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继红

（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浙江舟山316022）

论陈亮对义乌富商“义利和合”精神之揭示
——以陈亮思想与生活之互通研究为路径

程继红

（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浙江舟山316022）

陈亮与朱熹有过多次义利王霸之辨，是故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在陈亮对待义利问题上，属于言利派。结合陈亮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与义乌富商的实际交往，从他对这些富商的评价来看，陈亮的思想并非以言利为主，而是主张义利和合的。

陈亮;义利和合;思想;生活;互通

陈亮与朱熹关系密切。朱熹于淳熙九年（1182）在浙东任上，巡历到武义县，往明招山哭祭吕祖谦墓，陈亮闻讯，来会于明招堂，史称朱、陈明招之会。朱、陈义利王霸之辩，滥觞于此会。(淳熙十一年（1184）陈亮被累系狱，得释后，朱熹多次致信陈亮，复论义利王霸之辨。①淳熙十二年（1185）春、秋两季，二人书信往返频繁，再论义利王霸之辨，至十二月二人又辨。统计看来，二人就义利王霸论题，四年四辨。历来研究陈亮者，多以陈亮为言利派。今就陈亮与义乌富商交往以及他对这些富商的评价，我们发现陈亮其实在义利问题上，是一贯主张义利和合的。本文的基本撰写思路是将陈亮的思想与生活研究打通，以此寻求新的观察角度。

一、陈亮与义乌人士之交游

与吕祖谦比较，陈亮与义乌的关系不仅是学术上的关系，而且还有姻亲之缘，因此从日常生活角度看，他与义乌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

（一）陈亮在义乌的一传弟子及其表现

陈亮的一传弟子主要集中在浙江地区，这与吕祖谦大致相同。具体的地理分布如下：

永康：吴深（陈亮女婿）、林慥、陈颐、郎景明、徐硕、孙实、章涛、章渭、章海、章湜、胡括、章椿、章与、章允、周扩、吕约。东阳：楼应元、卢任、周作、何凝、厉仲方。义乌：喻民献、喻偘、喻南强、何大猷（陈亮妻弟）。浦江：钱廓、方坦、凌坚。金华：金潇、刘范。②其弟子在浙江的地域分布较吕祖谦为窄，义乌是其传播的主要县域，而且集中在喻氏、何氏两大家族。除了授学而形成的人际网络之外，因姻亲关系而形成的又一人际网络，使他与义乌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下面对其义乌弟子稍作介绍。

喻民献，原名汝方。与从子偘入太学为诸生。陈亮为民献母夫人王氏志云：“夫人最爱幼子汝方，勉使为学。”又谓“汝方亦能以学问自见于乡闾”云。③喻民献首从陈亮游，在他的带动下，群从数十人偕相与亮学。④

喻偘，字伯经，原名宏。登庆元己未（1199）进士第，累迁隆兴观察推官，签书镇南节度判官，寻升朝奉郞。初偘久从诸缙绅游，幕中多新进少年，议谕多不合，偘叹曰：“吾髪已种种，宁能与翩翩小兕较短长哉？”遂请祠而归，筑室夫人峰下，曰芦隐。喻偘性情豪放，好谈论今古，目光如炬，气度轩轩。着有《芦隐类稿》五十卷，《随见类录》二百卷。

喻南强，字伯强，偘之从弟。少负奇气，其父直方，以为与陈亮类，俾从之游。时着录牒者，岁数千百人。南强周旋其间，独能探深索隐。南强读书不为口耳，学必欲见之实践，每至名义可喜事，击节慷慨，谓戾契可致。坐语移日，精锐锋起，陈亮曰：“伯强凛然可畏也。”庆元中贡于乡，入太学，上礼部不第，嘉定间授富阳县尉，转缙云丞。宝庆初，礼部侍郎真德秀以言事去庙堂，德秀舟过富春江，南强亟见且赋诗为饯，人皆壮之。南强为文善驰骋，下笔辄数千言，不绳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往往不甚爱惜，惟存《梅隐笔谈》十四卷。⑤

何大猷，字少嘉，陈亮之妇弟。少嘉处宗族以顺，待朋友以信，接乡党以礼，协亲戚以恩。陈亮称其事母孝，事兄敬，而行甚醇谨。从陈亮学，尝曰：“吾未知前辈所谓不传之学安在，而敢自弃乎﹖”⑥

从以上小传可见，义乌弟子，无论在性情上，还是在性格上，与陈亮多有相似之处。而他们在对待陈亮学术和陈亮系狱两大问题上，表现出色，体现了义乌士子的担当和勇气，故可视为当时义乌士风的一个缩影。

