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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图书馆风云

2016-01-31黄昉苨

畅谈 2016年1期
关键词:绍兴图书馆

黄昉苨

作为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宋铮从没想过自己的家庭会有什么特别。

与很多上海人一样,她从小就和父母姐妹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她的记忆里藏着食物匮乏、衣服上打满补丁、脚趾头露到布鞋外面的生活。虽然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曾有亲戚回忆“家里从前有个五进五间的大宅子”,可当她跟着长辈们跑到据说是“我们家”的地方一看,只见到满地瓦砾。

直到有一天,她听说,绍兴老家的花厅里,解放前办过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正是她的父亲鲍世远。

1947年,鲍世远是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学生,他与同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读书的兄弟们,把能找到的“好书”送回老家,供大家庭里的年轻人阅读。

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他的这一举动,无意间改变了绍兴老家一批年轻人的命运。而在将近70年后,通过重建这一图书馆,宋铮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庭。

“联合图书馆”成立

在绍兴,他们家世代居住于城内的前观巷,那里有两座五进五间的大宅院,院落里还有池塘花园。鲍氏祖上是盐商,却偏偏看上了明代文学家徐渭(字文长)的故居青藤书屋,把宅子买在书屋边。门口墙上,还刻着四个字:青藤旧邻。

到上世纪40年代,这个宅院里住着四世同堂的60多口鲍氏族人,以及40多个男女仆人。

然而这些都是宋铮不曾见到的过往。她随母姓,自小在上海长大,家里充满革命氛围,大人们与地主家庭坚定地划清界限。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家人朋友之间恢复了联系,她才渐渐发觉,长辈的沉默背后,有许多前尘往事。

母亲当年师范的同学与他们相见,不止一次说,“那个图书馆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啊”。亲戚间互相交流的小册子上,也有人写,“家里那么多人参加革命,都是因为有个图书馆”。事实上,《绍兴人民革命史》里也记载了这个图书馆:“绍兴联合图书馆,在存在的两年时间里,以革命的、先进的思想,滋润和培育了鲍家的青年一代和他们的许多同学。”

名为“联合图书馆”的这个“革命文化团体”,是当年鲍家大宅院里的年轻人一起办起来的私立图书馆。

最初只是寒假在家无事可做的学生们把各自的书凑在了一起。家里原有一处藏书楼,是花园边上的花厅,名叫“万卷楼”。这些年轻人便“联合起来”,将万卷楼的一楼拿来收为己用,把“联合图书馆”的招牌,挂到了大门口的“翰林第”匾额下。

“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书是很珍贵的,我们都是一本书几个同学交换着看。”1947年,联合图书馆初建的时候,它后来的读者夏春娟正在绍兴简易师范读书。这个当时只有16岁的姑娘记得,她是从同学口中听说,绍兴城里有那么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好多进步书籍,别的地方都没有。

于是她跟着同学一块儿上门,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一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

这些“进步书籍”,都是鲍世远兄弟几个从上海带回来的。

“我就是想给他们打开一扇窗。”12月初,在上海苏州河边的一栋居民楼里,宋铮的父亲、当年“联合图书馆”的创建人之一鲍世远告诉记者,“但那之后的事情,我是万万没有料到的。”

也许读书是最好的办法

联合图书馆诞生之时,正是内战局势风起云涌之际。用鲍世远的话说,“那局势,一触即发”。

他是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系会主席,在学校里吃着掺沙子的糙米饭,看着国民政府腐败透顶,特务渗透到校园中抓捕学生,觉得忍无可忍。鲍世远至今难忘那些岁月。当特务冲进校园捉拿学生时,有进步教授站出来保护学生,拦下闯入者:当学生们办活动,却被校外闯进来的军警在小礼堂里围困了一天一夜的时候,也有好多同学在窗口偷偷给他们递粮食、点心。

“那时候,复旦大学里人才济济。”他说,“特务混在集会的人群里要抓人,学生上台演讲,几句话就把现场镇住,让特务不敢轻举妄动。你能不能想象这场面?”

在上海为未来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时候,他也想到了老家的亲人们——怎样能让家里的年轻人感受到这里的氛围呢?

