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延凤

[摘要]《黄金时代》是一部实验性的小众电影。它并不试图讲述一个逻辑严密、跌宕起伏的故事，相反，它的叙事呈现出碎片化倾向，这体现出创作者对历史真实的独特认识。影片中人物直接面对镜头说话的做法，在起到间离效果的同时，也将观众置于必须和人物对话的境地，从而将观众带入影片之中。此外，客观化的叙事并不代表创作者叙事立场暧昧，相反，电影的每一处细节都昭示着创作者的立场和倾向。

[关键词]《黄金时代》;叙事风格;叙事立场

由许鞍华执导、李樯编剧的文艺大片《黄金时代》于2014年上映期间，票房惨淡。在当下火爆的电影市场中，随便一部商业电影票房也能轻松过亿，而这部投资8000万、集合了众多明星、制作精良的文艺大片，即使长线放映，也仅收获了区区两千万的票房。观众之所以对这部电影不买账，与国内文艺片的市场并不成熟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这部电影对观众观影经验的挑战。冗长而支离破碎的叙事，人物突然面对镜头说话，众多陌生的历史人物不断上场与退场，都让观影者感到陌生而无序，许多观影者终于失去耐心而退场。

不过，观众的不买账，票房的失利，并不能抹杀《黄金时代》在电影叙事和电影语言方面的探索和创新。201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授予《黄金时代》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五项大奖，即是对这部电影的探索和创新的肯定与鼓励。《黄金时代》在电影叙事和电影语言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其效果如何？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显然是必要的。

一、碎片化：寻找的过程与结果

《黄金时代》试图展现的是作家萧红的一生以及她背后的那个时代。但影片并没有像一般的人物传记片那样讲述一个逻辑清晰、叙事连贯、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没有像纪录片那样用完全纪实的手法展现、评判萧红的一生。整部影片主要由萧红的自述、萧红的作品、萧红朋友们的讲述以及一些片断的情节连缀而成，因此整部影片并不连贯，而是呈现出片断化、碎片化的特点。为什么影片会采用这样的表现手法？创作者的创作动机何在？

纵观整部影片，与其说创作者是在讲述萧红的故事，不如说是在呈现寻找萧红的过程和结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与大多数作家不同，她并没有与时代主潮互动共生，而是采取疏离的态度，自顾自地讲述她所经历的和看到的那个现实和世界。她的小说写得抒情而诗化、散漫而随意。一句话，她是文坛主流之外的一个存在。除此之外，她的人生经历尤其让人唏嘘叹惋：她幼年丧母，一生辗转流离且为疾病所苦， 1942年病逝于炮火纷飞中的香港，时年仅31岁。她情路坎坷，与表哥陆哲舜私奔至北京后被抛弃，不愿意回到父亲那个阴冷的家中，无奈之中又转投自己曾经背叛过的未婚夫，然而在她身怀六甲之时，未婚夫又弃她而去。因欠巨额房租被困在旅馆中的萧红，向报馆写信求助，结识了时为报纸撰稿的萧军，两人相爱，并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在与萧军共同生活期间，萧红遭遇萧军的情感背叛和家庭暴力，遍体鳞伤的她离开了萧军，选择与他们共同的朋友端木蕻良结婚……对于这样一个命运多舛、情史复杂的文坛女子，按理说拍一部以她为素材的“好看”的电影并不很难，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创作者的初衷和动机似乎并不在这里，他们不仅不愿意在萧红的绯闻上做文章，而且试图拂去附着在人物身上的种种传说和猜想，还原和呈现真实的萧红。

