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宇 刘成虎

从19 世纪中期到二次大战结束，鸦片一直是帝国主义列强蚕食、侵略中国的工具之一。禁烟、禁毒也一直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内容。1906年，清政府开始倡导禁烟，并加入禁烟国际条约，提出十年内在中国禁绝鸦片。然而直到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各地军阀为筹集内战之资，仍竞相在控制区内鼓励种植鸦片。北伐战争虽然打倒了旧军阀，但新军阀又起，并不能带来根本的转变。

鸦片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带来巨大危害的同时，能给掌控鸦片交易的实体带来利益和权势。各地军阀多以鸦片收入为养兵割据财源，强迫民众种植、公开保护贩运。因此，在20 世纪30年代，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鸦片生产和消费国。当时中国鸦片管理呈一种奇观，虽然种植、贩运、进口、吸食鸦片是违法的，但却在各地方政权保护下有组织的进行，割据政权都在确保供应本地的同时，尽力扩大对其他地区的供给。抗战开始前，各地大小军阀几乎都靠烟税补充财政。民国时期各地军阀混战、动乱不止的重要原因是鸦片税源提供了割据财源，各地军、政、商界实力人物中有不少人参与鸦片交易敛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鸦片税收是妨碍中国政治统一和导致政治腐败的基本因素之一。

1928年北伐结束，新军阀混战随之而起。随着南京政权控制区域的扩大，逐步将各地鸦片管理权收入手中，建立政府专营制度，加大打击走私力度。但在其势力不及的东四省，华北的察、绥、晋、冀、鲁、平、津，西北的陕、甘、宁、青、新，西南的川、黔、滇、桂，华南的粤、闽等省，各地军阀依然在保护鸦片的种植和销售。1934年以后，国民政府禁烟政策转向坚决，公布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并利用国际讲坛揭露日本毒化中国的阴谋，对日本毒害中国政策的批判，成为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有力工具。

从1906年到30年代初，日本在大陆殖民机构一直通过鸦片专卖补其财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仅在东北公开实施鸦片专卖制，在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后，还以华北实际控制区为基地，向新的侵略目标地区纵容走私，破坏其社会和经济基础，以达到其渗透和占领的目的。七七事变后，为了加速对中国经济、军事侵略，日本政府和军部及特务机构利用傀儡政权展开大规模鸦片种植和交易行动，利用其作为消除中国人民反抗意志和攫取财政收入的手段。日本军队也以提供鸦片为诱饵，吸引民众为其卖命。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军队及侨民的不法行为也遭到国际舆论的批判，日本为逃避制裁，在国际讲坛上将中国鸦片毒品泛滥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以欺骗世界舆论。在日本控制地区不仅公开允许买卖和吸食，还以各种手段引诱、扩大消费人群，并增加种植、进口、加工的同时，为种植者、走私者、加工者提供金融、海关、武力、法律上的保护。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更是肆无忌惮地利用鸦片和毒品为武器，在各个占领区搜刮财富以维持其战争财政。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鸦片专卖制度，使日本上自政府首脑和军部，下至商人和企业，乃至一般国民发生普遍的道德沦丧，沦为职业犯罪集团。

在1931年到1935年的日本军事侵华过程中，日本政府和军部下大力气经营的鸦片生产基地主要有原热河省和伪蒙疆自治政权控制地区，前者在日本占领东北期间被作为伪满鸦片专卖制的主要鸦片供应地，后者是侵华期间所有日本占领区的主要鸦片供应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日本侵华期间鸦片政策与后者的关系。

伪蒙疆政权控制区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指原绥远省大部和山西北部及察哈尔的一部，原绥远省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逐渐成为著名鸦片产区，也位于西北鸦片运往京津的要道上，处于山西军阀控制之下，鸦片种植和过境的收入为其主要财源之一。华北危机期间，这里曾是日本怂恿的分裂势力与中国地方政府围绕鸦片税收激烈角逐的地区。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此建立了名为“蒙疆自治政权”的傀儡政权。这是一个以鸦片种植和销售收入为主要财政来源的伪政权，其控制区域成为日占区及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鸦片供应基地。日方官员不仅参与其财政预算编制，还参与作为预算重要部分的鸦片生产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为保证其财政目标的实现，日本政府和军部及其驻华机构和伪政权，也参与其生产鸦片的销售和区域间调配。本文的探讨方式就是透过这一地区发生的中日对抗和日本的鸦片政策，探讨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鸦片毒品政策的实质。具体分为华北危机期间、七七事变后、太平洋战争期间三个时间段。

一、华北危机与日本毒品渗透

1931年到1937年，是日军利用伪满洲国和非武装地带扩大鸦片种植、增大高纯度毒品生产，并以其控制地区为跳板向中国内地渗透扩张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设立伪满政权，将鸦片专卖扩展到全东北。1933年5月以后，伴随塘沽停战协定的非武装地带的设定，中国政府在华北的缉毒行动受到限制。1935年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更为日军提供了活动跳板。关东军开始积极向西部各省渗透。