也许读书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看回去,你会觉得非常惊讶:一户盐商家庭,都是做实业的,吃穿不愁,他们怎么这么重视读书呢?”宋铮说。

鲍氏万卷楼楼下挂着一块匾,上书“顽石点头处”几个大字,取的是“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

差不多在40岁之后,宋铮开始关心与这个图书馆有关的故事。那之前,她和父亲“好像没有太多交流”,父亲还未退休,她也一直忙于自己的工作。“也就这十多年,他退休,我也老了”,父女两人终于有时间坐下来,聊聊过去的事情。1947年,鲍世远的六叔鲍亦皆,正在绍兴读中学,他被一众兄弟姐妹们推举出来做图书馆的馆长。鲍馆长年纪虽小,但是手巧。他自个儿动手,刻了“联合图书馆”的印章,给一本本书盖上戳,还准备好了“借书证”。运营的经费不够,他就带着弟妹去附近街市上募捐,反正开店的多半是自家亲戚,筹来了钱,就去买书。最多的时候,这个小图书馆里的藏书有一千多本。

鲍家大宅里上学的叔叔、侄儿、兄弟姐妹,大约有30多人,分布在绍兴的各个中学。宋铮的母亲宋佩新那时已经嫁过来了,也在绍兴简易师范读书。这些人各自带着书去学校里读,很快吸引了大批同学来借书。

图书馆里的收藏既有鲁迅、茅盾等作家,也有苏联文学,甚至赵树理、丁玲的著作……当年,这些书籍在绍兴其他地方根本没办法看到。

在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绍兴城里的年轻人读到了这样的话:

“他们(国民党政府)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

参加了几次“联合图书馆”时事讲座的鲍有庚回忆说,除了这样的途径,当时他们再没别的法子了解政治局势。

鲍有庚也是简易师范的学生,与夏春娟一样,他出自贫苦的家庭,但通过联合图书馆的书,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可能。

里面的活动,跟解放区的差不多

很多个傍晚,吃过晚饭,因“联合图书馆”而聚集的年轻人会在鲍家门外,一块儿唱歌。《团结就是力量》《坐牢,算什么>和《山那边呀好地方》等进步歌曲,都是他们的选择。

鲍亦皆的妹妹鲍紫珍现在已经记不起在联合图书馆里看过什么书,却记得自己拉着妹妹惜珍,在活动现场久久不愿离去。鲍世远暑假回家的时候,还会在家里办晚会,鲍紫珍看得激动不己,回屋了都睡不着觉。

“关上大门,外面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鲍世远说,“里面的活动,就跟解放区差不多——都是我从大学里学来的。”

鲍亦皆记得自己在家里紧闭门窗,偷偷听新华社的广播,当听到解放军渡长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扫清了腐朽的一切,激动得几乎要流泪。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另一位联合图书馆的老读者鲍有庚,至今还能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最经典的那段话,“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这本书,他也是在联合图书馆,才第一次读到。

“我们那个时候,大家想事情,跟现在不一样。”他说。

鲍世远的妹妹鲍越曾回忆,自己当年和简易师范的同学讨论“妇女如何摆脱身上的枷锁”,在一旁默默聆听的宋佩新突然说了一句: “妇女的解放,离不开全民族的解放;只有全民族彻底解放,妇女才能求得自己的解放。”

这句话深深地启发了鲍越,她在心里暗下决心:“等待时机,冲破这个束缚,走自己的路。”

绍兴解放后,她与同班几名同学一起离开学校,走向解放战争前线。

走,参军去

不管是鲍世远、鲍亦皆,还是夏春娟、鲍有庚,到今天,都还能清晰回忆起他们与解放军相遇的那一天。

眼看着当官的都跑了,夏春娟和鲍有庚跟着一位老师跑出城去迎接解放军,鲍亦皆和妹妹则在绍兴的街上见到了进城的解放军。紫珍记得,解放军男男女女很平等地在一起,文工队里都是和她一般年纪的年轻人,看上去开朗活泼。尽管年迈的父亲命下人关紧大门,他们还是找机会溜出大宅,和解放军待在一起,唱唱跳跳。

她暗暗在心里下了决心,告诉家里一个“看起来应该是地下党员”的侄子说:我想参军。

瞒着家里,她跟部队离开了绍兴。

临行前,哥哥鲍亦皆送她出门,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塞给她,弟弟也把身上仅有的两角钱都给了她。16岁的鲍紫珍,就这样离开了家庭。

“联合图书馆是我启蒙的地方。”她说。

那两年,鲍亦皆数了数,鲍家当时30多个年轻人中,走出家门参军参干的,大概有25个左右。宋佩新在简易师范的同学,也有一大批去参军的。她与他们许多人都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解放前后,也没人动员,他们就会有那么多人去参军。”鲍世远说。

在行军途中,身体瘦弱的鲍紫珍多次被政委劝说回家。“像你这样的大小姐,会受不了的。”但鲍紫珍不愿意:付出了这么大代价才逃出家庭,怎么能就这么回去呢?她坚持跟着部队一起走,一晚上步行100多里路,脚底长满了血泡,也不喊累。

下一回,政委见到她不再劝说,只递过来一根枯树枝,让她当拐棍用。

“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母亲。”在写给哥哥的信中,鲍紫珍兴高采烈地宣布。

“我想如果不是读过那些书,她的革命信念不会那么坚定。”鲍亦皆说。

很多年后,鲍紫珍回忆自己偷偷溜出家门参军的那一天。在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分,她与兄弟哄骗家里的看门人打开大门,一去不返。

