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芳

我知道，你在一个地方，在呼吸，在笑，在拍碎波浪送来的一千朵太阳。你的笑，是大海拥抱海岛的笑，是星星跳跃浪花的笑，是椰树遮掩椰果的笑。你笑着，使黑夜奔跑。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2015年教师节收到来自学生小郑的祝福）

——题记

数学噩梦

举凡优秀的语文老师，他们的学生时代，大抵都有过书香墨韵的濡染浸润与诗意陪伴。他们的回忆中，自然多是当年如何与美丽的文学一见钟情结下不解之缘从此相伴永远的或感人或温馨的各类往事。

而我，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提笔似有万言诉，终化为问号一个：普天下的语文老师中，有多少人曾和我一样有过文学清梦与数学噩梦矛盾交织的中学时代呢？

我坚信，不少学生时代热爱文学语文成绩出色的老师，他们的求学历程中，也会有过如我经历的那般心路。虽然不乏各科均衡发展的优秀学生，但语文和数学，似乎生来就不是那么和谐的一对；越是热爱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的感性之人，往往越是害怕数字计算逻辑推理。在我看来，它们之间简直就有点天敌的意味。就如身为语文老师的我，多年来可以在备课后不带课本不带教案空手进教室流利开讲，被学生和同仁誉为“空手道”，却在卸任当了多年的教研组长时还弄不清自己组内到底有几名成员；每次参加年度量化考核，独独我那认真按着计算器算出的结果会被不放心的校长拿去核算几回。“满纸辛酸言，一把数学泪！”即便是现在，中学已经毕业了三十年的我，还会常常从梦中惊醒，而梦中永远是这样的一幕：静穆的考场，摊开的数学试卷，咬着笔杆对着卷子空白处焦虑万分满头大汗干着急的我。

是的，我的学生时代，语文是我的热爱与骄傲。父母均是语文老师，在那物质清贫的岁月，任教乡村的他们却拥有着精神世界的怡然自得与充实滋润。同样爱好文学的他们会想尽办法，或买，或借，或抄，或换，去获得一切可能获得的文学滋养；所以家中总有着比别家多一些的书刊包括连环画，而阅读则成了全家人但凡有空时极为自然的一环。我就在那样的氛围中浸染长大。上学后我的语文成绩一直足以自豪。在当时大学录取比率极低的艰难背景下，我一直梦想着能升入大学，日后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比如当一名大记者，笔底波澜民生疾苦将美好与正义伸张；比如当一名女作家，文学世界海阔天空任凭鱼跃鹰翔。

数学，则是我实现梦想路上的拦路虎。父母爱文学的因子单单偏向性地遗传给了我，使我天生没有多少理科细胞尤其是数学细胞；奇怪的是哥哥倒未受到半点遗传影响，文理通吃全面发展成绩优异，中考全县第一，高考全市前三，一直光芒万丈。我是生活在学霸哥哥光环下的一片轻云，承受着灿烂阳光，背面有小小阴影。我能背出许多优美篇章，能写出一手流利诗文，能轻易理解文章内容，却解不出一些别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数学题，因此，我的升学史，也被知情的朋友概括成一个奇特的外号：“三大奇迹”。在小升初、初升高与高中升大学的人生三大升学考试中，均创下了语文全区第一与数学班级倒数第一的惊人纪录，境况何其相似，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三大奇迹”。

小学时的数学差，是那种时好时差，但我小学毕业那年的小升初考试题目偏难，分数拉不开。虽然我考得差，别人也不见得好到哪去，所以还是幸运地考上了当地初高中一体的综合性中学——衢州航埠中学（现并校更名为衢州高级中学）。虽然在排名上这学校最多算本地第二，但因为那时县中的所在地更偏远，交通便利和经济相对发达的重镇航埠，倒吸引了许多的好老师，办学名气竟反超县中。初中三年，我在班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校园“小名人”：文科类的出色和理科类的低能同样出名。只要是语文或英语类的考试、演讲、作文比赛或知识竞赛，魁首从不旁落；而数学，从初一开始就是霜打了的茄子，瘪瘪蔫蔫毫无起色。

中考时数学照例不及格，总分倒打了擦边球，以高出1分的成绩勉强上了线，到录取却遭遇了危情。当时学校有个提了多年久未实行的规定，升入高中原则上要求语数英均达及格线，可一直也没碰到个总分能上线而数学却不及格的主，我算是个例外。分数虽然上了线，但若严格按照规定来录取，我就上不了航埠中学的高中部，只能到当时交通极不便利的偏僻山区高中就读。我的父亲，这个一向闲云野鹤有些清高从不求人的语文老师，破例跑到招生办，抓住“原则上”这三字，为他的女儿据理力争。据说当时为了我能否录取的事，招生班子还专门开了个会。“原则上”本非绝路，我那语文英语均为全区第一的中考分数也小小地帮了我的忙，高中最终对我开启了大门。而父亲回家后，眼神复杂地看着饭桌上的兄妹俩，轻轻地叹了声气。那年，刚好哥哥高中毕业。那声轻叹，许是叹息同样的子女境况如此不同吧：儿子参加高考，估分成绩不错，名牌大学不愁；女儿中考放榜，录取不上不下，还得陪上薄面力求。

