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侨民诗人别列列申（Valery Francevicz Pereleshin，1913—1992），出生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斯克，7岁时随母亲迁居哈尔滨，以后又辗转到了北京、上海、天津，在中国侨居32年之久，40岁时移居巴西，虽浪迹天涯，却依然怀念中国，称中国为第二祖国，把中国喻为“善良的继母”。他认同中国文化，不仅写诗抒发依恋中国的拳拳之情，还把老子的《道德经》、屈原的《离骚》以及中国古诗翻译成俄语，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一生漂泊 依恋中国

瓦列里·弗朗采维奇·别列列申，俄罗斯侨民诗人，父亲是白俄罗斯贵族后裔，曾在中东铁路局任工程师。1920年，7岁的别列列申跟随母亲离开俄罗斯赤塔，来到中国的哈尔滨，随即在当地的俄罗斯侨民学校读书，1930年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中学毕业。1930年至1934年就读于哈尔滨北满工学院，学习法律和汉语。在大学期间即开始写诗并发表作品，受到哈尔滨俄侨诗人的重视。1932年10月他参加了文学团体“丘拉耶夫卡”，结识了许多俄罗斯侨民诗人。别列列申在哈尔滨先后出版了四本诗集：《途中》（1937）、《完好的蜂巢》（1939）、《海上星辰》（1941）、《牺牲》（1944），他还把英国诗人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叙事诗《老水手之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翻译成俄语，也在中国出版。

1938年，25岁的别列列申得了一场重病，病愈之后，决心献身宗教，他成了哈尔滨喀山圣母修道院的东正教修道士，法名盖尔曼。同年秋天，得到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团领班、北京教区大主教的帮助，前往北京（当时叫北平），在东正教教士团图书馆任职，并担任教士团子弟学校教师。别列列申很喜欢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尤其是皇家园林的秀丽风光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用“奇妙”一词来形容这座古都。在北京工作时，他的汉语进步很快，听说读写能力日见长进，与中国朋友交流越来越有信心。他曾多次到中国各地旅游，进一步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从一些抒情诗的题目，比如《北京》①文中别列列申作品的中译名及译文，参见谷羽译：《无所归依—别列列申诗选》，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游山海关》《游东陵》《西湖之夜》等，都不难看出诗人的行踪。丰富的阅历，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使他对中国的风土民情加深了理解，他认同中国文化，对善良平和的中国人颇感亲近。在《乡愁》一诗中，他承认中国是善良的“继母”，黄皮肤的中国人是他的“兄弟”，这种认同感与归属感在其他俄罗斯侨民诗人的作品中并不多见。

阅读别列列申的诗歌作品，还会发现，诗人喜欢中国的宗教，比如佛教、道教。他对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尤为赞赏。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音乐都曾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从碧云寺俯瞰北京》《画》《湖心亭》和《胡琴》等诗篇都抒发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之情。别列列申写诗，语言洗练优美，诗风洒脱飘逸，尤其注重音韵节奏，在形式上完全遵循俄罗斯格律诗的要求，而在诗歌的内容、意象以及布局谋篇等方面，则明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1943年5月，别列列申在哈尔滨神学院通过了神学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同年11月，由于同性恋行为“触犯教规”，受到俄罗斯传教士团惩处，从北京调往上海，受上海教区主教监督管教。1946年，别列列申向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团递交申请书，要求退教还俗，获得批准。这期间他开始为苏联塔斯社（TASS）驻上海分社担任中文翻译，不久，经申请获得苏联国籍。20世纪40年代中期，别列列申结识了一些中国文化界的朋友，如戈宝权、草婴等，翻译中遇到疑难问题，常向他们请教。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汉语名字：夏清云。他将鲁迅的短篇小说《药》、一些杂文与书信翻译成俄文，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1950年，别列列申应侨居美国的胞弟邀请，离开上海，乘船抵达旧金山，打算移居美国，但由于他曾为塔斯社工作，被美国当局怀疑是苏联特工而被扣留，不许入境，一个月后获释，被遣返回中国天津。1952年，他的弟弟帮助他和母亲取得了巴西签证，别列列申与母亲一道途经香港前往巴西，从此侨居里约热内卢长达40年之久。

