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富 强

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逻辑：七大基本思维*

朱 富 强

摘要：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停留在对现实状态的描述和解释上，而是要剖析现实状态何以如此的成因，并且要评估它的合理性，从而发现和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政治经济学就需要运用并发展七大分析思维：(1)异质主体思维。它通过人际间比较来揭示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地位，并由此考察真实市场的运行逻辑。(2)权力结构思维。它借助于人际相异性来剖析市场中的权力结构，并由此分析市场交易行为及其结果。(3)平均主义思维。它引入群体力量和集体行动来考察宏观经济量的变动，并由此审视个体选择的限度。(4)辩证综合思维。它基于知识契合来全面认识社会事物，并由此揭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变化规律。(5)本质主义思维。它从行为意向性来挖掘社会事物的内在本质，并由此剖析功能主义思维的内在缺陷。(6)社会异化思维。它借助权力的不对称性来揭示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脱节，并由此剖析现实的不合理性。(7)批判理性思维。它倡导以否定性理性来审视现实存在和流行理论，并由此促进对事物的本体论探索。这七大研究思维实际上构成了完整的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有助于构建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以实现“不仅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这一根本任务。

关键词：异质性； 权力结构； 平均主义； 辩证逻辑； 本质主义； 异化； 批判理性

一、前言：关注真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点是公共领域中的社会经济现象，它不仅要合理地认识和解释这些纷繁芜杂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要发现和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认识和发现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呢？这就有赖于一种针对真实世界的逻辑分析思维。它不仅能够为丰富多样的社会形态提供解释，而且能够洞悉存在与真理之间的脱节，从而真正发现和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显然，这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偏好的那种高度抽象的还原思维和数理逻辑；后者的分析必然会抹杀不同事物之间质的差异，从而看不到现存事物的真正成因。同时，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依据的功能主义思维和肯定性理性思维；后者的分析必然会忽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脱节，从而看不到事物发展的曲折过程以及未来方向。正是由于分析思维上的局限，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往往无法深入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甚至会扭曲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乃至最终蜕变为一种为现实辩护的教条或囿于抽象推导的“黑板学说”。譬如，企业组织和市场体系本身拥有不同的质，但新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经过高度的抽象和还原，将企业视为与市场同质的契约纽带，从而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企业组织这一“暗箱”。

同时，要发现和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就需要深入地剖析现存之成因，剖析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而不是想当然地将现状当成合理的存在而接受，或者致力于为现实世界提供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框架。相应地，这就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逻辑提出了要求。那么，面对真实世界究竟应该采用何种分析思维呢？一般地，可以从两方面加以阐述：(1)要真正认识和解释社会现状，就必须对实存的成因进行深刻剖析，需要考虑各种力量和因素的作用，从而需要采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思维，这包括异质主体思维、权力结构思维以及平均主义思维等；(2)要真正推动社会现状的变革和发展，就必须对事物变化规律加以深刻的剖析，需要透过现象去认识本质以揭示社会的异化，从而需要采用批判主义的分析思维，这包括辩证逻辑思维、社会异化思维以及本质主义思维等。只有借助这些思维，我们才能对真实世界进行逐层剖析，才能真正挖掘现实社会的问题，从而对事物发展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

例如，就现代市场体系中呈现出的交换机制、收入结构等社会经济现象而言，它们显然都是人类互动所衍生的。问题是，起主要作用的究竟是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动呢？个体行为或集体行动的方式和特点又如何呢？同时，这种互动的结果如何呢？是否体现了人类的初衷和理想呢？显然，只有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的审视和剖析，才能够真正认识真实的市场逻辑和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主体是有差异的，这体现在行为方式、利益偏好、资源占有以及经济地位等诸方面；同时，人际相异性使得交易各方在“自由”市场中拥有不同的博弈权力，而特定的权力结构又导向了特定的社会制度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这样，基于人际相异性和权力结构的视角，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认知个体互动所衍生的非正式社会制度和个体收入分配结果，可以深入地解析集体行动所决定的正式社会制度和宏观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地，就可以清晰地揭示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事务和现实制度在权力作用下的扭曲和异化发展，从而相应地探寻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

当然，上述系列分析逻辑不仅适用于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更适用于公共领域的所有事务。因为，在公共领域中，行为主体之间以及所有事物之间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作用而构成一个整体并推动社会事物朝特定力量所引导的方向发展，因而结构主义分析和批判主义思维就更为适用。这也意味着，上述系列分析逻辑为政治经济学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研究思维上的指导及诉求。为此，本文就真实世界的分析逻辑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展开系统的梳理和阐述。

二、异质主体思维

基于自然主义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主体还原为同质化的原子个体，并将个人选择约化为工具理性的极大化。这种理性经济学人是能够“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从而学者就可方便地运用数学方程和符号运算来求解个体的最佳行为及其互动结果。同时，正是基于原子经济人的逻辑前提以及基于数理推演的逻辑关系，新古典经济学得到一个逻辑化市场：市场竞争中的自利行为不仅会导向社会均衡，而且可以产生公正有效的收入分配*朱富强：《市场的逻辑还是逻辑化的市场》，《财经研究》2014年第5期。。这样，自由市场就与自然秩序、公正价格和公平正义等联系在一起，市场竞争也被合理化为“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起点”。但实际上，现实世界中的市场主体却是异质性的，这种人际相异性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1)先天的生物性特征的不平等，如性别、年龄、相貌、体能和智力发育、健康状况以及特殊嗜好等；(2)后天的社会性特征的不平等，如财产数量、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所受教育、外部境遇以及政治归属等*[印度]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应奇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显然，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是不公平的。这意味着，纯粹市场中就没有什么真正公平的竞争，也不会有真正公平的竞争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一些市场主体之所以贫困，往往并非是愚蠢、懒惰等自身过错，而是缺乏真正的平等参与机会。相反，如果被赋予某种真正平等的机会，绝大多数贫困和穷苦的人能够对社会做出更有价值的贡献。为此，森特别强调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这体现在市场主体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同时，这反映市场主体实际达到的成就以及可实现的实质自由*[印度]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其实，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上存在差异，因而市场主体并不拥有真正平等的市场权利和竞争机会；同时，正是由于理性程度上也存在差异，因而市场主体的行为逻辑不能简单地化约为数理逻辑。相反，异质性个体间的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不公正的收益分配，因为更有权势和更加理性的参与方往往更能并善于利用他人或社会规则，从而可以获得更有利的市场交易结果。这样，基于市场主体的异质性思维，就开启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市场理念的审视，这包括科斯中性定理、福利经济学定理、“无形的手”预定协调原理、自生自发秩序原理。例如，科斯中性定理认为，只要产权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无关，最终都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在一个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能够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才是最适当的法律*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0页。。但实际上，即使存在交易的可能，也并不一定会发生；究其原因，交易的发生有赖于交易能力，而交易能力往往又与其所拥有的财富有关。显然，异质性市场中，市场主体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偏好上，更主要是体现在资源的占有以及天生的能力上。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交易情形，从而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也产生重大差异。一般地，考虑到交易能力的差异，科斯中性定理就应该修改为：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带来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究其原因，如果将产权界定为作为穷人的消费者所有，无论是否可以通过产权交易，都可以实现社会效用的增进：当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富人就会促成产权交易；当不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既定的产权安排则是有效的*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概念是价值无涉吗？》，《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

