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偶像的媒介形象塑造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

2016-01-29胡小林子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16年3期

胡小林子

1 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体育整体得到了快速发展，体育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表现优异、富有个性的运动员也随之进入喜爱精彩体育赛事的青少年的视野，成为众多青少年的偶像。偶像崇拜在个体青春期这个特殊的时期是非常普遍且正常的，其对于人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迅猛发展的媒介生态环境下，体育偶像的媒介塑造对青少年的影响更是深刻。如何让体育偶像的榜样作用得到更好地发挥？如何让体育偶像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对于社会各方提出了严峻考验。

2 体育偶像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诸如奥运会、世界杯、澳网、法网、德甲、英超、NBA等比赛逐渐引入中国，加上电视和互联网媒介的传播，这些赛事快速而便捷地进入青少年的视野。这些比赛诞生的一个个体育明星如刘翔、李娜、姚明、博尔特、梅西、科比等运动员以其优异的比赛成绩和独特的个人魅力成为了众多青少年崇拜的偶像，并对生理和心理正在成长发育的青少年有着重要的影响。

2.1 体育偶像的界定

许瀛文认为，体育偶像是指在运动项目领域拥有高超运动水平、成绩斐然，被大众广泛熟知的优秀人物，主要指运动员、教练员等。体育偶像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是市场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拥有潜在的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和商业价值。体育偶像是体育舞台上的佼佼者，他们有着高超的技能、良好的素质、优异的成绩，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由于在体育领域的杰出表现，他们往往受到大众尤其是喜欢体育运动的青少年的喜爱，进而产生崇拜之情。岳晓东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对象主要为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

2.2 体育偶像的特征

体育偶像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四方面：

第一，杰出的运动能力和卓越的运动成绩。人们习惯于崇拜拥有强大能力的人，体育偶像往往是各自擅长的项目领域的佼佼者，像李娜、刘翔这样的国民体育偶像被青少年崇拜，首先就是因为他们在国际赛场上展现了自己优异的技术水平，站在了各自项目领域的世界顶点。

第二，健美的外形和阳光的精神面貌。体育偶像经过长年的运动训练，其身形健美、气质阳光，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很容易吸引人的眼球。

第三，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高尚的体育道德。体育偶像在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不仅是因为自身高超的运动水平，更重要的是其自身坚韧不拔、顽强拼搏、决不放弃的精神。像NBA历史上的超级英雄乔丹，带病上场都能上演绝杀，一次一次带领公牛队走向胜利，令人折服。此外，运动员在比赛中礼让对手、团结一致、勇争上游的高尚体育道德也植入青少年的内心。

第四，独特的个人魅力。青少年往往喜欢与众不同，而现在的体育偶像往往都会具有一些独特的个人魅力，比如科比拥有不凡实力的同时又有着桀骜不驯的性格，李娜的幽默乐观，梅西的谦虚稳重等。

3 青少年体育偶像崇拜

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往往在青春期。这一时期，青少年对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心，但是社会经验缺乏、心理不够成熟，导致他们的辨别能力、判断能力较差，所以，他们急需寻找一个范例来供自己模仿，帮助自己构建自我。而体育明星，拥有卓越的运动成绩、健美的外形、阳光的气质和与众不同的个性，极易受到青少年的喜爱，往往成为青少年崇拜的偶像。

3.1 青少年体育偶像崇拜的原因

第一，根据艾里克森的观点，个体从出生那一刻就开始追寻自我同一性，在青春期对同一性的追寻比其他年龄阶段更加迫切和强烈。他们通过外界环境来鉴定自我的身份，渴求与自我认同的同时又迫切地希望摆脱成人尤其是关系较为亲近的家长老师的影响，他们急需自己喜欢和认同的形象来自我引导，而偶像便提供了青少年参考的范式。偶像崇拜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自然、普遍、正常的现象，是青少年这一特定年龄阶段心理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是青少年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的特殊发展阶段，青少年期偶像崇拜是这种心理历程中的副产品[2]。偶像崇拜是这一时期融入社会、探索自我的重要媒介，有利有弊，应正确看待，适度的偶像崇拜有利于青少年个体建立稳定和适当的自我同一性。

第二，根据班杜拉的观点，人的行为，特别是人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后天习得的。行为习得有两种不同的过程：一种是通过直接经验获得行为反应模式的过程，另一种是通过观察示范者的行为而习得行为的过程。班杜拉将后者称之为“通过示范所进行的学习”，即我们所说的间接经验的学习。同时班杜拉的交互决定论强调在社会学习过程中行为、认知和环境三者的交互作用[3]。体育偶像是青少年社会学习行为的“示范”，而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也是行为、认知和环境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体育偶像拥有卓越的运动成绩、顽强的拼搏精神、阳光健美的外形和独特的个人魅力，是社会的精英，往往受到社会群众的喜爱。青少年在偶像崇拜过程中，将偶像的外表、行为作为示范进行模仿，进而激励自己。