别列列申迁居巴西以后出版的诗集有：《南方之家》（1968）、《禁猎区》（1972）、《涅沃山远眺》（1975）、《天王卫一》（1976）等，这些诗集大都在德国出版。他的俄文译诗集《南方的十字架》（1978），是译自葡萄牙语的巴西抒情诗。1983年，他用葡萄牙语写的诗集《旧皮袄》正式出版。1984年，与巴西诗歌翻译家马尔克斯合作，将俄罗斯诗人库兹明的《亚历山大歌曲集》翻译成葡萄牙文出版。1987年，俄文诗集《三个祖国》在法国巴黎问世，其中既有在中国哈尔滨、北京、上海写的诗，也有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写的作品。心系俄罗斯，魂系中国，是诸多诗作当中最扣人心弦的篇章。

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的代表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四百多个诗节无一例外采用独具特色的十四行诗又称奥涅金诗节写成，形式极为严谨。曾有评论家论断，这种形式空前绝后。就重视诗歌的音乐性，熟练驾驭十四行诗而言，别列列申堪称普希金的继承人。他的代表作《无主题长诗》属于自传性叙事长诗，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长诗共分八章，包括八百多个十四行诗节，全部采用奥涅金诗节格律写成，充分显示出诗人驾驭十四行诗技巧娴熟，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对于这部作品，评论界褒贬不一，颇有争议，因为其中涉及当年哈尔滨和上海俄罗斯侨民文化界与宗教界人士的一些隐私，也涉及诗人本人的同性恋癖好，遭到指责与非难也就不足为奇了。

1992年11月7 日，别列列申病逝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享年79岁。这位诗人在俄罗斯只生活了7年，但童年印象终生难忘；在中国生活了32年，从7岁到39岁，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中国的山水令他魂牵梦萦，中国的文化让他念念不忘。诗人在巴西居住了40年，他已经料定南半球那个喧嚣的城市将是他最后的归宿之地。不过，他在心底一直保留着一丝希望，那就是寻找机会返回祖国俄罗斯，寻找机会重返中国，再度游览北京、上海、杭州西湖。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别列列申写过一首诗，题为《在2040年》，抒发他的期望与心愿。他相信到2040年前后，他会死而复生，从坟墓里走出来，返回魂牵梦萦的俄罗斯，相信莫斯科将出版他的诗集。深情的诗句中交织着忧伤与欢乐，远见与自信。其实，俄罗斯报刊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刊登别列列申的诗作，到90年代，他的译作也相继发表或出版。应当说，诗人返回祖国的日期大大提前了，远远超过了他临终前的期盼。

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不仅重新接受了这位漂泊的游子，还承认别列列申是俄罗斯侨民诗人当中最优秀的代表，是南半球最杰出的诗人。而他同样依恋的中国，却对他感到陌生。作为别列列申诗歌的爱好者和翻译者，笔者在这里介绍诗人的生平及其诗歌作品，用以告慰终生怀念中国并用诗句赞美“我的中国”的诗魂。

中国唐朝诗人刘皂，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旅次朔方》（又题《渡桑乾》）：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诗人客居并州十载，日夜想返回家乡咸阳。出乎意料的是，非但回乡无望，反而要奉命渡过桑乾河，到更遥远更荒凉的塞北去任职。住在并州时思念故乡，可一旦要离开这个城市，却突然感到依依不舍，觉得它像故乡一样亲切，这时想留在第二故乡也成了奢望。短短四行诗把小人物备受命运捉弄的复杂心理，把诗人的尴尬、悲凉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

别列列申的经历，与刘皂颇为相似，只不过境遇更坎坷。他生在俄罗斯，长在中国，迫于外在环境和形势变化，却要迁居巴西。他在《无所归依》一诗中写到“中国有爱，巴西自由”，但俄罗斯却是他的根基。他觉得自己虽有三个祖国，却不得不四处漂泊。诗人在苦恋中漂泊，在漂泊中苦恋。尽管生活艰苦，但他心中有爱，爱俄罗斯，爱中国，也爱巴西。苦恋，最终变成了精神财富，变成了他进行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位诗人在促进俄罗斯与中国、俄罗斯与巴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俄罗斯人、中国人、巴西人都应该记住这位诗人的名字。

二、难以割舍的中国情

别列列申在中国生活长达32年，是个真正的“中国通”。他创作的许多作品都跟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相关。对中国人的亲切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对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的推崇与迷恋，贯穿在他许多作品的字里行间。