同时，从社会经济活动的大协作系统角度看，市场中的行为主体也不是孤立的，市场经济根本上也由异质性所驱动，这包括异质性偏好、异质性才能以及异质性预期。事实上，在市场中我用苹果换你的梨子，这肯定体现了我们之间偏好的不一致。相反，如果相互独立的个体显示出相同的偏好，那么互利的交易又是如何产生的？为此，布坎南就指出：一旦我们开始按照偏好或者效用函数进行分析，我们几乎立即就被引向了对人们各种可能的差别的探究……在经济学理论中，这样一些差别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赋予苹果比橘子相对更高的价值，那么就产生了一个进行交换的机会，这两个人可能通过交易获得效用*[美]布坎南：《财产与自由》，韩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进一步地，正是由于市场主体的偏好、才能、信息以及预期等都是异质的，因而对市场机制就应该关注这一问题：私人选择如何合成一种大家都接受的统一信号？显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性思维，市场参与者都是价格接受者。既然如此，这个统一的价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逻辑悖论在于：统一的价格形成是建立在各个体不断调整价格的基础之上，而这又暗示各个体并不是价格接受者。显然，这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自相矛盾。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主体视为同质的，并由此局限于对市场主体的选择行为进行统一分析，从而就无法揭示市场机制的真实运行，而且也造成了经济学逻辑的很大混乱。相应地，异质性则成为理解市场运行的必要视角。进一步地，相对于经济领域的市场活动中的个人行为，在政治领域的社会选择中的个人相互依赖性要强得多，因而探讨具体的个人行为就更加必需。布坎南强调：我们必须把个人当做行动者而不是原子来对待*[美]布坎南、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Atkinson A. & Stiglitz J)也写道：如果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偏好和天赋，那么许多公共经济学的问题将失去它的意义，而且这也是国家行为的真实性所在。如果社会集团成员的利益可以表达为一个“代表性”的个人的利益，那么，国家的角色可以简化为执行一致同意的决策的组织*Atkinson A. & Stiglitz J.LecturesinPublicEconomics. NewYork: McGrawHill, 1980, p.298.。

可见，异质主体思维是剖析社会结构的基础，是认识现实世界的基本前提，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分析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缺乏异质性思维，主要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体，并分析静态和局部的经济行为，而不是作人际间的比较，没有分析社会结构等问题。与此相反，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必须采用异质性思维，关键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组织，关涉个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从而需要作人际间的比较，需要对社会结构及其变动进行剖析。例如，我们在研究企业组织时，显然就不能将工人和雇主当成同质者看待，也不能将被雇佣者中的生产者和管理者当成同质者看待，甚至不能将被雇佣的处于不同层级岗位的管理者当成同质者看待。事实上，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社会学，由于它们将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因而也就将人际相异性以及利益异质性作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相应地，尽管承袭新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但由于关涉公共领域的事物，以公共选择学派为主的新政治经济学也采用异质性思维，通过异质性思维而将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德雷泽指出：利益不一致性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基础*[美]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杜两省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按照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解：(1)在存在政治约束的场合，异质性和利益冲突是必不可少的；(2)解决这些冲突的机制，所产生的结果是政治对经济学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没有对产出偏好的异质性，就不需要一个把不同的个人偏好加总成集体选择的机制；同样，如果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冲突，经济政策的选择就会变成社会计划者最大化代表性的个人效用。为此，新政治经济学就两大维度考察了利益冲突或异质性：(1)事前异质性，指参与者“进入”政治活动之前有着不同的政策偏好；(2)事后异质性，指由事前要素禀赋异质性而导致分配所引起的冲突。

三、权力结构思维

基于原子个体主义视角，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主体视为具有充分自由且地位平等的行动者。他能够避免外来干涉而根据个人需求进行理性选择；相应地，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给定制度、资源、技术和需求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以及基于可理性策略进行互动的结果分析，而排除了权力变量对行为选择和互动结果的影响。但是，如果考虑到市场主体的异质性，那么，就会认识到真实市场中不均等的权力结构，认识到不同市场主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力。其实，按照供求法则，市场交易中的收入分配根本上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力量博弈，因而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必然是不对称的。一般地，市场主体的人际相异性越大，个体间的权力分布就越不均等，相应的博弈结果也就越不对称。同时，社会权力与社会制度之间又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往往是社会制度所赋予的，从而权力可以看成是社会制度的函数；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往往又是那些强势者制定的，其中往往体现了强势者的利益和偏好。这样，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就取决于由权力结构决定的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而非其劳动贡献。因此，在一个力量分布不平衡的社会，基于纯粹力量之较量的分配规则就必然会衍生出收入分配的严重不正义，并最终导向社会收入两极化的趋势*朱富强：《市场博弈、权力结构与收入分配机制：剖解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4期。。

其实，即使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市场主体似乎都根据自己所有的资源、信息等展开行动，但这并不表示不存在权力的作用，不意味着行为者不受到权力的约束。例如，卢克斯(Lukes)从三大维度分析了权力内涵：(1)一维权力观，即通过绝对的势力在公开冲突中能够获胜的能力；(2)二维权力观，即在“游戏”开始之前一方就已经操纵了游戏或设置了游戏规则而拥有控制另一方的能力；(3)三维权力观，即一方能够以违背另一方利益的方式重塑另一方的偏好*Lukes S.Power:ARadicalView, London: Macmillan, 1974.。事实上，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美国老制度经济学就关注个人行为中潜含的意向性以及决定这种意向性的文化、制度和权力等因素，并基于权力结构来分析利益冲突以及强制行为。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仅仅从第一层次来理解权力概念，很少关注不同个体、组织乃至阶层之间的权力改变及其引发的对制度安排的主导权争夺；相反，它倾向于在既定制度下分析人的行为，并设定一种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从而将制度视为理性行为互动的衍生品。即使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新制度主义以及主流博弈论也经常使用权力术语，但它们主要将权力含义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概念中，乃至将权力纳入均衡的分析框架下来研究制度变迁。正因如此，流行的制度研究范式就潜含了二律背反：一方面将制度仅仅视为制约行为选择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基于这种理性选择均衡来探究制度的成因。

