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学者对陶渊明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自钟嵘以来，学者们大多把目光投射在陶渊明的诗歌之上。可以说就传统而言，陶渊明研究主要就是对其诗歌的研究，陶渊明的诗人身份是大家对他的主要认同。当然，陶渊明也是一个隐士，一个不得志的官吏，一个酒徒……但是这些身份一般都是作为其诗歌研究的背景因素而存在的。

一些学者也关注到陶渊明的思想，其中不少人认为陶渊明“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①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3页。，对儒家思想持一定的批判态度；也有人指出陶渊明服膺儒学，他们用陶渊明的诗文很多引用儒家经典这一事实，来证明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道德修养。②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2页。在这两批学者当中，前者的力量更大，代表人物当属朱自清；而后者则以清代沈德潜的评价最为著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者把陶渊明看作一个思想家。他们一般讨论的是陶渊明的思想如何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或是他的诗歌中可以发现儒、道思想的身影，但是从没有把陶渊明的诗歌视为是对儒家思想的直接诠释。一方面，中国哲学史家们从未将陶渊明的诗歌看作是研究魏晋思想的材料；另一方面，文学史家们历来认为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田园诗才是陶渊明诗歌的精华，哲学元素从来没有被认为是陶诗的最主要特色③《中国文学史》第2卷，第75页。。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美国汉学家罗伯特（Robert Ashmore）④罗伯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博士，师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中古文学与文化，对从魏晋到宋朝的诗歌理论有着独到的研究和见解。的专著《阅读的传送：文本与理解陶潜的世界》[The Transport of Reading: 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365—427)]⑤该书的英文出版信息如下： Robert Ashmore, The Transport of Reading: 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365—427).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0.目前尚没有中文译本。采用的视角显得尤为独特，而其论点也显得尤为重要。罗伯特认为，陶渊明诗歌之所以独特且为后人所重视，与其对儒家传统思想的诠释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他看来，陶渊明绝不仅仅是被动地受到了《论语》中孔子思想的影响，相反，陶渊明的诗歌是在主动地为《论语》做注释，这样的注解与何晏、皇侃等人对《论语》的注解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这一观点当然没有否定陶渊明诗歌在文学上的成就。但是罗伯特显然质疑了田园诗才是陶渊明诗歌主要成就的公论，而且肯定了陶渊明作为一个思想家和《论语》诠释者的重要地位。这不仅为我们重新理解陶渊明的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对重新定位魏晋时期的思想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因为就罗伯特看来，陶渊明之所以用诗歌来注释《论语》，正是因为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

一

罗伯特对陶渊明身份的厘清首先是从隐者和儒者之间的关系开始的。在《论语》中，隐者的形象就是作为儒者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因此魏晋时期风行的隐居潮，一般认为主要是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作为隐士代表人物的陶渊明，自然也就被认为是道家思想的信徒。罗伯特所做的第一项工作，便是要证明隐者和儒者这两种身份不但是不矛盾的，而且是可以合一的。

罗伯特认为，尽管隐士现象的出现和盛行背后有着多重因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魏晋时期，很多人把隐居看作是对自己所信奉思想的一种实践，和清谈、写书一样，是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罗伯特承认在东晋晚期和南朝的确有人因为受到佛、道两教的影响而隐居，但是这一时期大部分的隐士，并非是对佛、道两家思想的身体力行，而是体现了隐士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

罗伯特以东汉末年袁闳（128—184）的隐居为例，剖析了当时之人选择隐居的儒家背景。延熹末年党事将作，袁闳选择归隐，完全符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样的传统儒家思想，和《易》中“天地闭、贤人隐”的观念也保持着一致；而因为母亲在堂，袁闳不想远遁山林，就在附近筑土室，不与外界联系，每日起床向东拜母亲，母亲思念袁闳时，会过去看他一下，而当母亲离开后，袁闳继续紧闭大门，这也是在尽孝道和隐居之间做了平衡；而当黄巾起义之时，起义大军攻入，众人逃窜，只有袁闳不为所动，依旧日夜读儒家经典，这时袁闳的隐居就转化成了道德力量，黄巾军不敢骚扰袁闳，而乡民则在袁闳处避难得以保全性命。

