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芳 丁锦红 张 钦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北京市“学习与认知”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8)

1 前言

关于情绪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和认知,近年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情绪对注意范围的影响一直是情绪研究的热点。有学者很早就指出,高唤醒的消极情绪会缩小注意范围,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而高唤醒的积极情绪则会拓宽注意范围(Easterbrook,1959)。后续的研究也证实,极端的高唤醒积极情绪,如得意洋洋的情绪或躁狂症会起到扩展注意范围的作用(Derryberry &Tucker,1994)。具有焦虑抑郁特质的个体会出现更关注局部的注意窄化现象,而具有幸福乐观特质的个体会出现更关注整体的注意扩展现象(Basso,Schefft,Ris,&Dember,1996)。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Fredrickson(1998,2001)提出了扩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能够拓宽注意、认知和行动的范围;且积极情绪能够扩展分类范围,使个体有更多的行为选择,具有更广泛、灵活的组织、整合不同材料的能力;灵活性、创造性和不寻常的思维可能是拓宽认知而产生的结果。

然而,Gable等人(Gable &Harmon-Jones,2008;Harmon-Jones,Gable,&Price,2011)指出“积极情绪下个体注意范围扩大,倾向做出整体选择;消极条件下个体注意范围缩减,倾向做出局部选择”这一结论并不严密。事实上,情绪与整体局部优先选择之间的关系要比拓展−建构理论更加复杂。根据Gable的情绪动机维度模型(Gable &Harmon-Jones,2010a),动机维度是一个独立于效价和唤醒的维度,可能影响个体的注意及认知范围。以往研究所诱发的搞笑、愉快等积极情绪都是低趋近动机的情绪,这种情绪状态不会强烈地驱动个体趋近环境中的某些东西,因此会促使个体有更广的搜索范围,倾向于注意整体特征;而具有高趋近动机的情绪会促使个体去追求想要获得的目标,抑制无关刺激的干扰,因此会窄化注意范围。动机维度模型深化了关于情绪与动机之间关系的理论,提示研究者今后在情绪研究中要关注和重视动机方向和动机强度(邹吉林,张小聪,张环,于靓,周仁来,2011)。

Gable和Harmon-Jones (2008)通过影片“搞笑的猫”和“美味的甜品”分别诱发出被试的低趋近积极情绪和高趋近积极情绪后,让被试完成整体/局部图形匹配任务,该任务要求被试在看过上方的目标图形后判断下方的两个对比图形中的哪一个与目标图形最相似,其中一个对比图形的整体结构与目标图形的整体结构相同(如都为 3个或 4个排列的图形),而另一个对比图形的构成部分与目标图形的构成部分相同(如都由正方形或三角形构成),因此,被试既可以根据整体结构也可以根据部分结构来做出选择。实验结果表明,高趋近积极情绪下的被试在完成整体/局部图形匹配任务时,更倾向于选择局部匹配图形,说明高动机情绪条件窄化了个体的注意范围。其他实验(Gable &Harmon-Jones,2008,2010b)通过甜食和岩石图片分别诱发被试的高趋近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然后要求被试完成Navon字母任务——即由一定数量的小的英文字母组成的大的英文字母,要求被试判断屏幕中呈现的刺激是否包含某个小字母(局部目标)或大字母(整体目标)。结果发现,高趋近积极情绪下的被试对整体目标反应慢,进一步证实了高趋近积极情绪对注意范围的窄化。对趋近动机的个体差异研究(Gable&Harmon-Jones,2008)发现,高趋近特质的个体在观看低趋近图片(如小动物)后,完成 Navon字母任务时出现注意范围窄化的现象,当这类个体在观看高趋近图片(甜食)之后,注意范围的窄化现象更加明显。并且,高趋近动机的程度越高,注意范围窄化的程度越高。使用除情绪图片外的其他方式,如奖励而诱发的积极情绪也能影响注意的范围(Gable&Harmon-Jones,2011)和认知范围(Price &Harmon-Jones,2010;Harmon-Jones,Gable,&Price,2012)。对趋近动机的脑电研究(Harmon-Jones,Lueck,Fearn,&Harmon-Jones,2006;Gable &Harmon-Jones,2010b)表明,在情绪与动机的加工中额叶的参与是不对称的,左侧前额叶皮层涉及趋近动机的加工,而右侧前额叶皮层涉及回避动机的加工,且额叶的活动与动机的程度呈正相关。左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对该脑区参与的认知加工有促进作用,加之局部注意加工更倾向定位在大脑左半球而不是右半球,因此受趋近情绪状态影响,与左侧前额叶皮层相关的趋近加工,可能会促进注意的窄化。

