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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变形记”*——丁玲短篇小说《诗人》的白俄叙事

2016-01-28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1期
关键词:白俄丁玲变形

杨 慧

“诗人”的“变形记”*——丁玲短篇小说《诗人》的白俄叙事

杨慧

摘要:创作于1932年9月的短篇小说《诗人》,不仅是丁玲第一部以外国人为主人公的小说,也是其写作的第一部乃至唯一一部白俄主人公小说。在这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白俄诗人形象被塑造出来。通过剖析小说中有关罢工斗争的细节描写,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的比勘,可以确定《诗人》的故事背景是1932年8月上海“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大罢工。这一历史事件在小说中的“文本化”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激发了丁玲由来已久的“反帝”意识,并直接开启了这一以白俄“工贼”破坏罢工为核心事件的白俄叙事。而通过主人公白俄诗人身份的设置,丁玲切入并回归了自己谙熟的革命时代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命运题域,从而有效地规避了与工农题材相隔阂的叙事风险,赋予了这一白俄主人公鲜活的“中国”生命。丁玲在形塑“诗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这一系列“变形”,深刻揭示了其作为革命作家坚定的现实主义品格以及经过文化革命实践检验与淬炼的主体意识。

关键词:丁玲 ; 《诗人》; 白俄; 罢工; 变形

1932年9月3日,已是党的革命文学“阵营内战斗的一员”的丁玲①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7月。完成了又一篇普罗小说——《诗人》,并将其发表于当年11月1日的《东方杂志》第29卷第5期;翌年6月,这部小说又被丁玲改题为《诗人亚洛夫》,收入现代书局版短篇集《夜会》。这部以白俄“工贼”亚洛夫为主人公、以上海公共汽车公司罢工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在国内学界的丁玲研究中虽然常被提及,但却并未受到重视:它往往与《夜会》集中的其他短篇一道,被归入“算不上精品,不可能传世”之类②参见杨桂欣:《丁玲评传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1年,第92页。,附在丁玲“向左转”的标志性文本《水》之后,继续为这一从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向中国共产党革命作家的转向添加注脚。若以丁玲“向左转”的“目的论”视之,上述论析可谓言之凿凿,并且得到了丁玲1933年一次自述的支持:既然作为“向左转”标志性作品的《水》尚且是一个留有诸多遗憾的“潦草的完结”,那么隐没在《水》阴影之下的《诗人》,则更难免让作家觉得“无话可说”,乏善可陈③参见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页。。然而,如果回到1930年代初的历史语境,特别是将《诗人》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白俄叙事的文学版图之中,我们将会发现,《诗人》在丁玲的文学脉络中占有非常独特的位置:首先,《诗人》是丁玲第一部以外国人为主人公的小说,也是其唯一一部以流亡白俄为主人公的小说;其次,放眼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白俄叙事,丁玲的《诗人》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白俄“诗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因而,当我们继续追问:处于“向左转”中的丁玲缘何要写作这样一部以外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并且在塑造一位诗人身份的白俄流亡者时,上述的“开端”与“唯一”即凸显出它们在丁玲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进而言之,继《水》之后,《诗人》再次生动展现了丁玲 “向左转”程途中复杂而深刻的文学调试,因而具有标本性的重要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讨。

一、再说“丽莎”:左翼文学白俄叙事的批判性重述

考究起来,蒋光慈1929年3月开始连载于《新流月报》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可谓中国普罗文学白俄叙事的肇始。随后,《新流月报》又接连刊发了钱杏邨的《那个罗索的女人》和徐任夫的《音乐会的晚上》。不仅如此,同年10月,冯乃超的《断片——从一个白俄老婆子说起》在《现代小说》发表;次年3月,莞尔的短篇小说《“祖国”》刊载于《大众文艺》,普罗文坛由此形成了一波白俄叙事的小高潮。然而,因为流露出对于主人公白俄贵族妇女丽莎流亡命运的同情,《丽莎的哀怨》成了普罗文学的反面典型,受到中共党内的严厉批判,甚至成为1930年10月蒋光慈被开除出党的主要罪状之一*有关普罗作家及蒋光慈之白俄叙事的初步研究,可参见拙文《白俄与普罗文学的革命叙事》,《读书》2011年第6期;《作为革命的哀怨——重读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越界与革命——重读蒋光慈〈丽莎的哀怨〉中的丽莎形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而随着对《丽莎的哀怨》批判的深入展开,白俄叙事遂成为左翼文坛高度敏感且“极难于把握”的话语禁忌*参见燕紫:《文史 没落》,《京报·诗剧文》1934年12月29日。,以至于在此后两年间归于沉寂。直到1932年11月,丁玲发表了短篇小说《诗人》,这一旨在揭批白俄“工贼”之恶的文本成为普罗文学白俄叙事的一次强力回潮。而丁玲不仅对以“恋爱与革命冲突的光赤式的陷阱”*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全集》第7卷,第16页。著称文坛的蒋光慈及其争讼不断的《丽莎的哀怨》非常熟悉,而且通过《诗人》的写作进一步批判和清理了《丽莎的哀怨》的“错误”思想。作为这一批判意识直接而鲜明的表达,丁玲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忠于旧帝国,而恨中国工人”的白俄妓女,她是亚洛夫的反革命后台之一;最为关键的是,她的名字也叫“丽莎”,显而易见,“这是作者有意的要说明蒋光慈所作《丽莎的哀怨》的主人翁丽莎的表现是错误的这一意见”*参见杨邨人:《丁玲的“夜会”》,张白云编:《丁玲评传》,上海:春光书店,1934年,第118页。按,该文原载于《时事新报》之《星期 学灯》第40期,1933年7月30日。。