显然，正是基于还原论思维而将消费者个体、生产者组织等所有市场主体都视为具有平等权力的原子个体，并由此缺乏对现实世界中个体间或组织间权力结构的剖析，因此，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诸流派都极力推崇所谓的单一规则，把对自然的原始占有、基于市场契约的交换活动以及法律平等下的行动都看成是自然权利，从而就看不到契约内容因当事人间的地位差异所导致的内在的实质不平等。同时，正是将现实社会中的异质行为主体设想成拥有平等权力的自由意志者，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诸流派往往鼓吹基于社会较量的博弈均衡来构想、设计社会制度；结果，在权力分配极不平衡的现实社会，鼓吹基于力量博弈来设计社会制度就会导致社会制度更具对抗性和掠夺性，更加巩固强势者的利益和意志。其实，任何实在制度都具有双重特性：(1)反映一定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从而体现了某种有利于强者的掠夺性；(2)渗入特定时期的社会伦理，从而体现了照顾弱者的正义性。这有两层含义：(1)正因为基于力量博弈均衡所设计的制度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控制性，因而需要通过国家来引入抗衡的力量以帮助弱势一方；(2)现实社会制度都已经渗入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正义，因而比新制度主义基于力量博弈均衡所设想的社会制度更富人文性和正义性*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制度“设计”的误导和扭曲：从法律对强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谈起》，《财经研究》2010年第4期。。

可见，权力是影响制度变迁和收入分配的基本因素，只有基于权力角度才可以更清楚地剖析现实世界的社会结构，从而也就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思维。一般地，只要研究组织以及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问题，权力都是被关注的重要变量和基本对象。例如，在研究企业组织时，只有通过对企业主、管理者和生产者在企业决策所拥有不同权力的剖析，才能清楚地洞悉企业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发展路向。事实上，法律、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中，权力都是核心术语。例如，在政治科学里，政治就被定义为对权力和权威的研究以及权力和权威的实施。其中，权力被理解为个人(或组织)实现其想要达到的目标的能力，权威则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几个、或许多人明确地或默许其他人在某些行动中为他们作出决策”。因此，林德布罗姆(Lindblom C. E.)把政治定义为对权威的斗争：在一个被称作政治的肮脏过程中，需要权威的人为获得它而斗争，其他人却想方设法控制掌权的人*Lindblom C.E.Politicsand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18.。当然，政治科学中的权力和权威的往往是与“利益的异质性”联系在一起的，“利益的异质性”体现了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显然，当社会的个体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一个社会就需要作出影响他们利益的集体政策决策，一个庞大社会中的个人、阶级、集团都具有内在激励去争夺权力与权威以获得反映他们偏好的社会选择。因此，政治就是研究作出集体选择的机制，研究权力和权威如何获得和执行可以被看作是使用什么样的机制作出集体选择的问题。同样，权力分析也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思维，只不过这里与权力相联系的“异质性”主要从行为主体角度而言，分析的是“异质性”带来的权力差异以及由此推动的制度变迁和收入分配等问题。

四、平均主义思维

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新古典经济学不仅集中关注既定社会结构下的个体行为和微观现象，而且将微积分等数学方法引入到经济分析中，以探究个体效用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从而采用并发展了边际主义分析方法。按照边际主义的分析方法，每个人都会理性地消费和生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也可以由理性导向一种精确的均衡状态；同时，由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个体的应得份额就由他所作出的边际贡献来确定，因而个体间的利益关系就被视为和谐的。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集中关注现实均衡如何形成以及现实分配如何决定，并由此发展出一套解释性学说，从而看不到经济现象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与此不同，政治经济学关注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社会制度、收入分配等宏观社会经济现象，这些宏观变量往往不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而是集体行动和阶级对抗的产物；因此，政治经济学更倾向于采取平均主义的分析方法，并以平均数为基准来分析个体的竞争行为和要素的流动*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体系与内容的重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9页。。平均主义方法分析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研究的是群体行为而非个体理性行为，从而很难得到精确的分析结果和均衡状态；不过，平均数却体现了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动大势，而这些又跟群体力量有关。一般地，诸如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等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动趋势根本上都与社会力量结构有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穆勒以及马克思等都认为，市场工资水平以及“工资基金总额”都取决于劳资阶级之间的斗争状况，而且，只有通过工人联合、法律保护等提高工人阶级的整体谈判力量，工资水平才会提高。

其实，现实世界中的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而不是劳动支出或产出贡献，而社会制度根本上不是个体较量的均衡结果而是集体行动的产物*朱富强：《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贡献的原则》，《经济学家》2014年第8期。。这也有两层含义：(1)制度的具体安排取决于相对立的集体间之力量对比；(2)集体力量对比的变化又会衍生出制度变迁的压力和方向。为此，康芒斯就将制度定义为“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将制度经济学视为“一种关于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人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论”*[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页。。在康芒斯看来，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来体现的，集体行动的意义就是为个体行动建立一个行为规则，指导和约束个人行动，从而更好地利用稀缺性的资源。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活动不只是个人力图使货币收益最大化的欲望推动的个人活动的总和，而且是有各种模式的集体行动，个人的经济活动与巨大的整体密切联系。一般地，集体行动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1)限制了个人的选择集，个人只有在特定的集体约束下才能自由选择；事实上，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个人的目的、偏好、价值以及行动自由度都受集体的影响，为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所塑造。(2)扩大了个人的选择集，个人借助集体行动的力量而提高自身的谈判能力。事实上，即使成人在雇佣市场具有自主行为的能力，他也需要依赖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才能实现自身的目的。穆勒写道：各阶级的人们有时会需求法律的帮助，使每个人确信其竞争者也会采取相同的作法，从而贯彻实施他们全体经过深思熟虑而取得的对自身利益的看法。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人们是不会放心大胆地实施集体的看法的*[英]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册)，胡企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55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集体行动，弱势阶层实现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从而更有效地实现自身目标。但是，这种目标和能力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框架下却是无法实现的，反而会为公地悲剧或集体行动逻辑所困扰。

