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煜

[摘要]文学经典以其艺术性和普世性而成为电影改编青睐的对象，尤其是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文本，更是具有极大的改编价值。然而，电影与文学在具体的叙事方式与人物、场景的刻画方面却大相径庭。要探索出一条从小说到电影的路径，必须厘清文学影像化时的作者叙述、接受者理解以及双方在审美方式上的不同等重要问题。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从抽象到具象的叙述视角、从浅显到复杂的理解思维、从文字到图像的审美过程，分析英美文学经典的影像化呈现。

[关键词]英美文学;经典作品;电影改编

随着电影的不断发展，文学作品成为电影剧本的重要来源。尤其是英美经典的中长篇小说，由于受众的广泛、流传时间的长远，更是为西方电影工作者所偏爱。如莎士比亚、阿加莎·克里斯蒂、海明威、福克纳等人的小说，因为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历经世事变迁而愈发显现出它们的光辉。这些经典作品不仅是文学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也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通读者所熟悉。正如卡尔维诺所指出的：“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1]而电影这一门大众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其创作与传播接受的过程本身就需要迎合社会上个人与集体的无意识，包括人类共通的情感、思绪以及记忆等。文学经典正以它的艺术性和普世性成为电影改编青睐的对象，尤其是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文本，更是具有极大的改编价值。然而，电影与文学尽管可以在叙事上拥有相同的主题立意，但是在具体的叙事方式与人物、场景的刻画方面却大相径庭。[2]要探索出一条从小说到电影的路径，必须厘清文学影像化时的作者叙述、接受者理解以及双方在审美方式上的不同等重要问题。

一、从抽象到具象的叙述视角

绝大多数被电影改编的经典作品都是叙述性文字，如小说等，故事本身是电影的核心，也是电影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就叙述而言，语言是小说与电影共有的表达方式。但在电影中，人物的对白是其唯一的语言表达方式，并且这种方式的传达是通过听觉来实现的。而在小说之中，对白不便直接表达，需要靠观众自行领会的人物性格或关系却可以通过文字直接阐释，小说的叙事者无须隐藏在文字背后，甚至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作者都可以表达出其自身的思索或精神寄托，甚至是写作的目的。而电影的镜头语言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对白的不足，观众以一种全知视角来对排列组合后的画面进行欣赏，所获得的信息全部是具体的、清晰的。[3]电影省却了观众在阅读后将文字在脑海中转化为画面的这一过程，将抽象直接变为具象，给观众以身历其境、置身于当事人之中之感。

以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为例，这部经典作品曾经被四次搬上大银幕，而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当属2005年乔·怀特执导的版本。电影体现了怀特在对文字进行影像化时所做出的有益探索。如，在表现达西先生向伊丽莎白求婚这一场景时，在奥斯丁的小说中，达西是在室内求婚的，而怀特则大胆地将求婚地点改在了室外。首先，在视野开阔的室外求婚更加具有美感，更符合当代西方人的生活习惯，使喜爱浪漫的西方观众更容易接受;更重要的是，改为外景拍摄将使得室外布景与天气相结合，尤其是在班纳特一家居住的林木葱郁的小镇，这些景物将成为电影表现人物心理活动、情绪变化的补助。达西在小说中共向伊丽莎白求婚两次，而第一次毫无疑问是失败的。因为对于伊丽莎白而言，她感受到达西性格中不可克服的傲慢，这次求婚带有达西自恃门第高贵而对伊丽莎白“降格以求”的意味，引起了伊丽莎白的反感。但是伊丽莎白本人因为也喜欢达西，因此她在拒绝达西的同时，自己也是感到痛苦的。这是两人“傲慢与偏见”的第一次尖锐交锋。在电影中，怀特先是借助求婚前昏暗的天色来隐喻达西这次求婚的不妙结果，随后再用滂沱大雨来陪衬两人矛盾大爆发后的争吵，以反映两人内心在受到巨大打击之后的伤感之情。整个求婚的场景相比文本要具体得多，并且因为天气的加入使观众获得了有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一种提示。与之类似的还有根据爱米莉·勃朗特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呼啸山庄》。孤单地伫立于泥泞荒原之上的呼啸山庄本身就是原著中的一个重要的、压抑而悲伤的环境。在电影中，导演阿诺德充分表现了呼啸山庄环境的阴暗恐怖，如愁云笼罩的天色、野蛮的风以及荒草丛生的地面。在用光以及收音上全部采用自然光和原声，唯一色彩明亮的人物是希斯克利夫念念不忘的凯瑟琳，这体现的是希斯克利夫对凯瑟琳回忆的一种美化，其他物品全部呈现出灰暗的色调，将观众带入到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之中。