既然以《丽莎的哀怨》为批判对象,《诗人》的白俄叙事自然彻底摒弃了前者的“同情”基调,进而展现出坚定的革命理性。在小说中,白俄妓女丽莎虽不再是小说的主角,她和她的妓女生活都退居幕后,但却是主人公亚洛夫坚定的“后援”和“榜样”。首先,丽莎是亚洛夫一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亚洛夫全家一度依靠其妻安尼为丽莎做保姆过活。而亚洛夫一家对于丽莎的依附其实不过是流亡中国的白俄社群依附帝国主义生存链条的一小段:“作者以最揶揄的笔触描写了亚洛夫和其他的白俄流亡者是一批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小偷、妓女和可憎的寄生虫。他们没有帝国主义支持,就活不下去。”*[美]加里·约翰·布乔治:《丁玲的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一九二七——一九四二)(节译),收入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7页。其次,丽莎以慷慨和无私的反苏援助——她把卖淫所得大部用来捐献白俄反苏组织,甚至将自己的情人和弟弟都“赶到满洲”,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卵翼之下投效白俄反苏复国运动——彰显着白俄社群反动的阶级本质。换言之,以丽莎为代表的白俄反革命集团鼓励和支持了原本软弱的亚洛夫。因此,她在得知亚洛夫因充当替工之工贼而被罢工工人殴伤后,送给亚洛夫小刀的行动,就有了授勋或者誓师的象征意义。而出院复工的亚洛夫常常“去摸小刀”, 并且加入了上海白俄一个专门对付工人的团体*参见丁玲:《诗人》,《东方杂志》第29卷第5期,1932年11月1日。,果然堕落为顽固的反革命分子。

不仅如此,对于《诗人》这部作品,我们除了注意到丽莎身上所负载的反革命符号意义外,更应该看到丽莎及其妓女生活在丁玲的笔下退居到了幕后。探究起来可以发现,比之于蒋光慈《丽莎的哀怨》中流露的对于作为妓女的丽莎这位白俄女性的同情,《诗人》不再专注描绘流亡白俄在中国的命运,而是以上海中国工人罢工斗争为题材,以白俄工贼破坏罢工为核心事件。值得关注的是,此一罢工题材的选取,正体现了丁玲文学“向左转”之后的革命精神。

不过,就在此前不久的1931年5月,丁玲在光华大学的演讲中还曾坚持自己写作的“学生”路线:“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这一方面,以后我的作品的内容,仍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因为我觉得,写工农就不一定好,我认为在社会内,什么材料都可写。”*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讲》,《丁玲全集》第7卷,第4页。但就在这次演讲后不久,丁玲接连写作了农村题材的《田家冲》和《水》。据其回忆:“这两篇小说是在胡也频等牺牲后,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而此后的一些短篇,“《消息》、《夜会》、《奔》都是跟着这个线索写的”*丁玲:《答〈开卷〉记者问》,《丁玲全集》,第4页。。那么,丁玲的文学创作为何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究其原委,在于这一时期的丁玲正处在急剧的思想革命化过程中:她于1931年5月正式参与左联工作,随后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下半年接替钱杏邨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直至次年5月被捕*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7—84页。。不仅如此,倘若我们沿着丁玲自身提供的“这个线索”,稍加追溯,则不难发现,早在创作于1930年10月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革命者冯飞就在革命工作中结识了一位公共汽车女售票员,这在续写普罗文学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同时,似乎也预示着丁玲对公共汽车工人题材的关注。1932年3月写作的《法网》,直接以工人为主人公;1932年5月写作的《消息》,涉及罢工事件。而在1932年7月《北斗》的“编后”中,丁玲在鼓励一位名为阿涛的工人作者时,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态度:“你的文章……大体是很好的,而且在现在的作品中,能够抓住反帝的工人罢工斗争做题材,是极少见的,何况有些地方你都能够写的很好,我想这完全是因为你的实在经验的原故。”*丁玲:《代邮》,《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4月。此外,1932年9月写作的《夜会》,更是描绘了工人们为纪念“九·一八”一周年而自编自演反日戏剧。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创作完成的时间非常接近,而且与《诗人》有很强的互文性,所以《夜会》为我们深入解读《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通过工人李保生的演说,《夜会》不仅探讨了当前革命斗争中所面临的白俄问题,而且几乎代替《诗人》对亚洛夫等一干反动白俄作出了宣判:“一年来,他妈的东洋人从沈阳越打越拢来了。占据了东北,要打大鼻子去,英国,美国,法国……都高兴让他冲头阵。另外的一些大鼻子,就是他妈的白俄,也帮助他们……一年来,我们上海的工人,失业的有二三十万……你一罢工就派人来骗你,就雇白俄,用巡捕赶着你打。”*丁玲:《夜会》,《丁玲代表作》,上海:全球书店,1938年,第239—240页。原载1932年10月15日《文学月报》第3期,署名丛喧。概括起来,李保生的这段演说揭示了白俄的两大罪状:一是“进攻苏联“;二是“破坏罢工”。那么,这两大罪状又从何而来呢?它们仅仅是丁玲的小说家言吗?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死对头”:革命的形势与任务

回到历史语境,1920年代末,“武装保卫苏联”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一个基本政策,而在大中城市组织和领导罢工、游行和暴动则是其主要的斗争方式。因此,白俄就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发生了深层关联。首先,1920年代的哈尔滨,白俄组织了几十支武器精良、熟悉地形的游击队,他们得到了流亡在法国的“巴黎最高君主政体委员会”的财力和人力支持,经常“对苏联领土实施突然而猛烈的袭击”*参见[俄]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78—79页。。这些白俄组织的“变乱”行动,不时见诸报端*参见《白俄变乱详情》,上海《晨报》1930年6月8日。。在上海,白俄的反苏行动虽因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财力保障而逊色于哈埠,但有组织的破坏活动也时有发生,时人将其形象地称作“赤白之争”*有关“赤白之争”的深入研究,可参见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第199—209页。。 其次,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四处“替工”的白俄“工贼”往往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运动的最大破坏者*参见汪之城:《上海俄侨史》,第238—243页。。显而易见,此时的白俄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革命对象。