科目成绩如此不均衡，一直以来在校园里我就是语文老师的“得意门生”和数学老师的“困难弟子”，经常上节课刚被语文老师大力夸赞，下节课就被数学老师同情皱眉，性格里就有了一种又骄傲又自卑的奇怪混杂，成了一种矛盾的结合体。中考录取波折后，父亲那声忧喜参半、感慨万千的低声叹息，让一直笼罩在哥哥光环下敏感的我有点小受伤，于是暗下决心要在高一和数学拼劲 ：“东风吹，战鼓擂，一定攻克数学堡垒！”

所以，在高中数学第一节新课后的那个晚上，我一反初中时对数学不管不顾的态度，空前积极地拿出数学课本温习，充满热情地拉住下晚自习的数学老师，问了一个我久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心中窃喜说不定还会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么简单的题目你都不会！”一声断喝平地起，响似炸雷！被炸蒙了的我抬起头，看到了镜片后一双细眯着的在当时的我看来绝对充满了嘲讽意味的双眼。于是乎，蕴蓄了一暑期的学数学的如火热情，瞬间冰冻！

从此，高中数学课上的我，不吵不闹，不动不笑；再也不去正眼看数学钱老师，只要是他的课，我就赌气地回味着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思接千载，神游万仞。后来干脆搬来了《古文观止》《红楼梦》等一堆我爱看的书，在数学课堂上把书偷偷垫在数学书下看，尽情遨游于自己钟情的文学世界。然而他好像并没有体察到我对他的怨意，只是在发卷时可惜地数度摇头，大声比画着：“你的数学已经掉了这么大的一个洞！”反正数学差，不怕再差；而我喜欢的科目，如文史哲类的，甚至是理科的生物，我都能学得不错。

说来也是命运的神奇安排，若干年后，我从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分回母校，竟然就同当年的数学钱老师搭班教学。时过境迁，当我以同事的身份重新观察他时，我惊讶地发现他本就是个大嗓门儿，爱开玩笑，永远先抑后扬；说话时就是那么一个习惯性的毫无恶意的揶揄腔调，其实生活中是个热心人；而他的眼睛，就是似笑非笑的有点儿像喜剧演员梁天那样的小眯眼！日后，当我与他提及高中时因他那句大声的“这么简单的题目你都不会”而引发的始末，他惊讶万分，两人都不胜唏嘘。是我过分敏感脆弱的心灵有意夸大了自己受到的委屈，不留任何余地决绝地关上了与老师沟通的心门。假如我的抗压能力稍强一些，也不至如此吧。

当初，提笔写我的数学噩梦，踌躇良久。一是《语文世界》中的《老师的学生时代》栏目，语文老师们写自己的学生时代，自然多谈文学世界，自己的悲催数学史似乎太不搭调。二来老师们忆及学生时代的恩师，莫不感激有加，而我却记录一段对老师的赌气加误解，不够应景。可这又分明是我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时最强烈最真实也是最想抒发的感触，我不能不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它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多次设想自己万一那次中考没被录取，我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假如我不去傻傻地和毫无恶意的老师暗地赌气，我的人生又会怎么样。而世间那些缺少数学天赋的文学少年，是否都能延续自己的求学之梦与文学之梦呢？

更重要的是，它也深深影响了我的为师之观。正是自己曾走过这样一段弯路，日后为人之师，我在迎接每一届新生时都格外留心与小心，尽量微笑着用爱的目光去迎接学生的第一次注视；用温和亲切的语调去回答学生的每一个问题，生怕触痛那些与我当年一样倔强敏感的心灵。尤其是对那些一如我当年的语文出色而数学自卑的学生，我因惺惺相惜而格外爱怜，现身说法鼓舞鼓励，想尽办法提高他们的自信，引导他们走出一条不忘初心的人生之路。因为，我不愿意他们成为当年的自己。

而18年前，真有一个和我当年状况神似的同姓女孩，一个充满文学灵气却排名倒数的“理科差生”，落榜后改读文科，考上了法律本科，而四年后她又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取浙江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之后一路高歌读完浙大博士课程，现在是浙大传媒学的博士后。她在考上浙大中文系后才告诉我：这么多年努力，一直想和语文老师读同样的专业，成为像语文老师一样的人，因为在高中自我放弃时受到了语文老师格外的关怀与鼓舞。其实，我并没有为她做过什么。当年的师生大郑与小郑，现在是生活中的莫逆之交。而这大郑与小郑之间的缘分情分，成为了我从教史上最温暖的欣慰与最自豪的骄傲。

