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彬

[摘要]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华语电影。它根据一部真实的纪录片《寻找失去的孩子之彭高峰寻子篇》改编而成。但在这部影片中打拐寻子仅仅是故事的外壳，陈可辛凭借外在打拐寻子的故事展示了亲情、伦理、人性、社会批判的诸多看点。然而深入故事的内核，对人性的悲悯和灵魂的自我救赎才是陈可辛影片的灵魂。通过对田文军、鲁晓娟、韩德忠、樊云、李红琴、高夏等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透视了几人在寻子过程中如何完成了自我觉醒、忏悔和救赎。

[关键词]《亲爱的》;悲悯;救赎

催泪大戏《亲爱的》被誉为2014年最感人的华语电影。每看完一次，心里总会留存着久久的感动，但想要把它写下来时，却又有一种欲说还休的困惑。这部电影到底要向受众传达的是什么？笔者不禁陷入了一种情感和价值的迷雾中。《亲爱的》以彭高峰寻子的真实案例为原型讲述了一个拐卖儿童的故事。但这仅仅是故事的外壳，陈可辛讲述的重点并不在此。首先，影片中的田鹏被拐但并未被卖，在众多的儿童拐卖案件中，这是一个特例。其次，当田文军找到田鹏时，拐带田鹏的杨明富已经死了，而他的妻子李红琴是一个无知的受害者。因此被拐者和拐卖者之间的仇恨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影片中用很大的篇幅展示了田鹏与其养母李红琴难以割舍的亲情。《亲爱的》中的社会批判性也是我们一目了然的。如失踪人口24小时之内不给立案，福利院院长以法律的名义冠冕堂皇地拒绝李红琴对杨吉芳的探望，韩德忠办理出生证明却被要求开具儿子韩小宝的死亡证明等，这一切都在昭示着我们社会中的某些灰色面以及底层人民生存的艰难。但这种批判是否就是陈可辛叙述的核心呢？

陈可辛拍摄这部电影的动机缘于一部真实的纪录片《寻找失去的孩子之彭高峰寻子篇》，但《亲爱的》与此纪录片又有很大程度的间离。在纪录片中寻找彭文乐是唯一的主线，在《亲爱的》中除了寻找田鹏的主线，还有田文军和鲁晓娟两人关系的变化，李红琴对杨吉芳抚养权的争夺，律师高夏由对李红琴的敲诈到真心帮助，韩德忠从坚决不生下一个到最终对现实的妥协。这些围绕在寻找田鹏主线周围的故事使得《亲爱的》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态。陈可辛对真实事件的加工和改编传达了他创作这部电影的真正意图：悲悯和救赎。王群在评价《亲爱的》时指出：“现在的电影最低层的是奔着票房，高一点的稍微讲究一点电影语言就算不错了。但是向人道主义的立场靠拢，能够显现出一些人性关怀和人文情怀的东西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1]《亲爱的》正是传达了这种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和人在自我反思中的忏悔和救赎。

一、田文军和鲁晓娟

故事的开始，田文军与鲁晓娟已经离婚，孩子归田文军抚养，鲁晓娟已经另组家庭，她每周探视田鹏一次。鲁晓娟将田鹏送回田文军的网吧，两人见面便是无休止的争吵，鲁晓娟谴责田文军照顾鹏鹏不够仔细，致使孩子受伤，同时她还责备田文军教田鹏方言。田文军则反唇相讥，两人唇枪舌剑，表面看来是为了田鹏的教育，事实上则是两人内心价值观的冲突。鲁晓娟好强上进，她通过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成功进入中产社会，融入了深圳这座城市的核心，所以她希望田鹏讲普通话，希望田文军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希望别人按照她的意愿生活。相对于鲁晓娟来说，田文军则是一个失败者，生意失败，婚姻离散，虽生活在深圳，但田文军始终是这座城市的异己者，因此他固执地教田鹏陕西方言：“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这种对方言的执念体现了大城市外来失败者的恋乡情结，借此对抗自己的挫败感。鲁晓娟是在融入，而田文军是挫败后的间离，田文军与深圳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所以即使田鹏没有走丢，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分裂环境中，他也很难健康成长。而恰恰是田鹏的失踪使田文军和鲁晓娟两个刺猬式的夫妻逐渐走向了和解。在田鹏最初走失时，鲁晓娟充满了愤怒和质问。在警察局，她哭喊着捶打田文军，要求田文军还她儿子，此时鲁晓娟是高高在上的质问者，田文军则因丢失了鹏鹏成为负罪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愤怒慢慢退去，继之而来的则是互相的同情与和解。当田文军千里迢迢赶到河北寻子时，鲁晓娟则谨慎地提醒田文军别中了骗子的圈套;当房东要将田文军的网吧转租他人时，田文军和远远坐着的鲁晓娟相互对视中充满了理解。两人不再针尖对麦芒式地喋喋不休，田文军看到鲁晓娟脸色不好会叮嘱她注意身体，而鲁晓娟知道田文军失眠便给他带来了药，两人共同参加“万里寻子会”，已是两人之间彻底的和解。在寻亲会上，鲁晓娟第一次进行忏悔，在儿子田鹏追她的车时，她心中感应到儿子在后面，但她没有停车，而是关上车窗离开，虽然这种感应只是一种潜意识，但对于母亲来说，这个失误足够使鲁晓娟背负一生的罪责。鲁晓娟在漫长的寻子之路中已经卸下了质询者的面具，最终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负疚宣泄出来。在鲁晓娟崩溃式地哭泣时，田文军只是静静地等待着鲁晓娟的宣泄，因为这时任何言语和安慰都是多余的。在找到鹏鹏之后，田文军在派出所的楼梯上同样有一段爆发式的哭泣，韩德忠试图去安慰他，同样被鲁晓娟制止了。鲁晓娟和田文军两人之间确实有着一种默契，只是最初被世俗利益所蒙蔽而已。儿子的丢失则使他们逐渐走出了自我迷失，成为他们彼此情感沟通的桥梁，完成了彼此的救赎。电影结束，当田文军发现儿子满口方言时，他试图纠正孩子的方言，让其改说普通话，这也是田文军对自我的重新认同。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寻找孩子的故事，不如说是一对夫妻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逐渐找回自我的故事。