1931年末,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文指认:“日帝国主义积极组织白俄,作进攻苏联的先锋。”*《反对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红色中华》第3期,1931年12月28日。翌年元月,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撰文指出,1932年将要迎来帝国主义加紧准备进攻苏联的革命形势*参见项英:《一九三一年的总结与一九三二年的开始》,《红色中华》第4期,1932年1月6日。。而在随后数月,该报有关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天津等地组织白俄预谋进攻苏联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参见《日供给白俄枪支向苏联挑战》,《红色中华》第9期,1932年2月10日;《日在天津大招白俄》,《红色中华》第10期,1932年2月17日;《日帝国主义组织白俄之积极行动》,《红色中华》第12期,1932年3月2日;《日帝国主义强占中东路哈长线》,《红色中华》第13期,1932年3月9日。。另一方面,《红色中华》对上海罢工斗争保持了高度关注,并给予及时的指导。1932年6月7日,上海电话公司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罢工,《红色中华》刊文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利用白俄进攻工人”,并发布了罢工工人提出的复工七条件,其中的第5条就是“反对雇佣白俄”*《上海电话工人继续罢工》,《红色中华》第23期,1932年6月16日。。该报1932年6月30日的跟踪报道,指出此次罢工的直接原因就是资本家在6月份“准备再开除三百人,以白俄来代替中国工人的工作”*《上海电话工人罢工详述》,《红色中华》第25期,1932年6月30日。。而正当1932年7月开始的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法电”)罢工斗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劳动》周刊*参见叶孝慎:《创刊于1929年的〈劳动报〉》,《兄弟:〈劳动报〉2011年文章典藏》,2012年,第576页。发出指示,要求“法电”罢工工人将斗争的纲领转变为“以政治要求为中心”,必须加上建设赤色工会、“驱逐白俄”等6项政治条件。文章还特别强调:必须“一致起来驱逐白俄”,因为白俄“到处破坏罢工,如自来水,电力,大陆报,公共汽车等,最近又到法电来了,如果大家不勇敢起来对付他们,就很难巩固我们的罢工阵线,取得圆满的胜利”*山:《法电斗争怎么才能走向胜利的前途》,《劳动》周刊第36期,1930年7月6日。。该报此前的一篇评论文章更是详细论述了白俄——“第一道战线上的工贼”对党领导的罢工斗争的严重破坏,并特别警示:“‘白俄’不仅是苏联不共戴天之仇,同样是全世界工人及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死对头。我们只有在一切斗争罢工中,坚决地以群众武装力量驱逐‘白俄’,才能保障斗争和罢工的胜利。”*参见石:《“赤俄”与“白俄”》,《劳动》周刊第31期,1930年5月14日。

在1930年上海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红五月”罢工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公共汽车罢工后援会”特别发出了“为反对帝国主义雇佣白俄破坏罢工告上海工友书”,历数白俄四处破坏罢工的罪恶行径,号召全上海的工友,“起来打倒这一破坏罢工,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的工具——白俄!”*《上海公共汽车罢工后援会为反对帝国主义雇佣白俄破坏罢工告上海工友书》,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06页。1932年8月,上海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再次爆发大罢工,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在“告罢工工友书”中明确指出:“现在资本家已经完全露出吃人的凶恶的面目了,他雇佣白俄来破坏罢工”,进而指示新的罢工要求:“打倒破坏罢工的白俄!”*《江苏省委宣传部告公共汽车罢工工友书》(1932年8月14日),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第207—208页。而中共早期革命家李一氓在其主编的左翼刊物《巴尔底山》上进一步总结:“从帝国主义的武装上,白俄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的敌人;从工作的竞争上,白俄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的敌人。中国无产阶级非注意这个问题不可。”*鬼邻(李一氓):《鬼邻随笔·白俄与中国无产阶级》,《巴尔底山》第1卷第2—3期合刊,1930年5月。

如上所述,“进攻苏联”和“破坏罢工”正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宣告的白俄两大罪状。有必要强调的是,写作《夜会》和《诗人》之时的丁玲已经是左联党团书记,时与代表中宣部参加左联会议的杨尚昆、华岗等人相见晤谈*参见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丁玲全集》第10卷,第242页。,因而对于当时党的政策方针有着及时而准确的把握,并且有责任率先垂范,积极投身党的“文化革命”斗争。就此而言,丁玲之所以选择罢工题材,特别是选择揭批白俄工贼的主题,显然出于以笔为旗的革命考量。打量当时的左翼文坛,出于与丁玲同样强烈的使命意识,华汉1932年问世的普罗小说《复兴》(《地泉》之三)就是以上海“法电”罢工为背景,而“招收新工、训练白俄”正是公司大班的主要罪恶之一*华汉(阳翰笙):《地泉》,上海:湖风书店,1932年,第10页。。此外,在葛琴1932年9月末创作的《闪烁》中,主人公更是直接指认:“我们每次罢工,总是给狗养的罗宋瘪三来破坏!一天不打倒这班白俄,一天就没有我们的命。”*柯琴(葛琴):《闪烁》,《现代》第3卷第2期,1933年6月1日。

通过考察《诗人》写作前后的斗争形势,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开启了丁玲的白俄叙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只是服务于政治任务的命题作文。事实上,因为“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所以丁玲从小对“所有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很怕,很有戒心”*参见丁玲:《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丁玲全集》第8卷,第236页。。1984年3月,丁玲曾回忆起自己童年玩的一个以“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为规则的猜拳游戏,这一游戏在本质上体现了“中国人从六十多年以前,一百多年以前”就有的对于外国侵略者的恐惧和忿恨*丁玲:《一本书,两本书,三本书——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集会上的讲话》,《丁玲全集》第8卷,第408—409页。。同年10月,丁玲再次提及这一猜拳游戏,并且指出:“我从小听的故事、受的教育,全是反对官僚、反对洋人的。”*参见丁玲:《崇敬与怀念》,《丁玲全集》第6卷,第288页。总而言之,丁玲之所以将某些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的白俄*鬼邻(李一氓):《鬼邻随笔·白俄与中国无产阶级》,《巴尔底山》第1卷第2—3期合刊,1930年5月。作为文学批判的对象,这是一个共产党作家出于革命的批判意识,对于中国近代以降主题性存在的反帝救亡思想所作出的独特回应。正如时人所论:“《诗人》写上海白俄的没落的生活。这般封建的贵族在他们的祖国,即为反革命的,而被放逐;来到上海也只能帮助帝国主义来压迫我国的工人;一方面过着颓废堕落的生活,还时时梦想着恢复故国,作者这里已把他们的丑恶极严酷地表现出来了。”*杜康:《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的鸟瞰》,《东方文艺》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15日。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继续探究的是,《诗人》究竟如何“表现”白俄亚洛夫的“丑恶”呢?

