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相玲

[摘要]电影《特别响，非常近》改编自美国犹太裔作家福尔的同名作品。影片以2001年发生的恐怖爆炸事件为背景，以一个九岁男孩的寻锁之旅为线索，从不同角度展现灾难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和体验。这些创伤人物以失语表现、图片展示、强迫性重复、隐性叙事等表现手法的混合应用，诉说着埋藏于心底的伤痛，表现了创伤的“难以言说”却又“不得不说”的辩证统一，彰显着创伤与记忆、诉说与沉默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影片创伤叙事的可能性。

[关键词]《特别响，非常近》;“9·11”;创伤叙事

2001年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和记忆。在展现“9·11”创伤的电影作品中，根据美国犹太裔作家福尔（Foer）的同名作品《特别响，非常近》改编的电影一经问世，就在影评界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关注。影片讲述了一个九岁的德裔美国男孩奥斯卡，在“9·11”事件中痛失父亲，不辞辛苦地寻找能与父亲生前留下的一把钥匙相匹配的锁的经历和故事。在“寻锁”的历程中，奥斯卡遇见了多种饱受灾难的创伤性人物，他们用图片、符号、文字、录音甚至沉默沉痛或无声地诉说着埋在心底的伤痛。他们的叙事，宛如在已被浮躁的社会变得麻木的灵魂上撒下一抹盐巴，令人痛楚和反思。

影片《特别响，非常近》被认为是一部富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儿童创伤叙事剧作。影片自上映以来，得到的评价毁誉参半。有的影评家认为导演Daldry不该将美国现代史上最富有侵略性的自我怜悯神秘化，更不该利用大屠杀的题材;[1]有人指责Daldry是拿“9·11”的伤痛来骗钱、骗奖、骗名声和眼泪，而且影片拍摄技术拙劣，根本就没有触及 “9·11”精神的核心，只是充满毫无意义的声音及满怀诡计的愤怒。但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却对它赞赏有加。例如，莫林斯肯定了电影主题的积极意义，认为影片将“我们”与“他们”进行了模糊处理，是对国际社区意识的强化而非对抗;范斯勒伊斯肯定了导演对“生命”“死亡”及“意义”等内涵的诠释。[2]应该说，影片通过奥斯卡儿童化的叙事言说，揭示了背后隐藏着的深刻的主题意蕴，特别是关于历史、生命、死亡等重大问题的深层思考，使得影片在众多“9·11”创伤电影中脱颖而出。影片把难以言说的灾难创伤透过多种表达方式展现在读者眼前，彰显着创伤与记忆、诉说与沉默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影片创伤叙事的可能性。本文拟通过对影片创伤叙事的多角度分析来探讨该影片所体现的文学价值。

一、失语：创伤的难以言说

创伤是由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带来的非同寻常的身心经历和伤害，创伤造成的伤害性后果之一是言说能力的丧失。[3]心理学家马丁·沙克认为，灾难记忆往往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幸存者失语，不愿或无法与旁人交流沟通。

影片中的三位叙事者奥斯卡、奥斯卡的爷爷和奶奶都有着难以言说的创伤体验，在“9·11”事件中奥斯卡痛失父亲，但他内心深处一直拒绝承认父亲的离去，所以他排斥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拒绝任何排解痛苦的方式，避免提及那场灾难，只把它称为最坏的一天，长时间陷入自责与痛苦状态。为了默默忍受痛苦，他常常把自己掐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便拉上睡袋，开始自闭，与世界隔绝。奥斯卡的爷爷经历了二战期间德国德累斯顿的大轰炸事件，虽然自己侥幸生存，但却因痛失亲人而不再言语。他在自己的左右手掌上分别文出“是”和“否”两个字来回答别人的问题，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沟通。当必须开口说话时，他放弃使用母语而选择英语与人交谈;当他拨打电话时，只用手按键盘上的数字而不发声，造成严重的沟通障碍。40年间，老托马斯不停地给儿子写信，达几千封之多，但除了第一封信之外，再也未寄出过。当他得知儿子因恐怖袭击而丧命时，他的信件中出现了黑暗页，文字无从辨识。对于爷爷来说，语言已彻底失去功效，无法表达他的丧子之痛，他用失语来孤苦、愤怒地对抗着创伤。同奥斯卡的爷爷一样，奶奶也在大轰炸中失去亲人，来到美国后，不仅婚姻失败，而且在恐怖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为了倾泻心中的创伤，她开始尝试写回忆录，可是打字机上却没有安装色带，就像爷爷那些被抹黑了的、难辨文字的信件一样，奶奶的回忆录里是没有内容的空白纸张。“无法言说性”是创伤叙事的主要特点，作品中的爷爷、奶奶以无言的方式对抗着创伤，充分表现了他们已被囚禁在语言的牢笼里，成为创伤 “难以言说”的象征。