1942年，诗人创作了抒情诗《中国》，其中有这样的诗行：“黄金般富裕又饥饿的中国，/—你像是可爱的黄色海洋。”“栖身在奇异而喧闹的天堂，/ 长久漂泊后再不愿流离，/ 度过了九死一生的坎坷啊，/ 我的中国，我认识了你！”诗人像珍惜圣物一样珍惜中国“姑娘的温顺面庞”，珍惜“小伙子的平和话语”。在中国他有一种宁静安详的感觉，像置身亲人之间，像依偎在母亲身边有安全感。在《乡愁》（1943）一诗当中，诗人更坦然承认，自己是在“黄皮肤的国度长大”，中国像“善良的继母”，“温和的黄脸膛汉子成了我的兄弟”。

20世纪70年代，别列列申在巴西创作了题为《三个祖国》的抒情诗，回顾自己漂泊的经历，出生在安卡拉河畔，不料却流落到盛产丝绸与茶叶的国家，接下来诗人深情地写道：

汉语单纯繁复让人着迷，

这么说话该是天堂使者？

我由衷的喜爱决不掺假，

从此爱上了第二个祖国。

别列列申阅读过不少中国古典诗歌作品，格外推崇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在题为《西湖之夜》的诗中诗人写道：

农历每个月十六夜晚，

人们都说：“月光盈窗”。

普天月明！我还年轻，

这地方几乎就是家乡。

屈原投身湍急的河流，

他的心难以承受忧伤；

皓首的李白陷落井底，

捞取水中醉酒的月亮。

不了解中国传统诗歌，不了解中国诗人的传说与经历，很难写出这样富有深情的诗句。

别列列申还熟悉中国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他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学、艺术和语言。他的诗明显受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从意象到意境都有几分中国诗词的情调和韵味。

1939年秋天，别列列申在北京游览了中海，写诗抒发他的喜悦心情，诗人由衷地喜爱中国的湖泊、荷花、石舫、凉亭，对“人间仙境”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花园当中我最爱中海，

爱水色澄碧水面宽广：

此地岂非神仙的天堂？—

法衣洁净才有幸观赏！

诗人当时在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担任图书管理员，大概是凭借这种身份才有机会到中海游玩。他觉得人生短暂，如无形幽魂倏忽飘过，有机会在荷花飘香的皇家园林信步漫游，实在是上天赐予的机缘。

《从碧云寺俯瞰北京》（1943）一诗，展现了诗人的矛盾心理，渴望摆脱喧嚣的世俗生活，像鸽子飞回方舟，进入碧云寺隐居，躲进松林，忘却荣辱，避开人世间的雷雨风暴，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诗句流露出消沉避世的情绪，作为东正教的修道士，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有意思的是，这种避世隐居的思想，隐约透露出道家清静无为的意绪。

别列列申在中国游历过很多地方：从松花江边到长城脚下，从华北平原到江南水乡，从繁华的上海到西子湖畔，处处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同时，四处游览也不断激发他的灵感，连续创作出新的诗篇。

《游山海关》一诗，刻画了群山中“天下第一关”的雄伟壮观，记录了历史的沧桑，“历次战火毁坏了无数城垛，沉重的塔楼已快要塌陷”。山脚下的荒村，饭店里凄凉的胡琴声，都被聪慧机敏的诗人收入了诗行。

《游东陵》的两行诗，“陵墓中埋葬着列位帝王，他们梦见征战与盛宴”。词句凝重，隐含嘲讽。诗的最后一节特别值得玩味：“我们也用尖尖的石头，把野蛮的名字刻在墙壁”。诗句有幽默调侃色彩，但又相当真实。帝王陵寝的威严，与游客的随意涂鸦形成反差。“野蛮”二字同样隐含对比，诗人知道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当李白仗剑漫游、饮酒高歌的盛唐时期，俄罗斯还是一片荒芜，因此诗人自称蛮夷，入乡随俗地提名留念也就不足为怪了。

别列列申喜欢中国的诗词、绘画、音乐，并且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欣赏杜牧《山行》诗中的诗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就以《霜叶红》为题写了一首爱情诗，既有借鉴，又有创新。诗中的少女与爱慕她的诗人显然存在年龄上的差距。少女喜欢多姿多彩的春天，对秋天表示冷漠。诗人巧妙地回答，秋天中午的太阳，以热烈的光照耀枫林。他相信，总有霜雪融化的瞬间，让他目睹霜下红叶与芳唇！意境美好且富有诗意。少女单纯，诗人执著，情意缠绵，相当动人。