三、“1932年8月大罢工”:历史事件的文本化

根据小说提供的信息,亚洛夫是在上海一家由英国老板经营的“公共汽车公司”发生中国售票员罢工时趁机“替工”的。考证起来,当时的上海实际只有一家英国人经营的“公共汽车公司”,那就是成立于1923年6月的“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简称“英汽”)。1924年10月9日,该公司第一条路线开始运营,从此依靠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垄断了上海公共汽车业,直至1938年11月上海日伪当局开办运行“华中都市公共汽车公司”为止*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第4—5、8,30—50,13,44页。。而自1925年2月23日开始,至丁玲完成《诗人》的1932年9月3日,“英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残酷剥削,争取自身的合理权益已经开展了不下8次的罢工斗争*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第4—5、8,30—50,13,44页。。特别是在1930年“红五月”罢工、1931年12月罢工以及1932年8月大罢工中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白俄破坏罢工情况。那么,《诗人》具体是以哪一次“英汽”罢工为故事背景呢?

回到《诗人》文本,丁玲为这次罢工提供了如下细节:1.罢工的起因是工人要求加薪,而这本是“公司此前答应过的,有协议”,但却拒不兑现;2.公司采取强硬措施应对,要将“卖票两百多,查票几十个,三百来人”全部开除;3.这家公司上一年曾发生了罢工,有二十几个白俄趁机“替工”;4.此次罢工共计有三四十个白俄“替工”售票,人数比上年更多。根据这些文本细节,比勘相关历史记述,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小说是以“1932年8月大罢工”为背景。

细读《诗人》文本,丁玲有关此次罢工的叙述近乎“实录”,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感。在此,我们有必要重点分析小说中占据相当篇幅的一个细节——“揩油”,并由此开启我们对于小说故事背景的考证。所谓“揩油”,在公共汽车行业专指乘客不按里程足额购票或者售票员不按里程足额售票。在“替工”售票的首日,亚洛夫就遭遇了“揩油”:第一次是几个美国人、日本人的故意“欺侮”,“他们把脸扬着,不理他。他有点怕,不敢要他们再买票”,这些人“都是很有钱,至少也有一两百块钱一个月的薪水”,但却“一站路的票子却偏要乘坐两站,暗笑着他,高兴着揩了十五个铜板的油,跳着跑走了”。第二次则是亚洛夫的同胞和邻居吉诺,他不仅借着脸熟蒙混着没有买票,而且以“揩油”老手的姿态鼓励新人亚洛夫利用进入这个“好职业”的机会“学会揩油”。那么,丁玲为什么要颇费笔墨地描写这样一个“揩油”细节呢?

回到“英汽”历次的罢工斗争可见,指认售票员“揩油”——“贪污”票款往往是资方任意开除中国售票员的借口,而“查票工作起初多数是白俄”。这些“白俄查票为了讨好当局,经常任意歪曲事实,把‘贪污’的帽子强加在工人的头上”*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第4—5、8,30—50,13,44页。。1931年12月“英汽”罢工的起因就是一号售票员张英在一路公共汽车上服务时因乘客拥挤漏票一人,结果被白俄查票员诬指“揩油”,遭致公司开除*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第4—5、8,30—50,13,44页。。

这些野蛮而横暴的白俄查票员甚至被葛琴写进了小说《闪烁》,主人公——一个中国售票员眼中的白俄查票员形象,深刻揭示了这些帝国主义走狗带给中国工人的恐惧和忿恨:“那支人堆里插进来的手,粗大,多毛,罗宋产的,一下子,总都给他嚇了出来,烟斗那么深的眼睛,猛兽似地向他发光,好久,彼此都没有说话,一直到抄了他的号码——第三十九号去。”*柯琴(葛琴):《闪烁》,《现代》第3卷第2期,1933年6月1日。值得注意的是,葛琴的《闪烁》不仅在创作时间上与丁玲的《诗人》非常接近,并且同样以1932年8月上海“英汽”罢工为背景,因此为我们分析《诗人》提供了绝佳的参照。而我们之所以能考证出故事背景较为模糊的《闪烁》的“历史本事”,也是依据文中两段有关“揩油”的叙述:一是乘客愤怒于这家公司为了防止“揩油”而特别施行了“三段售票制”的新办法;二是主人公因白俄查票员突然出现而失去了已盘算整日的“两张票,三十个铜板”,而这一次的“揩油”失败不仅加剧了他对自己的赤贫处境的担忧,更是激发了他对公司一则充满欺骗和恐吓的“告示”的愤怒,进而坚定了投身罢工斗争的决心。比勘相关历史资料可见,上述“新政”和“告示”均是1932年8月8日“英汽”的“首创”与“杰作”。事实上,1932年8月“英汽”大罢工的起因直接与“揩油”有关。“本来公共汽车卖票工人的工资很少,不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所以卖票工人们发生‘揩油’的习惯。”*阿丙:《上海公共汽车工人的斗争》,《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1931年),内部资料,1961年,第432页。本文原载《列宁青年》第10期,1931年10月10日。而资方尽管采取了动辄开除的严厉处罚,但这一关系售票员生存的“揩油”现象依然屡禁不止。为了解决这一困扰公司多年的问题,1932年6月,“英汽”厂长兼车务总管萧达特曾与6位工人代表直接谈判,承诺“如工人不揩油,则由公司增加工资,当时工人代表声明增加工资后,决不揩油”。然而“英汽”不仅自8月8日起将1、9、10等三路改为“分段售票”,还倒果为因,发出告示指责工人“揩油”,推翻前议,拒不加薪;随即在9月10日以“揩油”为名开除10名售票员。此举直接引发了8月11日全体售票员(222人)和全部朝鲜籍查票员大罢工。随后,“英汽”将罢工工人全部开除,并“雇佣大批白俄上车工作”,还招考新的售票员。而罢工工人组织纠察队砸坏当局强行行驶的公共汽车,“车上的白俄司机和售票员也屡遭工人群众的痛打”*参见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第48—50页;《英商公共汽车工人昨晨实行罢工》,《申报》1932年8月12日。另按,“英汽”告示的全文如下:“兹因售票员等舞弊之风日甚一日,本厂长等已向代表等屡加谆劝,在售票员不能悛改舞弊以前势无加薪之可能。中日战争之后,营业一落千丈,本公司犹照常保守全体职员未加裁撤,此尚勘告慰诸员也。故此后售票等苟能力自振作,永不舞弊,以襄本公司之不逮,则在公司当重加考虑,以裁酬赏。”参见《英商公共汽车工人昨晨实行罢工》,《申报》1932年8月12日。。