在罗伯特看来，正是袁闳的隐者身份给了他较之其他儒者而言更为强大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平常也许会被人忽视甚至误解，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却比出世的儒者拥有更为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就好像中国的诗歌传统喜欢用“寄”“托”这样委婉的表述方式一样，隐者的“隐”和“栖”正是对自己志向和道德追求的一种含蓄却并不消极的表达。①Ashmore, op.cit., p.59.于是，隐逸这一行为就这样和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传统有了相似性，而身兼隐士和诗人双重身份的陶渊明则自然成为了这一类儒者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罗伯特反对简单地把儒家或道家的标签贴在陶渊明身上。在罗伯特之前，美国学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也曾经指出过陶渊明具有浓郁的儒家色彩，但是侯思孟的这一论点前提是他坚持明确的儒、道两分，认为二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②Donald Holzman, “A Dialogue with the Ancients: Tao Qian’s Interrogation of Confucius,” in Pearce et al., eds., 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Chinese Realm.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75-98.而罗伯特则主张不应该在儒道之间划一道清楚的界限，因为魏晋时期儒道互为表里，王弼等人对《老子》等道家经典的注释，和皇侃等人对《论语》的注释采用了非常相似的方法论。

二

对于罗伯特来说，王弼的《老子注》和皇侃的《论语义疏》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把圣贤之言“情境化”。③Ashmore, op.cit., p.119.所谓“情境化”，指的是圣人之言—无论是《论语》中的孔子还是《老子》中的“圣人”—是不能仅仅从字面意思去理解的；只有把圣人之言当作是圣人在特定情境下就特定事件所发表的有着特定目的和指向的言论，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对圣人之言作如此的理解，必然至少从两层含义去诠释：字面意思和在特定情况下所指的意思。在罗伯特看来，“情境化”在魏晋时期对经典的诠释中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在圣人描述自己的缺点之时。

情境化意味着人们对圣人之言的理解必须经历一个从特指到泛指的过程。一方面，如果把圣人之言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那么就有可能忽视圣人作言时的真正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把圣人之言仅仅局限于当时的情境，那么圣人之言也就失去了对他人的意义。换言之，圣人之言绝非空洞的道理，而是必然可以落实到实处，但是又可以以小见大。因此特指和泛指的关系，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寄”和“托”，就好像隐士和儒者的关系一样。

《论语》中最著名的孔子自责段落之一当属：“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也。”（《论语·述而》）按照皇侃的解释，孔子决不是在说自己的“衰”，而是“同物而示衰故也”。皇侃在其义疏中引用李充的话说：“圣人无想，何梦之有？盖伤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故寄慨于不梦，发叹于凤鸟也。” 也就是说，孔子之言的特定情境是周德日衰，所以他才用自己不梦见周公作为“载体”，寄托自己希望重兴周德的理想。罗伯特认为，魏晋时人广泛认为孔子这样向弟子传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效果非常高明。在对“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的注释中，皇侃引用了玄学代表人物郭象的注，郭象说：

圣人无诡教，而云‘不寝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后通，习而后能者，百姓皆然也。圣人无事而不与百姓同事，事同则形同。……故谓圣人亦必勤思而力学，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则圣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诡哉？

显然，郭象把孔子视为圣人，而他认为孔子说这段话，在针对常人的弱点而言的特定环境之中，而不仅仅是在自我反省，这也和郭象在其《庄子注》的前言中所说的“夫心无为，则随感而应，应随其时，言唯谨尔”相一致，关键在于“应机作教”。