对回避动机强度不同的消极情绪(如悲伤者通常有较低的回避动机,而产生厌恶情绪的人通常有较强的回避动机)的研究(Gable &Harmon-Jones,2010c)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观看悲伤图片的被试与观看中性图片的被试相比,对Navon字母任务中的局部目标反应更慢,表明低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拓宽注意范围;而观看厌恶图片的被试与观看中性图片的被试相比,对Navon字母任务中的整体目标反应更慢,表明高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窄化注意范围。也有研究(张光楠,周仁来,2013;Liu,Zhang,Zhou,&Wang,2014)同时操纵情绪的效价和动机两个维度,选用美食、可爱的小动物图片诱发高动机积极情绪(渴望),选择以往研究中常用的愉悦场景和微笑的面孔诱发低动机的积极情绪(搞笑、宁静和安详),而高动机的消极情绪通过恐惧的面孔和场景图片诱发,低动机的消极情绪选用悲伤场景诱发,并以中性情绪作为对照,采用区组设计,通过让被试完成 Navon字母任务来考察不同的情绪状态对注意范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低动机的积极和消极情绪下个体整体加工的偏向加强,表明注意范围扩大了,而在高动机积极和消极情绪影响下,整体加工偏向削弱,说明注意范围缩小了。同时,脑电实验(Liu et al.,2014)结果表明,高动机积极和消极情绪比低动机积极和消极情绪诱发了更正波幅的晚期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且额区和中央区较小波幅的 LPP预测了整体注意偏向,额区较大波幅的 LPP预测了局部注意偏向,进一步证实注意范围受到情绪状态动机强度的影响。总之,以上研究表明,动机方向与情绪效价可能是独立的,无论积极还是消极情绪,高动机对注意范围都产生窄化效应,而低动机引起扩展效应。

但是,之前有关情绪的动机维度影响注意范围的实验大多为行为研究,主要采用整体/局部图形匹配任务和Navon字母任务,将行为反应中对整体或局部目标的选择概率及反应时作为整体和局部的选择性注意的测量指标,此类研究不能有效地反映选择性注意加工的时间进程。有学者指出,选择性注意加工过程包含两个机制：一个是早期的知觉选择机制,抑制对无关分心刺激的感知;另一个是晚期的反应选择机制,用来抑制分心物带来的干扰,尤其是当分心物刺激已经被感知时(Lavie,Hirst,de Fockert,&Viding,2004)。那么,情绪的动机维度对注意的窄化是一种早期阶段的视觉范围的缩小还是晚期阶段的反应选择呢？已有研究尚不能回答这一问题。因此,本研究将使用能够精确反映加工时间进程的事件相关电位(ERPs)技术来分析趋近动机强度不同的积极情绪对注意的影响是发生在注意的早期加工阶段还是晚期反应选择阶段。并且,选用既受到注意范围的影响,又能够反映个体对无关刺激的抑制能力的Flanker任务范式。在Flanker任务的完成中,选择性注意在感觉输入和反应选择阶段都可能起作用：在感觉输入阶段,注意促进对目标刺激的加工,并且抑制干扰刺激的加工;在反应选择阶段,注意抑制不一致的邻近的干扰刺激所带来的不正确的反应。