只有在细致考述作为《诗人》之“历史本事”的“英汽”1932年8月大罢工,特别是在认识到因白俄而激化的“揩油”问题在历次“英汽”罢工斗争中的“导火线”作用之后,我们才能从丁玲笔下看似平常的“揩油”叙述中读出强烈的革命指向性。需要强调的是,在《闪烁》的叙述中,不论是乘客还是售票员的“揩油”行为,都因为潜在地存在着对“英汽”公司惊人的暴利和残酷的剥削之不满,而在道义上获得了一定的正当性。这一阶级斗争视域内的正当性论述在当时的罢工斗争中其实较为常见。据胡风的夫人梅志回忆,1930年初打入“法电”当售票员的革命者高树颐就经常理直气壮地“揩油”:“我怎么不该揩油?你知道外国人赚我们多少钱?他们大班、经理住的花园洋房,那花园都可以打网球。我们老婆儿女一大家只能住亭子间,我们如果账目有点不清,哪怕少几个铜板,就要扣工资,揩点油太便宜他们了,应该把他们统统赶出去。”*梅志:《一生肝胆人间照》,文汇笔会编辑部:《 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218—219页。

而在启蒙主义视域内,“揩油”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揭批的国民性痼疾。胡适早在1927年6月7日的日记中,就谈及上海电车售票员的“作弊情形”,痛感“这个民族之不长进”,他甚至设想了解决此一积弊的管理手段和技术设施*参见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4卷,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641—642页。。1930年,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引述外国作家的中国印象,指认“揩油”为中国的“第四大敌”*胡适:《我们走那条路》,《胡适文集》第3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8页。。1932年,胡适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再次猛烈抨击“揩油”问题,认为“这种贪污的现象,却非任何帝国主义所造成,为国粹,为国货,乃由贫穷而来的”*胡适:《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胡适文集》第3卷,第169页。。

那么,丁玲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关乎革命伦理或国民性的“揩油”问题呢?在小说中,丁玲将“揩油”事件的主体设置为“替工”的白俄亚洛夫,并以其亲身遭遇“见证”了高等洋人和白俄乘客的“揩油”行为。而正是通过这一“揩油”主体由中国人到外国人的巧妙替换,丁玲彻底抛开了葛琴笔下那种对于中国售票员“揩油”行为不厌其烦,甚至带有自我苦难化倾向的正当性辩护。丁玲易守为攻地追问,既然按照“英汽”资本家的“有罪推定”逻辑,每个中国工人乃至中国乘客都有“揩油”的嫌疑(严苛的监管和处罚正是针对这一“嫌疑”而设),那么,他们一直信赖和依靠的白俄工人是不是就有着远高于中国工人的“职业道德”呢?那些“有着一两百元一月的薪水”的“高等洋人”乘客是不是就与“揩油”绝缘呢?而通过亚洛夫所遭遇的“揩油”事件,丁玲令人信服地“反证”出“揩油”问题的现实性与复杂性,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暴露了帝国主义者任意开除中国工人的反动本质。更为关键的是,小说中的“揩油”者均以负面形象出现,可见丁玲对于“揩油”行为本身并不认同。在丁玲看来,“揩油”行为只有被限定为工人阶级在资本家深重盘剥之下做出的无奈之举才具有正当性。1932年冬,丁玲以穆时英1932年6月发表在《现代》上的短篇小说《偷面包的面包师》为例,再次强调作家必须树立正确的“阶级意识”,绝对不能像穆时英那样“虽也写劳资纠纷”,但“只能把偷来代替抵抗”*参见丁玲:《我的创作经验》,《丁玲全集》第7卷,第12页。原载《中华日报·副刊》1932年12月24日。。进而言之,丁玲认为,在两个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中更应该关注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而不应当以庸常的道德判断,遮蔽这一明显带有工人“自发反抗”阶段思想烙印的“揩油”行为的意义与限度。

不仅如此,丁玲进一步指认,“英汽”公司将全体中国售票员乃至全体中国乘客“污名化”的做法,赤裸裸地暴露出帝国主义者的种族主义嘴脸。借用美国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Wallerstein)的分析,这种“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本质上是为“劳动力等级化以及极不平均的报酬分配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长期维持了民族性与劳动力配置之间的密切关系。意识形态声明采取的方式是断言不同集团的遗传和/或持久‘文化’特征是它们在经济结构中地位不同的主要原因”*[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5页。。事实上,“英汽”的工资制度已经毫不掩饰地体现了帝国主义者的种族歧视:以英人为主的高级职员月薪1 000元,而且免费配备轿车和住房;作为“二等白人”的白俄查票员月薪50元起,100元封顶;而工作最为辛苦的中国售票员的月薪则只有40元至75元*参见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第20—21页。。而这一直接体现在工资水平上的种族歧视在《诗人》中也有明确的表述:“替工”的白俄“六七十元一月呢!比中国工人加了两倍!”*丁玲:《诗人》,《东方杂志》第29卷第5期,1932年11月1日。

正如有国外学者所论,通过《诗人》的写作,“丁玲更加强调帝国主义的暴行对中国国民生活的影响”*[美]加里·约翰·布乔治:《丁玲的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一九二七——一九四二)(节译),第136页。。尽管如此,“反帝”仍只是解读《诗人》建构过程的表层线索,而真正揭示丁玲运思轨迹的入口,则是主人公“诗人”身份的设置。综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白俄叙事,亚洛夫的“诗人”身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安排。那么,丁玲为什么要将白俄工贼亚洛夫写为“诗人”呢?我们不妨先从小说中一个有关“典型环境”的细节谈起。

四 “十六枝灯”的上海生活:白俄亚洛夫的“典型环境”