显然，正是将个体行为置于集体行动之中，对收入分配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就产生了平均主义的方法要求，它注重对社会力量等影响因素做总体的剖析，热衷从具体的经验事实中进行观察和调查，并主张从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发现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就把经济问题视为动态的，关注如何创造财富、提高生产率和福利水平等问题，并从社会结构层面探究宏观现象(社会平均数)出现的深层原因。与此不同，正是将个体行为独立出来进行孤立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就发展了边际主义分析方法，它注重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把人类社会想象成物理世界那样的均衡状态并为此提供解释，从而强调想象力的训练。事实上，新古典主义则把经济问题视为给定数量的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关注任何考察范围内存量的细微上升所带来的变化，并集中从个体理性互动角度来对宏观现象进行均衡解释。正是由于分别采用了平均主义和边际主义两大不同分析方法，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危机上就形成了不同认知。一般地，那些具有深厚的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功底的经济学家往往更倾向于采用平均主义方法，从而更有能力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潜在性，早期对此提出告诫的如劳德代尔、马尔萨斯、西斯蒙蒂、马克思等都是如此；相反，那些抽象思维能力很强而热衷于数学推理的经济学家则热衷于使用边际主义方法，从而几乎都否认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如早期的李嘉图、萨伊、穆勒和边际效用的先驱古诺、杰文斯以及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大都如此。

可见，只有通过对群体权力以及集体行动的剖析，才能更好地认识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更好地认识市场主体的关系属性以及相应的收入份额，因而平均主义就成为分析社会结构问题的重要思维，并为政治经济学提供方法论指导。一般地，基于还原论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运行的关注以及采用的思维主要体现为这样两方面：(1)基于边际主义方法分析孤立个体的效用最大化行为；(2)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考察微观经济行为所衍生的宏观社会均衡结果。与此不同，基于异质性思维，政治经济学采取了不同的认知：(1)它认识到市场主体所拥有的权力存在差异，而致力于剖析供求关系背后的权力因素；(2)它采取平均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考察社会权力结构对社会经济现象以及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事实上，由于研究的对象是生产组织以及社会系统，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仅关注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对总产品增长的影响，而且使用权力结构和平均分析法来研究阶级或群体力量之间的对抗关系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从而关注宏观社会经济以及社会制度变革问题。而由于将研究对象转向了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则不仅局限于寻找使既定生产要素得到最佳配置并使消费者满足最大化的途径，而且使用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来分析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将分配理论视为一般价值理论的一个方面。显然，基于平均主义方法并不能得出单个要素的边际贡献或份额，平均份额也是社会力量进而是社会制度的函数，从而不是固定的或可计算的；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致力于通过社会制度分析来探究每个人份额的现实限度，并剖析社会制度变革对工资份额的影响，同时提出通过赋予集体谈判权来壮大单个弱势者的力量。

五、辩证综合思维

基于自然主义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将世间万物视为相互独立的，任一个事物都是外在于另一事物的“他者”，是时间上在先之物所决定；这样，它就将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割裂开来，将整体化约为一个个孤立的部分，从而就形成了明显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同时，由于现实世界的现象被置于一定不受外界干扰的静态环境中，社会现象就被归结为纯粹的数量本质，事物之间的联系被归结为数与数之间的联系；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求诸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借助观察、抽象和实验获取纯粹“事实”及其数量联系，从而就形成了基于形式逻辑的推理思维。正是基于这种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从个体行为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结果来解释和分析宏观社会经济现象，从个人行为以及该行为所依赖的特定条件或范围中演绎出整个经济学理论。同时，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形式逻辑，新古典经济学还形成了基于假设—演绎的分析框架，并基于不同的先验假设而得出了不同结论。

然而，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形式逻辑分析思维却存在明显的缺陷：(1)个体主义分析忽视了个体行为的加合效应，因为社会组织一旦形成就可能具有相对于其组成个体的独立性，具有独立的内聚力、秩序和结构并产生独自的目标和利益；(2)形式逻辑必然导致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对峙，因为如果个体在碰到相同的约束条件时，都会作出相同的选择，关于选择的个体主义的特征也就不复存在了*朱富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反思》，《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2期。。正如波普尔所说，“每个集体都有一部它自己的历史，而且它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的历史”。同时，“社会集体决不止于是它的成员的单纯的总和，它也不止于是任何时候都存在于它的任何成员之间的纯属个人关系的单纯的总和”*[英]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那么，如何解决这一思维局限呢？这就需要考虑世间万物的整体性，需要剖析事物内部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这就是反原子论的整体主义要求。同时，这些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从不同维度提供了社会事物的认知，并且每一个理论都突出了对方的不足而具有新颖性和启发性。问题是，也正因为这些认知都是基于不同的侧面，从而又必然是片面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些认知的片面性呢？一般地，这就需要对这些不同的思维和知识进行契合，这就是综合的分析思路。显然，将整体思维和综合分析相结合的就是辩证逻辑。

首先，辩证逻辑本身就建立在总体性范畴之上。本质上，辩证法是看待事物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它强调分析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而不是将事物整体割裂开来分别研究。一般地，这种整体性思维有两大基本特征：(1)它认为，任何组织都有其独特的目的、需要和发展轨迹，从而关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演进性，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思维；(2)它强调，作为社会整体一员的个人无论利益偏好或行为选择都不能独立于社会环境，从而关注个体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效应，具有明显的系统性思维。譬如，我们在分析个人选择行为时，就应该将之放在一个更一般的框架下展开分析，并从众多个体以及组织的目标、行为方式以及合力中理解市场经济现象。也即，它一方面强调整体存在于部分之中，另一方面又强调整体赋予部分以地位、意义和方向。这就是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思维，也是辩证逻辑的基本特质。卢卡奇强调：只要你根本上放弃了总体性的观点，你就肯定会舍弃辩证法的出发点、目标、假定和要求，这是必然的*[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33页。。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部均衡以及形式逻辑分析恰恰放弃了这种“过程”观和“关系”观而囿于“常识”观，因而是与辩证逻辑相对立的。同时，辩证法体现了从整体到部分的研究路线，而这也与新古典经济学基于个体合成整体的分析路线相反。奥尔曼写道：非辩证的研究从某个小部分开始，并试图通过建立这个部分与其他同样的部分之间的联系来重构更大的整体。与此不同，辩证的研究从整体，即从系统或从人们对系统所能达到的理解开始，继而进入对部分的研究以便了解它的合适位置及发挥作用的方式，最终达到了对作为出发点的整体的更充分的理解*[美]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錠、何霜梅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8，6—7页。。