在本研究中,首先选择诱人的甜点图片、美丽的风景图片和中性物体图片分别诱发被试的高、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或中性情绪,然后让被试完成字母 Flanker判断任务。为考察情绪对早期注意加工的影响,本研究在 Flanker字母中加入与任务无关的白色方块作为探测刺激。已有ERP研究表明,受到注意的探测刺激会在对侧视野的枕区引起更大波幅的P1成分,峰值潜伏期在100 ms左右(Fu,Fan,Chen,&Zhuo,2001)。因此预计在本研究中,当探测刺激分布在中央字母的左侧或右侧时,受到更多注意的探测刺激会在对侧顶枕区诱发更大振幅的P1,且如果情绪的动机维度影响注意加工的早期阶段,高趋近积极情绪窄化注意范围,则在早期注意加工的分析中能够发现高趋近情绪组中带有探测刺激的Flanker字母所诱发的P1波幅会比低趋近积极情绪条件下的更小。对于晚期阶段的注意加工,反映冲突监控或抑制无关刺激的额区和中央区分布的 N2成分,在刺激不一致条件下的波幅比刺激一致条件下更大(Heil,Osman,Wiegelmann,Rolke,&Hennighausen,2000;van Veen &Carter,2002;Kanske &Kotz,2010),之后跟随的顶区的P3成分在当双侧为干扰分心物或者任务更难的时候振幅更大,反映刺激捕获的注意的量(Sawaki &Katayama,2008)。因此,本研究假设,不一致的Flanker字母条件比一致条件会诱发更大波幅的 N2和P3,且如果情绪的动机维度进一步影响选择性注意的晚期反应选择阶段,则促进注意范围窄化的高趋近积极情绪会有更强的冲突检测或对无关信息抑制能力,表现为诱发更大波幅的 N2;而低趋近积极情绪由于扩展注意范围,分配了更多的注意资源加工周边信息,则会比高趋近积极情绪诱发更大的P3成分。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20名大学生(16女4男)参加本实验,平均年龄21.6岁(

SD

=2.6),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结束后给予一定报酬。

2.2 实验材料

从国际情绪图片库(Lang,Bradley,&Cuthbert,1999)中选取 25张中性物体图片,再从网络上选取25张甜点图片,25张风景图片,作为诱发情绪的背景图片,像素大小为1024×768。参与实验的 20名被试对每种类型的图片进行效价和唤醒度的1～9评分。在效价评定中,1分为非常不愉悦,9分为非常愉悦。在唤醒度评定中,1分为非常平静,9分为非常激动。中性物体图片平均效价(括号内为标准误)为4.7 (0.23),平均唤醒度为3.8 (0.38);甜点图片平均效价为7.15 (0.23),平均唤醒度为6.5 (0.28);风景图片平均效价为6.35 (0.20),平均唤醒度为5.55(0.31)。两两配对比较(经Bonferroni矫正)结果表明,中性物体图片在效价和唤醒度上都显著低于甜点图片和风景图片(

p

s＜0.001),且甜点图片和风景图片之间在效价和唤醒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p

s＞0.05)。

字母 Flanker任务刺激为在屏幕中央水平排列的5个大写字母(S或 H)。黑色的字母呈现在灰色的背景下,被试距离显示器约 80cm,每个字母的视角为 0.5°×0.5°,字母间距视角为 1.5°。刺激共有2种,一致的刺激(SSSSS、HHHHH)和不一致的刺激(SSHSS、HHSHH)。本实验在 75%的 Flanker试次中加入了与中央字母左/右距离视角为0.5°、1.5°或 2.5°的白色方块探测刺激,探测刺激出现在每个位置的概率相同。为了避免被试的眼动而造成注意范围的变化,Flanker字母每次呈现100 ms。

2.3 实验流程

实验时被试坐在灯光柔和的隔音电磁屏蔽房间里,平视 17英寸 CRT电脑屏幕,刷新率为 100 Hz。本实验为Block设计,分为甜点、风景和中性物体3个Block,每个Block有48个trials。在每个trial中,首先呈现注视点“+”500 ms,然后呈现一张图片3000 ms,图片消失后为800～1100 ms的空屏,之后为依次呈现的8组Flanker字母,每组Flanker字母呈现100 ms,前后两组之间为800～1100 ms的空屏。要求被试在Flanker字母呈现后快速准确地判断屏幕中央呈现的字母是S还是H,做出相应的按键反应,其中 25%为无探测刺激 Flanker任务,75%为有探测刺激 Flanker任务,有探测和无探测任务随机出现,被试不需要对探测刺激做特殊按键反应(见图1)。甜点Block和风景Block顺序在被试间平衡,为了避免积极情绪之间的相互影响,中性物体Block安排在两者中间作为填充。左右手按键顺序在被试间平衡,实验过程中被试有短暂休息。

图1 实验流程图

在每个Block的中段,请被试完成情绪自我评定,由Gable和Harmon-Jones (2008)实验中自评情绪词翻译而成。评定的情绪词为：有乐趣的、愤怒的、焦虑的、满足的、渴望的、厌恶的、感到约束的、恐惧的、愉快的、感兴趣的、悲伤的、平静的。请被试对当前实验阶段中的图片带给自己的各种感受的程度进行0～8评分,0为毫无感觉,8为感觉十分强烈。