虽然初步学过俄文,并对阅读俄国文学保持着很高的热忱*参见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全集》第6卷,第36页。,但丁玲和其他一些创作白俄叙事的普罗作家一样并未掌握俄文,也不熟悉笔下主人公的生活。与其他普罗作家笔下白俄叙事艺术上的失败不同*有关普罗作家白俄叙事艺术上的缺失,可参见拙文《真实的幻象——略论中国普罗小说中的白俄叙事》,《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尽管《诗人》中叙述人生硬而严厉的批判话语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小说本该具有的内在对话性,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丁玲出色地塑造了堕落为白俄工贼的诗人亚洛夫形象。早在《诗人》问世之初,杨邨人就评论道:“这一篇作品完全是写实主义的手法,描写白俄的生活与思想行动,可以说是成功了的。”*参见杨邨人:《丁玲的“夜会”》,张白云编:《丁玲评传》,第117—118页。田汉也曾指出,《诗人》“叙述上海白俄助资本家压迫工人,他们的心理,他们对劳工阶级无穷的愤恨,都写得不干燥,是全书最完美的一篇”*田汉:《评丁玲短篇小说集〈夜会〉》,《田汉全集》第16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49页。原载《大公报》之《文学副刊》第313期,1934年1月1日。。有当代美国丁玲研究者甚至认为《诗人》是“丁玲小说中的佼佼者”*[美]加里·约翰·布乔治:《丁玲的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一九二七——一九四二)(节译),第136,151页。,进而借由《诗人》总结了丁玲塑造人物的手法:“她不是简单地依靠用一次完成的办法来直接刻画人物的性格。事实是,当她第一次介绍她的人物时,她常用更复杂、非直接的办法,通过人物的思想、行动、语言和环境来揭示人物的显著特征。”而此说的一个鲜明例证就是——“《诗人亚洛夫》里的晚餐一幕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白俄流亡者和他的家庭如何堕落的画面”*[美]加里·约翰·布乔治:《丁玲的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一九二七——一九四二)(节译),第136,151页。:

又是馒头和菜汤!

诗人亚洛夫和他的老婆安尼,还和着那七岁的女儿小安尼在吃晚饭。

十六枝的电灯光照在安尼的脸上,有着一个大鼻子的脸上,她今天的粉,似乎又搽得多了些……

亚洛夫望着他那打扮得并不怎样好看的老婆,又望着那吝啬的晚餐,想着他老婆的臌得满满的钱包,忍不住要怨恨了起来……*丁玲:《诗人》,《东方杂志》第29卷第5期,1932年11月1日。

晚年丁玲自述,1930年代初,她和很多继承五四文学传统的新一代作家一样,小说的语言和形式都非常欧化:“写文章多半都是从中间起,什么‘电灯点得很堂皇,会议正在开始’之类,弄上这末一个片段,来表示一个思想。”*丁玲:《和湖南青年作者谈创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317页。《诗人》无疑就采用了此类欧化小说的典型开场。在非常类似电影开篇长镜头的晚餐场景中,亚洛夫一家人齐聚出场,并以彼此争吵、相互怨恨的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他们卑微的生活和扭曲的灵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旨在“表示一个思想”的场景中,那盏“十六枝的电灯光”显然有着渲染气氛和营造主题的重要意义。那么,这盏今天看来颇为怪异的电灯本来面目究竟怎样呢?

所谓“十六枝的电灯光”,是指电灯泡具有16枝烛光那样的亮度,这是当时中国民间通行的一种较为原始的“取烛光为标准”的计量电灯泡亮度方法,而其更为先进的计量方法则是“光线单位露明(Lumen)数”*张延祥:《电灯泡》,《首都电厂月刊》1932年第13期。。值得说明的是:“在物理学上所称的支烛光(candle power)是量光力的一种单位……此种标准烛系用鲸脑(spermoeti)油膏所制,其直径为一英吋八分之七,每小时应耗烛膏一百廿立方厘米。”*黑白:《电灯的光力》,《科学生活》1940年第3卷第5期。

抛开科学标准不谈,“十六枝的电灯光”给人的直观感受到底有多亮呢? 1921年的一篇科普文章曾经指出:110V电压的40瓦电灯可得烛光32枝,如此换算下来,16枝烛光大致相当于110V电压的20瓦电灯*参见徐志芗:《关于电灯之常识》,《清华周刊》1921年第226期。。不过,考虑到电压和灯泡制作工艺的区别,我们还不能将“十六枝的电灯光”直接等同于今天的20瓦白炽灯。或许了解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考察时人的使用感受。1933年9月,叶圣陶曾在随笔中写道,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至少十六枝光的电灯每间里总得挂一盏”*叶绍钧:《看月》,《圣陶随笔》,上海:三通书局, 1940年,第6页。。而前述的那篇科普文章也曾指出:“三十二支光灯最宜看书之用。”*徐志芗:《关于电灯之常识》,《清华周刊》1921年第226期。这一说法在1935年的一篇学生征文小说中得到了反证:主人公在晚餐后开始写作抗日宣传文稿,“一盏二房东规定的十六枝光的电灯实在欠亮,所以又买了几支洋烛来用”*参见孙源:《罢课期内的某一天》(三),中学生社编:《自己描写》(征文当选集),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第57页。。由此可见,16枝光的电灯仅是上海一般市民家庭的最低照明标准,亮度显然很低。

考证这个一直未被学界关注的文本细节,其意义不仅在于为《诗人》提供有关当时上海电业情况的注解,还在于由此找到进入“诗人”形象建构过程的线索。正如前引诸文所示,以伏案写作为业的作家往往对居所灯光最为敏感。在钱杏邨1928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中,主人公青年作家萍水就租住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贝勒里四号楼上的“一个很小的亭子间”,“每月租金四元,自来水电灯(用十六枝的光炮)在内”*钱杏邨:《家书》,《冢义》(第二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第128页。。更为重要的是,在丁玲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主人公青年作家望微的公寓就有“十六支的电灯光映在天花板上”,这是一间租自二房东的提供家具和茶水的公寓,“房子不大,放着一张床,一张桌,两把椅,一个书架和一个衣柜”*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丁玲全集》第3卷,第307、304页。。进而言之,以一盏16枝光电灯为核心的一间狭小公寓或亭子间往往就是当时上海很多生活并不宽裕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栖身之所。而经由上述考述,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推论:这盏昏暗的16枝光电灯不仅如同晚餐中那代替了俄国列巴的中国馒头那样,隐喻着白俄亚洛夫暗淡的上海时光,并且更进一步将这位特殊的外国人拉入了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日常生活的“典型环境”,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中国化”变形。