在对待陈亮学术上，义乌弟子不遗余力维护师门，成为当时陈亮的追随者和思想传播者。当乾道、淳熙间，朱、张、吕、陆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亮崛起永康，独以为不然。其弟子喻偘云：“性命之微，子贡不得而闻，吾夫子所罕言，后生小子与之谈之不置，殆多乎哉！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废也！于是推寻孔、孟之志，《六经》之旨，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后知圣贤经理世故，与三才并立而不废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简大，坦然易行。”⑦时人多疑其说而未信。喻偘独出为诸生倡，布磔纲纪，发为词章，扶持而左右之，使陈亮之门恶声不入于耳，对陈亮学术的维护立下大功。

在对待陈亮系狱问题上，义乌弟子表现更为可嘉。众所周知，陈亮一生有两次系狱。第一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陈亮四十二岁，因受人诬告而入狱。何少嘉营救不爱其力。“浙江风涛之险，一日往返两涉之，几至覆舟，不悔。”⑧这让陈亮十分感动。当绍熙元年（1190），陈亮四十八岁，再次被诬下狱，不由再次想起何少嘉当时奔走营救的情形，而恰在这次狱事再急之时，少嘉却无疾而死。陈亮为之惊呼曰：“我其不免于诏狱乎！少嘉死，是恶证也。”他自述“二年兴狱，而仅能以不死”。⑨这一次系狱，喻偘与同门也曾极力营解，几陷罗织，终使陈亮脱于万死一生之中。陈亮曾对喻偘曰“生死而肉骨也”，人多义之。⑩同时，喻南强在陈亮这次系狱时，也义形于色。事发当初，掌权者欲排善类，指陈亮为根，煅炼刺骨，罪且不测，门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声。南强义愤填膺，贻书诮责其同门，曰：“先生无辜受祸，吾曹为弟子，当怒发冲冠，乃影响昧昧，是得为士类邪！”于是走东瓯，见叶适诉冤。叶适曰：“子真义士也。”即秉笔为作书数通。南强又持走越，袖见诸台官，诵言无忌，卒直陈亮之冤。⑪关于陈亮的第二次入狱，历史上由于辛弃疾与郑汝谐、赵汝愚、罗点等人的交谊，陈氏之脱狱实赖辛弃疾之力援，这在陈亮脱狱后与各方谢启中也有所反映；但有关其弟子参与营救的事实，却少被人们提起，这大概因为辛弃疾知名度太高之故。

宋濂曾对喻偘、喻南强救师事迹给予高度赞扬，曰：“自道废民散，师弟子之义缺，平居则缪为恭敬，视其影或不敢践，一逢患难，辄反目若不相识，然甚者至更名他师，使偘与南强见之，必将唾去之矣。”⑫这既是对喻偘与喻南强的称赞，也是对义乌士风的肯定。

（二）陈亮与乌伤四子

陈亮与义乌士人的交游，最值得称道的是“乌伤四子”。“乌伤四子”这个概念是陈亮首先提出来的，其云：

乌伤固多士，而称雄于其间者余熟其四人焉，盖非特乌伤之雄也。喻叔奇于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别去三日念之辄不释，其为文精深简雅，读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独能降意于一世豪杰，而士亦乐亲之，其文壮丽精致，反复开阖，而卒能自阐其意者。陈德先举一世不足以当其意，而人亦不愿从之游，然其文清新劲丽，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无亲疏贵贱，皆与之尽，而于余尤好其文蔚茂驰骋，盖将包罗众体，而一字不茍读之亹亹而无厌也。⑬

从陈亮所记可以看出，乌伤四子主要成就在文学上，其中喻叔奇“为文精深简雅”、何茂恭“其文壮丽精致”、陈德先“其文清新劲丽”、喻季直“其文蔚茂驰骋”，但他们又不仅是文士，还是儒生。

喻良能（1120—？）⑭，字叔奇，号香山。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尝任广德蔚，鄱阳丞，绍兴府倅，擢国子监主簿。以国子博士兼工部郎中，除太常寺丞。出知处州，后以朝请大夫致仕。淳熙八年（1181）冬十月，上《忠义传》，起战国王蠋，终五代孙晟，上下一千一百年，所取一百九十人，凡二十卷。请求颁之武学，授之将帅，孝宗嘉之曰：“忠臣义士，不顾一身，可以表厉风俗。”⑮著作除《忠义传》二十卷之外，尚有《家帚编》十五卷，《诸经讲义》五卷⑯均佚。又有文集《香山集》三十四卷，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遗诗编为十六卷，有《四库全书》本。喻良能对金履祥理学颇多重视，曾校勘金氏文集，据李清馥云：“乾隆壬午往浙，归途于兰邑书坊中购得《金氏履祥先生文集》钞本共三卷，卷一首帙书“后学喻良能香山校。”⑰喻良能还与金华吕祖谦⑱、上饶赵蕃⑲、乐清王十朋⑳等知名学者多有交往。据黄溍云，喻良能为黄溍五世祖之外甥。㉑