跨出鲍家大门前的最后一刻,她回头望了一眼,在黑夜中,万卷楼静静矗立,分外庄严肃穆。

“一个振兴家国的梦”

这两年,宋铮揽下了一个任务:恢复当年的联合图书馆。

鲍家前观巷的宅院早已不复存在,但当地政府另外拨给了他们一处场馆。同样是上世纪鲍家的产业,位于绍兴郊外马山镇豆姜村。一片再普通不过的当地民居里,矗立着一栋带有洛可可风格装饰纹样的小洋楼。

为这个新图书馆出力最多的,是仍然住在绍兴的远房叔叔鲍世济。“可能对一些人而言,这件事已经是过去时了,但对我来说,这个事情从来没有结束。”他说,“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梦,一个振兴家国的梦。”

又一次,鲍氏的兄弟姐妹们翻出家里的图书,送到“联合图书馆”。

有一个念头,负责场地布置的宋铮一直很坚持:要体现出这里是个“家庭图书馆”来,为此,她在书柜旁放了沙发、台灯,让现场看起来就像一个客厅。

读建筑的叔父,凭记忆做出了一座前观巷鲍氏祖居的模型,宅院中央的万卷楼,被贴上了显眼的红色标识。

“我们现在的想法,可能和老一辈不一样了。”宋铮说,“对他们来说,指引人走上革命道路,是图书馆的主要成就。了解了这段历史后,最打动我的,是书籍的力量。就像万卷楼里原来挂的那块匾写得那样,书本可以令顽石点头。”

旧联合图书馆的最后一点活动,是在国民党的监视下偃旗息鼓的。1949年初,两个自称是“青年救国团”的国民党军人闯进鲍家,正在阅读进步刊物的鲍亦皆被逮了个正着。之后,家人多方奔走才把他保回来。

解放后,鲍亦皆把图书馆的书打包,捐给了公家。

如今,他们竟然还能从鲁迅图书馆里找出七八本旧书,上面盖着朴拙的、不甚规整的椭圆形印章:浙江绍兴联合图书馆收藏。

早在1949年,图书馆的读者们就想过要复馆。在那年他们编辑的油印刊物《麦青新一号》上,大家已经讨论好了“新的借书方式”。编辑们甚至告诫读者“书要看得快”:“我们的书籍太少,读者却很多,为了让大家借书时不碰头,使书籍流通得快,请读者把书看快些。”

副刊上还教了一首新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人民翻了身,不愁食米,不愁衣呀,年年快乐享太平。

这些材料都陈列在如今的新馆之中。

但上面的那些愿望并没有实现。很快,大家或参军参干,或随着学校迁往乡村,四散各地,从此失去联系。

在筹办图书馆的过程中,宋铮觉得,自己把祖辈走过的路看得更清楚了。

“老一辈人的想法就已经很对了:读书是最重要的,有学问才是家族兴旺的关键。”她说,“是因为老一代重视读书,重视学习,又把他们送到上海读大学,才能让他们接触到革命、政治。”

它有一批固定的小读者

2014年,当绍兴联合图书馆新馆落成的时候,当年的创立者与读者,“只要还能走的”,都到齐了。

为了赶过来,住在绍兴城里的夏春娟“转了好几班公交车”,才抵达这个图书馆。“我心里想着,这下好了,我要再借两本书回家看看。”

因为地理位置与经费的原因,如今,这个图书馆并没有太多远道而来的读者。然而,它有一批固定的小读者——来自附近小学的学生。那是位于绍兴乡下的一处农民工子弟小学,学生来自18个省份。他们未必知道这个家庭图书馆的渊源,但每周总有一天,他们能在这个建筑中,尽情阅读其中的书籍。

图书馆墙上挂着一幅字。那是宋铮向“联合图书馆”的老人打听了从前的环境后,特意布置的。

就五个字:顽石点头处。

绍兴城区,前观巷鲍家祖宅如今已变成一处居民区。鲍世济绕到小区旁的巷子里,指给记者看:这里就是原来我家的后门。传统式样的黑色台门,台阶上停着一辆电动车;褪色的门板上,挂着五颜六色的送奶箱,4个报箱,和一两个塞满了缴费通知单的小匣子。

2007年,绍兴青藤苑小区的一处花坛里,竖起了一方“绍兴联合图书馆旧址”纪念碑。

万千的风云,最终都随时间湮灭无痕,只留下这句镌刻在石碑上的话:

此地是当年鲍氏万卷楼的旧址,以鲍亦皆为馆长的绍兴联合图书馆在此成立,为推动一大批青年走向革命,迎接解放,作出了贡献。谨立此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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