其次，辩证逻辑注重知识和思维的有机契合。流行观点认为，随着人类知识的膨胀以及学科的分化，不同学科的学者不得不集中于某一领域的研究，乃至同一学科的学者也不得不进一步集中于更细的亚领域的研究；不过，如果将各自领域研究中所得到的认识加总起来，就可以形成对社会事物的全面理解，或者说可以不断接近事物的内在本质，这就是时下受到鼓吹的“跨学科”研究。那么，这种“跨学科”研究是否具有受到宣扬的那种价值？卢卡奇认为，从个别立场出发“没有任何办法能把这种个别性引导到总体性，充其量这里只有一些把它引向专业领域方面，仅仅是支离破碎的部分和空洞无物的‘事实’，或者是达到抽象、特殊的规律的道路”*[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32页。。根本上，这种“分立”式研究所获得的认知并不是系统性的，而是机械的，从而必然无法真正深入到事物的内在关系。奥尔曼指出：“从一个或几个假定的独立部分开始的研究，必然会假定一种对含义造成相应歪曲的分离，以后任何联系都不能克服对含义的这种歪曲。这样，有些东西就会被遗漏，有些东西就会被置于不适当的位置，而且，由于没有任何评价标准，这些遗漏和错位都不会被认识到。被称为‘跨学科研究’的东西就完全是在探讨不同领域的这种缺点的总合。与一经损坏就再也无法修复的东西一样，一个其职能部分一开始便被作为彼此独立的部分来对待的系统就再也不能在完整的状态中被重构了。”*[美]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錠、何霜梅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8，6—7页。事实上，马克思曾指出，只看到事物的一面——或者是同一的一面，或者是相异的一面，这实际上是基于形式逻辑就能发现的常识性东西，但辩证法将此仅仅视为分析的第一步，关键是要分析这种同一性和相异性如何结合在一起，从而推动事物运行以及以某种方式呈现的。这意味着，只有在对所有相关知识进行有机契合的基础上，才能有系统性的研究和认知，才能挖掘出了事物的内在关系，而这正是基于真正的辩证思维。

显然，这种强调综合和整体的辩证思维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特定假设下的分析思维存在根本性不同。科恩就说，广义上的“分析”思维都是反对辩证思维的，狭义上的“分析”思维都是反对整体思维的*[美]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页。。但是，强调综合和整体的辩证思维却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经济现象。事实上，人类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世上万物间的关系也是内在的。正是由于世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方面促进了事物个体和世间万物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变动着的事物不会朝单一方向永恒发展；因此，需要从构成整体的内在关系中探究事物的性质和变动，而不能静止和割裂地看待每一个孤立的事物。同时，要揭示社会事物的变化规律，要挖掘事物之间的正反转换轨迹，就必须将该事物置于更广阔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系统背景中，需要剖析事物内在的矛盾关系，需要分析对立面之间的相互渗透，这就是辩证逻辑的思维。奥尔曼写道：“辩证法用关于‘事物’的‘过程’观(包含着事物的历史和可能的未来)和‘关系’观(把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当作该事物本身的一部分)取代了关于事物的常识(认为事物有其历史，但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外在的)，并以这样的‘过程’观和‘关系’观重构了我们关于现实的思想。”*[美]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錠、何霜梅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8，6—7页。显然，只有基于辩证逻辑的思维，我们才能系统地、整体地考察社会事物的变化轨迹，才能更好地认识作为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的结构，才能深入地剖析真实的世界。

可见，辩证逻辑是批判性审视现实的思维基础，更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究其原因，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而只要将组织的运行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就必须采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辩证分析思维。例如，在探究企业组织的发展史时，就必须剖析雇主力量和雇佣者力量之间以及被雇佣者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引发的对立运动。显然，市场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因而在分析人类行为时，必须把人的活动置于具体社会关系背景中，需要考虑群体活动和社会环境的制约，需要考虑群体中成员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事实上，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社会学，都在一定意义上采用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分析思维。例如，传统政治学就把集团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整体的角度分析其政治行为与社会行为。同样，绝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多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具有明显的整体性观念，都致力于探究广泛的社会性需求而非狭隘的物质需求，都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下的社会发展和制度改革问题。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个体，不再关心社会结构问题而集中分析既定制度下的个体行为，并且还集中在物质资源配置的工程学领域；相应地，它就舍弃了整体性的分析，从而也就放弃了辩证逻辑的思维。当然，随着新政治经济学重新将政治领域以及公共品等问题纳入分析，它也重新引入和发展了集体决策和整体性思维。

六、本质主义思维

通过将研究对象转向个体，新古典经济学集中分析私人领域的个人行为和资源配置问题；同时，基于资源配置这一工程学内容，新古典经济学拓展了功能主义分析思维：从外部关注可变量之间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强调经济现象的存在表现以及现象之间的联系。功能主义的基本做法是：把一个变量的变化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并基于特定的引导假定和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提供某种解释。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支配下，一方面基于统计信息来检测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数量关系来取代实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数理逻辑来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性，以函数关系来代替因果关系。同时，功能主义的解释特性是，从一个先验假设来分析可变量之间的关系，因而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往往只是在其可能性框架中的特定位置中获得其意义。相应地，基于功能主义思维，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在供求框架下分析社会制度的成因，从而就将现实制度合理化了；另一方面根据成本—收益来分析每一个供求行为，从而把个体行为简单化和合理化。显然，功能主义的根本特点就在于，用行为的实际结果来解释行为，试图通过阐述其中的有益结果来解释行为的意图。问题是，结果并不总是能够反映意图，因为意图和结果之间往往存在其他干扰因素。相反，要真正理解人类的行为，就必须关注行为内含的意向性，通过意向来分析行为，并从行为结果与意向结果之间的差异中剖析其他干扰因素，这就是本质主义的研究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只有挖掘事物的本质，发现现状与本质间的不一致性，才能认识事物的异化以及现实存在的问题，才能真正“认识和改造世界”。

其实，辩证逻辑思维的第一步就是本体论，探究社会事物究竟是什么，这也就是事物的本质问题。那么，如何认识社会事物的本质呢？一般地，本质体现了事物内在的根本性质和稳定的内部联系。而这种特性隐藏在纷繁芜杂的表面特征和外部联系的背后，需要借助高度的批判性思维才能得以认识和发现。同时，社会事物的本质也不同于自然事物：后者主要取决于它的实在结构，而这种实在结构往往是稳定的；前者更主要取决于相关主体的意向性和目的性，而这种意向性和目的性则是变动的。进一步地，如何认识与社会事物相关的意向性和目的性呢？一般地，我们可以将之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创造社会事物的相关主体的原初目的，二是主导社会事物发展的相关主体的附加目的。基于不同的意向性和目的性，对社会事物的本质就产生了两种理解思维：(1)将事物本质视为是不变的，它将事物本质与原初目的联系在一起；(2)将事物本质视为是可变的，它将事物本质与衍生目的联系在一起。例如，马克思认为，事物的本质会随着其目的而发生变化，如人的本质就由人的活动所塑造的并体现在其所处于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的选择决定了其本质，通过行动去争得了其生命意义。为此，萨特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先于本质”说：本质先于存在只适用于物，而不适用于人；相反，人的存在先于他的本质，因为他必须先存在然后才创造他自己*[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相应地，要理解一个社会事物的本质，就应该且可以从两个层次着手：基于原初目的的第一层次和基于衍生目的的第二层次。