喻良弻，《浙江通志》一百八十一《文苑四》：“喻良弼，字季直，与兄良能字叔奇俱以古文词有声太学。良能成进士，而良弼仅以特科尉新喻。著作有《杉堂集》十卷，《乐府》五卷。”与洪迈、杨万里皆为文字友。㉒

何恪，字茂恭。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调官主吉之永新簿，迁徽州録事参军，未赴。纂《恢复二十策》欲以进于朝，与诸公议不合而归。陈亮未显时，何恪奇其才，以其兄何恢之女妻之。陈亮与义乌何氏联姻，对于其学在义乌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此外，何恪与金华吕祖谦亦有交游。㉓何恪著作有《南湖集》。㉔

陈炳，字德先。乾道二年（1166）进士，为太平县主簿。著有《易解进卷》，《易讲义》五卷，《岩堂杂稿》，并撰《义乌儒学记》。

通过陈亮与“乌伤四子”的交往，可以看出他与乾道、淳熙年间的义乌知识圈是相当熟的。

（三）陈亮与义乌何氏家族

陈亮与义乌何氏家族的关系，要推到其少年时期。他自称在未冠之时，就曾就学于义乌何子刚馆舍，其云：

公家赀数十万，不可谓无力矣；结姻于朝列，不可谓无势矣。而甘心自屈于乡之暴有力者，犹不必其势，悖言恶动，不与其较，则公之诚心为善，尚不以德义自居，而何问势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诚服，不可谓无所自也。方亮未冠时，束书就学于公之馆舍，公不以凡儿待之，岁时之顾遇，杯酒之殷勤，未尝不倍于伦等也。㉕

据此可知，陈亮的老师何子刚其实是一个在义乌既有钱又有势的人物，但他不倚重钱势，反是求诸诚心，以德义为善，似是一位理学中人。何子刚“不以凡儿”待陈亮，在生活上给予陈亮以特殊照顾，当然是欢喜他的才华出众。陈亮方“未冠”时“束书就学”于何子刚，但究竟为何年？颜虚心《陈龙川年谱》系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时陈亮16岁，而童振福《陈亮年谱》系此事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但均未提供具体证据。有一点可以肯定，陈亮19岁因为《酌古论》一举成名，婺州知府周葵一见而奇之，遂延陈亮为座上客，因此，陈亮从学何子刚定在18岁以前是无疑义的。㉖或许何子刚是义乌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使得少年陈亮的才华在义乌较早出名。无独有偶，陈亮日后能够与义乌另一支何氏家族的成员联姻，恰恰就是因为他的才气。

陈亮少年时在义乌求学，而后来又在义乌授学，这是一段历史的循环，非常有意思。在“乌伤四子”中，陈亮与何恪由于有姻亲关系，交往尤其深刻。陈亮在何恪去世后，先后有三篇祭文，其中《祭何茂恭文》，对何恪评价曰：

公之行义文章，自朝之贤士大夫以及于乡党朋友，翕然推之，莫敢为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赍之以入土。㉗

又《代妻父祭弟茂恭文》对何恪评价云：

经史子氏，章分句剖；大雅之文，一一上口。诗不杜而则陈，文出韩而入柳。屈宋不能执《骚》以居前，颜杨相顾释笔而殿后。世精其一，子无遗漏。至于纯明果敢，端方孝友，言动有常，进退有守，爱君忧国，不忘畎畒，皆是天资，而非娇柔。㉘

从何恪“经史子氏，章分句剖”，可见其是一位对经史和诸子皆有研究的学者。而在《祭妻叔文》中，陈亮也有评价：

昔公有意圣贤之学，而不为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负海涵。㉙这里更点明何恪“有意圣贤之学”。陈亮与义乌何氏联姻，主要得力于何恪，他是因为看重陈亮的才华，故力劝其兄何恢将次女嫁给陈亮。陈亮是一位记忆力超群的人，在《喻夫人王氏改葬墓志铭》中云：“往时义乌何茂恭以文称，乡人之欲铭其墓者必属笔于茂恭。余犹记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见茂恭铭其从母王夫人之墓，其文工甚。茂恭口诵一二过，余能随记其文，复为客道之。茂恭抚掌欢笑：‘世有强记如此者！’”当其兄犹豫不决时，何恪在赴任途中，一有暇就写信给何恢，每封信都要提到陈亮，表示了“惧失此士”的急切心情。陈亮在《祭妻叔文》中详细介绍了这段联姻的过程，其云：