中国绘画是别列列申诗中多次涉及的题材。诗人格外欣赏中国的山水画。在以《画》为题的诗篇中，他赞美中国国画大师笔触轻灵，格外奇妙。悬崖上孤松凌空，山中有贤哲隐居。诗人被这情景吸引，他表示：“只要死神还追不上我，只要我还能四处游历，我知道，我这一颗心，必来此观赏山的神奇！”俄罗斯诗人常常写雪原、森林、大海，但很少写山。能够欣赏“山的神奇”，表明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山水诗”的感悟与亲近，诗人熟读并且翻译过《道德经》，肯定了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古训。

别列列申之所以热爱中国，源于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他不仅精通汉语，熟读中国诗词，对中国儒家、道家的学说也有所涉猎。《湖心亭》（1951）一诗记述了他在杭州西湖的游历。在湖心亭的庙宇，他观赏了僧人画家智化的壁画。荷花，出污泥而不染；松柏，经严寒而不凋，这是中国传统文人高尚情操的象征。圣贤端坐松林，寄情山水，怡然自得，物我两忘，这与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合拍。只有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体验，才能写出这样具有中国情调的作品。

依依不舍离开了寺庙，

我们将重新看待生活，

生活的画卷斑驳多彩，

我们的心将变得温和。

须知芦苇和花上蝴蝶，

同样也可以生存久远，

只要用妙笔轻轻描绘，

翩翩性灵凝聚在笔端。

生命短暂的蝴蝶，经过画家妙笔点染，居然可以获得持久的艺术生命，诗人由衷地赞叹中国画家的高超笔法。这首诗使我们有理由推测，诗人读过庄子，熟悉庄生化蝶的故事。

胡琴是中国的民族乐器。俄罗斯人通常更喜欢钢琴、提琴等西方乐器，未必把胡琴看在眼里。别列列申长期生活在中国平民之间，所以对胡琴也有了感情。他在《胡琴》一诗中描写听到琴声的感受：“一把普通的木制胡琴，配上尖锐高亢的弓弦—但是这痛苦扣人心扉，像离愁的笛音，像烟。更像是初秋天气阴郁，蛐蛐鸣叫，菊花凌乱，树叶飘零，蓝雾迷蒙，依稀显现青紫的山峦。”诗人对琴声的描写出神入化，他的想象力飞扬灵动！声音有了形象，有了色彩，“通感”的艺术手法运用娴熟。他坦然承认，这琴弦拨动了他的心弦。

由此一颗心出现变化，

盈盈泪水模糊了双眼，

我与缪斯这高尚女俘，

一道分享他人的辛酸。

只有在苦难中漂泊的诗人，才会如此善解人意，如此富有同情心。别列列申喜爱中国诗词，浸润日久，潜移默化，自然受到影响。他的诗歌作品往往出现中国诗中常有、而俄罗斯诗中少见的意象，比如茶叶、扇子、松树、菊花。他笔下的荷花尤为传神。以《最后一支荷花》（1943）诗句为证：

花茎变得干枯，

四周笼罩寂静。

最后一支荷花，

旗帜一样坚挺。

荷花不惧伤残，

傲骨屹立亭亭，

俨然古代巨人，

独臂支撑天空。

百花凋零的秋天，荷花虽已伤残，却屹立不倒，像旗帜，像勇士，敢于独臂支撑天空，傲骨铮铮，一副英雄气概。诗人虽然独自飘零，却执意为自由吟唱。荷花的不屈不挠，实为诗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写照。

真正的好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正如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所言：“我的诗像珍贵的陈年佳酿，总有一天会受人青睐。”别列列申生前，他的诗歌鲜为人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这位有真情、有才华的侨民诗人，认识其诗歌所具有的艺术美与艺术价值。

三、领悟中国古诗的精髓

1972年，别列列申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俄译本《团扇歌》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这是诗人多年翻译中国古诗的一个结集，选译的作品虽然只有四十多首，但译笔准确、简练、流畅、优美，体现了这位诗歌翻译家对中国古诗的感悟与把握。他在序言中写道：“一个民族，绵延五千年，生生不息，可以说，它把自己的全部心灵都融入了文字，谱写了浩如烟海的诗歌。古典诗人数不胜数，每个人都与众不同，独具个性。”

别列列申以世界诗歌为背景来观察中国诗，明确指出中西诗歌传统的区别。“西方诗人不喜欢引用前辈诗人的词语，因为在他们看来，抒情诗属于个人体验，最能体现个性。而在中国却并非如此：经典诗人的作品当中充满了历史的回忆，对某些事件和文本的暗示…… 他们往往借用经典文本和前辈诗人的某些诗行或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系列特点都跟中国文化这种陈陈相因的性质有关。” “所有诗人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而且也关涉诗人的仕途升迁，须知国家科举制度所要求的与其说是创作才能，毋宁说是熟练掌握古圣先贤的教诲：‘子曰’‘孟子曰’‘诗经曰’等等，对四书五经的注释要烂熟于心。熟记和引用经典的能力，实际上考验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们的才具高低。因此诗人们高度重视并传承前辈的杰作。”