同时，只有将两个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而系统地认识社会事物的本质。这里以企业组织为例加以说明。首先，从起源上说，企业组织的本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生产协作系统，其发展目的在于追求组织运行的有效性。从这个层次上说，任何破坏其合作性而将之作为一方控制另一方的工具，或者脱离组织的有效性而追求特定个体目的的举措，都可以视为对企业本质的偏离，是一种异化。其次，从演化上看，现代企业在法律上往往被界定为出资者所有，其运行目的在于追求资本的效率。从这个层次上说，任何破坏其盈利性而损害股东利益的举措，或者脱离股东的控制而追求其他目的的举措，都可以视为对企业本质的偏离，是一种异化。既然如此，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企业组织的本质并由此来检视企业的现实形态呢？这就涉及我们观察问题的视角。一般地，基于实用主义视角，现实的法律规章就界定了观察和审视企业运行的基本标准，这也是保障有效实践的现实需要；相反，基于理想主义视角，还需要对现实法律规章进行审视，检视它是否偏离了本质，这是引导未来变革的前瞻探索。当然，不可否认，事物发展过程中确实也会发生质变，这导致事物在保留原有结构和形式的条件下注入了不同的目的。例如，早期的国家根本职能是稳定社会秩序，而现代国家则需要提高公民的社会福利。再如，当保留在人们手中的少量货币被用于消费支出时仅仅体现为具有等价支付功能的消费物，但当货币积累到一定数额并被用于投资支出时就成了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发生质变的事物已经不再是原有事物而成为另一新的事物，这更加需要运用本质主义思维来揭示事物的这种变化，需要撇开形式来看实质，透过现象来看本质。

可见，本质主义将人的认识从关于“可见事实”及其功能关系的常识中解放出来，从而构成了分析真实世界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维。事实上，本质主义也是辩证逻辑衍生出的基本思维要求，只有揭示出事物的本质，才能洞悉事物间相互依存以及相互作用的过程，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现实状态并加以评估。同时，要探究社会事物的本质，就需要从行为意向性和目的性角度来把握，而行为目的的改变则会导致本质的变化。正是基于行为的意向性，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区分基于数理逻辑的理性选择与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可以更好地识别行为结果与意向结果间的差异，更好地认识侧重事实材料以及外在联系的功能主义分析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可以更好地从内在联系来分析社会事物的变动过程及其未来发展。因此，政治经济学就应该抛弃功能主义而采用本质主义的分析思维。同时，要真正揭示社会事物的本质并剖析其异化状态，根本上应该基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视角，而要防止受短时观点和机会主义的误导。正是基于社会发展的视角，马克思从人类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意识而展开的自由生产中提炼出人的类本质，而把现实世界中将劳动作为维持肉体生存手段的生活视为类本质的异化；将劳动者之间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视为合理交往和自我实现关系，而将劳动者与产品占有者之间的控制关系视为一种异化的社会关系；同时，从劳动关系把握私有财产的本质，进而从财产关系中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马克思并没有将任何时期嵌入人类目的尤其是个别目的的社会事物都视为合理状态，同时，也没有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会自动地促使事物本质的不断呈现，这仅仅是黑格尔的“倒立的辩证法”思想。显然，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学者，应该基于多层次视角尤其是社会发展视角来探索社会事物的本质，应该基于批判性思维来审视理念与存在之间的异质性，从而有助于引导社会事物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七、社会异化思维

基于还原主义和形式逻辑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主体视为同等且完全理性的行为者，其根据给定的社会环境而选择最大化个人效用的策略；同时，基于可理性策略的分析，个体间的自由互动就会导向市场均衡，这种均衡状态也是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最优，从而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就为现实、为市场辩护：这不仅体现在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自然选择说直接从生物界引入到社会界，而且还发展出了“无形的手”原理、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三大定理、科斯中性定理、边际生产力分配净尽定理、利益和谐论、有效市场说以及“as if”假说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基于理性选择和供求均衡分析为社会现实提供解释，并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实证主义而将实存合理化，从而为现实制度和市场机制辩护，为既得利益者和强势者行为辩护。与此不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主要关注公共领域的社会事务问题。显然，组织的发展以及公共事务不是孤立个人基于理性选择所能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广泛成员参与的共同作用。那么，社会共同作用下的社会组织及公共事物究竟会如何发展呢？一般地，尽管参与社会互动的每个个体都对公共事务产生了影响，但每个个体所施加的影响力却是不相等的，这主要取决于个体本身的力量。显然，强势者所能施加的影响力往往更大，因而公共事物以及社会制度的发展就主要体现了强势者意志、偏好和利益，乃至会逐渐偏离了它的内在本质和原初目的而损害其他弱势者的利益，这就是广泛存在的社会异化问题。