公之既第，尝以其兄之女归之同年矣；其次固不应属之寒士也。公得官于大江之西，将行，力谓其兄：“必以次女归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犹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书，书必以亮为言：“吾惧失此士。”兄亦奋然曰：“宁使吾女不自振，无宁异日不可以见吾弟。”故次女卒归亮。当是时，虽亮亦笑公与之非其人也。㉚

某种程度而言，是义乌人最先发现陈亮是一座极具开采价值的富矿，对于何恢听从了弟弟何恪的劝导，最终将次女嫁给陈亮，甚至连陈亮本人“亦笑公与之非其人也”，真是不可思议。而事实证明何恪对陈亮的预期是正确的。早在陈亮未登第之前，其《祭何茂恭文》就已表达了对何茂恭的感激：

呜呼！昔公于某面未觌而神已交，语言未通而肺肝相与，誉之诸公之间，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为难，世俗谓之过举。属憸谗之相间，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无遗憾于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虽此心之昭然，顾有口而莫吐。是用略彩缯纸钱于末俗，具脯果酒殽于罍俎，酹公之神而侑之以韵语。曰：天之生公，意盖有主。俄而夺之，一息千古。匪伤其私，我心独苦。尚想音容，有泪如雨！

这三篇祭文，其中《祭何茂公文》与《代妻父祭弟茂恭文》当作于何恪去世不久，而《祭妻叔文》则作于陈亮考中状元之时，专作此文以表达对何恪的感激与哀思。

其实，义乌何氏家族在陈亮穷厄之际，给予陈亮许多帮助。陈亮在《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中写道：“昔亮之穷，弃不足论。夫人抚之，绨袍之温。一饱有时，解颜以喜。感念之恩，如实出己。”何恢、何恪的母亲是一位极有贤德的女性，她能够做到“察人之所不察，而阃内之情毕见，爱人之所不爱，而一家之势常平”，做到“子不督而贤，闲言不却而息，长幼不约而亲”，是故“天下之为人妇、为人母、标行义以自见者，比夫人盖犹未足以为贤也”。㉛这个家族给予陈亮的不仅是亲情与温暖，还有致富而不坠的人文精神。

二、陈亮对孟子“为仁不富”说的质疑

某种情况而言，义乌为陈亮独具个性的学术思想形成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他与义乌富商的交游，引发了对仁与富等系列问题的深刻思考，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义乌富商骨子里的儒家精神。义乌香山喻氏，是当时一个望族，陈亮所交往的是喻夏卿一系。今从《喻夏卿墓志铭》中可知这一系的大概，其云：

昔孟子有取于“为仁不富”之论，而世俗之常言曰“慈不主兵，义不主财”。其说遂以行，而闾巷之奸夫猾子，借是以成其家，虽见鄙于清论，见绳于公法，而人乐其生得以自资，终不为之变也。夏卿孝友慈爱，根于天性，而着见于日用之间，如饮食之不可废。中年与其侄分田，不过百三十亩，卒亦几至于千亩。然而友爱子侄，而计较秋毫之心不萌焉；慈惜里闾，而豪夺力取之事不行焉。“为仁不富”之论，盖至夏卿而废矣。㉜

陈亮所作墓志铭，有一个观点值得引起注意，即他从喻夏卿发家史中看出孟子“为仁不富”这一结论其实是不可靠的。

为了更深刻理解陈亮就喻夏卿而提出的“为仁不富”话题，今就其历史解说稍作梳理。汉代人对于“为仁不富”是有两派意见的，一派以司马迁为代表，其云：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㉝

一派以王符为代表，其云：

人皆智德，苦为利昏，行污求荣，戴盆望天，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将修德行，必慎其原。㉞

但汉代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就像两股道上跑的马车，各行其是。到了宋代，“义”“利”之辨，一如汉代。宋代早期的“言义”派代表人物刘敞《为仁不富论》，对这个命题有最全面的论述：

凡天下有至理：此盈者彼虚，此厚者彼薄，是自然之不可易者也。故为仁者不富，为富者不仁，亦若此矣。夫仁人之为身，必将先义而后利，先德而后禄，以礼为法，以智为辅，以文为表，以义为内。非其道，虽加千乘之利不悦焉；非其志，虽加万锺之禄不取焉。此仁人之所以为身也。此其为身，所以无富之称也。及其为家，则正其居处以应法，薄其奉养以应礼，均其有余以济不足，言其利以去其贪，此仁人之所以为家也。此其为家，所以无富之名也。及其为国爱民而时使之，养民而薄敛之，取民而节用之，币帛宝货与百姓共其利，弗专有也。藏之于民，而上下皆足，此仁人之所以为国也。此其为国，所以无富之号也。故小为一身，大为一国，取予、施舍、进退、行止，必出于仁而无富者矣。虽然，其无富乃所以为大富也。故仁者虽一身而贫贱不能辱，虽一家而万乘不能夺，虽一国而天下不能倾。近者，亲戚安之，宾友归之；远者，四邻怀之，九夷向之，尚非大富乎！㉟