二、从浅显到复杂的理解思维

优秀的小说往往具备深刻的内涵与厚重的意蕴，经典的作品尤其如此。与代表大众文化的电影不同，由于文盲率的限制，小说在其诞生后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精英文化的一员而存在的。经典的小说往往卷帙浩繁，人物关系复杂，体系庞大，故事内容囊括了一个时代（或时代缩影）的风云变迁，叙事线索多条并进，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往往需要读者进行反复多次的细读，或参照他人的批注详解或心得，才能领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而电影一来针对的是尽可能广的普罗大众;二来其欣赏过程是有限的，电影主创需要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将故事叙述完毕，并且合理安排故事在不同时段发展、高潮与结束;第三，电影的欣赏是线性的、不可逆的，过于晦涩或与主题关系不大的描写和次要线索往往会被导演删去，或是转化为直观的镜头，将作者细腻的用心直接呈现给观众，避免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产生困惑。这样一来，文学在影像化之后，其思维注定要被简单化，原著在得到推广的同时也必须付出牺牲部分本意和结构的代价。而评价一部改编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准主要在于其在将作品影像化后，是否会失去叙事的完整性以及人物的立体性，而非单纯对原著的忠实。

以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为例，海明威本身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为记者，职业生涯以及当时文学大环境的影响，促使海明威在创作之时就极为讲究语言风格的简洁凝练。[4]海明威用大量的对白代替叙述，使其小说天然就拥有着“影像化”的特征。但也正是因为其“冰山风格”理念指导下小说文本的简单，使得其文本有着丰富的阐释空间。而一旦被影像化之后，海明威原本客观而冷静的叙事态度就不再能够成为电影的优势，相反，电影因为影像叙述的直白往往并不能表现出原著中的多重隐喻。在1990年裘德·泰勒执导的电影《老人与海》中，就存在着这种“简化”。首先，原著中海明威关于宿命的思考被电影省去了，只是突出了对老人坚忍不拔精神的一种赞美，也略去了原著之中将老人与耶稣联系起来的隐喻，这正是影像语言在一个固定时间段内表达力有限的体现。其次，电影也对原著中的叙事框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在电影中，泰勒创造性地将海明威本人纳入到故事中，多次表现了海明威晚上独自蜷缩在窗框上喃喃自语“那个老人还没有回来”，以及海明威和小孩曼诺林的交往。原著中全部围绕老人圣地亚哥展开的结构，被转换为海明威对整个事件的经历与回忆过程。泰勒显然明白海明威塑造的圣地亚哥形象一方面有个人亲身经历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海明威对自我人格的写照。然而由于影像本身难以将老人与海明威二者联系起来，因此泰勒不得不使用这种方式将海明威作为一个电影角色强行插入到叙事之中。然而这样一来，拥有坚韧生命力的老人与海明威就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海明威成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聆听者，而不是老人与大鱼搏斗三天三夜，忍受海上孤独的84天的亲历者。海明威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的双重寓意（纪实与自况）就被简化为一种（纪实）。

