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妃

[摘要]青春励志电影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电影环境的正常化，导演们得以脱离政治宏观话语的束缚而回归青春的本质——年轻、活力、希望等概念开展创作。尽管灌注于青春电影中的思想教育任务已经不再是导演们的“紧箍咒”，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青春电影就没有一定的价值立场而沦为纯粹的商业化、娱乐化之作。文章从对青少年暴力行径的决绝否定，对青少年生活困境的如实展现，对自强、上进生活态度的高度赞扬三方面，分析当代青春励志电影的价值立场。

[关键词]青春片;励志;价值立场

当代国产电影所处的文化空间以及批评话语体系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局面，而“青春电影”则是其中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的权威定义，其基本可以被认定为关注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种种矛盾冲突的电影。[1]一方面，国产青春电影的起步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较迟;另一方面，理论上定义的缺席并不意味着国产电影缺少这方面的实践。早在20世纪30年代，袁牧之所拍摄的《马路天使》便可以视作中国最早的青春电影。[2]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思潮和文化状况愈发复杂，青春电影也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青春励志电影便可以算作青春电影的一个亚类型，并且日益成为当代青春电影的生力军，“励志”的主题思想正是其有别于其他亚类型的关键。如充满了意识形态叫嚣的“十七年”时期的青春“革命”电影，以及带有明确“拨乱反正”意味的“文革”结束之后的青春“伤痕”电影等。青春励志电影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电影环境的正常化，导演们得以脱离政治宏观话语的束缚而回归青春的本质——年轻、活力、希望等概念开展创作。换言之，这也是国产青春电影最为接近美国等青春片已经较为成熟的国家艺术水准的一个时期。通过对当代国产青春励志电影进行简单的剖析不难发现，尽管荒唐政治年代和“反思”年代灌注于青春电影中的思想教育任务已经不再是导演们的“紧箍咒”，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青春励志电影没有一定的价值立场而沦为纯粹的商业化、娱乐化之作。

一、对青少年暴力行径的决绝否定

对于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尤其是男孩而言，暴力是他们在青春期宣扬自己的存在和力量的一种重要符号，对他人施行暴力行为甚至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健全的青少年来说是一种获得价值认可的方式。“实施这种暴力的青少年不能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后果。他们放荡不羁的残忍行为就包括这种暴力，他们对受害者没有丝毫的同情。相反，这些施暴者表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令人生畏的麻木感，他们不能意识到由他们所带来的伤害和痛苦。”[3]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杨德昌执导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儿等人，他们因为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直到最终向自己的女朋友拿起利刃葬送了自己的未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因其对残酷青春的真实渲染而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但就其主题而论，其隶属于青春电影，而不是青春励志电影。

青春励志电影中，青少年们也有可能被催生出对暴力的热衷，但是这种行为的无知和强大的破坏力是必须得到否定的，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电影中暴力贯穿始终甚至是电影的高潮不同，励志电影中暴力仅仅是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一段插曲，并且会被其主动抛弃。如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主人公柯景腾一直喜欢自己的女同学沈佳宜，也曾为了沈佳宜而努力学习，但两人还是在高考后进入了不同的学校。上大学后的柯景腾曾经举办过一场“第一届无差别自由格斗赛”，他希望能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男子汉，同时也多少是为了发泄因为沈佳宜不在自己身边的多余精力。然而在这次怪诞的比赛中，柯景腾将自己弄得浑身是伤，沈佳宜对此甚为不满，大骂柯景腾：“你真的很幼稚。”柯景腾也赌气说：“我就很幼稚才会喜欢你这么久。”在大吵一架后两个人的恋人关系走到了终点。影片对于主人公的暴力行径无疑是持彻底否定态度的。首先，柯景腾的暴力一面没有被过度渲染，只是表现了柯景腾家里李小龙的海报，柯景腾赤裸上身在家打拳，在学校里对着海报挥拳以及比赛时的一招半式等寥寥几个镜头;其次，在暴力行为发生之后，主人公很快就得到了来自自己喜欢了八年的女孩的批评，尽管当时的柯景腾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但是显然他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在若干年后沈佳宜结婚时，出现在婚礼上的柯景腾已经成熟稳重，暴力并没有摧毁他的人生。青春的“残酷”一面被淡化了，而“励志”情绪则凸显了出来。

