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花 李建军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汉译英过程中文化符号的移植

张广花 李建军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本文在对文化符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物质文化符号、规制文化符号、观念文化符号的特点，阐释了汉英翻译过程中文化符号的对等平行移植、缺位替代移植、阐释化解移植、补偿变通移植四种移植方式，提出了“原味移植文化符号”的观点。

文化;符号;移植;翻译;语境

“文化符号移植”现象是指一个地域所固有的特色文化符号随媒介有目的地或者无目的地传递到另一个地域。所谓“移植”就是用译入语来表达这些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事物。[1]在文化符号碰撞的过程中，译者作为文化对外传播的使者，面对异族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种种阻碍，在翻译过程中对某些“文化符号”移植并未产生出色的效果。关于“文化符号”，许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传播意义和传播现状多有研究。王丽雅通过研究中国文化符号在海外的传播现状分析了各国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度和好感度。[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走出国门，迈向世界，传统“文化符号”的翻译成为一个新的话题。李小华、延辉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分析龙、凤凰、麒麟的含义，提出用拼音加注的翻译方法保留文化符号的真实内涵[3]；单雅波提出翻译文化符号时，译者要重视中国文化元素、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4]但关于文化符号的具体类型的移植方式或翻译手段以及在特定文化语境下文化符号翻译要达成怎样的效果鲜有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化符号的类型进行划分，指出文化符号的移植要符合特定文化语境中所表达的文化含义，提出“对等平行移植、缺位替代移植、阐释化解移植、补偿变通移植”四种文化符号的移植方式，并探讨移植要达到怎样的效果。

一、文化符号的概念与类型

文化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学界对于其结构划分和剖析众说纷纭，陆自荣，潘攀对文化整合的象征性规制进行分类：根据观念的不同分为神灵规制、良知规制和习俗规制等。[5]张岱年，方克立提到“关于文化结构，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八大子系统说，等等”。[6]作为社会系统的主要分支之一，刘宓庆将文化系统结构细分为四个层次，即“物质形态层”“典章制度层”“行为习俗层”“心理（或心智）活动层”。[7]本文认为典章制度和行为习俗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规约性，可以笼统地理解为“规制性文化”，而包括精神财富创造活动在内的“心理（或心智）活动层”，从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观念的角度理解，可以将其大致概括为“观念文化”。因此，本文所提到的文化符号主要是“物质文化符号”“规制文化符号”“观念文化符号”。

“物质文化符号”这一概念主要是来源于刘宓庆教授所划分的“物质形态层”，主要是指中华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与人类衣食住行息息相关且具有独特人文性质的物质符号代表，如:京杭大运河、赵州桥、清明上河图、少数民族服饰等等。

“规制文化”指人类在文化社会发展过程中为维护社会安定而创立的非物态文化，包括成文规范、不成文规范、机构、体制等等。社会文化规制与所在的文化环境中的传统观念紧密相关，并影响着该文化环境下人们的文化行为。

“观念文化符号”离不开人们抽象的传统观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同一事物的看法不一致，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观念文化”与人们长期生活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是受感知能力、情感、审美、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心理倾向。

二、文化符号移植的“异味”

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符号“移植”是指将原语的文化符号移入到译入语中，并保证原语的文化符号含义在译入语的文化环境下能够正常运行。由于与异族文化环境存在巨大差异，翻译文化符号时会经常出现文化含义“变味儿”的现象。

在原语与译入语的转换过程中，按照对“文化味儿的保留”标准，文化符号的“移植”，应该分为两种：“原味移植”和“异味移植”。文化符号的“异味移植”是指翻译时一味地追求原语与译入语在形式上的绝对对等，不惜改变原语的“文化含义”，导致该文化符号在其所处的文化语境中“变味儿”，其原有的意义、作用或性质发生明显变化，甚至使译入语与原语的字面意义产生偏离。如果在文化符号的对外移植过程中频繁出现“异味移植”，那么“文化符号”自身的含义在译入语中就显得不伦不类，文化间的交流也不能顺利进行。