刘敞的中心思想无非“远利近仁”。二程子更是大倡“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㊱到朱熹注阳虎“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则云：

阳虎、阳货鲁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并立。虎之言此，恐为仁之害于富也；孟子引之，恐为富之害于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己矣。㊲

很显然，从孟子到朱熹，都是将“仁”与“富”置于对立状态来作理解的。更进一步朱熹还将仁义升华到天理高度来认识，他在诠释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时云：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㊳

有学者将宋代积弱积贫的文化原因归结为理学的求义舍利理论，认为这是一种“贫困文化”，“使宋人对贫困和财富的认识产生了根源性误区”，“理学在精神上给了贫穷人群一种终极关怀，成了一种麻醉意识，成了宋代积贫积弱却被时人视为合理存在的时代心理根源”。㊴

与二程至朱熹一系的理学家意见不同，在宋代言利者也大有人在。宋代“言利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李觏云：

人非利不生，谒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欲者人之情，谒为不可言！㊵

意谓人的生存离不开“利”，那么为何不可以言“利”呢？同样道理，欲望乃人之常情，为何又不敢去提到它呢？进一步，王安石认为，精神文明建立，非得要有物质文明作为基础才行，他说：

夫闵仁百姓，而无夺其时，无侵其财，无耕其力，使其无憾于衣食，而有以养生丧死，此礼义廉耻之所兴。㊶

这似乎是孟子“十亩之宅”说的翻版。宋代，义利说的第三派是苏洵的义利和合说。其云：

《乾·文言》曰：“利者，义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义。”呜呼！尽之矣。君子之耻言利，亦耻言夫徒利而已。圣人聚天下之刚以为义，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为直、为断、为勇、为怒，于五行为金，于五声为商。凡天下之言刚者，皆义属也。是其为道决裂惨杀而难行者也。虽然，无之则天下将流荡忘反，而无以节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于利。即于利，则其为力也易，戾于利，则其为力也艰。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义必有利而义和。㊷

在北宋，刘敞与苏洵是两位较系统完整地表述对于义利看法的学者，以客观的立场来考虑，我们认为当然是苏洵的义利和合，更为圆融，也符合社会良性发展的需要。而陈亮的义利观，基本上是属于苏洵一派的。

三、陈亮对义乌富商“义利和合”精神的揭示

由于陈亮与朱熹有义利王霸之辨，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主利派，其实不然。我们先看陈亮《龙川集》中有许多为富人所作的墓志铭和哀辞，就明白他所尊敬的致富者，其实都是义利和合的实践者。其赞何恢曰：

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举自奋，公独以其余力助理家事，积累至巨万。公弟恪茂恭，得以专于文学，庶几近世晁张辈流。尝与公同上礼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报吾父矣。”时公父已死数岁，家事一毫以上不使茂恭关心焉。茂恭奉其母汤药惟谨，不问钱物为何事；而公之临财，虽鬼神不欺也，兄弟相与为一体；至其论文，小不合辄争辩，以致辞色俱厉，僮仆往往相语以为笑。㊸

何恢之父本来想他两个儿子同走科举之路，但何恢毅然弃考而治家，使其弟何恪得以专于文学，而何恢由于他出色的经营才能，成为义乌首富。何恪是个不知钱财为何物的人，而何恢则“虽鬼神不欺也”，从来不对何恪有所隐瞒。后来，因何恪早卒，何恢又将整个家产交由何恪之子何大受管理，自己则“从容园池，以小诗自娱”。这都是仁德的体现。

何恢之子何大猷，虽富而存仁，“视租户如家人，而恤其轻重有无”，㊹显然是受了其父的影响。除了对义乌人士富而存仁的揭示，陈亮还对义乌周边地区的富而存仁事迹有所张扬。在《金元卿墓志铭》中，陈亮写道：

君之于余甚谨，以故习知其家事，而得君之为人亦甚详。君读书为士有绳尺，不求苟异于人。内行洁整，于声色淡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为家也，以俭勤自将，铢积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笼之术一切置不用，故无怨恶于人。晩岁治其室稍华，将以娱其亲之老也。诸子皆使之学，而必欲知辛勤之起家不易。独使潇从四方师友游，劳费皆所不问，而不责其近功也。……富，人所欲；善，吾所独欲也。公之独也同之。㊺