2.4 ERP记录与分析

本实验采用Neuroscan公司所生产的脑电记录与分析系统,按国际10-20系统扩展的64导Ag/AgCl电极帽记录EEG。左眼上下安置电极记录垂直眼电,双眼外眼角安置电极记录水平眼电。接地电极在FPz和Fz连线的中点,参考电极置于左耳乳突处,并以左右乳突的代数平均作为参考电压进行离线修正。滤波带通为0.05～40 Hz,A/D采样频率为500 Hz,电极与头皮接触电阻小于 5 kΩ,连续记录原始脑电。采用回归方法矫正眼电后进行离线叠加,反应错误以及电压超过±75 μV的数据被剔除。脑电分析时程为Flanker字母呈现前100 ms至呈现后800 ms,基线为Flanker字母呈现前100 ms。对脑电及行为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同时使用Greenhouse-Geisser方法校正,自由度均为未校正值。

3 结果

3.1 高低动机积极情绪诱发的效果

在实验中段让被试评价本阶段实验中的图片所带来的感受的程度。评价包括6个积极情绪形容词和6个消极情绪形容词,结果见表1。积极情绪形容词评价结果表明,甜点图片和风景图片均有效诱发出了被试的积极情绪。对每个形容词的评分进行单因素三水平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对“平静的”评价没有显著的主效应,对“有乐趣的”“满足的”“渴望的”“愉快的”和“感兴趣的”评价存在显著的主效应,两两配对比较(经 Bonferroni矫正)结果发现,在“有乐趣的”“满足的”“愉快的”和“感兴趣的”评价中,中性组诱发的情绪强度显著低于甜点组和风景组(

p

s＜0.001),并且甜点组和风景组间没有显著差异(

p

s＞0.05),“渴望的”情绪评价存在显著的主效应(

p

＜0.001),中性组诱发的情绪强度显著低于甜点组和风景组(

p

s＜0.001),并且甜点组诱发的趋近情绪动机强度显著高于风景组(

p

＜0.05)。消极情绪形容词评价结果表明,被试对这6种形容词的评价得分均值都不高于1.35分,表明在此实验中,3组图片都没有诱发出被试明显的消极情绪。

3.2 Flanker任务行为结果

表1 实验过程中被试对自己情绪的评价结果

表2 Flanker任务的平均反应时及正确率

3.3 ERP结果

3.3.1 有探测刺激的Flanker任务早期阶段分析结果

选择反应正确的有探测刺激的试次,将探测刺激出现在中央字母左侧和右侧的试次分别进行叠加。分析时选取P5、P6、PO5、PO6电极,对于注视点左边呈现的探测刺激,同侧电极为P5和PO5,对侧电极为 P6和PO6;对于注视点右边呈现的探测刺激,同侧电极为P6和PO6,对侧电极为P5和PO5。在 90～120 ms和130～160 ms时段对平均振幅分别进行同对侧(2)×情绪(2)×电极(2)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图2 注意加工早期阶段波形图

3.3.2 Flanker任务晚期阶段分析结果

选择所有反应正确的试次进行叠加分析,选取Fz、FCz、Cz、CPz、Pz电极,在 160～280 ms、280～350 ms和400～600 ms时段对平均振幅分别进行一致性(2)×情绪(2)×电极(5)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图3 注意加工晚期阶段波形图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通过字母 Flanker任务考察由图片诱发的高、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影响注意加工的时间进程。在每个Block中段,被试都进行了情绪自我评定,以确保情绪的有效诱发。情绪评价结果表明,与中性物体图片相比,甜点和风景图片有效诱发了被试的积极情绪,不含有明显的消极情绪。并且,两类图片诱发出的积极情绪只在“渴望的”这一情绪词的评价中存在显著的差异,甜点图片显著地诱发出了更大程度的渴望情绪,且在其他情绪词的评价中两类图片诱发出的积极情绪没有显著差异。证明本研究中的甜点图片有效诱发出了被试的高趋近积极情绪,风景图片有效地诱发出了被试的低趋近积极情绪,两种情绪仅在动机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行为结果上发现了显著的 Flanker任务一致性效应,即被试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一致条件的反应时,表明被试有效的完成了 Flanker任务。虽然在行为结果上没有发现显著的情绪效应,但是在反应时上可以观察到情绪对行为反应影响的趋势,即在反应时上,高趋近积极情绪条件下,对一致和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为460 ms和482 ms,低趋近积极情绪条件下,对一致和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为474 ms和493 ms,高趋近积极情绪条件下的行为反应有快于低趋近积极情绪条件的趋势。