五 “工贼”新诠: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反面典型”

尽管自创作于1931年夏的短篇小说《田家冲》开始,丁玲的文学主题就开始尝试“从二十年代末期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向封建社会的抗议、控诉,逐渐发展、转变成为农民工人的抗争”*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230页,但是这一系列的工农题材作品并不能让丁玲满意。究其原委,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与工农生活的隔膜。1933年4月,丁玲曾检讨《田家冲》的弊病是将“农村写的太美丽了”,自己的觉悟只是“中农意识”*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全集》第7卷,第16页。,而《水》则受困于不熟悉“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的情况,只能流于想象*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81页。。至于工人题材小说,更是因为无法深入工人生活,大多难免概念化之痼疾。晚年的丁玲曾回忆道:“鲁迅、瞿秋白,先后都提出来到工农大众中去,我想到工厂去当女工,但就不行,上海纱厂只招农村来的不识字的小姑娘,还得要有工头担保……所以我们想到工厂去是不得去的。”*丁玲:《生活·创作·时代灵魂》,《丁玲全集》第8卷,第101页。在丁玲看来,除了政治上的压迫,作家与工人生活产生隔阂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自身“脱不掉一股知识分子味道”,即使有机会去工厂也只能是走马观花,难以与工人打成一片,所以“去过两三次,就不想再去了”*丁玲:《如何能获得创作的自由》,《丁玲全集》第8卷,第154—155页。。在1931年5月创作的短篇小说《一天》中,通过主人公陆祥的经历,丁玲生动诠释了作家深入工农生活的困难。这位正在学习写作工厂通讯的大学毕业生深入工人居住区了解情况,但却遭遇工人们的冷眼、敌视,大伙儿甚至逼他跪地磕头,以此取乐,否则就要拳脚相加,无奈之下,“他只好深深地向他们鞠下躬去”,最后“含着屈辱的心离开”*丁玲:《一天》,《丁玲全集》第3卷,第356页。。

而比之工农,丁玲显然更为熟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或者说,在丁玲的文学世界里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始终是由《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所开创的探求“在时局的转换中,在新的条件新的环境下知识分子的转变和苦闷”*丁玲:《答〈开卷〉记者问》,《丁玲全集》第8卷,第4页。。曾有丁玲研究者指出:“丁玲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写的小说好几篇都以作家作为主人公。在四部‘恋爱与革命’的小说里,共塑造了六位作家形象,在以后的两年中,丁玲为了继续探讨作家在特殊政治条件下的作用,又创作了四个形象。”*[美]梅仪慈著,沈昭铿、严锵译:《丁玲的小说》,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其实在丁玲以作家为主人公的这一系列小说中,还应该添上《诗人》的名字。

让我们首先回到《诗人》的篇名。如前所述,这篇以白俄工贼为主人公的小说在1933年6月收入现代书局版短篇集《夜会》时被丁玲改题为《诗人亚洛夫》,日后亦以此行世。这一改变从点明题旨的角度来讲显然是必要的,至少“亚洛夫”是让读者容易看出的俄国名字。然而,小说首发时看似含混的“诗人”题名,实则透露了小说的运思轨迹:丁玲其实是出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生存和思想状况的批判性理解,刻画了白俄亚洛夫的形象。

在小说中,虽然丁玲将亚洛夫的身份设定为帝俄贵族诗人,但却并未正面表现这个白俄诗人的生活与思想世界,关于亚洛夫文学生涯的描写亦仅限于讽刺其帮闲诗人和空头诗人本质的寥寥几笔。进而言之,丁玲笔下的亚洛夫并不具备一位俄罗斯贵族应有的荣誉感,在这一点上他与蒋光慈笔下的“丽莎”有着天壤之别。更为关键的是,亚洛夫明显缺乏在华白俄诗人“正因为受到了国家驱逐,我们才带着俄罗斯四处奔走”*[俄]阿列克谢·阿恰伊尔著,谷羽译:《在世界各地漂泊》,《松花江晨曲》,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0页。的文化坚守与使命意识。流亡哈尔滨的著名白俄诗人瓦列申·别列列申曾留下这样的诗句:“身遭放逐,漂泊异域,沿铁路枕木大步向前,带着普希金偷偷阅读,怀着渺小坚定的信念。”*[俄]瓦列申·别列列申:《无所归依》,《松花江晨曲》,第135页。而另一位白俄流亡诗人则如此鼓励自己:“雾气缭绕,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布洛克/不朽的灵魂走在街上——/他们昭示着俄罗斯的下场。”*[俄]尼古拉斯维特洛夫:《在国外》,《松花江晨曲》,第215页。总括来看,“俄罗斯流亡文学第一浪潮中的大部分作家,都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和继承人,他们把捍卫普希金(其名字成了整个俄罗斯人流亡界的象征,在有俄罗斯人移居的每个国家里都举行过普希金诞辰的纪念活动)、托尔斯泰和托斯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传统当成自己的义务”*[俄]弗·阿格诺索夫著,刘文飞、陈方译:《俄罗斯侨民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回到《诗人》,尽管叙述人在介绍亚洛夫在白俄酒吧的交际时努力保持嘲讽的语气,但我们从中仍能读出白俄社群对亚洛夫“诗人”头衔的真诚尊重,而小说中这一细节其实正无意中折射出作家(诗人)在白俄流亡者精神世界中的重要象征意义。

如上所述,在丁玲笔下,亚洛夫的白俄诗人形象相当固化,既不具有“生活真实”,也未成为连接或推进情节的叙述要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丁玲设置这一人物身份的命意不在“白俄”而在“诗人”。进而言之,不谙俄文的丁玲与流亡上海的白俄诗人群体素无交集,她真正关心的是“中国”诗人的当代命运。因而,在亚洛夫白俄诗人的外表之下,丁玲生动刻画了一个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常见的软弱、胆怯和虚浮,从而赋予了这一白俄诗人鲜活的“中国”生命。小说中“亚洛夫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怨恨里”,他既不能认清现实也不能认清自己,常到一家白俄小酒吧买醉,并以别人口中的“诗人”——“这个好听的高贵头衔”来获得心理安慰。亚洛夫在第一天卖票时手忙脚乱,狼狈不堪,满心屈辱,但他一回到酒吧间,马上就在别人的吹捧下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大吹大擂,指点江山:“他在这上面,表现了一点诗人的聪明,把大家都说得打喷嚏,流眼泪。”而丁玲对亚洛夫最为精彩的描画无疑出现在小说结尾,因“替工”而被罢工工人痛打的“亚洛夫睡在医院里,穿着雪白的睡衣睡在铺有雪白被单的床上。他的伤并不重,公司答应替他出医药费。他用手指摸着那个鸭毛的枕头,心里浮着高兴,多少年了,他没有这么一人干干净净的睡过,这有点像他童年的生活,那个中学校的寄宿舍”*丁玲:《诗人》,《东方杂志》第29卷第5期,1932年11月1日。。丁玲以略带黑色幽默的笔法,刻画出亚洛夫深入骨髓的腐朽与顽固。