第三，社会从众心理理论认为：为了寻求同龄人的认同，防止被孤立，青少年在不甘落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希望自己与朋友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因此把体育偶像崇拜当作一种沟通的手段。

3.2 青少年体育偶像崇拜的特征

第一，体育偶像崇拜行为是青春期这一特殊时期的特定行为，与时代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青少年的体育偶像崇拜行为反映着当下社会流行的青春的时代潮流，比如从上个世纪的甲壳虫摇滚乐队到现在的韩国hip- pop潮流，不同的时代，青少年喜欢不同的偶像，并且这些带有文化印记的偶像崇拜行为会伴随青少年的成长过程，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印记。

第二，体育偶像崇拜有着相对的固定性，每个个体一般都会有自己崇拜的体育偶像。这种体育偶像崇拜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偏见，成为青少年内心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常常被喜欢的体育偶像的行为举止所吸引并且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第三，青少年体育偶像崇拜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往往只限于浅层次的崇拜心理。青少年通常被偶像的优秀特质吸引，会想要模仿偶像的某些行为，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青少年崇拜偶像的方式只是体现在欣赏和模仿上，极少能够转化为真正的行为再现。

第四，体育偶像崇拜会产生超越现实和自我情感体验。如果这种感情不够节制，它往往会使青少年排斥现实生活内容，迷恋或向往远离现实的人物形象和生活方式，同时它还常常削弱青少年的自我约束机制，产生超越于社会行为规范的行为方式[4]。

4 媒介和媒介形象

4.1 媒介的内涵

媒介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媒介内涵，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讯息，媒介不仅指语言、文字、印刷物、电信和广播电视，而且包括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甚至服装、住宅、货币等，任何能够延伸人体功能的识趣，都在媒介范畴之内[5]；“媒介形象”中的“媒介”是指狭义的概念，即指现代社会中以各种传播手段给特定人群传送信息的专业传播机构，即大众传播媒介，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大众传媒、传媒或媒体，包括电视台、广播电台、通讯社、网站、报社等。

4.2 媒介的性质

本文中媒介的性质等同于大众传播媒体的性质。大众传播媒体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们是以出售新闻和娱乐化内容的商业性质的机构；另一方面，他们以新闻监督的方式引导社会舆论，传递社会的价值观念。根据大卫·克罗图和威廉·霍伊尼斯提出的媒体的市场模型和公共领域模型，可以看出媒体在市场模型下追求商业利益，追逐市场效率；而在公众领域模型下，媒体内容不仅仅被认为是一种商品，媒体不只是创造利润的工具，更是主要信息来源和故事的讲述者，引导着社会的舆论方向，并且维持公民具有参与公众事务的权利和空间的制度[6]。媒体逐利的属性使得媒介在塑造体育偶像的时候会出现“丑化”体育偶像的报道以增加爆点吸引受众，而媒介的公众利益属性则要求媒介在塑造体育偶像时传播更多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正面形象的报道。

4.3 媒介形象的内涵

媒介形象在现实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媒介的形象，也就是大众传播媒介组织本身的形象。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也被称为机构传播者或传播者，因此也称之为“传播者媒介形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是指人或事物“在媒介上的形象”，即人或事物在大众传播媒介上被再现的形象。由于这些人和物扮演了被传播者的角色，因此被称为“被传播者媒介形象”[7]。本文中所指的媒介形象正是“被传播者的媒介形象”，即体育偶像在媒介上被再现的形象。

5 媒介与体育偶像

5.1 体育偶像的媒介形象

体育偶像的媒介形象，是指体育偶像本身及其日常行为、在体育偶像比赛中的表现及所取得的成绩等通过媒介展现给公众的形象，是其留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相对稳定的地位和整体印象，是社会公众对体育明星的全部看法和评价、整套要求和标准，可以简单理解为体育偶像通过媒介传播所衍生出来的公众形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这个渠道，媒体对各类体育比赛以及运动员的生活、训练状态进行报道和宣传，以此在大众心中形成对成功运动员的总体形象的认识，并逐渐树立起体育偶像的媒介形象[8]。

5.2 媒介与体育偶像塑造的关系

第一，媒介环境为体育偶像塑造提供物质条件。进入新世纪后，媒介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网络、数字电视、数字广播、数字杂志等多媒体技术应用平台和移动客户端，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根据《小康》杂志2012—2013年的中国休闲小康指数报告指出，中国人最喜欢的休闲方式里上网、看电影、看电视、玩手机、看报纸杂志的比例都非常高(见图1)。