真实的萧红在哪里？如何去找寻？当然只能通过萧红的照片和文字、相关人士的回忆文字以及可以考证的少量史实。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研读、分析，电影的创作者发现，凭借这些有限的材料所获得的信息是片断的、碎片化的，根本无法讲述一个前因后果清晰、情节连贯的故事，无法讲述一个行为逻辑可以解释的鲜活完整的萧红。那么，是根据这些材料演绎想象一个萧红吗？创作者显然不想这么做，他们尽可能地忠实于材料，忠实于从材料中寻找真实的萧红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真实感受。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和创作过程，电影导演许鞍华、编剧李樯采用了人物自述、朋友亲人讲述、故事片段相连缀的创作手法。这样，整部影片就必然呈现出片断化、碎片化的倾向。尹鸿先生在评价这部影片时，这样说道：“当我从影院中走出来之后，回想这部电影所塑造的萧红以及那群现代中国文人时，印象却是模糊而片断化的。即便是像萧红这样传奇的女性，除了外形的印象之外，她在电影中仍然没有成为有着内在动机和完整性格的‘这一个。这些人物被用一件一件事拼凑起来，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或者那么选择，我们难以把握他们的性格逻辑和情感逻辑……”[1]这恐怕也是大多数观影者的感受。不过，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这部影片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正在于此，它并不企图塑造一个有着“内在动机和完整性格的”萧红，因为真实的萧红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太多的细节已无迹可寻，太多的真相已无从揭示，任何关于她行为逻辑的解释以及关于她的故事的讲述，都是人们的猜测和想象，与人物本身已没有太大的关联。更何况，真实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他的所有行为都是有逻辑可寻的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黄金时代》解构了人物传记电影叙事的真实性，它指出了历史无法抵达与真实的虚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极大地挑战了人们的观影经验。电影原本是造梦的，通过营造梦境给观影者一段似真的旅程，但这部电影却不断拆解着这种似真性，甚至把梦境撕成碎片。观众对于这样一部电影的不认可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

二、人物独白：间离抑或带入

如前文所述，《黄金时代》大量地使用了人物独白、旁白和对白（人物自述、朋友亲人讲述），它们或者交代故事，推动剧情的发展;或者与画面交相辉映，营造氛围;或者补充信息，展现同时代人对萧红的评价，从而成为影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评论者认为这样的创作手法使影片获得了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所谓“间离效果”，是指剧作通过人物表演、舞台布景、戏剧结构等方式方法使观众获得陌生化的观感，从而使他们看戏却并不融入剧情。如果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影片《黄金时代》中的人物独白、对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间离效果，这大概也是创作者的初衷所在。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创作手法在产生间离效果的同时，也将观影者带入了人物和剧情当中。

一般的影片往往会讲述一个似真的故事，将观影者带入影片的情景当中，与人物共悲喜。但在这样的观影过程中，观影者一直处在观看者的位置，他始终置身事外。即使是最动情或者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他也并不直面影片中的人物和事件，他好像是把自己藏了起来，仅仅是观看和感受而已。《黄金时代》中大量人物面对镜头说话的独白、对白手法的使用却打破了这种观影惯性，使观影者与影片中的人物直面相向。比如影片的开头，萧红的扮演者面对观众说：“我叫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中午11时，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享年31岁。”再比如，萧红弟弟的扮演者面对观众讲述姐姐和表哥陆哲舜私奔去北京读书的经过，以及白朗、罗烽的扮演者面对观众讲述当年萧红和萧军的有关情况，等等。当这样的镜头和声音出现时，观众无法再单纯地作为一个纯粹的观看者，出离于人物和事件之外，相反，他必须直面影片中的人物，而且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他被人物直视，并且还要听人物陈述和诉说。这样的处境带给观影者不可预料的心理冲击，他竟然和人物面对面了！此时，观影者从原来的独立于影片之外的第三方，变成了坐在人物对面听他陈述的第二方，此时的观众似乎不能置身事外了，他一下子被带入了影片所要呈现人物和时代的对面。一种强烈的观影的不适感迎面而来，原来的完全的局外人身份也被打破。

也许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他们会说，人物从戏中走出面对观众讲话，最直接的效果是暗示观众——这一切并不是真的，而是我们在演戏。但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此时面对镜头讲话的人，并不被观众当作是演员本人，而是演员所要演的那个人。对于《黄金时代》来说，尤为如此，因为剧中人物的妆容、穿着与气质，包括人物活动的场景，无不散发着影片所要呈现的时代和人物的气息。