二、图片：创伤的淋漓展演

福尔认为，谈论“9·11”事件需要视觉语言，图片的使用对于表达影片的内涵至关重要。影片中运用了大量的黑白照片和实物图像，时间和历史魔幻般倒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感人效果。奥斯卡父子的关系可以透过图片清晰呈现。虽然父亲的照片始终没有出现在奥斯卡的拼贴画日记本中，但众多其他的图片却成功表达了父子情深。例如，其中的一张躺在地上的网球运动员的照片是父子共读的一张报纸的头版图片，这张照片承载着父子共度的最后时光，装载着小男孩对父亲的回忆。另外一幅过山车的照片也体现出特殊的意义：奥斯卡坐过山车时被恐惧感淹没，不停地想象这类似于一种坠落的感觉，反复体验父亲从双子塔坠落而亡的情景，“世界上的死法有那么多种，我只是想知道父亲到底是如何死的”[4]。奥斯卡强烈地想探究父亲的死因，整日沉浸在自我思索之中，痛失父爱的心灵创伤使他将自己置身于现实之外。奥斯卡弃绝文字，在日记本中以图片方式记载自己的感受，突兀地彰显着恐怖主义给儿童带来的创伤。

影片中闪现了大量关于门、锁、钥匙的图片，其中一幅微观门的特写尤为引人注目。图片中门的背景是白色，上方是半个门把手，下方是一个空心的锁眼。图片的寓意非常明显：若想解开奥斯卡的心结，只有打开锁，推开门，去探索门后的未知与秘密，方能释怀他心中对父亲之死的愧疚与痛苦。紧接着出现的关于门的五幅图片的背景颜色逐渐加深、继而变淡，同时，锁孔与钥匙的形状在这些图片中也有着微妙的变化，锁孔由能插入钥匙的空心转为无孔实心，旋即又转为现代式锁眼，形象地反映了奥斯卡“寻锁”探险从满怀希望到逐渐失落，最终无奈接受现实的心路历程。除此之外，影片中挂满墙的钥匙图片也格外引人注目。在锁匠铺拍摄的图片墙壁上到处钉满了钉子，每个钉子上都挂着密密麻麻的钥匙，这种独特的构图映衬出奥斯卡内心的焦虑程度。由此可见，作者运用图片这种独特的视觉符号凸显了灾难给人类造成的痛苦和压抑，体现了创伤叙事的可能性。

三、重复：创伤的强迫症状

在创伤叙事中，叙述者为了排解内心的无助和创伤体验，会不由自主地重复某一段话、某一个动作或者某一个意象或图片，形成创伤叙事中的“强迫性重复”。影片从文字、图片及动作三个方面将刻骨铭心的创伤体验通过“重复”充分体现出来。

在奥斯卡“寻锁”的过程中，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先后给他发出四封完全一样的信。这四封信内容相同且语言繁琐，而且贯穿于整个故事情节之中，见证着奥斯卡孤独无依的心路历程。奥斯卡的爷爷也写了四封标题一模一样的信：“我为什么不在你在的地方？”第一封信写给自己未出生的孩子，表述自己对灾难的默默反抗;第二封信讲述自己失意的婚姻;第三封信描述在德国大轰炸中痛失未婚妻的情景，并且留下一句临别赠言：“生活比死亡更可怕”;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死去的儿子的，丧子之痛使他感觉人生惨淡，生不如死，以至于敲打文字时忘了更换信纸，文字反复在一处堆叠，在信纸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难以辨识的小黑点，仿佛诉说着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窒息。而关于“门”的图片在影片中出现的次数更是多达八处。一扇扇紧闭的门预示着心扉的关闭，人们无法走进彼此的内心，情感交流出现障碍。影片结尾反复展现了一个人从世贸大楼纵身跳下的画面，令人触目惊心。奥斯卡一次次地重复寻找名叫“布莱克”的人的动作更是耐人寻味。他不断地寻找，不断地绝望、失落，由此构成一个又一个的动作轮回。这些重复的动作展示出一个九岁男孩试图接近父亲亡灵的无奈与凄凉，显现了创伤叙事的深度和广度。