在中国封建时代，“正室”与“侧室”的称谓有严格的规制，“正室”即明媒正娶的“妻”，是被法律和宗族所承认的婚姻关系；“侧室”即旁侧之室，指偏房和妾。在封建王朝时期，帝王的侧室称为妃，清朝王爷的侧室称为侧福晋，民国达官贵人的侧室称之为姨太太，并且当正妻去世后，侧室亦可以被扶正为正妻。由此可见，“侧室”也是有名分的，是合法的，并非“姘头”“情妇”。许多译者将“侧室”译为“concubine”,这是不合理的。英文中的“concubine”更多的含义是指“姘妇”“情妇”“二奶”“小三”，是对非合法夫妻关系下与男子同居的女性的蔑称，很明显与汉语中的“侧室”含义存在差异。在翻译中，译者可根据“正室”与“侧室”的地位，将其分别译为“senior wife”和“junior wife”，既可以传递出词汇本身隐含的“婚姻关系”，还保留了该特色文化词汇的文化含义。

三、文化符号的“原味移植”

与“异味移植”相反，文化符号的“原味移植”是指翻译中可以任意改变原语的形式，但是要尽可能的保留原语中的“文化味儿”，即保留原语所表达的文化含义。所谓文化符号的“原味”，是指文化符号本身特有的“味道”，并未经过译者的人为添加，“译者应尽量保留原作的“风姿””。[8]在原语与译入语国家的文化交流中，保留文化符号自身的“味道”对双方文化的理解、接受是极为重要的。本文根据文化符号在移植过程中“形式”与“味道”的对等与否，将“原味移植”细分为以下四种移植方式：对等平行移植、缺位替代移植、阐释化解移植、补偿变通移植。

（一）对等平行移植

文化符号的“对等平行移植”是在文化符号基本等值的情况下进行的，即原语和译入语中存在相同的或者相似的表达。这种“对等平行”不仅仅指该文化符号的原语与译入语在语言形式上具有相似性，还应具有语境效果的相似性。汉译英过程中，译者在解析该文化符号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时，首先要考虑译入语中是否已存在相似的文化表达方式，且此种表达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然后再进行平行移植。

“碗”作为中国物质文化符号之一，在中国的餐饮文化中拥有绵延的文明发展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碗”的形状、材质、名称（茶碗、饭碗等）也在不断变化，但其作为“盛饮食的器皿”这一主要功能始终保持不变。“碗”在英语国家中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表达“bowl”，英文中的“bowl”在开口大小、容量深浅、制作材质上与中国的“碗”稍有差异，但其功能是相似的，都是作为“盛放饮食的器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碗”可以在英语中找到对等平行的表达，直接移植为“bowl”。但在交际语中，“碗”可能具备特殊的文化内涵，例如：（妻子正在厨房洗碗，丈夫与妻子就某话题发生争执，丈夫想停止争执，对妻子说）“洗你的碗吧！”在这里“碗”不仅仅只是物质意义上的“碗”，在夫妇双方的认知观念中，“洗你的碗”指的是“做好你的事，不要管我”的意思，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必要将其译为“Do your own thing,and stay out of my business!”，在特定的语境中按原语言形式“平行移植”为“Just wash your bowl!”，受众根据特殊的语境可以猜测出所隐含的语义，这样的移植方式亦可以达到原语境所要表达的效果。

（二）缺位替代移植

汉译英过程中文化符号的“缺位替代移植”主要发生在文化符号不等值即在译入语中存在“缺位”的情况中，可以找到适合的表达对原语进行“替代”。本文所提到的“缺位”主要是指原语和译入语中存在相同的形式，但并不存在相同的表达方式。在文化符号“缺位”的情形下，原语和译入语之间的转换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代码的转化，更为重要的是异族文化间以翻译为媒介的对话，译者在文化符号的“替代移植”中承担着塑造本土文化身份的使命。

如中国“观念文化符号”中的“虎”文化，“虎”这一意象在英语国家中可以找到相同的表达来替代，即“Tiger”。但是，“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图腾之一，象征着无尽的力量和至高无上的权利。中国的“虎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文学、艺术等多种领域。而不同的是，在英语国家的文化观念中，“狮子”是百兽之王，象征着勇猛无敌的力量、统一寰宇及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在欧洲有些贵族用狮子作为本族的象征。汉语中的“拦路虎”一词在俗语中旧指拦路打劫的土匪，在现代汉语中意义有所延伸，指前进道路中遇到的障碍或困难。“拦路虎”对外移植时并未采用“虎”这一意象，而是采用了“狮子”这一意象，译为“a lion in the way”，以“lion”替代“tiger”使英语国家受众更能想象和体会到“所遇到的困难的程度”。