金大亨，字元卿，金华人。他的发家完全是靠“俭勤自将”，而非“豪取智笼”，故他赞扬金大亨做到了“富”与“善”的统一。在《何夫人杜氏墓志铭》中，陈亮又赞何坚才之家风：

始余闻东阳何君坚才善为家，积资至巨万，乡之长者皆自以为才智莫能及。然坚才方端居深念，平生为学之志于是不酬矣，遣其子逮从一世士君子?。又招致邵康似之，使造、适、遇、述从之学。似之有声学校中，及为甲辰礼部榜首，世多知其人。似之亦善称其四子，谓足以如坚才志。而坚才死，逮实主家事，帅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谨，而门户纲纪，一切听之逮，如坚才在时。人往往言逮才有父风，或曰：“是四弟为学之验也。”㊻

何坚才，东阳人，其致富之才乡人莫及，但其家风谨严，纲纪森然，忠孝传家。《吕夫人夏氏墓志铭》记载了永康首富吕师愈的致富情况：

夫人初归吕氏，家道未为甚裕，吕君不遗余力，经理其家，至有田数千亩，遂甲于永康。夫人节啬于内，课女工甚悉，以辅成吕君之志。㊼

这篇墓志铭主要是写夏氏的懿德，赞其“妇人女子之不溺于爱，区处其子切于事情，而无违夫之志”，故陈亮感慨曰“若夫人者能几”。由吕夫人之言行可推想这位永康首富的家风定是不俗。而在《东阳郭德麟哀辞》一文中，陈亮痛陈国家科举造士，常对商人出身的士人废置不用，实为“国之一阙”，其云：

往时东阳郭彦明徒手能致家资巨万，服役至数千人，又能使其姓名闻十数郡。此其智必有过人者，余不及识，而识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风，而淑其子弟则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历从一世士君子游，异时言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论始定矣。自德麟在时，固尝惴惴焉以前事为未满也，余独以为不然。国家以科举造士，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笔为文，则可屈折以自求达。至若乡闾之豪，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及其以智自营，则又为乡闾所雠疾，而每每有身挂宪网之忧，向之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废置不用之处。此亦为国之一阙，而默察天地运动之机，则德麟之所从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见国家崇儒重道之极功，亦足以动识者为天下大势无穷之虑，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㊽

这篇哀辞，实则从郭德麟身上可以照见陈亮本人的遭遇，因为“以智自营”者，总是要“为乡闾所雠疾，而每每有身挂宪网之忧”，并被“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陈亮的两次系狱，实为此做了注解。故他之哀郭德麟，实则是借机会哀自己。

由上可知，陈亮讲功利，也讲仁义，但有学者认为陈亮的财富观事实上是重利而弃义的，比如漆侠认为在财富观上陈亮与经年口诵仁义道德的儒生背道而驰，无怪乎朱熹称陈亮“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等等。为了印证朱熹的批评，他引岳珂《桯史》记载：

东阳陈同父资高学奇，跌宕不羁。尝与客言，昔有一士，邻于富家，贫而屡空，每羡其邻之。旦日，衣冠谒而请焉。富翁吿之曰：“致富不易也。子归斋三日而后，予吿子以其故。”如言复谒，乃命待于屏间，设高几，纳师资之贽，揖而进之，曰：“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不可致。”请问其目，曰：“即世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

但漆侠省略了岳珂以下一段文字：

士卢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辄掀髯曰：“吾儒不为五贼所制，当成何等人耶！”㊾

这充分说明陈亮所引商人的话，并不代表他也视“仁、义、礼、智、信”为五贼，他其实最终是恪守仁、义、礼、智、信为基本信条的。另外，漆侠还引陈亮《赠楼应元序》中的一段话：

夫一有一无，天之所为也。裒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圣人之惓惓于仁义云者，又从而疏其义，曰若何而为仁，若何而为义。非以空言动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为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独以为：“财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为道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虽然，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其人者未免乎薄也。㊿

漆侠言陈亮此则认为仁义是劫取人财的“空言”，与前则认为仁、义、礼、智、信是阻碍发家致富的五贼，两则材料是贯通的。(51)但漆侠引文时同样省略了陈亮最后所言：

若余之所以为楼子计者，非不知少望之言可畏也，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这说明陈亮仍然不认为仁义是劫取人财的“空言”，而且还觉得“少望之言可畏”。这两则材料都恰恰证明陈亮对于仁、义、礼、智、信并不反对，否则，他就完全站到儒家的对立面去了。