创作者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表现手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对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以及鲁迅等人的理解和同情，包括对他们的深入了解，甚至还有他们对萧红所生活的时代的怀念以及浪漫想象，尽管那个时代充满了战乱和疾苦。正是因为这些，他们的内心有了和这些人物、那个时代对话的渴望和行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会让影片中的人物直面镜头（也即是直面观众），将观众带入并面对这些人物以及那个时代。

三、叙事立场：模糊抑或明朗

导演许鞍华和编剧李樯似乎并不愿渲染自己的立场，而是试图用一种客观化的叙述来还原萧红的一生。有关客观，这部影片显然做到了。尹鸿用“考证式”来形容《黄金时代》 屏蔽主观想象的客观叙述。吴冠平则说：“《黄金时代》是在用一种论文式的理性讲述萧红的故事，那些具有间离效果的客观化处理，就像一个个注脚，不断地在男女恩怨、爱恨情仇的故事主线之外，为萧红的故事赋予历史的深刻性。”[2]当然，客观化并不意味着导演和编剧没有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许鞍华选择女作家萧红作为拍摄对象，并且数次强调拍摄萧红是她长久以来的心愿，已经暗示了她对萧红的情感倾向。影片也用了一些华彩的乐章来叙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中对二萧困顿之中的爱情的克制却不乏浪漫的叙事，对萧红童年与祖父相处的虽然冷静却又充满诗意的表现，无不流露出导演对民国时期文艺青年物质困顿然而精神飞扬的生活的浪漫怀想，以及对生命之初的单纯、美好的诗意关注。

当然，在叙事立场的表达上，《黄金时代》与大多数电影不同。张颐武说：“这部电影其实是很多人回忆录的一个聚合……这个回忆录聚合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李樯的观点没法超越这个聚合。”[3]张颐武的这段话意在说明《黄金时代》这部电影突破了单点透视的手法，使得对萧红一生的呈现具有多重视角，从而使整部影片具有开放性，留给了观众更多思考和想象的空白点。但也有论者说，影片的这种众多历史人物现身评论和叙述，使编剧本人狡猾地隐遁，从而避免了价值判断，导致了影片叙事立场的暧昧不明。[3]这样的评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哪些历史人物得以在影片中现身并发表看法均是由编剧主导的，编剧只是借由他们来表达自己对萧红的理解。 其实，几乎所有的人物，影片都用了特定的细节来表达创作者对他们的认知。比如，王恩甲身穿睡衣离开了旅店;骆宾基在萧红病危时，悄悄地用本子记录自己和萧红的谈话;身怀六甲的萧红在战乱中跌倒无法爬起，嘴角却泛起一丝笑意……

李樯在谈起自己创作《黄金时代》的过程时说过，当他觉得离萧红越来越近，快要抓住她的时候，她却离自己远了。应该是想忠实于自己的真实感受，李樯用了研究考证加诗意叙述的表现手法来叙述萧红的一生。许鞍华在接受访问时曾说，萧红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她面临的问题。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追问，萧红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如果她不这样生活，她又能怎样生活？她能够逃脱时代、命运和个体的限定吗？或许，她的人生只能如此。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讲，他们的人生也无法逃脱时代、命运和个体的限定。这应该是创作者试图透过萧红传达的创作立场吧！

《黄金时代》是一部充满了探索精神的影片，无论是在电影语言还是在思想表达上。它或许不是完美的，但它必将在电影史上留下自己独特的一笔。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南工程学院博士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D2012038）。

[参考文献]

[1]尹鸿.《黄金时代》为什么遭遇票房惨败[J].中国报道，2014（11）.

[2]杨元婴，吴冠平，张颐武.新作评议——《黄金时代》[J].当代电影，2014（06）.

[3]路洋.《黄金时代》：形式与表意的悖谬[J].艺术评论，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