形象，在时代的语境中也别具深意：对“中日同源”的强调有助于提示两国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共同问题，寄托了黄遵宪借鉴日本经验的用心，还与其中日联盟的外交策略有关。对历史与时代、个人与集体之纠葛的生动呈现，正是《日本杂事诗》的深层价值所在。

求诸黄遵宪驻日期间与日本友人的笔谈，直接与《日本杂事诗》或《日本国志》相关者约有八则，内容涉及《日本杂事诗》的修改、润色、出版、发行、销售、风格，以及《日本国志》的体例、写作计划、进度、图表等话题，这表明日本形象产生于双方的交流互动之中，个人创造者能够倾听来自对方的反馈。那么，这是否能够保证，黄遵宪塑造日本形象时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个人先见呢？其时，“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他对日本的看法，使得“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⑥黄遵宪：《自序》，载《日本杂事诗广注》，第23页。实际上，所有的他者形象都是为了确立自我形象，因此无不带有注视者的眼光。

黄遵宪的日本观中“新旧同异”的交织集中表现为其明治维新观，而明治日本的背后是彼时的西方形象。日本在地理上不属于西方，但是近代日本却与西方难解难分。一方面，日本作为中西之间的跳板，对于近代中国的西方形象之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形象自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近代中国的西方形象，日本形象的形成绕不开西方这一中国和日本共同的他者。

历史行至晚清，西方国家已开创了自己的时代，意欲把中国纳入其理想体系。“自古以来，中国的威胁来自亚洲内陆少数民族的‘边患’，而鸦片战争宣告了传统危机模式的终结。”⑦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对于这一新的危机模式，清朝上下并未产生清醒的认识：当时的有识之士大多称鸦片战争为“边衅”，这是一种不足为奇、亦不足为惧的传统危机模式。中国反应的迟滞固然与其遭受的冲击之大有关，根本原因却在于某些传统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无法理解一个全新的西方，实际上是不能承认这个面临挑战的自我。

长期以来，中西互视是“隔雾看花”，在这种状态下，想象力最易发挥能量，西方形象也最易被用来构筑自我形象。中国所建构的中西之间的形象体系，典型地体现为华夷秩序。“华夷之辨”的观念在体制上推演出“朝贡体制”，而“朝贡体制”又是国内制度的扩展:不限于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所有的外国形象被一概化约为夷狄。此类观念和体制的受害者，与其说是“朝贡国”，不如说是中国自身。文化心理上的长期和普遍自傲，使得中国在近代出现了身份上的迷失，当中国需要与对方发生未曾设想过的实质性接触时，不得不开始反思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是谁？”①在近代史开端的条约上，中国的自我指称并不是统一的，有“大清”“华”“中国”等；历史前进到20世纪，中国的留学生也还弄不清自己究竟来自何方。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第8页。

在这一混乱的自我意识下，西方形象的进化必然是艰难曲折的。“天朝上国”的观念迟迟不肯寿终正寝，从“夷”到“洋”的交接经由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得以完成。形象的进化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梁启超（1873—1929）界定为“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三个阶段。②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载《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8页。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才从整体上觉醒。在这之前，对于中国之遭遇的实质意义和自身的历史使命，即使是精英阶层，认识也不尽一致。因此，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先觉者的社会意义更为显著，形象的功能也更为复杂：“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恰要维护和保存现实。”③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载《比较文学形象学》，第33页。

《日本杂事诗》出现在梁启超所划归为“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的进化阶段，但已经涉及第二期的“制度”与第三期的“文化根本”等课题。这意味着黄遵宪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行社会体系的各个层面，究竟该维持还是该变革？

黄遵宪记录了日本在经济领域锐意改革的精神和措施，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问题。他十分关注日本的国债情况，不但在诗中有所表现，还在《日本国志·食货志》中有详尽考察。④参见《日本杂事诗广注》，第78—80页。在与外商的较量中，丝农的利益不免受到损害，诗作刻画了不幸的丝农形象：“夜深似有鲛人泣,空抱缫丝上蜃楼。”⑤同上，第215页。黄遵宪还注意到日本运用统计表进行核算：“握要钩元算不差，网罗细碎比量沙。”注云：“统计表者，户口、赋税、学校、刑法等事，皆如史家之表，月稽而岁考之，知其多寡，即知其得失。西人推原事始，谓始于《禹贡》。余考其法，乃史公所见周谱之法也。”⑥同上，第90页。注中所表露出的“西学中源”思想值得重视：他看到了统计表的功用，但认为这些都出自中国古法。而“西学中源”作为近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中西文化观，蕴含了复杂的历史意蕴和民族文化心理。⑦参见全汉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岭南学报》第4卷第2期（1935年6月），第57—102页。

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即“纷纷民又唱共和”⑧《日本杂事诗广注》，第36页。。“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始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而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说者。”⑨同上。从语气上推断，黄遵宪所深为赞赏的是王政复古，对于美国的民权自由之说，则只是一种旁观者的介绍，并无特别推崇之意。至于“世间一切人平等，若算人皇只乃公”⑩黄遵宪：《己亥杂诗》，载《黄遵宪全集》，第159页。，以及“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①黄遵宪：《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载《黄遵宪全集》，第184页。，都是其思想后来发展的结果。此外，他还描述了日本开设元老院的情形，②参见《日本杂事诗广注》，第70页。记述了日本的废藩置县，③同上，第38页。对于刑讼方面的变化也很感兴趣。④同上，第82页。