本研究使用能够精确反映加工时间进程的事件相关电位(ERPs)技术,着重关注脑电方面的结果。为了考察情绪的动机维度对注意加工的早期阶段的影响,在 75%的 Flanker任务中添加了与任务无关的白色方块作为探测刺激。对带有探测刺激试次的ERP分析结果表明,Flanker字母和探测刺激一同呈现后,在探测刺激对侧大脑顶枕区诱发了比同侧更正的P1 (90～120 ms),且在探测刺激对侧顶枕区还发现了情绪效应：低趋近积极情绪条件下比高趋近积极情绪条件诱发了更大波幅的P1。在选择性注意研究中,被有效注意到的位置的刺激能够诱发更大的P1成分,P1只与空间注意有关,表明在注意到的位置的信息得到了更多的加工(Mangun &Hillyard,1990;Fu et al.,2001),或者是对于一个呈现在早已被注意聚焦的位置上的项目的早期感知加工的促进(Luck,Heinze,Mangun,&Hillyard,1990)。在注意搜索研究中,P1指示注意分配的范围,P1波幅随着视觉搜索范围的增加而增加(罗跃嘉,Parasuraman,2001)。因此,由本研究结果可推测,在早期的注意感知加工阶段,低趋近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对中央字母两侧的刺激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加工,有更大的视觉搜索范围,而高趋近积极情绪下给予两侧刺激的关注较少,与低趋近积极情绪相比,高趋近积极情绪窄化了早期注意感知加工范围。在高趋近积极情绪状态中,被试想要获得诱人的甜点且动机强烈,目标明确,因此他们会缩小注意范围,使自己处于注意集中的状态,这有助于目标的实现。而在低趋近积极情绪状态中,个体处于低动机状态下或没有明确的趋近目标,为一种探索放松的状态中,此时注意范围扩展,个体能够注意到更多的不一致的刺激。总之,不同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不同地影响了注意加工的早期阶段,情绪在早期的感觉输入和知觉阶段就产生了作用。在情绪的动机因素的影响下,机体为实现目标很早就做出了准备。

本研究还发现,在Flanker字母呈现后的130～160 ms,探测刺激对侧大脑顶枕区比同侧出现了更负的N1成分,但是没有显著的情绪效应。P1和N1的增强都反映了视觉注意的增益控制机制(Hillyard&Anllo-Vento,1998;Hillyard,Vogel,&Luck,1998),被注意到的刺激在其呈现的对侧半球脑区诱发更大的波幅。而两种成分之间存在功能性上的分离,P1反映注意的范围(罗跃嘉,Parasuraman,2001),N1反映分配给刺激所在位置的注意的量(Mangun &Hillyard,1990)。本研究在P1上发现情绪效应,但没有在 N1上发现情绪效应,表明在注意的早期感知加工阶段,情绪的动机程度可以调节早期的注意范围而没有调节注意的量。

注意加工晚期阶段的脑电分析关注不同程度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对反应选择的影响。本研究结果发现了两个N2成分：160～280 ms的N2a和280～350 ms的N2b。以往研究表明N2a类似于MMN,反映了大脑的自动加工,是在无意识情况下刺激变化的自动觉察(Folstein &van Petten,2008),或者与模式识别加工有关,反映对刺激辨识过程(Ritter,Simson,Vaughan,&Macht,1982)。但是,本研究中的N2a分布在从额叶到顶叶的广泛区域,表现为字母一致条件比不一致条件诱发了更负的波幅,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结果,对于它的解释还需要更多的探索。与以往对Flanker任务的ERP研究(Heil et al.,2000;Hiroki &Hiroshi,2011)一致的是,本研究发现在分布于额区和中央区的 N2b成分上字母不一致条件下的振幅比一致条件更负,且N2b之后紧随着一个正波 P3 (400～600 ms),字母不一致条件比一致条件诱发了更正的P3波幅。我们认为N2b与靶刺激的有意识识别有关,反映冲突监控(Gehring,Gratton,Coles,&Donchin,1992)或者对错误反应的抑制(Kopp,Rist,&Mattler,1996;Van’t Ent,2002)。本研究在N2b上还发现了显著的情绪效应,高趋近积极情绪比低趋近积极情绪诱发了更负的波幅。已有研究认为,N2反映了检测和解决冲突所征用的资源的量(Kanske &Kotz,2010),由此我们推测个体在高趋近积极情绪条件下可能调用了更多的注意资源检测和解决冲突,为了保证目标的实现而有更强的冲突监控或者更强的对无关刺激的抑制。情绪不仅仅是一种体验,也被看作是动力和指向的过程(Elliot,Eder,&Harmon-Jones,2013)。高趋近动机积极情绪,如渴望,热情,常发生在追求目标的情境中,与摄食、社交依恋和繁殖等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行为紧密相联,这些行为有助于个体生存和种族延续;在这种情绪状态下,注意资源集中在与目标相关的任务上,个体能够增强主动性控制,抑制或排除分心刺激及无关知觉或认知的干扰,从而保证任务目标的顺利实现(Hart &Gable,2013;王振宏,刘亚,蒋长好,2013;Liu &Wang,2014)。