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陈亮的言论为何屡屡与“财富”二字牵连上呢？这大概与他本人的经商经历有很大关系。陈亮的家族本来也是一个“衣食丰足，推其余以及邻里，使一乡无憾于陈氏”的家族，但这个家族在“百四五十年之间”，“大家世族或已沦替而无余”，终于还是衰落了。到了陈亮这里，他父亲死后，已经是“葬不克自力，乃从人贷钱以葬”了，其家境可谓衰落到极点。(52)为此，他曾一度经商。陈亮有数次永嘉之行，除了知会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学者之外，其个人目的，其实还有一层经商的意思在里头。据周梦江考证，陈亮分别在淳熙三年（1176）春天、淳熙七年（1180）春天、淳熙七年（1180）秋天、淳熙八年（1181）春天有四次永嘉之行，皆可能与经商有关。永嘉为温州首县，工商发达，早在北宋熙宁十年，永嘉县一年的商税就已高达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一贯六文，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53)据此，周梦江推定由于陈亮温州熟人较多，交游较广，“在浙东一带做些小生意，沿途官员、税吏是不敢为难他的”。(54)陈亮经商致富虽没有明确记载，但他在淳熙五年（1178）夏天写给友人石斗文信中称：“亮为士、为农、为商，皆踏地未稳，天之困人，宁有穷已乎！”这说明陈亮此年有“为商”之举，但尚未脱贫。同年秋天，吕祖谦来信劝告陈亮不要经商，其云：

闻便欲为陶朱公调度，此固足少舒逸气。但田间虽曰伸缩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则与俗交涉，败人意处亦多。久当自知之。恃契爱之厚，不敢不尽诚也。阳羡之行在何时？日望经从相聚。(55)

吕祖谦写此信时在临安，陈亮赴阳羡当要经过临安。由吕祖谦“闻便欲为陶朱公调度”，亦可推知，陈亮此行阳羡，定与经商有关。大概到淳熙十一年（1184）左右，陈亮家道开始中兴。此年他因有第一次狱事，事后给帮助过他的郑汝谐信中，对家道中兴有所透露，其曰：

身名俱沉，置而不论；衣食才足，示以无求。人真谓其有余，心固疑其克取。而况奴仆射日生之利，子弟为岁晏之谋。(56)

到了淳熙十二年（1185），他的家境已是彻底好转，在给朱熹的一封书信中，他甚至有些夸耀地说：

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数出小亭子。……两地之东有田二百亩，皆先祖先人之旧业，尝属他人，今尽得之以耕。如此老死，亦复何憾。田之有小坡，有园二十亩，……屋之东北，又有园二十亩，种蔬植桃李而已。(57)

陈亮有田二百亩，据漆侠计算，当时田价一亩值钱十贯，二百亩田就费资二千贯钱，已是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中等地主了，而这还不包括京口的别业和芦地。漆侠认为，显而易见，单靠教书的微薄收入是置办不了的，只有经商和放高利贷才有可能在不到十年时间置办这些田地。(58)事实上，他给朱熹的另一封信中也可找到经商佐证，其云：

亮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形，内居原宪之实。(59)子贡在孔子学生中，以善于经商著称，而陈亮自言“外有子贡之形”，明摆着并不避讳自己的经商行为。另外，漆侠还据陈亮《谢陈同知启》中所言“一毫以上，通缓急于里闾”，认为明显地透露了陈亮从事于放债活动的消息。

回顾陈亮家庭的经济状况，在他二十三岁时，就已大不妙。这年他娶义乌何氏，不久母亲亡故，接着家僮杀人，父亲入狱，祖父母又相继亡故。“三丧在殡”，陈亮无力营葬。待父出狱，家中“无寸土可耕”。父死，陈亮因为“贫不能自食”之故，乃贷钱以葬。如果从其乾道三年（1167）第一次到永嘉算起，到淳熙十二年（1185）他拥有二百亩田产为止，中间亦不过十八年时间，他就把一个极度贫穷的家庭变成了一个中等地主，曾经失去的土地又复回。这样的致富经历，其实与喻夏卿、何坚才等极其相似。漆侠根据这些实例指出，在浙东一带土地的流转是非常剧烈的。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陈亮的家道中兴当然使他对于事功的体会比朱熹要深刻一百倍。而当陈亮在为家道中兴而奔忙的时候，朱熹在武夷山中过的却是另一种生活，其《答陈同父书》云：

更过五七日，便是六十岁人，近方措置种得几畦杞菊，若一脚出门，便不能得此物吃，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撺掇，留取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与村秀才子寻行数墨，亦是一事。古往今来多少圣贤豪杰，韫经纶事业不得做，只恁么死了底何限，顾此腐儒，又何足为轻重；况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来喻“恐为豪士所笑”，不知何处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过虑也。(60)