四、叙述：创伤的疗愈手段

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尔曼认为，创伤记忆虽然有别于正常记忆，但是可以通过叙述表达出来，尽管这种叙述有时富于情绪化或破碎化。[5]创伤的治疗需要一个发声的过程，通过叙述，创伤者可以将内心的伤痛宣泄出来，并尝试逐渐接受过去，解构心理创伤，只有这样方能重拾自我，重新认知和回归现实社会，展望美好未来。

父亲死后，奥斯卡在他的衣柜中发现了一把神秘的钥匙，他决心要找到与钥匙相匹配的锁，因为这样会感觉离父亲更近。在寻锁探险中，他以支离破碎而且情绪化的语言向寻访对象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和体验。从一定意义上讲，奥斯卡真正寻找的并非是锁，而是寻求内心愧疚的解脱和得到父亲的谅解。“9·11”事件之后，奥斯卡从网上下载了一些相关图片，想象着画面中的男子有可能就是父亲，他把父亲打给他的电话录音放给爷爷听，在按下播放键时，心中构筑的对伤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内心埋藏的秘密终于可以通过叙述倾泻出来，在与人分享自己创伤体验的同时，内心的伤痛也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创伤得以解构，充分说明了在心理治疗中叙事的重要性和积极性。奥斯卡的母亲同样见证了大爆炸的灾难事件，遭受着失去丈夫的巨大悲伤，而身为母亲，最重要的是帮助儿子解开心结，挣脱精神困境，于是她在儿子的寻锁旅程中一次次地向那些名叫布莱克的人诉说儿子的心魇和愿望，而正因为这些诉说，使她意识到自己必须释怀过去，接受现实，才能继续将来的生活。奥斯卡的爷爷虽然一直将心中的创伤压制在内心深处，但是为了帮助心爱的孙子走出以前的阴影，战胜恐惧，他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和遭受的创伤回顾、整理，把它们书写在卡片上。实际上，爷爷的创伤体验以这种转述的方式得以解构。在影片的最后，祖孙二人一起把给奥斯卡父亲写的两大箱信件埋藏在坟墓里，象征着过去的创伤得以疗愈，告别昨日的伤痛，生活还有待于继续。

五、结语

影片《特别响，非常近》从多个维度展现了“9·11”带给人们的沉重创伤，创伤体验者们虽然回避谈论自己的创伤经历，但是却通过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创伤体验传达出来。这些多样化的叙事方式充分体现了创伤的“难以言说”却又“不得不说”的辩证统一。[6]影片通过人物的失语表现、图片展示、强迫性重复、隐性叙事等叙事手法的混合应用，表现了创伤者内心受到伤害后出现的精神障碍，彰显了其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也显现了创伤疗愈的出口和可能性。虽然“9·11”灾难已经离我们很远，但是那声巨响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它时刻提醒我们，和解冲突、实现和平是人类共同的心声，这也是创伤叙事影片的基本主题。

[参考文献]

[1]Vivian Cornick.About a Boy[J].The Nation，2005（04）.

[2]Versluys Kristiaan.Out of the Blue：September 11 and the Novel[M].New York：Columbia UP，2009：56.

[3]曾桂娥.创伤博物馆——论《剧响、特近》中的创伤与记忆[J].当代外国文学， 2012（01）.

[4]Foer，Jonathan Safran.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M].London：Penguin Books， 2005：147.

[5]Herman，Judith Lewis.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7：105.

[6]王建会. “难以言说”与“不得不说”的悖论[J].外国文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