紧随N2b之后在中央区及顶区分布的P3成分在当双侧为干扰分心物或者任务更难的时候振幅更大,反映分配给任务有关信息的注意资源(Polich,2007;Sawaki &Katayama,2008;Hiroki &Hiroshi,2011)。也有研究者认为P3反映了受注意和工作记忆联合调控的事件(刺激)分类网络的活动,是信息加工容量的指标(Kok,2001)。目前普遍认为刺激的物理属性以及反应本身对 P3的幅度影响较小,知觉和注意因素显著调节P3振幅。与预期相符的是,本研究中不一致条件的刺激比一致条件的刺激诱发了更大的 P3振幅,且低趋近积极情绪条件比高趋近积极情绪条件诱发了更大的 P3振幅,我们推测,由于低趋近积极情绪扩大了被试的注意范围,使他们知觉到了更多的刺激,尤其是不一致条件下的分心刺激,在反应选择阶段被试便给予了更多的注意资源来加工中心目标周边的刺激。也就是说,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对目标的注意聚焦水平降低,减少了目标对注意资源的占有量,使被试有更多资源用于对目标周围刺激的注意加工。一般认为,低趋近积极情绪状态预示着环境对个体是安全稳定的,没有明确的或紧迫的追求目标,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个体降低了对无关刺激的抑制或分配给周边刺激更多的注意,可以让自己的视野和心智更加开阔,从而能注意到环境中以前被忽略了的、新的或其他有价值的刺激或目标(王振宏等,2013;Liu &Wang,2014)。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情绪的动机维度对认知的影响在早期感知觉阶段就发生了,高趋近积极情绪与低趋近积极情绪状态相比,探测刺激诱发了更小的P1,表明高动机窄化了早期注意范围。并且,情绪继续影响选择性注意的晚期加工阶段,高趋近积极情绪条件下个体注意范围窄化,更多的注意资源分配在冲突监控和抑制干扰方面,表现为额区和顶区诱发了更大的N2b;低趋近积极情绪条件下个体有更广的注意范围,因此分配了更多的注意资源加工周边的刺激,表现为顶区 P3成分振幅的增大。

本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得出了初步的结论,情绪的动机维度能够调节注意加工的早期感知阶段和晚期反应选择阶段。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首先,在诱发情绪的材料选择上,应当考虑到高低趋近程度之间的差异问题,这也可能是本研究行为结果上没有出现显著的情绪效应的一个可能原因,以后的研究中应将高趋近和低趋近情绪之间的动机差距尽量拉大,除了选用图片材料诱发情绪外,还可以选择影片或奖赏作为诱发情绪的材料;其次,可将Flanker刺激之间的间距作为一个变量,分为近间距和远间距,或0字符间距、1字符间距和2字符间距等水平系统考察,实际上也是变化 Flanker任务的难易程度,考察高低趋近积极情绪对注意范围产生的影响以及对认知抑制产生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可以在这些方面继续改进,或者采用其他考察注意范围的实验范式,做更严格的检验,得到更加稳定可靠的结果。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情绪对注意的早期和晚期阶段加工的影响受其趋近动机强度的调节。在注意加工的早期感知阶段,与低趋近积极情绪相比,高趋近积极情绪窄化了注意范围;在注意加工的晚期选择阶段,高趋近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将更多的注意资源分配在冲突监控和抑制干扰方面,在低趋近积极情绪条件下,个体分配了更多的注意资源加工周围的刺激。情绪的动机维度与个体的目标紧密相关,能够促进个体的目标实现和对生存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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