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蕾

[摘要]罗恩·霍华德的电影不仅多次获得奥斯卡和金球奖的提名，并且在票房上取得了成功。霍华德之所以能够平衡电影中的艺术成分与商业元素，除了在挑选剧本时回避了单薄的、仅靠视觉效果吸引观众的故事以外，还与他在电影中创造的含蓄的、隐喻的影像风格有关。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也是在对“霍华德密码”进行解码。文章从虚实相生的影像内容、意味深长的镜头语言、恰到好处的用光三方面，分析罗恩·霍华德作品的影像风格。

[关键词]罗恩·霍华德;演员;导演;影像风格

演员出身的美国著名导演罗恩·威廉·霍华德（Ronald William Howard，1954—）在50年的职业生涯中为观众带来了《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2001）、《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2006）、《对话尼克松》（Frost/Nixon，2008）、《天使与魔鬼》（Angels & Demons，2009）等多部电影，并曾多次获得奥斯卡和金球奖的提名，并以在票房上的成功而被认作是好莱坞“商业实用主义”派的领军人物。[1]霍华德之所以能够平衡电影之中的艺术成分与商业元素，除了在挑选剧本时回避了单薄的、仅靠视觉效果吸引观众的故事以外，还与他在电影中创造的含蓄的、暗示性强的影像风格有关。观众在欣赏剧中人物跌宕起伏的经历时，也是在对“霍华德密码”进行解码。

一、虚实相生的影像内容

霍华德的电影追求直指人心的效果。他深受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著名电影《惊魂记》的影响，喜欢先给观众设定一个“真实”，随后再打破这种“真实”或掺入纯粹属于艺术想象的内容。霍华德在电影中乐于给观众呈现出虚实相生的影像内容，让观众真假难辨，陷入真实、虚构与想象交织的世界中。但是最后观众都能理解，其“虚”的一面属于合理的艺术加工或对实情的某种符合人物心理的再现。

以《美丽心灵》为例，在电影中，霍华德使用了“弄假成真”的拍摄手法，其营造出来的纳什的幻觉甚至一度欺骗了观众。在影片的前一个小时中，霍华德全部采用写实的手法来拍摄纳什的舍友葡萄牙小伙子查尔斯、中情局的特工以及查尔斯的小侄女三个人，连同特工所带领纳什加入的破译密码活动以及苏联人对他的绑架、枪战等。观众完全站在了已经罹患精神分裂疾患的纳什的角度，目睹他全身心地与这些人和事交流，无法相信这逼真的一切竟然全部都是纳什的幻觉。即使是在医生和妻子明确告诉他一切都是他的幻觉时，观众仍然处于将信将疑的状态中。这样的拍摄手法的功能，就是让观众领悟到纳什精神世界残破凋零的巨大痛苦。在幻觉如此逼真的数十年中，纳什并没有放弃好转的努力，一直在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来寻找救赎。终于他意识到了那三个人是不存在的，因为多年过去他们的外貌完全没有变老。这一发现体现的是纳什作为一个数学天才在濒临崩溃的状态下依然保持了应有的观察和思辨能力，并凭借自己的理性最终坚强地战胜了心魔，重新回到正常的世界中。

又以曾获得五项奥斯卡提名的《对话尼克松》为例，电影的最大特色便是以一种拍摄纪录片的手法来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故事片（如片头就采用了当时新闻镜头的蒙太奇剪辑）。[2]整部电影的焦点在于，曾经因为在竞争对手的房间里安装窃听器的“水门事件”而被迫离开总统位置的尼克松，是否会在无名小卒大卫·福斯特的采访中对四亿美国民众道歉。福斯特精心设计了四次对尼克松的采访，前三次尼克松均占尽上风，还渴望借助这一采访来重塑形象。然而在最后一次采访中，尼克松终于一脸疲惫地表示了对美国民众的歉意。影片译名为“对话”，两个半小时的电影绝大部分都由对话和独白组成，是一部典型的人们用语言智力来进行角逐的电影。因此，电影在影像上并不需要创建独出机杼的场景，而只需要对历史进行如实的还原，将观众带入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被民意逼出华府前后的时间点中。