三、从文字到图像的审美过程

如前所述，作者的写作过程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经验对客观世界进行模仿、建构的过程，而读者的阅读过程则是对作者这一世界的重塑。而每个读者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是各不相同的。换言之，小说之中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但是电影需要通过图像给予观众的视觉一种直接的刺激，即使是在表现不真实世界的科幻、奇幻电影中，也需要构建起一个“真实”的空间。仅仅一个镜头之中就必须包罗万象，有着电影主创对这个真实世界的种种“填补”，一旦这些填充内容是符合电影/小说主题的，那么可以说这部电影在画面建构上就是成功的。优秀的改编电影在这一填充过程中，会借助原著的帮助和指引，同时也会勾起观众情感情绪上的共鸣，是连接原著与读者的优良媒介。但是图像的出现完全剥夺了观众从文字上自行对人物、情节进行丰满的这一审美过程，绝大多数观众往往并不需要对导演呈现给自己的画面进行理性思考，而只需要被动地追随故事的走向以及人物的喜怒哀乐。

以巴兹·鲁赫曼执导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例，电影改编自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于1925年的同名作品。整部小说的背景就设置在20世纪20年代纽约长岛所谓“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中，20年代的美国爵士乐大师群星辈出，因此也被称为爵士时代。[5]纽约在当时就因为淘金热而成为诸多寻梦人和发财者的聚居地，而其中主人公盖茨比更是一位热衷于举办华丽宴会的神秘富豪，甚至可以说，靠着做私酒生意起家的盖茨比所故意营造出来的一个个奢靡夜晚最后成就的只是自己的一个幻梦。因此整部小说充斥着对当时环境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氛围的渲染。电影则用图像的方式对菲茨杰拉德用文字塑造的这一个巨大的幻梦进行了更为直接的表现。鲁赫曼等人不惜重金打造具有那个年代特色的闪亮的服饰与珠宝，星空下喷泉绽开的盛大宴会以及盖茨比锃亮闪耀的黄色跑车等。加上改编后的爵士乐，这些视听元素无不时刻提醒观众电影中的主人公正处在一个疯狂享乐的年代，这种享乐的背后是盖茨比荒诞的精神诉求，即通过占有大量金钱夺回黛西，假设过去的五年从未发生而与黛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就是盖茨比的“美国梦”。他此刻的物质财富是带有血腥味的，他通过这些财富来证明的是尊严和人格也是虚幻的，而他本人最后也为这个梦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在表现汤姆的情妇茉特尔·威尔逊时，尽管篇幅不多，却同样一丝不苟地表现了上层社会的对立面，即那些繁忙、社会地位低下的工人们，他们的居住与生活条件相当恶劣，然而正是他们的努力创造出了盖茨比们所享受的浮华，这片脏乱的土地才是“美国梦”的基础。盖茨比也恰恰葬送在威尔逊这个底层阶级身上。可以说，鲁赫曼的电影将原著中上流社会人们物欲横流、精神堕落的实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越是通过影像来突出此刻的莺歌燕舞、彻夜狂欢，越是能反衬出美梦幻灭之后盖茨比死去葬礼的冷清，以及整个美国无可避免的经济大萧条的到来，具有一种鲜明的讽刺感。并且当导演用大量鲜艳闪耀、夸张的风格打造盛宴画面时，会使得当代的观众感受到一种不真实感。包括导演反复多次地给盖茨比豪宅上刻的“Ad Finem Fidelis（拉丁文，意为忠贞不渝）”的特写，如盖茨比死在游泳池里时，这也是原著文字所不能表达出来的一种对盖茨比这种痴情的赤裸裸的批判。

对大众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实际上是对电影人在艺术把握与商业运作上的一次双重考验，而欣赏改编自经典小说的电影也是读者一次领略他人解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的宝贵机会。从英美经典作品的改编不难发现，找到电影与文学二者的契合点，促进二者进行良性互动，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电影特有的具有新鲜活力的镜头语言给予大众另一种近距离接触经典的机会，而代价就是原著中的部分精髓与观众作为读者思考空间的失去。但经典文学作品与电影之间进行碰撞仍然是未来电影这一年轻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电影人完善这门艺术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刘暑珍.卡尔维诺的文学经典观[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2]章颜.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3.

[3]傅晓姣.当代影像镜头语言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2.

[4]邹溱.近年国外海明威研究述评[J].国外文学，1995（01）.

[5]陈才忆.爵士时代的当事者与代言人菲茨杰拉德[J].宜宾师专学报，199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