二、对青少年生活困境的如实展现

任何人的成长过程都注定会有诸多坎坷，这也是青春电影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对青少年所遇到的种种困境以及他们走出困境的过程进行如实地展现，并不会削弱电影的“励志”成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类型的青春电影也同样会展现主人公在成长之中遇到的困惑和痛苦，如贾樟柯的《小武》、王小帅的《青红》等。但是这一类电影中往往将人物困境的根源指向社会，在展现主人公成长过程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揭露社会中灰暗的边缘空间。主人公之所以处于一种弱势的生存境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公的社会体制压抑和遮蔽了他们应有的权利。如，青红的父母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而建设西南边陲、远离繁华都市的一代人，因此才将自己的梦想不顾一切地强加给青红。然而一旦将问题归结于强大而顽固的社会体制或政治力量，将意味着主人公很难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而观众也只能在主人公的青春中看到无尽的悲凉与无助。诚然，这一类青春电影因为能够真实呈现底层和体现出一种崇高、悲壮的审美观感而依然有存在的必要，但是这对观众无法达到“励志”的结果。因此，在青春励志电影中，主人公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被归结于其个人的，但又很有可能带有普遍意义的因素，而观众在欣赏主人公克服这一切的过程中，也会很自然地代入角色，获取电影赋予的力量。

例如，在林超贤执导的《激战》中，主人公林思齐是一个富二代，然而原本光辉的前景却因为父亲在生意场上的一败涂地而蒙上了阴影。为了激励自己整日在酒吧买醉的父亲，林思齐报名参加拳击比赛，希望用自己最终成为拳王的胜利鼓励落魄的父亲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说，林思齐的目标和想法都是带有典型的孩子气的。然而也只有作为有目标、无牵挂的青年人的他能够拥有屡败屡战的心志和体力。在电影中，林思齐与教练程辉全力以赴，在力量、敏捷和体能等方面不断训练，在练功房中拼得龇牙咧嘴、青筋暴起，而林思齐更是认为即使被对方打歪鼻子、打脱臼或折断脖子也在所不惜，硬是打造出了一身钢筋铁骨。尽管最后林思齐因为训练时间短以及经验不够而败北，但是长期与他一起训练的、已经40岁的师父程辉却替他站在拳台上完成了梦想。

又如，在张荣吉执导的《逆光飞翔》中，主人公黄裕翔的精神困境来自于肉体的残缺，因为双目失明，他在社会中的生存较常人来说要困难百倍，而高度的自尊心又使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同情和怜悯。因此在通往“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的道路上承受了许许多多困扰。从社会的角度而言，黄裕翔并没有受到亏待，其所在的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能够接受盲人学生，给他提供他所渴望的教育，而黄裕翔的大学同学们除了个别人背地里认为他是一个麻烦以外，大多数人也都积极地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如黄裕翔的舍友就很干脆地答应了黄妈妈照顾黄裕翔的请求，王老师积极地帮黄裕翔联系外校，说他这样的钢琴手很多地方“抢着要”等，可以说黄裕翔并不缺少关爱。但是他离开家庭的保护圈后与社会的磨合之路注定不会太顺畅。如刚刚上大学进行自我介绍时，黄裕翔站起来感到十分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来自台中启明学校。由于启明学校是众所周知的盲人学校，在座的人中不可能有他的同学，声明自己就读于盲校等于广而告之自己的盲人身份，因此黄裕翔才会感到为难。然而他最终仍然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不仅练就了令人称赞的琴技，还与热爱跳舞的女孩小洁一起经历了种种冒险，并鼓励着小洁继续追求她的舞蹈梦想。