图1中国居民最喜欢的休闲方式

新媒体以其独特的传播特征改变了信息的发布、接收方式，影响人们的媒介使用理念，并且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手机、电脑仿佛成了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元素。对大众媒介产生的深度依赖使得现代人离开电脑、手机等媒体根本无法思考，人类逐渐依赖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来了解世界、进行思考甚至以大众媒介的观点来判断是非。在娱乐方面，人们也主要以大众媒介生产的娱乐内容调节自我，享受快乐。这样的媒介环境使得大众媒介分割了官方的一部分话语权，成为了大众媒介塑造体育偶像的肥沃土壤。

第二，媒介的环境建构功能是体育偶像塑造的必要条件。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拟态环境”，即由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根据传播学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大众媒介作为“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或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从现实环境中选择他们认为重要的或者于他们有益的素材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在特定的媒介环境下，大众媒介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塑造体育偶像[9]。

第三，体育偶像塑造是媒介报道的重要内容。体育作为一种新鲜、刺激，时效性、观赏性强的内容，是各媒介报道的重要内容，而体育偶像在体育赛事的一级场域和二级场域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是各媒介报道的宠儿。受众不仅仅喜欢体育偶像在运动场上的杰出表现，对于偶像在真实生活中的种种形象和表现更是他们的关注重点。这也是猎奇心理和偷窥欲的需求，而各大媒介为了吸引受众，实现商业利益，也频频对体育偶像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例如大家关注李娜在球场上的表现，也关注她在场外与丈夫、家人的互动等。

6 媒介塑造的体育偶像对青少年的影响及应对

6.1 当代媒介塑造的体育偶像对青少年的影响

现代大众媒介掌握着主导文化和价值取向的话语权，以其强大的建构力影响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而体育偶像塑造作为媒介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论是客观的正面报道还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吸引眼球的负面报道，对青少年的成长以及其对社会环境的认知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体育偶像的正面塑造对青少年具有积极的影响。

第一，激励青少年对体育的热情，引导他们参与体育活动。体育偶像一般在各自的运动项目领域居于运动水平的前列，青少年关注偶像，在观看偶像的比赛中了解体育运动，产生兴趣，并会向偶像学习，模仿偶像，从而参与体育运动。例如随着李娜在国际网坛地位的提高，以及媒介对李娜的赞扬，在中国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打网球。

第二，对体育偶像的崇拜可以丰富青少年的情感，完善他们的精神生活。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个人的成长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青少年在青春期更易受到外界影响。对于青少年来说，对体育偶像信仰式的崇拜会大大丰富他们的情感生活，体育偶像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体育精神会激励青少年的学习、生活热情。同时，体育偶像团结一致、尊重比赛、遵守秩序、尊重对手等良好的道德品质也会加速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例如媒介对NBA的报道，使青少年一边崇拜各自拥有卓然绝技的体育偶像，也被他们团结一致、协力争胜的团队合体意识所感染。

第三，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在赛场上，体育偶像为了国家的荣誉拼搏奋斗，在赛场上洒下汗水，在领奖台上伴随着升起的国旗、响起的国歌流下泪水，都会在青少年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情感。

当大众媒介把塑造体育偶像变成追求经济效益的手段，“丑化”体育偶像以搏得更多关注时，对青少年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

第一，大众媒介塑造体育偶像是为了倡导群众消费、引领时尚，更多地将体育偶像作为工具异化和物质化。如当李娜获得网坛的第一个大满贯时，许多赞助商上门寻其代言，这个阶段，李娜出现在各大广告中，其形象是与各种不同的广告联系在一起，被广大赞助商和受众消费。青少年受其影响，更多的去关注体育偶像的身价、财富，而非运动水平，这会使得他们过度追求金钱等虚有其表的浮华，不利于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

第二，大众媒介追求经济利益的属性使得他们喜欢塑造有商业价值的体育偶像，并且往往在塑造体育偶像的过程中消解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媒介除了关注体育偶像的赛事，更热衷于报道体育偶像的花边新闻，如恋情、私生活等夺人眼球的娱乐性报道。偶像祛魅后由世俗滑向低俗，带来了虚无主义和自恋的风潮，道德理想和精神信仰变得可有可无[10]。媒介塑造出来的这样的体育偶像无疑会让青少年的道德思想出现混乱，会使正处于三观形成期的青少年养成一系列不健康的心理的行为习惯。

第三，大众媒介在塑造体育偶像时出现了道德理想和道德人格的严重缺失。利用体育偶像不同于常人的特征进行歪曲恶搞，以低级的笑料逗趣观众，以审丑来娱乐观众。这种情况会影响青少年正确审美观的建立进而影响他们健全人格的发展。

综上所述，体育偶像的媒介塑造对青少年的影响有利有弊，然而当代媒介过度逐利的性质使得媒介在塑造体育偶像时出现道德缺失现象，对青少年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