情境化必然会导致对《论语》解释的多元化，因为对于所谓特定环境的还原，无非是诠释者的主观判断。这同时也使得孔子的形象多元化，《论语》中的孔子不需要一定是一个完美的圣人，因为他完全有可能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而通过和常人一样的言行来作教。在此，孔子的教学方式再次和隐者有了联系。而我们也不难推测罗伯特的下一个论点：魏晋玄学对孔子和《论语》的“情境化”理解，与陶渊明诗歌中的孔子形象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

魏晋玄学对陶渊明诗歌的影响，不仅在于陶渊明对孔子的多角度理解，更在于陶渊明对诗歌词汇的运用。《诗经》中的词汇可以增加诗歌的感染力，是魏晋时期诗人的共识。罗伯特在序言中明确指出：“对于他（陶渊明）以及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最标志性的阅读就是阅读经典—以我们所谓的‘儒家’五经为中心。”①Ibid., p.3.王粲《七哀诗》的尾句“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便是其中的代表。在罗伯特看来，借助经典中的典故和词汇，不仅仅反映了诗人的情绪，而且体现了人们对于思想权威的普遍认同。王瑶很早就指出魏晋时期诗人模仿成风，而模仿绝不是剽窃或是诗人缺乏创意，而是一种对经典的积极补充，为的是通过引用经典中的文字，阐发诗人自身对道德伦理的理解，陶渊明的诗歌正是如此。

和王粲一样，陶渊明以《诗经》为基础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和风格，但这只是表象。重要的是，陶渊明不仅吸收了儒家经典的外在形式，同时也汲取了道德养分。罗伯特通过萧统、钟嵘等人对陶渊明的评价，认为早期评论家们对陶诗的推崇主要是因为其道德内涵，而不是其文学造诣。“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便是最好的证明。而更重要的是，对于陶渊明“德”的体认，需要“想”。读者需要想象，这便与魏晋时期思想家们对圣人作教的特定情境之想象相仿佛—而陶渊明的诗歌便有了代圣立言的意旨，而理解和体验陶诗，则必须要找到其文字的源泉。

罗伯特以《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为例，指出对于“翼”的理解，也许需要从《诗经·生民》中“诞寘之寒冰, 鸟覆翼之”来找到陶渊明的深意。在罗伯特看来，陶诗的深意直指道德价值和伦理选择，这在他的诗歌中保持着明显的统一性。因此，和一些学者认为陶渊明的道德力量主要体现在其隐居不同，罗伯特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才是其道德感染力的集中体现。

当然，包括陶渊明在内的魏晋诗人对诗歌词汇的选择和道德伦理的诠释并不仅限于《诗经》等传统儒家经典，王弼等人对道家经典的诠释对陶渊明的圣贤观也有着直接的影响。罗伯特在此同样认为我们不需要给诗人贴上儒或道的标签，因为连公然反对道家和王弼的孙盛都受到了玄学词汇的影响。放下儒道两分的模式，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陶渊明，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成见，而是对陶渊明诗歌场景的还原体验，既然陶渊明的诗歌和魏晋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是对圣人思想情境化理解后的产物。

四

在罗伯特看来，《论语》才是陶渊明诗歌创作最为重要的源泉所在，“陶潜之所以能创造自己的诗歌语言，《论语》是他所依赖的或所反驳的唯一重要的文本”。①Ibid., p.21.这当然是由于魏晋诠释之风的影响，而在诗歌中，陶渊明要表达的并非自己的感情，而是自己的思想，自己对儒家思想的诠释、创新和实践。换言之，陶渊明的诗歌和魏晋玄学是紧密相关的。