除了陈陈相因、注重传承、重隐喻、重典故外，别列列申认为中国古诗的特点还在于格律严谨。“古体诗在形式上相对自由，律诗的形式更加严格，平声仄声相互交替成为格律的基础，这跟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已相去甚远。除了这些音韵规定之外，还要求对仗工整，尤其是绝句的第一和第二句必须形成对偶句，这种形式上的严苛规定被唐朝诗人奉为圭臬，可后来到了宋代就成了令人沮丧的枷锁老套了。”

“与唐诗不同，另一种形式的‘词’，形式较为灵活，词句有长有短，但也有严格的规定，同样讲究对仗（比如‘去年’对‘今年’），还有多变的韵脚。词的形式多种多样。我们知道的词牌有五十多种，其中每一种音韵的复杂程度绝不亚于西方的十四行诗。”

别列列申还发现，中国古诗当中，主题大多涉及乡愁、朋友离别、关注人生；而古希腊罗马和欧洲的抒情诗则更注重赞美爱情。如果说西方诗歌以情感和欲念见长，那么中国古诗则更富有精神探索与哲理思考的意味。诗人认为，东西方诗歌主题的差异涉及心理结构和世界观等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对于东西方抒情诗的风格，别列列申也有细腻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古诗类似绘画中的素描，又像是笔触精微、色彩清淡的图画；而西方的抒情诗近似油画，因此有些西方人翻译中国古诗，往往不恰当地采用“浓墨重彩”的译法，他们以欧洲人的眼光看待其他民族的作品，觉得中国诗歌过于“苍白”。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就大胆落笔，毫无拘束地任意想象，其结果是背离了原作，给读者造成错觉。

对于汉语诗与俄语诗词语的差异，别列列申的见解精辟独到。他说：“中国诗极为精练，比如四句五言古诗，二十个字可能包含着二十个概念。而俄语单词，平均由两至三个音节构成（超过三个音节的词大量存在），因此，四句译文充其量最多只能容纳十个单词。我们不想让诗行加倍，不愿意把四行翻译成八行，要知道，凝练的短诗—体裁特殊，具有难以形容的艺术魅力，假如把四句短诗增加词语翻译成八行，原作的艺术魅力将丧失殆尽。四行诗还是八行诗，显然具有很大差别。”

俄罗斯的汉学家，从阿列克谢耶夫，到休茨基、艾德林、孟列夫，大都采用三音节的音步抑扬抑格或扬抑抑格对应汉语的一个音节，往往把一行诗翻译成两行，四行译成八行。别列列申的译法与他们显然不同，就形式精炼而言，别列列申的译诗更接近汉语原作。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张翻译中国古诗需要压缩，有些名词，有些重复的词语，有些过于繁复的细节，统统要给予压缩。译文中不仅要尽量少用前置词、关联词，甚至常常舍弃代词。他尤其反对增加诗行，他说：“不受任何节制地增加诗行，或把诗行变成转述的分行散文，不仅不利于‘等值地传达原作诗意’，甚至会损害原作底蕴，完全败坏了读者的印象。”