其实，本质主义思维体现了辩证逻辑的本体论，社会异化思维则体现了辩证逻辑的认识论，它关注如何组织我们的思想来认识世界；同时，本质主义思维也为异化观思维的应用打下了基石，只有认识事物的本质，才能洞悉现实的异化。一般地，人类世界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公共性，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为此，我们的研究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实事物的描述和解释，而是要剖析现实事物何以如此的成因，并对它的合理性进行评估。这也意味着，真正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现实事物所呈现的表象，而是要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其中，自然事物的本质根本上体现在它的实在结构之中，而社会事物的本质则体现在它的原初目的之中，因为社会事物在创造之始就渗入了人的意向性和目的性。同时，社会事物一旦创立出来后，在发展过程中又会受到不同利益和偏好的个人或群体的作用，从而会逐渐偏离它的原初目的，这就造成了现象(实在)与本质的分离。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对这种现象—本质的二元性进行识别和挖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3页。例如，就企业组织而言，就不能将目前展示出的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股东价值观当成“不言自明的”本质，相反，从协作系统角度可以发现利益相关者社会观更接近企业的本质。为此，马克思强烈批判当时的庸俗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像宗教信徒一样将假象当做独立的实际存在。相应地，马克思致力于对商品、货币、资本等本质的揭示。马尔库塞则强调：“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差别乃是马克思的方法的一块基石。”*[美]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张翼星、万俊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显然，现实状态与本质的偏离也就意味着事物的异化，而本质则为异化的现状提供了一个判断基准。同时，异化也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存在，从而赋予改造世界的任务。为此，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相应地，马克思学说的根本任务就在于识别偶然性的表象并挖掘隐藏其后的本质，致力于向人们披露已异化的社会状态的本来面目，从发展进程中探究人类社会的正义诉求。就经济学而言，由于社会经济现象是由不同个体的互动产生的，经济学研究就必须揭示个人互动如何产生了特定的社会制度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它的合理性如何？未来如何发展？等等。正是基于这一研究对象和分析思维，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诸多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往往不承认社会现状的合理性，而是认识到现实制度往往只是体现强者的意志和利益，是对社会事物之内在本质的异化；为此，他们致力于对事物本质的探究，不仅以本质来评估现状，并以此作为社会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方向。相应地，将异化思维契入对具体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分析之中，就发展出了一条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首先是透过现象探究事物的本质，其次是分析现状对本质的偏离及其成因，再次是关注异化现状下的行为及其危害，最后是寻找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显然，基于社会异化观以及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的结合，我们就可以将基于“是什么”的实证分析和基于“应该是什么”的规范分析结合起来，不仅对事物的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进行挖掘，而且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角度对社会异化进行剖析；同时，对本质的认知不仅确立了分析现状的参照系，而且还为社会改造指明了方向或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异化观思维使得我们的研究不是停留在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上，而是能够深入地剖析社会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可见，社会异化思维是辩证逻辑思维的拓展，是深层次认识社会现象的基本切入点，并为对现实世界进行评价尤其是批判性审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也成为政治经济学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特色。异化的本义是成为“他者”，是指社会事物的发展偏离了其原初目的，从而必然表现为现象与本质间的脱节。相应地，异化观思维就潜含了前面所述的一系列方法论要求：不能受制于还原主义的理性分析框架，而是要剖析行为主义的异质性以及权力结构；不能局限于边际主义的供求均衡分析，而是要透过集体权力变动来探究宏观供求关系的演化；不能简单地固守原子个人主义思维而将个人行为与他人反应隔离开来，而是要有将社会经济现象视为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离有机体的整体性思维；不能基于特定的理性分析框架展开形式逻辑的演绎，而是要考虑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带来的对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异化观思维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学说以及马克思经济学中。马克思经济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剖析了现实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并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等角度来改革现实社会制度。相反，由于缺乏异化观思维，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往往无法深入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仅仅停留在事物的外在表象和事物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同时，它通过设立一个既不现实也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先验假设，以此作为参照系来对现实中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各种行为进行刻画和解释，并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实证主义而将现实合理化。结果，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看不到现实社会经济中的问题，看不到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而且也提不出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治本措施，从而无法为现实改进提供理论指导。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失去了改造世界的基本能力和目标，乃至最终蜕变成了一门纯粹的公理体系或工艺学。

八、批判理性思维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框架，新古典经济学又深化了肯定性理性思维，并通过供求均衡分析框架来为社会现实提供解释，从而看不到现实行为的非理性一面。一般地，肯定性理性具有两大特征：(1)相信人的理性而肯定人类的能力，它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并把现实视为一种理性的、因而从理智上可理解的结构；(2)将真理和(现实的)存在等同起来而肯定现实的合理性，它将真理视为一种价值准则，并认为存在比非存在更为可取。然而，肯定性理性思维的两大内涵之间却存在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对人类理性的肯定极端化就发展为，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洞察杂乱无章世界背后的明晰秩序并设计出完美秩序，从而产生了唯理主义；另一方面，对现实世界的肯定极端化就发展为，将自由竞争市场所呈现出的视为展示上帝意志和理性精神的自然法则和正义秩序，从而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新古典经济学也内在了思维的紧张和逻辑的断裂：一方面，基于理性选择框架进行可理性策略分析和数理建模，并以此来设计理想社会和引导社会制度变革；另一方面，将现实世界都预设为理性个体互动的结果，并由此丧失对现实世界好坏的辨识力，倾向于将社会存在和社会制度合理化。那么，如何化解现代经济学思维上的矛盾和紧张呢？这就要引入否定性理性以及批判理性思维。

其实，否定性理性和批判理性思维体现了辩证法的本质，因为否定是事物变化和运动的源泉和动力。相应地，辩证逻辑目的在于揭示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从而就必须对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加以审视。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面前，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年，“第二版的跋”第Ⅹ，ⅩⅫ页。。一般地，否定性理性具有相反的两大特征：(1)对人类能力的怀疑。人类理性并不能完全认识宇宙问题，更不要说鉴别更为复杂的道德和政治问题。(2)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真理和谬误都是存在或实在的一种状况，而非存在则是一种潜能，是对存在的一种威胁(破坏)。显然，由否定性理性衍生出的对待现实世界的基本态度就是批判理性思维。按照批判理性思维，真理是存在和思想的一种状态，而思想则是存在的表达和显现。相应地，只要人类不是生活在真理之中并与真理同在，达到真理就仍然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因此，辩证法的批判本质是以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而非统一性为出发点，对统一性的否定以及由此对异质性的捍卫构成了辩证法批判本性的深层根据*贺来：《“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与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这是马克思辩证法相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也是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重大发展，并将之用于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之中。马克思写道：我的辩证法的方法，在基础上就不只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方法不同，而且是它的正相反对。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现实事物不过是它的外部现象。反之，在我看来，观念性的东西却不过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了位并且变了形的物质性的东西*[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年，“第二版的跋”第Ⅹ，ⅩⅫ页。。

同时，否定性理性也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根本特性。究其原因，人类理性根本体现在考虑问题的长远性和追求利益的整体性，并且呈现出这样两大特点：(1)人类这种理性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一个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2)在任何时期，人类理性都存在绝对的有限性，它不能实现永恒的利益最大化，无法构建出一个永恒而完美的未来秩序。 很大程度上，理性是从感性以及知性发展而来的，相应地，人类理性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往往体现为两个层次：首先，它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具有不断发掘和反思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具有强烈的否定性和批判性特征；其次，它体现为对未来世界的探索和构建，尤其是通过干中学来纠正和完善现有秩序，从而体现为向肯定性和建构性理性演进的特性。因此，真实的人类理性与其是说肯定和建构的，不如说是否定和批判的。按照否定性理性和批判性思维的观点，就形成这样的社会认知观：(1)本质的潜能不同于既定行为领域中的诸多可能性，真理和现实之间就存在差距，从而产生了“是”与“应当”之间的紧张，这体现了矛盾的辩证思维；(2)考虑到人类实践，历史内容就进入到辩证思维之中，它将思维结构与实在结构联系在一起，因而本质和现象之间、“是”和“应当”之间在本体论上的紧张关系就变成历史的紧张关系。显然，人类理性的根本功能就是对现实的真理性进行识别，从而不断缓和这种紧张关系而推动社会进步。