霍华德参考了大量的史料，如尼克松的宅邸、记者福斯特入住的希尔顿酒店内景等，都是去现场实拍，而搭建的棚景也一丝不苟地对当时的真实内景进行了复制。可以说，整部电影都是让观众产生一种并不是在欣赏电影文本，而是在参与一部真实的文献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之感。霍华德在极力传递给观众一种真实性的同时，又别出心裁地加上了虚构的点睛之笔。即半夜尼克松在酒醉之后打电话给福斯特进行咆哮和喋喋不休的抱怨，暴露了一个巨人的脆弱之处以及他灵魂的阴暗角落，并且在这通发泄性的电话里，放弃了防御的尼克松表示，实际上福斯特和自己是一类人。这一处虚构可以说是全片的神来之笔。整部影片表现的是“水门事件”后的尼克松这一争议人物，一旦单纯复制史料则与纪录片无异。而霍华德显然想要呈现给观众具有导演个人烙印的印象，因此这次虚构的对话成为电影的高潮，直接为尼克松的形象盖棺定论——渴望得到尊重不惜破釜沉舟，最后沦为小丑的人物。但是，因为前面大量的真实性画面的铺垫，霍华德的这处创新之处完全不显得突兀和虚假。

二、意味深长的镜头语言

镜头语言是一种符号化了的信息系统，它关系到画幅的组织，关系到整部电影的叙事和造型表达，在电影的影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霍华德善于使用意味深长的镜头语言，将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通过各种视觉元素的排列和画面的剪接调动来与观众交流，而不直接点出。尤其是在霍华德著名的“传记三部曲”中，严谨的霍华德更是将对传主的评价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传达给观众。

如前所述，霍华德致力于在《对话尼克松》中制造一种具有真实感的影像。因此，在电影中大量地采用了景深镜头。景深镜头被称作是“没有技巧的技巧”，为巴赞所极力推崇。[3]之所以“没有技巧”，是因为在镜头中的所有景物都是十分清晰的，拍摄者不在画面中对观众进行任何控制或暗示，带有一种跟随性、记录性的真实感，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理解画面所捕捉到的一切元素。而霍华德又不仅仅使用景深镜头，当需要重点推出人物时，他便使用特写镜头来对角色进行突出。在特写镜头中，被拍摄物占据画面90%以上的空间，其细节能够清楚地展现给观众，如在特写人物面部时，人物的五官以及人物的微表情都一览无余，并且除了被拍摄物以外，无关的道具、背景等或模糊化，或不入画，无法对观众的视线造成干扰，观众得以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导演所想要表现的内容上。如尼克松最后终于承认“我让美国人民失望了”时，特写镜头展现了尼克松沧桑的、布满皱纹的脸。霍华德不对尼克松这一人物做任何评价，让观众自行判断，而在其镜语的影响下，观众往往在反感尼克松以总统之尊践踏美国宪法时，又对他“负隅顽抗”多日后道歉时的衰老和落寞心生恻隐。

此外，在表现福斯特对尼克松的采访时，霍华德没有按照常规的故事片和新闻报道的拍摄方式，将两个人用双人镜头置于同一画面里，而是采用了摇镜头的方式，镜头慢慢从人物身上拉远，随后监视器入画，正在录制节目的福斯特或尼克松以及监视器中的他们共同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这种影像设计方式是极具深意的。霍华德试图用这样的画面来传递给观众一种信息，第一，福斯特和尼克松并不是在同一个“战场”上针锋相对的敌人。尽管在之前的剧情中，福斯特一直为了击垮尼克松而苦心孤诣地搜集了大量材料。但是，正如尼克松在电话中吐露的那样，他们两个人都是为了进入主流社会而拼命奋斗，都曾经取得过事业上的辉煌，却又都曾跌落谷底，内心有着高度自卑的人，甚至，他们都是在这场采访之中心照不宣地依靠收视率获取大量利益的人。第二，霍华德用监视器代表了“看”与“被看”的关系，监视器是电视媒体的代表。观众所看到的福斯特和尼克松实际上是媒体呈现给他们的对象，普罗大众尽管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保证之下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而这监督权实施得最为激烈的一次便正是尼克松的倒台），但是这种监督权是通过媒体来实现的。民众所监督的对象究竟是真实的他们抑或是媒体选择过的“真实”，就必须打上一个问号。如影片中的福斯特便是一个典型的依靠采访政治人物名利双收的人，他力图营造出一种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双赢，既使自己成为“揭露真相”的英雄，又保全了对方的颜面。民众所需要的是了解事实的权力，然而“无冕之王”日益增长的对政局的操纵能力已经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痼疾，和“有冕之王”政客对权力的滥用（如尼克松的“无论总统做什么都是合法的”观念）都是民主社会的威胁。