倘若回顾丁玲笔下的作家形象,我们不时会在诗人亚洛夫身上发现他们闪现的身影:在1928年11月完成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男主人公“白话新诗人”欧外鸥平时逃遁于烟花柳巷,直面爱情时却又怯懦畏葸;《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的男作家子彬则被虚无和虚荣捕获,只能依靠文学青年的“仰慕”舒缓内心深处害怕被读者遗忘的焦虑。特别有趣的是,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主人公小资产阶级作家望微有一个虚荣的女友玛丽,而这一人物关系模式似乎在《诗人》中得到了复制,白俄诗人亚洛夫也有一个虚荣的老婆安尼,只不过不及玛丽那般摩登。

而如果放宽视野,我们将会发现,在经历了“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败之后,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已经告别了慷慨激扬的“诗人”时代,并且通过一系列虚浮软弱的“诗人”形象的塑造清理了廉价而流俗的“浪漫”文风。早在1927年,郁达夫就以漫画的笔法描画了一对刚刚留学归来的失业诗人利用一位房东女人“爱慕诗人”的热情而骗吃骗喝的丑态*郁达夫:《二诗人》,《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期,1927年12月10日。。1930年11月,蹇先艾借用美国诗人郎佛罗之名,塑造了一位表面上摆阔洋派,实际上穷酸可怜的中国诗人松乔形象*蹇先艾:《诗人郎佛罗》,《东方杂志》第27卷第22期,1930年11月25日。。而在1931年初《申报》所载的一篇小说中,主人公“颓废诗人”沙冰被同学捉弄(后者以“女粉丝”的名义写信约其见面),结果暴露出他假颓废而真风流的本来面目*梦茵:《诗人》,《申报》1931年2月26日。。

显而易见,丁玲是在上述的历史语境中展开了自己对于“诗人”问题的思考。不过,写作《诗人》时的丁玲已经跨越了以“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阶段,因为“这些又追求又幻灭的无用的人”,根本“值不得在他们身上卖力”*参见丁玲:《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北斗》第2卷1期,1932年1月20日。。而在此时,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文坛正与“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就文学与文学家的阶级性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在体现了当时左翼文坛最高理论水平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脱离阶级的文学,“文学家也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一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而所谓“勿侵略文艺”和“艺术至上论”的论调不仅在客观上麻痹了大众的革命斗志,干扰了大众的斗争视线,而且掩饰了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软弱与动摇,如果失去阶级改造的动力,这些人非常容易在时代变局中沦落为反动阶级的帮凶*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虽然瞿文的发表稍晚于《诗人》的创作,但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丁玲非常熟悉。事实上,旨在重塑文学阶级性的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正是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展开的,她还曾发掘和扶持了白苇、叔周、阿涛等一批“工农兵通信员”。因而,写作《诗人》时的丁玲正以相当严厉的革命态度关注着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阶级性问题。通过堕落为“工贼”的诗人亚洛夫,丁玲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证,也为幻想走中间路线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树立了反面典型。而左翼文学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则要等到一年后问世的《子夜》:通过自恋而虚浮的“革命诗人”范博文,茅盾不仅彻底揭破了所谓艺术自由的神话,而且对处在大变革时代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发出了深刻的警示。

结语

1981年10月31日,丁玲在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中国周末”活动时发言:“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规范自己,也不顾虑文章的后果是受到欢迎或招来物议。我认为这都是写作完了之后,发表之后,由别人去说去作,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所之,我只要求保持我最初的、原有的心灵上的触动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爱恋与欣赏的人物就行了。”*丁玲:《我的生平与道路》,《丁玲全集》第8卷,第231页。这段掷地有声的“创作自由论”出自中国最为“革命”的女作家丁玲之口,这或许会让很多推崇“文学性”的学者感到错愕。而丁玲的这一自述,还曾在老诗人牛汉——晚年丁玲主编《中国》时的重要合作者那里得到了印证:“丁玲不是学院派的人。她的文章跟她的人一样,没有框框,很洒脱……她是经历过‘五四’的人,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22页。

而通过探讨《诗人》的个案,我们发现丁玲在迎向充满战斗精神的政治性写作之际,始终坚持从自己真实的境遇和困惑出发思考革命时代的文学命题,从而不仅尽量规避了与工农题材相隔阂的叙事风险,而且最大程度地保持和发扬了自己的创作主体性。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并不牵强的论断: 对于“向左转”之后的丁玲而言,文学始终是其介入革命实践的一种独特方式,并且得到了革命实践的检验和丰富;进而言之,丁玲的文学虽然不可避免地留下激进时代革命火焰灼烧的痕迹,但却由此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不仅与作家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而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血脉相连。或许正是这种蕴含着作家强烈主体精神的现实主义的坚定性深深打动了鲁迅。1933年5月22日,鲁迅在回答朝鲜《东亚日报》驻中国记者申彦俊的提问时明确表示:“丁玲女士是惟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参见[朝鲜]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9页。或者说,鲁迅这一在以为丁玲已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情况下所做的“盖棺定论”,其更为重要的意义亦在于为我们探寻丁玲的思想世界提供了又一个入口。借用一篇著名的丁玲研究论文的标题,我们可以说——“丁玲不简单”*参见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该文原载于《今天》1993年第3期。,但对于这位汇集了诸多文学与革命症候的作家,我们认识得恐怕还远远不够。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赵洪艳】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1.004

作者简介:杨慧,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威海 264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研究(1928—1937)”(13CZW085)

*收稿日期:201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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