朱熹过的是“山里咬菜根”生活，与陈亮对于财富的追求状态完全不同。虽然朱熹也曾为缺钱而苦恼，他甚至还向韩元吉写信借贷，但终究守住清贫。

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7）陈亮与朱熹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辨，恰恰发生在陈亮家庭经济好转的时间段，他对于义利的看法，因此不可能像朱熹那样重义轻利，而应该是义利和合的。

还有一句话也值得注意，即云喻夏卿终其一生，“释老之书未尝问”，这似乎是陈亮特别看重的义乌儒风。前此吕祖谦也非常重视义乌循古礼，革陋俗的风尚，并大加推崇，这与陈亮保持一致。事实上，喻氏家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儒学教育的家族，诚如陈亮所言，“夏卿其子孙，皆兴于学”。陈亮与该家族的结缘，就因为他是其家族的老师之故。在《喻夫人王氏改葬墓志铭》中，陈亮云：

当淳熙庚子，夫人之夫喻君夏卿将以十月二十日改葬夫人于智者乡雷公山之下，以茂恭旧所为铭文示余，求改葬志。茂恭死八九年，其文愈可贵重，余读其所为铭文，为坠泪久之。余安能志人之墓，况又能于茂恭文外更着笔耶！第以夏卿一子三孙从余学，无辞以却夏卿之请。夏卿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孤遐老又夭，妇陈氏守义不去，以桧老为嗣。夏卿与夫人又以长子义方之子槐老重慰安之，下至房帏碎事，夫人不使陈氏有所憾。义方早丧妇，一女又孤，夫人亦命陈氏母之，惟留子柟老一人，故义方安于再娶。知方有瘖疾，夫人怜之，亦令得所配。夫人在时，有子梼老，今又有林老者。夫人最爱?子汝方，勉使为学而已，卒不以一事损其均平之德，独以不及见其有子为恨。今有子四人，曰榉老、榆老、樠老、槿老，而汝方亦能以学问自见于乡闾。柟老今名宏，有俊称；桧老名宪，能经纪家事而不废学；槐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礼部；而夫人皆不能待。两女，嫁商克忠、赵悌，丰约一取命于夏卿，夫人止，计其女功所当为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而无间言，虽夏卿处之有道，而夫人之为虑亦甚宻。其大畧之可言者如此，而余不及知其详也。(61)

由此可知，何氏与喻氏两家本有亲戚关系，因为喻夏卿夫人王氏是何恪的从母。何恪母亲姓王，吕祖谦作《何茂恭母王夫人挽章》亦可证。(62)而夏卿的“一子三孙”皆从陈亮学。陈亮之学所以在义乌流行，与义乌多儒商之故；反之，义乌的儒商，也给陈亮义利和合思想给予现实的滋养和资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同样道理，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学术。因此，从陈亮思想与生活互通之路径来考察陈亮的义利观，可帮助我们不仅知其然，还可知其所以然。同时亦可由此了解，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辨，与他们所处生活状态以及生活立场之不同实有莫大关联。

注释：

①参见束景南撰：《朱熹年谱长编》卷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4页。

②据黄宗羲撰：《龙川学案》统计，《宋元学案》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另据卢敦基统计，陈亮学生籍贯，分别为：永康16人；义乌：4人；浦江：3人；东阳：3人；金华：2人；缙云：2人；丽水：1人；黄岩：1人；省外1人；籍贯不明者3人。见《人龙文虎—陈亮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④黄宗羲撰：《签判喻芦隐先生偘》，《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0页。

⑤参见黄宗羲撰：《县丞喻梅隐先生南强》，《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0—1851页。

⑥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卷之三十六《何少嘉墓志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

⑦黄宗羲撰：《签判喻芦隐先生偘》，《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0页。

⑧⑨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卷之三十六《何少嘉墓志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384页。

⑩参见黄宗羲撰：《签判喻芦隐先生偘》，《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0页；凌迪知撰：《万姓綂谱》卷九十四；《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一《人物六》。

On Chen Liang’s Revelation of the Spirit of Yiwu Rich Merchants’“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Taking the Study of the Interflow of Chen Liang Thought and His Life as the Path

CHENG Ji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316022，China)

There had been several debates on the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 between Chen Liang and Zhu Xi in history.As a result, for a long time,most scholars have thought that Chen Liang belonged to the school that paid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in terms of the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Combined with Chen Liang’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his actual contact with rich merchants in Yiwu, and seen from his comments on the rich merchants,Chen Liang was regarded as the man whose thought was to propose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both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 rather than the mere interests.

Chen Liang;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thought;life;interflow

B244.91

A

1008-8318（2016）06-0045-10

2016-10-15

程继红（1962-），男，湖北麻城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