可见，批判理性是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根本思维，也是审视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思维。事实上，只有基于批判理性思维，才能对社会事物作系统的本体论探索，才能深化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才能促进科学理论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地，看待理论和世界有两种理性思维：(1)肯定性理性思维，它为现实进行辩护；(2)否定性理性思维，它对实存进行批判。显然，无论是哈耶克的社会进化思想还是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都是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相反，真正的辩证法则根基于否定性思维，会看到对立统一的斗争所产生的演化和内卷化这两类人类世界和历史进程进行批判性审视。正是在否定性理性基础上，波普尔等进一步发展了批判理性主义：一方面，它主张对人类理性应该采取批判态度，通过不断的证伪、否定、批判而促使科学理论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它将“猜测与反驳”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研究，通过理解、改变甚至颠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直接经验的世界，而使得它的真实面目得到显露。亦即，要真正实现“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就不能基于“理性=真理=实在”公式而将现实合理化，而是要运用批判理性思维对实在的真理性或谬误性加以识别。然而，随着实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流行，经验世界逐渐成为肯定性思考对象，它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塑造出了单向度的人和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和自然主义思维，新古典经济学信奉自然和谐一致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将自然世界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拓展到人类社会中；相反，根植于否定性理性思维和社会利益冲突观，政治经济学将社会制度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都视为力量博弈的结果，而力量均衡往往体现了强者的意志和利益，从而不承认现状的合理性，并从根本上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

九、尾论：七大基本思维的意义

本文总结和归纳分析真实世界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发展的七大基本思维，它们分别对应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流行的还原主义思维、平等主义思维、边际主义思维、形式逻辑思维、解释主义思维、功能主义思维和肯定理性思维。这七大思维表明，要理解一个社会事物，不仅要依其所是去理解，更需要在其变成异其所是的过程中理解；相反，如果只是关注社会事物的表象，并以其留下的某些“直接”证据进行解释，必然会将这种实存事物合理化，从而会严重地误导我们的视野和认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就举过一个例子：半人半魔的卡库斯居住在一个洞穴中并在晚上出来偷牛，他往往拉着牲畜的尾巴拖回洞中，因此，寻找牛的人们往往根据牛的脚印而得出结论：这些牛从他的洞穴出发而走到地中央消失的。现实世界也是如此，充满了假象，因而就需要我们以正确的思维去审视和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显然，正是基于上述七大基本思维，我们就能逐层深入地对真实世界进行剖析，就能透过现象挖掘事物的本质，就能对各种实然存在加以判断，就能清晰地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从而真正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最终实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

同时，基于这七大基本思维，我们也就可以系统地审视当前经济学界流行的思维逻辑，可以全面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刻地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真正摆脱常规范式的思想束缚，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譬如，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机制下的收入视为劳动的报酬，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有效的。究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分析思维：(1)基于自然主义和还原论思维，它将异质性市场主体还原为同质的原子个体，从而就看不到人际间的权力不平等。(2)基于平等主义和边际主义思维，它借助边际生产力原理而将分配理论嵌入到生产理论之中，从而就看不到现象和理想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地，(3)基于形式逻辑和功能主义分析，新古典经济学打造出了一个逻辑化的市场机制，通过均衡分析来反映个体行为选择中的理性，从而鼓吹根本不存在的纯粹自然市场。(4)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到生活世界中，将现实存在的就视为合理的，从而看不到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异化问题。

然而，如果我们更真实地审视社会现实，认识到市场主体是异质性的，那么如何会认为他们在纯粹市场竞争中拥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和市场权力？既然权利和权力是不平等的，又如何要求他们在同一市场规则下进行“平等”的竞争？如何要求他们承担相同的社会义务？同时，如果市场主体所拥有的市场权力是不平等的，又如何会认定基于力量的博弈结果将实现公平的收益分配？如何认定基于博弈均衡所达成的社会制度是公正合理的？尤其是，现实社会经济的变动往往体现了集体力量的作用，其中容纳的个体“自由”选择度究竟有多大？显然，上述一系列的质问就提醒我们应该采用结构主义和批判主义思维。一般地，从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入手可以剖析市场经济中的权力结构，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中又可以揭示现实市场中的分配规则，从集体行动中则可以考察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个人选择的限度；同样，基于整体性范畴可以全面地认识作为相互联系的社会系统一部分的市场客体的特征以及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市场主体的行为，基于辩证逻辑思维可以深刻地认识主体行为与市场结构的互动和联系，基于本质主义思维可以清楚地揭示出现实市场与其本质功能之间的脱离，基于社会异化观思维可以洞悉市场扭曲性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发展的走向。基于上述分析，就可以建立更广泛的分析视角去理解真实市场的运行逻辑及其合理性。

可见，上述七大基本思维为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理顺了逻辑，它也是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的具体体现*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正是基于这些思维，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和剖析现实世界，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切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庸俗性。譬如，基于理性行为和边际主义原则，庸俗经济学者往往将市场收入分配视为合理的以及将财产所有权视为不可侵犯的，因为它们都是来自于所有人的劳动和节约。例如，巴斯夏就对那些拥有产权和闲暇的人说：你们心安理得地生活吧，不要害怕，也不要有所顾忌。在这个世界上劳务权是你们仅有的产权，这种产权是用你们忠实提供的和你们的兄弟自愿接受的劳务换来的。这种产权是合法的……它是和自然的本质相联系的，并滋生在一起的*[法]巴斯夏：《和谐经济论》，许明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但是，基于权力结构分析和批判性思维，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富人们所占有的财富与其说是个人勤劳节俭的结果，不如说是剥削、掠夺和转移的结果。在15世纪的英国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从公有地上偷鹅的男人或女人，遭到了法律的监禁；而偷窃公有地的大恶棍，却公然逍遥法外。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几乎已经蜕变成了研究从公有地上偷鹅的人的学问，而放弃了研究偷窃公有地的人的学问。之所以如此，研究前者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只需要基于理性经济人以及肯定性思维做静态的分析；相反，后者的研究则要困难得多，必须剖析公有地的历史演变，需要运用结构主义和批判主义的思维。

【责任编辑：许玉兰；责任校对：许玉兰，杨海文】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1.013

作者简介：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大学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广州 510275 )。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制度分析的方法论比较及其实践效应”(GD12CLJ02)

*收稿日期：2015—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