中国“规制文化符号”的“缺位替代移植”方式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对亲戚的称谓。中国家庭伦理关系极为复杂，且对不同“辈分”间的称谓有着严格的规定，例如姑嫂关系中的“大姑子、小姑子”，分别代表“丈夫的姐姐、丈夫的妹妹”，并不是字面上所理解的“姑姑、姑妈、姑母”。但英文中并未有与之等值的称谓，产生了“缺位”，移植时以“sister”为中心词，按照法律上的既定关系译为“sister-in-law”，这一单词不仅仅可以替代丈夫的姐妹，甚至还包括妻子的姐妹（大姨子、小姨子）。国外受众如果想要搞清楚人物之间的真实关系，需要分析具体语境中的人物身份。如：（弟弟作为第三者进行陈述）“姐姐与小姑子的关系比亲姐妹还要好。”（My elder sister and her younger sister-in-law get along better than real sisters.）很明显，“elder sister”“sister-inlaw”“real sisters”通过人物的性别和词汇自身的暗示，可以猜测出“younger sister-in-law”具体指的是“丈夫的妹妹”即“小姑子”。

（三）阐释化解移植

文化符号的“阐释化解移植”是在原语与译入语完全不等值的情况下操作的，即原语与译入语产生文化“空白”，这就需要译者采用翻译策略化解原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或改变语言表达形式，或增加注解，以使原语的文化意义完整的表达出来。“阐释化解移植”方式虽然对原语的结构有较大改动，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化解”在文化符号完全不等值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

“绿头牌”作为中国清朝时期的“物质文化符号”代表之一，是清代传统特色宫廷器具，也称为“绿头签”，因牌头为绿色而得名，清宫选拔秀女之时，会在“绿头牌”上书写该秀女所属的旗籍，秀女本人年岁、父名及父亲官职等内容。秀女在通过初选之时若是被皇上看中了则会留牌子赐香囊，要是没被看中，就撂牌子赐花。所谓“留牌子”和“撂牌子”中的“牌子”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实物，在英语中能够用来表达“牌子”的词语有很多，例如sign（指示牌），brand（商标、品牌），board（木板）等等，但没有一个词能生动地表现出“牌子”一词在选秀中的作用和“牌子”本身丰富的文化内涵。译者在汉译英过程中不能仅仅根据词汇的本身直译为“green card”，如果按照此种简单而又直白的直译移植方式，国外的受众可能无法理解这种做法存在的必要性，会对该文化行为产生疑惑，这样移植的效果便会大大失色。

相反，把“留牌子”和“撂牌子”放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如：美版《甄嬛传》第一集“沈眉庄”获选秀女时的台词“沈眉庄留牌子，赐香囊”（Shen Meizhuang is selected.Bestow the sachet.）与其他秀女落选时的台词“撂牌子，赐花”（You are passed over.Bestow the flower.），根据其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将其译为“be selected”和“be passed over”，这种通过“阐释”进行“化解”的移植方式不仅将原句子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晰明了，还能让不懂清代宫廷制度的国外受众融入到该特色文化词所存在的文化语境。

与“绿头牌”性质较为相似的“旗头”，是满清女子的传统发髻，也被称为“大京样”，可谓是清代女子风韵的象征，也是满族物质文化符号的代表意象之一。在进行文化符号移植的过程中，如果译者并未联系实物所指的内涵意义，而是根据文字本身将其理解成为“旗的头”，一味地翻译为“flag head”“the top of flag”，这样望文生义的译法很容易让国外受众误解，不知所云，实际上“旗头”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盘发髻形式，它与珠宝首饰相搭配发展成满族女子的流行发饰之一，根据其文化意义“阐释”为“Manchurian headdress”更接近其原有的文化内涵，使国外受众对这一文化符号的所属民族、物质属性和文化意义一目了然。

（四）补偿变通移植

汉译英过程中，文化符号的对外移植，有时会出现效果失真或者是受损的现象，导致原语与译入语所表达的含义相差甚远。“补偿”不仅仅要弥补译文声音效果、修辞效果、美感效果的不足，还要弥补译文在“语义”和“文化味儿”受损的不足。这种情形下，需要译者对失真或者受损的文化信息、文化含义进行“补偿”，并且在必要时为传达原文化符号的特殊含义在移植时进行“变通”。“只要“释义”或“变通”是为了再现原文语言效果及传达言外之意，就可归为补偿。”[9]