二、韩德忠与樊云

韩德忠是影片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万里寻子会”的发起者，也是寻找鹏鹏的全程目击者。韩德忠在影片中是一个塑造得非常丰满的形象。他外表乐观、坚强，有义气。他是“万里寻子会”的核心人物。看完影片，他的“鼓励，鼓励……”始终萦绕在耳边。但韩德忠内心深处又背负着深深的罪责。在乐观的背后，是他深深的忏悔。韩文忠之所以组织“万里寻子会”，深层的含义是要救赎罪孽。“‘救赎一词是指把人类存在的价值或者人类本身从要被摧毁的状态或者环境中拯救出来。”[2]这种救赎既包括肉体上的赎罪，也包括心灵的释负和重获自由。在酒后他给寻亲团讲了自己在印尼吃活猴脑的故事，而当他的孩子丢失后他改为吃素。这显然是他对自己杀生的忏悔，他认为孩子的丢失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因此他要通过吃素、放生、行善来达到自我心灵的救赎。他放生老龟，希冀通过自我的忏悔求得上天的怜悯。不停地奔波，不停地寻找，韩德忠在寻子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最终却是田文军找到了自己的儿子，而他的儿子毫无线索。韩德忠深夜驱车到田文军楼下，正体现了他内心的不甘和无奈。当田文军来敲他的车窗时，他假装睡着了;当田文军走开时，却收到了韩德忠的短信：“我找了这么久，偏偏找到的是你，我找不动了。”无奈、心酸伴着韩德忠的半行清泪，一个男人内心的脆弱表露无遗。韩德忠在寻子团中一直坚称：“一直找下去，坚决不生下一个。”而在田文军找到儿子时，他的坚决却悄无声息地被动摇了，不得不说陈可辛对人性拿捏得十分到位。韩德忠最终决定与樊云再生一个孩子，却遭遇到工作人员要求出具他儿子的死亡证明，虽然韩德忠与其大吵，而在田鹏生日宴上，他向众人宣布自己的妻子怀孕了，合法的，说明他默认了自己儿子的“死亡”。因此，虽然即将面临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但是韩德忠感到一种深深的罪责，对儿子的背叛，对众人的食言，因此在众人的祝贺中，韩德忠跄踉离场，之后则是独自号啕大哭，愧疚、背叛、无奈、绝望，各种情感为韩德忠的哭声染上了一抹苍凉的底色。与韩德忠相比，妻子樊云的出现只有几个短短的镜头，但在樊云的身上最能体现陈可辛要表达的救赎。在万里寻亲团中，樊云一袭白衣，带领众人一起进行宗教宣誓：“当我们受苦，愿所有的苦难成为拯救一切众生苦难的补偿;当我们慈悲，不再以吸干别人喂饲自己，这是对别人的慈悲，也是对自己的慈悲。”在基督教教义中，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所以上帝派遣独子耶稣拯救世人，耶稣自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宝血来救赎世人。樊云的宣誓正是表达了世人对罪责的忏悔和对心灵寄托的索求。樊云的另一次出现则是寻亲团在一起喝酒时，韩德忠讲述自己在印尼吃活猴脑，樊云一再出言阻拦。我们从韩德忠的讲述和樊云的阻止中可以感觉到，也许韩德忠所讲出的罪责，只是他做过的事情的冰山一角。而这些过去的“罪孽”是夫妻两人不可触碰的禁忌，也许他们在冥冥之中都感到孩子丢失是命定的惩罚，所以他们希冀以自己的苦难达到对众生的拯救，以自己的慈悲完成自我救赎，在这种苦难和慈悲中祈求上天的饶恕。这种对众生的悲悯和对自我的救赎才是影片所要表达的灵魂所在。