复读圆梦

十八岁那年，我从梦想的云端跌落到衢城的一条叫作“化龙巷”的小胡同，开始了复读生涯。首考落榜其实在意料之中，学校高三只有两个班，上世纪80年代又刚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观念盛行的年代，两班一共就六个人报了文科，不能独立成班。选报文科的我们就这样一直寄养在理科班，政史地全靠自学。直到最后两个月，学校才同意我们上理科科目时到教室外面自学，却并没有给我们安排教室。在众人带点儿异样的注目礼中，“非主流”的我们，晴天排坐在操场边大树下的一块大石头上看书；雨雪天只能挤在实验室的走廊中自习。在当时22︰1的录取背景下，在我们没有文科系统复习的情况下，一晃到了高考。

是的，虽然高考我的语文成绩考出了全市六县区所有考生的第二名，历史、英语也不错，可因为全班倒数第一的数学拉了后腿，高考自然落榜，身份就变成了复读生。这是一种很难界定的身份：离开了中学校园，但并未升入大学，也并没有融入社会，只能说是学生时代的校园外延续吧。而那时所谓的复读，是在夜间借小学的教室请中学的老师业余兼课，白天自行解决。

当时，我和另一个同样爱语文怕数学的落榜“难友”借住在她表姐家一个三四平米的外间。外面有走廊和厨房，光线很暗；里面只能放一张小床，所以床几乎就成了生活的全部空间。

我们无处可逃。除了蜷缩在床上看书写作业，还要在晚上解决白天的用水问题。小厨房里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水龙头，住里间的表姐以放杂物为名，把它弄成了储物室，也并没有把钥匙给我们。我们不好意思开口问她要，所以我们在夜里结束学习后，通常在十点半，化龙巷已没了车声也没了人影时，去扳开街面正中的一个圆形的井盖，吊上水来洗碗洗衣物，并拎回一桶白天用的水。印象中大多是寒冷的夜晚，清冷的街道，天空挂着一弯黯然的残月。所幸两颗青春的心并没有一同僵冻。

“化龙巷”里住了大半年，终未化龙。只能咬牙在“童家巷”再练“童子功”。“童家巷”是一条更小的弄堂，尽头就是挤有七八十个复读女孩的集体宿舍。木结构，有一方不大的天井，大约五六个房间，每个房间都住着十几个人，没有书桌，所有的活动空间就是上下铺里自己的那张床上。一米宽，一米五高。

那么热闹的所在，我们又同有“天涯沦落人”之感，几十个女孩们活泼的力量，还是冲破了高考落榜的惨淡与空间的狭小，使得生活平添了几分热烈。

白天照旧不上课，也无人来安排作息时间。但大家都自觉在清晨六点起床，然后拿着碗筷，前呼后拥穿过长长的弄堂，去另一条街上一个酒厂的食堂买饭。每天都要接受那些街坊居民与酒厂工人的注目阅礼。

就在那样的空间里，或学习，或盯着小窗透进的光线发呆。年久的小窗台上，有一两株极纤细的小草，经常在风中颤抖，但那微小的身子透出的那点倔强的绿意，却在那样的岁月给了我很多精神慰藉，一如那点缀在单调岁月里的枕边的琼瑶小说。第二年的“童子功”终究还是失败，数学，终不能让我的心释怀。那时候巷子的录音机里常唱一首童安格的流行歌曲，不知歌名，而我们总是低声跟着哼唱：走在幸与不幸的边缘/多少友情无言的感慨/生命写在白发的关怀/却要面对现实的无奈……

数学依旧是天敌，但攻不下它，上大学的梦就遥遥无期。在那一年内，终于发狠了的我用了一个最笨最原始的方法：把一本姓瞿的编者编的高考复习书，足足做了十几遍，终于有了解题的感觉。终于的终于，1988年的高考我的数学超过了一百分，总分也过了线。但因数学上时间花得太多，其他科目受了影响，总分并不高。大学梦终圆，虽然离我心仪的杭大新闻系还差三分。在“鸡肋心态”中徘徊的我最后还是进了浙江师范大学的汉语言专业，毕竟文学文字梦从未走远；未能做成大记者与大作家，我的职业，宿命般地接过父母衣钵，成了日后的语文郑老师。至于从当初不那么情愿地当了老师而到日后却不止一次地感动自豪于自身的职业，那是后话了。

回望学生时代，道不尽感慨与悲欢；岁月风霜，夹沙育蚌 ；淀为琥珀，化为珍藏。走吧，走吧，有一直钟爱的文学陪伴，且悲且喜，载梦前行不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