中国历代诗人在创作中虽然受到种种束缚：词语、节奏、音韵、调式、内容的表达，清规戒律很多，但诗人们却能应付自如，不断写出好诗。

作为诗人翻译家，别列列申熟知中国古诗的形式特点与音乐性，他提出翻译汉语古诗的六项原则：

1.采用五音步抑扬格翻译五言诗，用六音步抑扬格翻译七言诗，所有译作，大体都遵循这样的格律。

2.鉴于汉语不具备词尾形态变化，押韵都属于阳性韵，译文韵式安排则有所变化。

3.中国古诗押韵严格，多采用元音重复，对这种押韵方式则有意回避。

4.鉴于原作多采用偶数行押韵（第二行与第四行押韵），奇数行不押韵，译诗则让所有诗行都押韵，韵式较为灵活，或采用相邻韵（aabb），或采用交叉韵（cdcd）。

5.译长诗和词，采用多种格律（扬抑抑格、四音节格律、缺抑音律），视不同的作者而有所变化。

6.所有广为流传的中国古诗选本几乎每篇原作都附有大量注释。因此译者在译本末尾对相关作者、作品给予简明扼要的介绍，对某些词语给予解释。

译诗集《团扇歌》当中选译了李白的六首诗：《将进酒》《行路难》《月下独酌》《古朗月歌》《巴女词》《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三〈君平既弃世〉》；王维的四首诗：《竹里馆》《杂诗三首之二》《鹿柴》《相和歌辞》。此外还有贺知章、王之涣、孟浩然、张籍、崔颢、欧阳修、辛弃疾等诗人的作品。篇幅较长的两首诗是北朝民歌《木兰辞》和白居易的《琵琶行》，阿列克谢耶夫的得意门生、翻译《易经》的休茨基，当年也译过《琵琶行》，他把原作一行译成两行，因而篇幅比别列列申的译本恰恰多出一倍。这两个译本值得好好对比研究。

这里对比引用李白名篇《静夜思》以及别列列申的译文：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Б л и з л о ж а м о е г о о г р о м н а я л у н а:З

е м л я, к а к и н е е м, в с я о с е р е б р е н а.

Я п о д н и м а ю в з о р: с м о т р ю н а л у н н ы й с в е т.

Я о п у с к а ю в з о р: в м е ч т а х – м о я с т р а н а.

他采用六音步抑扬格翻译原作，每行十二个音节，六个音步，韵式为aaba,与原作一致，原作四行，译诗也保持四行，语言凝练，音韵和谐。美中不足的是标题译成了《夜晚》，令人惋惜。

尽管别列列申的其他译诗也存在某些瑕疵，比如自拟标题，个别词语有误读误解之嫌，但总体看来，瑕不掩瑜。他几十年翻译中国古诗，痴迷中国古诗的艺术魅力。抓住了古典诗歌凝练含蓄的特点，以双音节音步对应一个汉字，以四行诗译绝句，以八行诗译律诗，以相等的诗行，变化的韵律翻译词和长诗，在汉诗俄译方面独辟蹊径，成就斐然，可谓抓住了汉语古诗的精髓。

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是彼此沟通、互相交流的，既从对方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又向对方施加影响。但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文化与文学影响的接受，“是通过民族中成员个人的接受来实现的”①智量：《俄国文学与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页。。“好的文学翻译家和好的文学家一样，是作为民族的代表者在接受着外来文学的影响。他不仅仅是自己接受，而且还要比一般文学家更为直接地把自己接受过来的东西让本民族广大读者去接受。”②同上，第25页。在这一方面，侨民诗人和作家能够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别列列申就是这样的民间文化使者。

四、推崇伟大的中国诗魂

在巴西，别列列申花费了几年心血翻译屈原的《离骚》③别列列申俄译本《离骚》，德国法兰克福：播种出版社，1975年。。他认为这首长诗是一部伟大的“涉及政治与爱情的悲歌”，其中充满了联想和象征，同时又具有无可比拟的美感。他断定，《离骚》并非由“民歌汇集而成”，而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离骚”的意思大致为“克制哀痛”。

别列列申译《离骚》，明明知道难以出版，却坚持翻译，不难理解他把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视为精神寄托。与漂泊的屈原、孤独的李白进行心灵对话，似乎能给孤寂的心灵带来慰藉。

别列列申在译本《前言》中有这样的介绍：

《离骚》的作者—屈原，是中国古代先王的后裔，他道德高尚，才华非凡，出身贵族世家，自信可以成为君主最亲近的大臣，甚至成为王者之师。屈原生在楚国，他曾是楚怀王的重臣，担任左徒之职。他尽力劝说怀王，让他意识到日益强大的秦国是楚国最大的威胁，楚国君主应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抵抗秦国，可怀王犹豫不决，受到周围佞臣和后妃的蒙蔽，一心沉迷于享乐。楚怀王逐渐疏远屈原，后来就把他解职、流放。

屈原以幻想的方式表现他跟国王之间的关系（这种方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诗歌传统之中）。被遗弃的“情人”起程上路周游世界（即走遍中国），到处寻找‘未婚妻’，也就是寻找另一位能够听从他劝说的国王。

哪里也寻觅不到“未婚妻”，诗人仿效古代投江的彭咸，纵身跳进汨罗江而死。此后不久，楚怀王应邀出访秦国，被囚禁而死。又过了十五年，楚国终于被秦国吞并。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中国各地组织龙舟比赛，这一天还要包粽子投进江河—以此祭奠和纪念屈原。

别列列申翻译《离骚》，把整首诗共分为九十三节，前九十二节，每节包括四行诗，偶行押韵，最后一节多出两行，共有六行。下面是原作与译文的片段：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М о й п о к о й н ы й о т е ц，Б а й-ю н б л а г о р о д н ы й，

Б ы л п о т о м к о м н а ш и х д р е в н и х ц а р е й.

