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

五中全会提出了中国“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制定和执行“十三五规划”的灵魂。

如何理解五大发展新理念？

创新发展放在第一位是它在全局工作的首要地位所决定的，是着眼于培育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改革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年均GDP连续34年增长9.8%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它主要依靠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低成本和技术后发优势创造的供给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居民收入不断翻番、基础设施迅速完备、持续对外开放带来的巨大需求。然而，传统供给和需求端现在动力都在消退，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要看中国的创新发展，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协调发展要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世界发展历史证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将集中爆发，中国经济转型恰逢世界经济周期性下滑，使解决这些矛盾困难加大。

绿色发展注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和顺应人民对“青山绿水”美好生活的追求。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人民的幸福感不仅来自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来自生活质量的提升。

开放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的方向，也是全球化时代大国发展的必经之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联动内外经济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新型国际合作模式，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新路，打造世界各国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走向强国的光明大道，也是中国对世界所作的贡献，提供的优质“公共产品”。

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之义。它着眼于解决人民深恶痛绝的社会不公、正义匮乏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从国内层面看，这是“人民至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直接体现;从国际合作看，这是中国希望把自身发展成果和发展经验惠及其他国家的“合作共赢”思想在外交和经济交往的具体反映。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本意就是如此。

我们对新的发展理念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就可以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做出具体分析，以确保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第一个百年目标”。

五大发展新理念的出台背景

什么是“中高速增长”呢？它既是定性也是定量的目标，即在2010年GDP基础上，到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均要翻番。怎么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基础上来实现这个百年目标呢？

首先，既然讲GDP增长，就需要细细分析GDP事实上分为潜在GDP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据专家测算，中国“十三五”期间的潜在GDP增长率约年均6.2%。2010年中国GDP总量是40.9万亿元，2020年翻番就是81.8万亿。要完成这一目标，如果2015年GDP增长6.9%，那么2016-2020五年期间年均GDP实际增长需要约6.5%。这么看来，除了充分发挥潜在增长力外，还必须有起码0.3%额外的增长才能达到目标。

潜在增长率表明，只要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这个增长幅度是可以实现的。额外的GDP增长则需要不同的政策手段，从改革和创新中获取红利。要实现前者目标也并非一帆风顺，受世界经济普遍低迷和经济周期性因素的冲击，在需求端包括投资和消费都可能出现困难，政府需要采取反周期的宏观政策调控来应对随时会出现的困难。中国经济发展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的情况，都是通过宏观政策反周期调控予以解决。换言之，需求不足政府可以采取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2008-2009年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这正是许多国家经常使用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表明，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从2010年前约10%回落至“十二五”期间的7.6%，如前所述，“十三五”时期将降至6.2%左右。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没有国家可以做到GDP无限期地高速增长。

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研究证明，2010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转折性变化是潜在增长率下滑的信号和“扳机”。15岁至59岁的劳动人口2010年达到最高峰，开始出现负增长，而且这一趋势将长期存在。这还不是关键。因为“经济活动人口”2010年后还在增长，估计2017年抵达峰值，然后也进入负增长通道。劳动力在生产要素中十分重要，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它会影响所有生产要素相关的经济增长变量。过去中国依靠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截至2014年中国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只占全国劳动力的19.1%，已低于专家们认定的20%的界限。再一个问题是，这19.1%的劳动力中年龄普遍偏大，以40或50岁以上为主。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指望这部分劳动力出来的可能性很小。农村16-19岁的初高中毕业生2014年也到了峰值，2015年出现负增长。有数据显示，2005-2010年期间，农民工年均增长4%，2015年上半年仅增长0.1%。

在这种大的趋势下，继续依赖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显然不行了，因为潜在GDP增长率下滑凸现传统产业比较优势下降，产能严重过剩。中央强调的保持战略定力就是要求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转换期，需要保持冷静，阵痛总比长痛好。实体经济如果不能“腾笼换鸟”或者“凤凰涅槃”，那么再多的货币宽松和资金投入都不会进入实体经济。结果很可能，一是重复的产能建设，进一步增加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难度，拉长宏观调控的时间;二是过于宽松的流动性“溢出”实体经济，进入套利、房地产、股市和其他资产泡沫行业，增大金融市场的混乱和无序。

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地进入新常态，适当刺激与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同时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这就要从有效供给上下功夫。去年中国出境人数超过1亿，支出逾1.2万亿元，而且大多花在购物上。为什么？因为国内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还是不足，或者说有效供给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政府近年大力提倡的“互联网+”和“工业2.5”等发展模式就是为了解决经济转型、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五中全会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将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提供可靠、科学、可行的思路和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发展新理念在区域一体化和跨区域发展上的全新国际合作模式和发展思路。

新理念为转型提供可靠路径

如果我们能够达到潜在的GDP增长率，那么额外的增长就需要从增加生产要素的供给着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来扩大潜在GDP增长的幅度。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和创新。提高供给的改革措施可包括：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速，稳定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提升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保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已经实施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有助于生育率的提高，降低人口抚养比例，部分抵消老龄化带来的种种困难;继续深化改革，简化行政审批和管理，使市场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中国需要充分运用中国智慧、中国思想，提出中国方案，扩大国际产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中国要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进一步推动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无论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的“草原之路”，还是欧洲投资计划、英国的基础设施改造、德国“工业4.0”计划，以及中国印尼、中国越南、中巴经济走廊等等，都需要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加紧往前推进。中国已经与二十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15年与二十余国签署了国际产能合作协议，初步形成覆盖亚、非、拉、欧四大洲的产能合作格局。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互联互通，包容发展符合各国的利益。习近平主席提倡的世界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得到各国的积极响应。世界的目光进一步聚焦中国，期望中国继续发挥世界经济火车头作用，拉动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这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