在上述两部电影中，年轻人们尽管面临着来自家境、身体等个人的、无力抗拒的困境，但是均没有在困境面前一蹶不振，而是调整心态，咬牙坚持，在带领自己走出困境的同时也激励了他人，林思齐以自己的行为激励了师傅程辉和自己的父亲，而盲人黄裕翔则激励了小洁。

三、对自强、上进生活态度的高度赞扬

当代的重要特征便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精神与身体上的解放，尤其是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以及经济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通过个人奋斗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改变艰难的生存状况成为可能，在功利和理性的目标下追求个人的价值实现再也不是难以启齿之事。对于青少年而言，其在体力、智力乃至社会经验上的缺陷无疑是明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迫切的自我实现需求，同时越来越健康、完善的学习、就业制度为他们的个人努力准备了条件，因此一部分人能够拿出自强不息、积极上进的生活态度，表现出极大的奋斗热情，并且因为年轻而拥有了百折不回的底气。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不应该被排斥于电影表现内容之外的，甚至可以说，这种积极努力的人生观正是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并且年轻人在个人奋斗中所经历的一波三折也为电影提供了足够的戏剧冲突。

以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为例，电影叙述了英语培训学校“新梦想”的三个创始人的奋斗故事。主人公成东青、王阳和孟晓骏均毕业于北大，各自的教育背景、性格和梦想均不相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同奋斗打拼，并最终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出身贫苦的成东青在读书时以背字典出名，他的梦想是踏实赚钱，王阳的梦想便是快活而轻松地过日子，而在英语教育上有着家族传承的孟晓骏则习惯将“改变世界”挂在嘴边。在毕业之后，他们也都遇到了各自的困难。如成东青因为私自在外开设家教而被北大开除;王阳为了美国女友而放弃签证，结果却遭到了对方的抛弃;成功获得签证与妻子一起去往美国的孟晓骏也在国外过得并不如意。三个人最终聚在一起共同建设着“新梦想”英语学校，在圆无数年轻人的“美国梦”的同时也是在圆自己的“中国梦”。培训学校从原来借助肯德基餐厅的桌子到借用无主的厂房，直至建起雄伟的大厦甚至改名为教育科技集团并上市，三人在打拼过程中既收获了金钱，也重新收获了兄弟情义。这部电影在肯定个人奋斗，将“美国梦”与“中国梦”明确结合起来之时，也肯定了以金钱为目的的奋斗并不可耻，三个人彻底地告别曾经耿耿于怀的不得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经济状况的改变。如，尽管对于孟晓骏来说，尊严而非金钱才是他最看重的东西，也是其奋斗的目标。但是当成东青以孟晓骏的名义向一个实验室捐赠，使该实验室以孟晓骏之名命名，孟晓骏尽管骂成东青这种行为“土鳖”却依然被他的情义感动。

可以说，当我们对当代绝大多数青春电影冠以“励志”这一概念时，能够将它们置于中国电影的传统审美中较为准确地概括其审美面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励志”并不是一个对于该类电影在内容或风格上的精准概括，而是一种带有比较意味的判断。青春励志电影中同样有叛逆、迷茫等戴锦华所说的“残酷青春物语”[4]，同样有可能以悲剧收场。但是其价值立场是鲜明的，那就是在保证电影的娱乐性和消费性的同时，以正面的、积极的价值立场来表现青春，如否定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暴力行为，如实展现青少年所遇到的迷茫和困境，用肯定上进和努力的方式为青少年指出出路等。青春励志电影通过迎合主流观众的情感体验，来产生巨大的艺术效果并获取口碑与票房，从而在国产电影产业化日益成熟的今天，实现了小投资、大回报的创作运营理想。

[参考文献]

[1] 谢建华.青春映像：中国青春电影的文化母题与创作趋向[J].当代电影，2010（04）.

[2] 王汉川.袁牧之对中国有声电影艺术的贡献[J].电影艺术，1985（11）.

[3] [德]克里斯托夫·武尔夫.教育人类学[M].张志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38.

[4] 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