В д е н ь Г э н-и н，в е с н о й，к о г д а я р о д и л с я，

Ш э-т и в н е б е с и я л а в с л а в е л у ч е й.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П о с м о т р е в г о р о с к о п м о е г о р о ж д е н ь я，

И м е н а м л а д е н ц у в ы б р а л о н，—

И м е н а Ч ж э н ц з э и Л и н-ц з ю н ь，и с м ы с л о м

Я г о ж у с ь б л а г о в е щ и х э т и х и м е н.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П у с т ь о п а л ь н ы й, н е р а с с т а ю с ь с о р х и д е е й

И н о ш у п р и с е б е п у ч о к д у ш и с т ы х ц в е т о в.

Н о з а т о, ч т о с е р д ц е м о е с ч и т а е т б л а г о м,

В с е в о з м о ж н ы е п ы т к и и с м е р т ь я п р и н я т ь г о т о в.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З а д е р ж и, С и Х о, з а д е р ж и л е т я щ е е в р е м я,

Н е с п е ш и н а з а п а д у й т и, з а г о р у Я н ь-ц ы!

У т о м и т е л ь н а, о д н о о б р а з н о м о я д о р о г а：

Я п о е х а л и с к а т ь, и о б ъ е з д у я в с е к о н ц ы.

对照原文看译作，我们不难发现，别列列申不仅注重节奏与格律的传达，而且采用了偶行押韵，使形式尽力接近原作。原作奇数行末尾多用“兮”字，他觉得译文中没有必要生搬硬套。有许多花草植物名称翻译时也进行了适度的省略或简化。为了便于俄国读者的接受，别列列申还为俄译本作了90条注释，主要解释人名、地名、植物名称。别列列申精通汉语，对原文理解透彻准确，表达和谐流畅，译本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别列列申在简短的《后记》中写道：“屈原的名字在中国受到高度尊崇”。“每个中国人，大概从上学读书开始，就知道屈原这部伟大的长诗，知道诗人的悲惨遭遇。”他还指出，历代有许多诗人写诗怀念屈原，他引用唐朝诗人戴叔伦写的《三闾庙》作为例证。下面是戴叔伦的原作与别列列申的译文：

三闾庙

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

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

У Х Р А М А ЦЮЙ ЮА Н Я

Н е и с т о ш и м ы р е к и Ю а н ь и С я н,

Т о с к а Ц ю й Ю а н я т а к ж е г л у б о к а.

С е й ч а с о н е м п о к л е н а м з а ш у р ш и т

В е ч е р н и е п о р ы в ы в е т е р к а.

值得注意的还有他标的几个日期：《离骚》翻译完毕的日期是1968年11月3日，翻译《三闾庙》的时间是1972年11月13日，而《离骚》正式出版的时间则是1975年。从翻译到正式出版，前后延续七年之久，由此不难想象诗人为翻译《离骚》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

1975年，《离骚》俄译本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别列列申呕心沥血的结晶终于问世。得知这一喜讯后，他特意带老妈妈一道上街，在里约热内卢一家冷饮店吃雪糕以示庆贺，此情此景，让人对这位诗人翻译家不禁产生由衷的敬意。

五、翻译中国经典哲学杰作

翻译《道德经》①别列列申俄译本《道德经》，莫斯科：海马出版公司，1994年。是别列列申的另一重大贡献。他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于1971年完成了译本，1991年后才在苏联《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1994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俄罗斯《道德经》译本多达23个。别列列申译本最突出的特色是运用诗体进行翻译。

在译者《前言》中别列列申写道：“《道德经》是一本很薄的书，只有大约五千个汉字，然而就其对东方继而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而论，它的分量远远超过了数以百计的孔夫子儒家论著以及其他学派著作的综合。”“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学派—道、儒、释，道即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儒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释就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学说。”

接下来他探讨了《道德经》的著作权归属、老子的生平传说、《道德经》的成书年代等问题，他认为“《道德经》可能是老聃的言论集，是由老子的一个或几个学生在战国时期汇集成书的。从著作的风格判断，也能看出编撰过程留下的时代痕迹，不过，不能据此推断它属于汉代才出现的伪书”。