不少学者指出，陶渊明在《劝农》等诗歌中分明有着对儒家思想的批判。②魏正申：《陶渊明集译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20页。对此罗伯特表示，陶渊明在诸多诗歌中的确存在着对儒家思想的不同态度，对孔子的描述和评价也有着差异，但陶渊明并不是在不一致地矛盾地表达他自己的看法，而是把自己这一时代所熟悉的词汇和主题翻译成了诗歌。如上所述，诠释的情境化使得孔子形象多元化，陶渊明诗歌中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肯定或批判，都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因此《劝农》的目标读者绝不是农民，而是和陶渊明同一阶级的士人。陶渊明写诗的过程，就是在对儒家思想做自己的注解，而通过这样独特的注解方式，使得自己成为了一种权威—对儒家思想诠释的权威。罗伯特认为，这种权威是陶渊明诗歌在后世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主要原因和真实体现。

在这样的观念下，罗伯特详细分析了《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简称《与从弟敬远》）《劝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和《时运》等五首陶诗。以《与从弟敬远》为例，罗伯特认为诗中充分体现了《论语》和儒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和陶渊明对《论语》的诠释。首句“寝迹衡门下”的意象明显来自于《诗经》，是孔子“诗言志”的体现；中间“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则和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对颜回的称赞相应和；“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用的则是《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在陈绝粮时宣称“君子固穷”的典故；而结尾“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罗伯特认为应该用“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论语·为政》）中的“一言”来解释。

如果只是堆砌《论语》中的典故，那么陶渊明的诗歌就不会有如此成就。罗伯特认为，《与从弟敬远》不仅仅描写了陶渊明自己的心情，而且有着明确的道德主张，其论点就是推崇以颜回为榜样的生活，而这一论点和《论语》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首诗歌看作是对《论语》的注解。罗伯特这一理解方式，把陶渊明诗歌中原本可能存在的“消极”避世心理全然变成了积极的道德追求，陶渊明也就正式成为了一个思想家，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而我们对陶渊明诗歌的阅读，也就要在魏晋玄学重视“情境化”的大背景下，力图还原诗人写诗的社会背景和文本源泉。

五

一个作为儒家思想家的陶渊明，绝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陶诗，而且是对魏晋诗歌和诗人的一种新的解读，更是对魏晋思想和文学本源的一种逆向探讨，对于认识整个魏晋时期的思想和文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罗伯特的观点至少挑战了哲学和文学领域的两个传统观念。第一，从思想的角度来说，魏晋玄学无论源流如何，传统的观点基本都认为玄学和道家思想有着密切联系①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67页。，而罗伯特则认为魏晋思想的展开实则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第二，从文学的角度而言，玄言诗在东晋虽然盛极一时，但是一般说来两晋诗歌的主要成就在于田园诗和山水诗，罗伯特的理论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成就主要在于哲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把陶渊明的田园诗重新定义成了哲理诗，从而等于肯定了哲理诗在东晋时期和南朝早期文学中的重要性。

从方法论来说，作为思想家的陶渊明也给我们以新的启示。一般来说，诗歌总是被哲学史家们忽视。即使是邵雍这样诗歌创作卓著的哲学家，其诗歌都几乎不会被认为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材料。而如果我们接受罗伯特的观点，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不少诗人就可能会变成哲学家，而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也完全可能在诗歌进入研究视角之后而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因此，作为思想家的陶渊明也许会让文学史和哲学史都有新的研究切入点，这也许比重新认识陶渊明本身更重要。

【汉学家风采】

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汉赋研究二则》（Two Studies on the Han Fu, 1968），《扬雄赋研究》（The Han Rhapsody：A Study of the Fu of Yang Hsiung, 1976），《汉书扬雄传研究》（The Han Shu Biography of Yang Xiong, 1982）。康达维一直从事《文选》的英译，目前已出版三卷（1982、1987、1996）。他编译龚克昌的《汉赋研究》（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7）， 与范士谨（Eugene Vance）合作主编了《宫廷文化中的权力话语和修辞》（Rhetoric and the Discourses of Power in Court Culture, 2005），还与张泰平（Taiping Chang）合作主编了《古代及中古中国文学史料丛考》（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 Reference Guide,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