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在“总体要求”中提出“在国有企业改革大框架下，充分体现文化例外要求，积极推进国有文化企业改革”。这一新提法表达三层意思：一是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国有文化企业改革；二是国有文化企业改革要在国有企业改革大框架下进行；三是国有文化企业改革要充分体现文化例外要求。这些必将成为国有出版企业继续改革的“定盘星”。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有出版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经营性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一大批出版发行等内容生产和传播企业迅速成长，出版精品不断涌现，出版性服务更加活跃，有力促进了出版产业的发展和出版市场的繁荣。但同时，在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譬如，有的国有出版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有的国有出版企业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不高，内部经营管理问题比较多，知名品牌比较少等。由此，有业内人士评论质疑改革步伐是否走快了；还有人担心改革能否持续下去，并列举非时政类报刊改革停滞的例子，等等。《意见》中关于“积极推进国有文化企业改革”的“总体要求”，对此作出了明白无误的回答。其实，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五位一体”全方位改革的重要内容，早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就作出重大部署。这包括涉及文化体制改革深层次矛盾和难点问题的25项、104条重要改革举措及工作项目，改革2015年、2017年、2020年三个时间节点等。从中可以看出，中央关于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从未改变。任何观望、任何等待、任何动摇、任何怀疑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要不得的。当前，出版业必须统一认识、凝聚力量，牢固树立继续深化改革的信念，增强改革的信心，用改革的办法和创新的思路，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

今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从总体要求到分类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提出国企改革目标和举措。这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同样也是国有文化企业改革的重要遵循。国有出版企业改革要在国有企业改革大框架下，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和改制上市；以董事会建设为重点，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依法自主决定内部分配，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深化内部用人制度改革，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制，等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物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出版企业生产经营既要讲求社会效益，又要讲求经济效益，并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我国出版产业明显不同于其他经济产业之处。精神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如果出版业只是“一切向钱看”，而无视社会效益，就会导致那些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害的出版物出笼甚至泛滥，危害整个社会，污染人们的心灵。为此，在出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在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的前提下，努力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可以说，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就可以把握出版改革发展正确方向，使国有出版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既把牢导向又持续健康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含糊，就会偏离改革初衷，背离改革发展的基本原则。具体来说，在经营理念上，要强化出版企业意识形态属性，明确把社会效益的要求体现在企业宗旨中，贯穿到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和全过程，成为广大员工的自觉追求和行为准则；在治理结构上，要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科学设置企业内部组织机构，健全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确保正确内容导向；在绩效考核上，要推动企业建立科学的内部绩效考核体系，实行差异化考核，突出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