三、恰到好处的用光

在电影的影像制作过程中离不开光，光线投射在被拍摄物上的强弱、角度和面积都影响着拍摄者对客体的表现，选择合适的光线对于在画面中表现出导演想体现出的电影主题和情绪效果极为重要。现实生活中唯一的自然光便是太阳光，而在电影创作中，导演则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色温的灯光配合自然光，打造出灵活多样的用光效果。从整体上来看，霍华德的电影有明显的“内倾性”，也就是说，他更擅长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其电影的主人公往往是拥有高智商或复杂回忆、经历的人，如根据丹·布朗小说改编的《天使与魔鬼》《达·芬奇密码》，介绍诺贝尔奖得主的《美丽心灵》等。而人物模糊、流动性的内心活动和头脑高速运转的解谜过程恰恰是影像表达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良好的用光技术能够在视觉上给予观众有关人物心理的暗示，或烘托出导演所需要的氛围。

在《天使与魔鬼》和《达·芬奇密码》中，绝大部分的镜头是在夜景的条件下拍摄完成的。在两部电影中，符号学专家罗伯特·兰登都意外地卷进了神秘的命案，并且需要在24小时之内破解凶手留下的秘密，为此不得不和电影的女主人公在夜间亦疲于奔命。另外，两部电影中都涉及大量古欧洲的宗教、科学、艺术、历史、建筑等知识，夜景拍摄更能够突出一种神秘的意味。一方面夜景较为昏暗;另一方面，考虑到小说的畅销，读者对故事的细节已经了如指掌，因此，对两部电影的文戏和武戏之间的比重安排，霍华德出于商业目的的考虑，仍然更为偏重武戏，光线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作用（尤其是在文戏中）就凸显了出来。如在《达·芬奇密码》中，表现白化病凶手塞拉斯追杀卢浮宫馆长雅克·索尼埃时，对索尼埃的表现是正面光，让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恐惧的表情，而对高大瘦削的塞拉斯则有意采用了脚光。其眼部、鼻部和颧骨呈现给观众的只有浓重的阴影，而让观众只能够看清塞拉斯白得惊人的头发和皮肤，却看不清塞拉斯的具体面目。脚光的用法一般是用来表现反面人物。[4]塞拉斯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连环凶手的角色，而观众并不知道他的幕后指使人是谁，这一人物此时所要提供给观众的观感便是恐惧和神秘。

而在表现处于九死一生的逃亡中的索菲时，霍华德则采用了含混的轮廓光，让光线从人物的背后打来，在暗色背影的反衬之下，人物的轮廓反而显得较为鲜明，但是具体的面目依然是模糊的。因为，对于此时的兰登来说，索菲的真实身份依然是模糊的。尽管索菲告诉他自己是索尼埃的孙女，巴黎警察局的密码破译人员，但是随着谜团的逐渐解开，兰登越来越感觉索菲的身份非同小可。而当兰登与索菲两人飞车躲避警察的追捕时，兰登受到了自幼缠身的幽闭恐惧症的困扰，在车内备感焦虑，此时索菲面对兰登用手帮他按摩面部穴位以缓解症状。此时的亮光从车窗外射进，打在兰登的面部，这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光线（兰登的对面正是索菲），似乎索菲成了发光体，这一方面可以视作兰登在难受之下产生的幻觉，而另一方面这种用光也是带有仪式化意味的。在最后谜底揭开时，索菲正是耶稣的后代，是历代郇山隐修会的先哲们拼命保护的一支血脉。因此，此处的风格化用光无疑是暗示了索菲的神圣背景。

罗恩·霍华德用若有所指的、意味深长的影像语言进行艺术创作，让技术为艺术服务，为观众打开了一扇扇通往传奇人物内心世界的大门，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同时，霍华德以市场化的头脑对电影进行商业运作，将具有艺术价值的影像推向了更广的观众群。可以说，他对影像元素表现潜力的挖掘是非常值得新晋导演们学习的。

[参考文献]

[1]吴琼.朗·霍华德的密码[J].电影艺术，2009（06）.

[2]托马斯·多尔蒂.评《弗罗斯特对话尼克松》[J].富澜，译.世界电影，2010（01）.

[3]胡星亮.再现现实：现象学现实主义——电影纪实学派理论评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05）.

[4]克莱尔·伯恩.舞台灯光简史[J].吴光耀，译.戏剧艺术，19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