6.2 针对当代媒介塑造偶像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提出的建议

第一，政府应加强引导。塑造良好的体育偶像的媒介形象并非仅仅与体育运动员和大众媒介有关，还与国家和相关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举国体制下，我国政府对于运动员的管理和运动员形象的树立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政府的体育工作主要是让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拿到金牌。在运动员的日常生活中，围绕这一目标，政府和相关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运动员的技战术水平，在运动员的文化素质的培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引导方面则远远不够，这使得许多运动员既使成为世界冠军，也可能因其薄弱的文化素质和社会责任感而受到媒体和社会的责难。比如我国著名的游泳健将孙杨，曾被曝出酒驾以及和教练不和等传闻。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提高运动员技战术水平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文化教育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使其不仅仅要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更要成为优秀的社会人才。

第二，媒介应平衡好商业利益和公共责任。在市场环境下，媒介本身的逐利行为在所难免，但是媒介本身也应注意自己的职业道德和伦理道德。作为传播大众话语、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场域，媒介应警醒自身的社会责任，为受众提供更多更丰富更健康的媒介内容。对于体育偶像的塑造，应该更强调其正面榜样作用，避免物化和异化、过度消费偶像的情况。

第三，体育偶像及其团队应注意自身形象建设。体育偶像自身的行为表现直接作用于媒介形象。首先，体育偶像的自身形象主要体现在比赛过程中。他们在比赛中表现出自己卓越的运动水平以及顽强奋斗、不屈不挠、永不言弃的精神是树立良好形象的基础。如梅西在带球过人时展现出的超高水平和沉着心理往往令媒体和球迷心悦诚服。其次，体育偶像在赛场之外的生活中展现的优秀品格、良好教养是大众媒介塑造其形象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体育偶像最好建立自己的公关团队，保持与媒介的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应对体育偶像的危机公关，经营自己的媒介形象。例如姚明，他在NBA球场上有着杰出的运动水平和坚韧不拔的运动精神，在生活中也是一个谦虚亲切、热心公益的健康形象，他自身以及团队对于他的媒介形象的打造是非常成功的。

第四，学校和家长应注意教育方法，正确引导学生对体育偶像的崇拜。学校和家长应当正确了解和把握青少年崇拜体育偶像的心理特征，充分行使教育功能，和青少年进行有效沟通，了解他们崇拜的体育偶像。对于具有社会正能量、拥有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的偶像，学校和家长可以进行适当鼓励，并且引导他们向偶像学习，激发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热情。对于有严重行为缺陷的体育偶像，学校和家长应当和青少年耐心沟通，让他们了解到偶像也是有缺点的，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偶像并且规避这些缺点，学习偶像的优点。同时，教会青少年正确认知当下的媒介环境，引导他们理性思考，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避免被过度虚化的大众媒介所同化。

7 结语

青少年的体育偶像崇拜是个体青春期一种比较普遍正常的现象，是青少年自我认同感确立、学习和模仿的需要。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为体育偶像的媒介塑造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必要条件，同时，体育偶像的媒介塑造作为媒介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正面的体育偶像的媒介形象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积极促进作用；而当代的媒介，逐利的本能使得它们对于体育偶像的塑造缺乏道德和伦理，使得体育偶像被物化、异化，成为人们的消费品；对于体育偶像的恶搞、审丑等现象影响着青少年的“三观”建立，影响他们理性独立思维的建立，对他们的成长有着不良影响。对此，社会各方面应做出不同的对策，政府应加强引导，提高运动员的运动水平的同时，注重培养运动员的综合素质；体育偶像本身应注意团队建设，经营自己的媒介形象；大众媒介应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同时，注意社会责任的体现；而接触青少年最多的老师和家长在学校和家庭教育过程中，应正确引导青少年的体育偶像崇拜行为。

[1] 许瀛文.从“林书豪现象”解析大学生体育偶像成因[J].当代体育科技,2013(23):128,130.

[2] 岳晓东.青少年偶像崇拜系列综述(一)[J].青年研究,2007(3)：8～14.

[3] 王青涛.青少年运动员对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的调查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

[4] 张启明.试论体育偶像崇拜[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1(2):76～79.

[5]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

[6] (美)大卫·克罗图,威廉·霍伊尼斯.运营媒体：在商业媒体与公共利益之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7] 宣宝剑.媒介形象[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8] 祖迪.我国体育明星媒介形象塑造的研究[D].北京:首都体育学院,2013.

[9] 李刚,杨剑,陈翠翠.青少年体育偶像崇拜之浅析[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4)：192～193.

[10] 尹金凤.大众媒介偶像塑造的伦理问题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

[11] 朱壮志.刍议现代青少年的体育偶像崇拜[J].体育教学与研究,2008(50)：.

[12] 罗晓珍.关于当前我国体育偶像崇拜的理性认识[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