三、李红琴与高夏

李红琴在影片中的身份是人贩子的老婆，但她又是不知情者，而且对田鹏也是视如己出，这样一种尴尬的存在不可思议地集中到了李红琴身上。在田文军与鲁晓娟来寻找田鹏之前，李红琴只是一个自在的存在。她没有多少文化，对生活逆来顺受，当然她也凭着母亲的天性关爱着杨吉刚和杨吉芳这两个与她并无血脉关系的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一直以为自己不能生育的李红琴，对自己的丈夫及家族有一种负罪感。因此当杨明富带回田鹏并声称这是他在深圳与别的女人生的孩子时，李红琴只能无奈地承受这个结果。即使在李红琴的心里，她的丈夫与别的女人生了孩子，李红琴也仍以其丈夫为天，认为她丈夫是很老实的人。直到有一天，田文军和鲁晓娟来要回了田鹏，杨吉芳也因为身份未明而被福利院收养。这时李红琴第一次由自在转向了自为。在这之前，只是因为丈夫要她来抚养这两个孩子，她就照做。而丈夫拐带孩子身份的暴露，则使他的形象在李红琴面前彻底崩塌。要回孩子，不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因素，而只关乎母爱。这是李红琴心灵的一次觉醒。她只身来到深圳，爬上福利院二楼的窗户，只为能看一眼杨吉芳。为了夺回杨吉芳，她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换得杨青山为她作证，她不惜卖房卖地聘请高夏做她的律师。为了见一眼“吉刚”，她被众人殴打，她下跪，她任人抽打，仅仅为了证实“吉刚”是否还记得她这个妈妈;她一天天等在杨文军的门前，只为告诉杨文军“吉刚”吃桃过敏。她一面低如微尘，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她又是如此的执著和坚韧。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德上，我们都可以对李红琴做出审判，然而又有谁会忍心，又有谁有资格去批判一个无辜的母亲？李红琴正是在对孩子的失去和争取中一步步完成了心灵的觉醒，她的卑微而执著、胆怯而坚强最终打动了律师高夏，不仅完成自我心灵的觉醒，同时也完成了对高夏灵魂的救赎。高夏在出场时是世俗而势利的。他开始仅仅是要为朱律师打发走李红琴。在李红琴执著的要求下，高夏同意帮助李红琴打官司，但要李红琴先付10000元，这对李红琴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在因为触犯法律而被惩处时，他又将对朱律师的愤怒发泄到了李红琴的身上。最初的高夏是势利而又金钱至上的。在收了李红琴5000元钱以后，他才最终决定帮助李红琴打官司。但是在对李红琴的逐渐了解中，高夏善良的内心也逐渐被唤醒。陈可辛并未将高夏塑造成一个唯利是图之人。他对患有精神疾患的母亲非常孝敬，他唱着《一分钱》哄着母亲睡觉让我们感受到高夏良善的一面。当目睹李红琴被福利院院长无情呵斥和拒绝时，当李红琴被那些丢失孩子的家长围殴时，李红琴的可怜和无助打动了高夏。高夏最终决定让李红琴住到自己家里，并决定分文不取做李红琴的法律援助，当李红琴收养杨吉芳被驳回时，高夏则愿意帮李红琴将官司打到底。每个人内心都有良善的一面，只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良善会被世俗所淹没。高夏正如我们芸芸众生中的那一片飘零的落叶，碌碌渺小，随波逐流。他的冷漠无情正是他自己的保护衣。而当他的悲悯和人性的光辉终于被那个朴实而执著的农村妇女所点燃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世俗的灵魂完成了自我救赎。

正如陈可辛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最想表现的是人性和人生的复杂，而不是打拐这件事。”[3]对人性的悲悯、对心灵的救赎或许才是影片的真正灵魂。

[参考文献]

[1]张同道，王群，索亚斌，符榕.亲爱的[J].当代电影，2014（12）.

[2]朱立宏.犹太教基本概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76.

[3]刘阳.我想给悲剧留一点点温暖[N].人民日报，2014-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