明治维新渗透到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西风东渐带来的新事物，黄遵宪尤为关注。如第五十二首写博物馆：他在日本的博物馆看到了“委奴汉印”，认识到了博物馆“广见闻，增智慧”的作用，赞赏之情溢于言表。⑤同上，第89页。历法上，日本废旧历用阳历：“纪年史创春王月，改朔书焚夏小正。四十馀周传甲子，竟占鬼兆得横庚。”⑥同上，第53页。不得不承认，西历与传统历法相比更为精密，但从感情上来说，他又很难接受这一改变，还曾为此与日本友人往复辩论。⑦同上，第53—54页。

黄遵宪在基本肯定明治维新的同时又不免矛盾。他既歌颂倒幕志士的“中兴之功”，又同情幕府政治：“芝山宫殿剩丰碑，摇动春风见兔葵。二百馀藩齐洒涕，不堪哀诵式微诗。”⑧同上，第65页。这种怀旧和感伤在初版《日本杂事诗》中有更多的表现。对于明治维新中的一些具体措施，黄遵宪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例如，初版第五十首咏新闻纸：“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今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定本第五十三首改为：“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⑨同上，第95页。前一首中，作者虽然肯定了报纸在“识时务”“公是非”方面的作用，但又认为报纸有“诽谤朝政、诋毁人过”的弊端；后一首则极力赞扬了报纸“讲求时务”“体大而用博”的效能。⑩同上。

在文化方面，黄遵宪往往站在传统一边。例如，他对汉学在明治维新中的功效太过倚重，认为汉学之衰微，是因为日本学界没有学到其中经世致用的精髓，并将其付诸改革的实践。因此，汉学之见弃实属无辜：“何负于国？欲废之邪。”⑪同上，第122页。黄遵宪自始至终推崇汉学，首先是因为汉学确实深刻地影响过日本社会，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浓重的依恋情结，进而对其远播日本有着心理上的满足感，因而夸大了汉学的作用，也就很难跳出汉学的拘囿来看日本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变革。

综上所述，在不同层面上，黄遵宪的态度是有区别的。“泰西之强，悉由变法”⑫黄遵宪：《己亥杂诗》，载《黄遵宪全集》，第161页。，中国应该学习日本经验，这是他的主导思想。但他所主张的学习西方是有选择、有步骤的，对于日本经验的看法和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期许决定了《日本杂事诗》在一些层面上是乌托邦的寄寓，在另外一些层面上则是意识形态的体现。大致说来，在“器物”层面上，《日本杂事诗》充满了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在“制度”层面上，基本肯定了日本模式，但理解并不完全准确；在“文化根本”上，则更多地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关于哪些可变，哪些不可变，黄遵宪在1879年至1881年间的《〈皇朝金鉴〉序》中有这样的表述：“吾取法于人，有可得而变革者，有不可得而变革者。其可得而变革者，轮舟也，铁道也，电信也，凡所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其不可得而变革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凡关于伦常纲纪者皆是也。”⑬黄遵宪：《〈皇朝金鉴〉序》，载《黄遵宪全集》，第265页。同时期的《评〈送佐和少警视使于欧洲序〉》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西法有必不可学者，有可学可不学者，有急急应学者。论物产之富，人才之众，风教之美，吾皆胜于彼。所不及彼者，汽车、轮舶、电线及一切格致之学、器用之巧耳。”①黄遵宪：《评〈送佐和少警视使于欧洲序〉》，载《黄遵宪全集》，第266—267页。成书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中也有与上文所录《〈皇朝金鉴〉序》几乎完全相同的一段，②参见《日本国志》，第987页。可见这是黄遵宪较为成熟而稳定的看法。

明治日本的形象所反映的是近代的中日关系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1871年，中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时，清政府只是应日本之请，并无正视日本之意，至多不过想借此免于使日本成为西方国家的“外府”，即“存防祸之见，有轻视之心”③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才使得中国轻视日本的观念有所变化，但人们对日本的态度是既恨且鄙，很少有人愿意取法日本。总之，甲午战争以前，多数中国士大夫是不很看重日本的，尤其对日本积极学习西方不以为然，就连日本国内对中国也有畏惧情绪。也就是说，日本的自我形象尚且无法完全逃脱中国形象的压迫，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还活在中国的眼光里。甲午战争击碎了中国最后的尊严和幻想，对晚清朝野产生巨大冲击，基于对洋务运动的反省，时人开始正面评价明治维新。

“中国之转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时候。”④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55页。对明治维新的关注说明中国之学习西方开始由表及里，在思想和视野上不再满足于学习西方的“器物”，而是开始思考“制度”，甚至“文化根本”了。黄遵宪居日本时，距甲午战争尚有十余年，中国这艘大船虽然已有沉没的趋势，但仍为东亚屈指可数的一大帝国。总体看来，黄遵宪的日本形象不再是笼罩在中国形象下的小他者，其明治维新观无疑对日本形象的刷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平衡，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置诸晚清这一“过渡时代”，可以说，《日本杂事诗》中的日本形象是难能可贵且颇具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