许多交际场合中，说话人需要运用委婉语隐晦的传达忌讳的说法或者是表达含蓄的尊敬，对委婉语的翻译，译者不仅不能造成译文和原语的失真，还需要向受众重现原语的实际含义，这就需要译者采用“补偿变通移植”方式。例如，“百年之后”一词在不考虑具体文化语境的情况下，从词义本身可以理解为“一百年之后”，不具备任何文化色彩，可以简单直译为“a hundred years later”。但放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该词在翻译时需要进行“文化的移植”，本身词义也会发生变化，如：①想不到百年之后，这棵树仍旧活着；②祖父的想法是：人百年之后应该要落叶归根。不容置疑，句子②中的“百年之后”是一个偏正式短语，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表示死亡的“讳”称，是委婉的说法。翻译句子②中的“百年之后”需要对文化的意义进行解读，剖析其所含的文化信息，并考虑受众的心理倾向，采用“补偿变通”的方式译为“when one has passed away”，同样很委婉的指出“祖父去世”这一事实，也使整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有逻辑地衔接起来，解决受众在理解上的障碍。

综上所述，中西文化的差异是造成汉译英过程中“文化符号”对外移植的一大障碍，而“文化语境”则决定了文化符号移植的角度和方式，李晓鸣认为“除了认清原文的目的之外，还应斟酌语境对翻译得失的影响”[10]，因此，回答“汉译英过程中文化符号如何移植”这一问题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掌握充分的文化理据，然后对文化符号所表达的特殊意义进行论证，移植过程中既要重视文化符号所包含的意义，也不能忽视其自身所寄托的文化“情感”。文化符号的翻译不仅仅只是翻译文化的表层信息，更重要的是要翻译其所容载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情感，将特定的文化烙印加之于语言、词汇的翻译。

文化符号的移植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传统被历史和过去所确定，而文化却是从过去到现在的延续”。[11]“汉译英过程中文化符号移植”所要达到的效果必须考虑到文化符号自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否得到忠实的移植，又要同时兼顾到国外受众的心理接受能力。考虑到文化符号所存在的特定语境，译者要充分把握文化意象、了解文化意境，能够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展现原文化符号的特有内涵，提升文化信息感染力。通过运用对等平行移植、缺位替代移植、阐释化解移植、补偿变通移植四种移植方式，不仅要移植文化含义，还要尽可能保留原文化符号的“文化味儿”，使文化符号的对外移植更为贴切、自然。

“整个文化符号系统都处在嬗变与改造中，传统文化符号也会在呈现出新的特点及意义”。[12]在开放的社会状态下，“文化符号”的对外移植成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外交流载体。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符号、规制文化符号、观念文化符号”也会在文化态度、思维模式等方面赋予西方民族以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文化符号的移植要想达到以上理想化的效果，对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来说仍然任重而道远，还需要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充分运用智慧，综合各种翻译技巧，利用多种“移植”途径，弥补其他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心态空白”“文化储备空白”，使中国本土文化能够更顺利地走向世界。

[1]方造.文化移植中的若干问题[J].外语学刊,1996(1):56-59.

[2]王丽雅.中国文化符号在海外传播现状初探[J].国际新闻界,2013(5):74-83.

[3]李小华,延辉.跨文化交流中文化符号的翻译——从龙、凤凰、麒麟的英译说起[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11-114.

[4]单雅波.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背景下文化符号的翻译[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5(10):100-101.

[5]陆自荣,潘攀.象征性规制:文化整合的实质[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7-42

[6]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7]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30-37.

[8]王大来.翻译中的文化缺省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66.

[9]马红军.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兼评Hawkes《红楼梦》英译本的补偿策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0):37-39.

[10]王达金,魏万德.翻译与文化研究[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37

[11]高雪.中国文化的符号与象征的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艺术学院,2010.

[12]陈君.中国当代艺术中传统文化符号的演绎[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2007.

On the Transplant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in C-E Translation

ZHANG GuanghuaLI Jianj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general cultural symbols,this paper,in particular,expounds no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cultural symbols as material,regulation and concept but also the four transplanting forms of parallel equivalence,absent replacement,interpretive neutralization and compensational adaptation.Besides,this paper advances the viewpoint of“transplanting the cultural symbol of original taste”.

culture;symbol;transplantation;translation;context

F315.9

A

1008-8318（2016）06-0093-05

2016-11-09

张广花（1994-），女，河北张家口人，硕士研究生；李建军（1967-），男，安徽太湖人，副教授，研究方向：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