别列列申还分析了翻译《道德经》面临的语言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难以确定术语的含义。首先遇到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词“道”，几乎就是不可译的。这个“道”，并非指“道路”，也不是指“理性、智慧”，不是指“道德因素”，不是指“行为方式”，也不是指“宇宙”。最为接近其含义的是希腊哲学的“逻各斯”，但是引入这个具有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色彩的术语与中国的文化是南辕北辙、格格不入的。再说，不宜采用“逻各斯”一词还有语言风格方面的考虑：因为“逻各斯”同样不是俄罗斯固有的词汇。考虑到这些因素，别列列申参照郑麟的注释本，把“道”译为“真理”，虽然并不完全准确，正如他在其注释本序言中所说的，“道”并非“真理”，它比真理更具体，也更有活力。翻译“德”这个词同样艰难。这个词的含义是善与美的结合，不是指智慧，也不是指德行，不是指天性。

别列列申还指出选择原作的文本极为困难。《道德经》按照内容和叙述顺序分为81章，有不同的古代抄本，20 世纪初，不同的学者所抄录的《道德经》彼此也不一致。在中国清朝末期，已知的《道德经》抄本约有335个之多。他主要依据郑麟的注释本进行翻译。翻译的顺序并非依照原文的81章，而是重新进行了编排。之所以采用诗体翻译《道德经》，他给出的理由是：原作语言具有节奏感和韵律感。请看译文片段（前面的数字为译本编排的序号，括号内的数字为原作的顺序号）：

5 (1)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Е с л и И с т и н у п р о и з р е ч ь,

С у т ь п о г и б н е т, а в ы й д е т р е ч ь.

Е с л и и м я т ы н а з о в е ш ь,

Т о н е и м я о н о, а л о ж ь.

6 (2)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Н и ч т о - п р и ч и н а Н е б у и З е м л е,

И т о л ь к о в н и х н а ч а л о в с е х в е щ е й.

7 (3)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П р е б ы в а я в н е б ы т и и,

П о с т и г а й е г о г л у б и н у.

П р е б ы в а я в м и р е в е щ е й,

М н о г о в и д н о с т ь и х п о с т и г а й.

8 (4)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Э т и д в а н а д е л е - о д н о,

Х о т ь р а з л и ч н ы и х и м е н а.

Э т о т а й н а п р е в ы ш е т а й н,

К о в с е м у с о к р ы т о м у д в е р ь.

56 (5)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Л и ш ь с т а л а к р а с о т о ю к р а с о т а,

И м ы с л ь о б е з о б р а з н о м р о д и л а с ь.

Л и ш ь т о л ь к о н а з в а н о д о б р о д о б р о м,

В о з н и к л о и п о н я т и е о з л е.

俄罗斯诗人叶·维特科夫斯基在为别列列申的《道德经》俄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指出：

从1988年开始，别列列申的作品开始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刊载。这里初次问世的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国古代经典《道德经》的诗体俄译本。

传统的文学评论家把别列列申称呼为“南美洲最优秀的俄罗斯诗人”，他为俄罗斯文学奉献了无价的艺术瑰宝：从他的诗体译本当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原作的思想内涵，而且能够领悟原作的深邃和优美，否则，《道德经》不可能成为人类精神文化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

从上述评论以及阅读译本的初步感受判断，别列列申是以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从事翻译的，对许多疑难问题多方求证反复思考才最后落笔。由于他精通汉语，理解原作的精髓，所以表达既简练，又生动传神。他的译本受到许多汉学家的肯定与推崇。

翻译作品的选择，往往折射出翻译家的眼光和水准，傅雷选择巴尔扎克，朱生豪选择莎士比亚，查良铮选择普希金，而别列列申选择了屈原的《离骚》和老子的《道德经》，仅从这一点而论，他就具备了一流翻译家宏观把握的胆识与魄力。可惜的是，虽然他在接受与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限于他的译作在境外的德国出版，其译本在俄罗斯流传并不广泛，对于他的成就，在俄罗斯至今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中国对他的介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他留下了大量诗歌作品和出色的译作，尚待我们进行深入的介绍与研究。无论如何，一个把中国视为“第二祖国”的诗人，一个翻译过《离骚》与《道德经》、翻译过李白诗篇的翻译家，应当受到中国读者的尊重。我们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位热爱中国文化的侨民诗人，记住他接受与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并对他表示真诚的谢意与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