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后，日军开始向河北和北平展开渗透。因为日本人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在中国开港城市自由旅行、设立企业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管制。朝鲜人也享有与日本人同样特权。其直接结果是“中国政府无法严厉取缔毒品交易”，“河北省全境沦为日本在华北推行其鸦片政策的区域”①以上参看上海美国领事馆财务领事M. R.尼克鲁孙给华盛顿D. C.关税部的报告《北支ニ于ケル日本ノ麻薬政策》，1936年7月30日，见《A 極東国際軍事法廷裁判記録》（No.17、18），第28 页，日本外交史料馆。以下美领事馆报告皆收于本文件，由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公开，故皆省略出处，仅列页码。。河北2700 万农业人口中，估计约500 万人成为经常性鸦片吸食者。唐山、石家庄、清苑、新城、新镇、固安、永清等，比其他地区鸦片交易量尤多。北平市在1936年1月至4月间发现700 起以上有关高性能麻醉剂的案件，市政府为加大打击力度，于同年5月宣判70 多名毒品贩子死刑。因屡被中国警察查获，日、朝毒贩结成团体祈求日本军队保护。为躲过盘查，其利用日军调防让军队携带大量毒品到北平，将纯利35%交给日军作报偿。此走私团体于1936年9月设立，在北平和通县设有据点，北平机构称为东亚同药分社，设在东交民巷日军兵营内，通县机构称东亚同药社，地点在马家胡同。会员都是日、朝毒贩，会费为每人每月5 元。将走私纯利5%作为俱乐部基金②上海美领事M. R.尼克鲁孙给美国财政部调查部、关税事务官报告《通県及北平ニ于ケル日本人薬種密輸入機関》，1937年1月13日，第 44—45 页。。

北平毒品零售网点利用帮会扩张，帮会与日、朝侨民相互勾结。据美国领事报告，当时北京最大售毒后台是刘省三和常滨乡。华人不得经营毒品，但日、朝人等不受此限，即使被查获也只判很轻罚金。刘和常专为欲经手毒品的华人介绍日、朝合伙人，助其获得执照，并征收保护费。一旦被拿获，刘和常会带日、朝合伙人去警局捞人。对不交保护费者，则查明地点向警局举报。日、朝人欲染指毒品也请刘或常为其介绍。刘和常还向北京周围批发海洛因，因为这些地区有抗日势力活动无法制毒③上海美领事室给美国财政部的报告《大北京の“ヘロイン”業の“親分”としての二人の中国人》，证明材料9521 号，第46—48 页。。1936年初，两地烟土市场几乎皆被大连产的低价、高性能毒品所夺。日本人在新城、涿县、石家庄等地开设很多大连麻药销售点，沿津浦线和平汉线向内地走私。一两价格为2.5 元到3.5 元。“据报每月有约100 万两毒品流通，销售额约300 万元。天津单独向内地每月出售30 万元左右的‘海洛因’。鲜人毒品制造者在北京随处可见，若无特殊原因，中国官吏警察无法对其进行搜查”。

毒品泛滥之势也远及绥远、察哈尔等地。日本不仅在热河大量收购鸦片，更从甘肃、绥远、察哈尔、陕西各省收购大量鸦片，进行加工精制，将高纯度毒品以更小包装、更低价格销售，导致华北毒品之害愈演愈烈。秦土协定签订后，察北六县被划入停战区。李守信伪军配合日军强制百姓种植鸦片，在察北六县开设海洛因店，在多伦设立吗啡和海洛因制造厂。日本制毒业者坂田组在张家口设分部及大规模海洛因工厂，每天生产18 两装海洛因80 包，每包价格600 大洋。张家口分公司资本金为10 万大洋，分作10 股，将其中一股作为特别股赠送给日本领事馆。板原组在张家口设药店，目的是向察南十县贩毒。从察北到张家口、到察西的运毒皆由李守信伪军武装护送，经张库公路运输，而地区分销者都是当地无赖①上海美领事E. M.加科普孙给美国华盛顿D. C.关税部的报告《北察哈爾六県陥落以来の同地に于ける麻酔剤の脅威》，1936年6月8日，第19—20 页。。察北六县毒品销售网和价格如表1 所示，所有毒品店经营者都是日本人，因中国控制区的禁烟法制，使两地间差价增大，利用这一差价牟取暴利，成为日本贩毒网络疯狂扩张的动力。

表1 察北六县的麻药销售店及海洛因价格

日官吏以地方长官名义在察北六县发出告示：1.对按要求种植罂粟者，免其地租；2.种植5 亩以上者免地租外，还免其兵役；3.种植20 亩以上者，除享受上项优惠外，由县府发给名誉证；4.种植50 亩以上者除上项优惠外，由村、乡给予士绅资格，可登录公职候选人；5.由日商社和县府主持在六县设立鸦片配给协力协会，由协会从农民手中按每两6 毛价格收购鸦片，在日本庇护下运往北京。各县傀儡政府规定每亩须交100 两生鸦片，并严禁境内吸烟者减少消费量。“对种植者和吸食者动辄严刑责罚。很多鸦片种植者因其售给专卖局鸦片中混有杂物被发现而判死刑”①上海美领事给美国财政部报告《北“察哈爾”ニ于イテ日本側ガ罌粟ヲ奨励ス》，1937年4月7日，第22—24 页。。1936年8月，日本扶植的冀东伪政权也为增加财政收入开始鸦片专卖，计划五年后鸦片收入达到1250 万元、纯利达200 万元②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桥本群致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冀東政府禁煙法規草案ノ件》，1936年8月17日。。

截至七七事变前，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在华北控制区内大量扩展罂粟种植，并大量制造海洛因等高纯度毒品、鼓励日朝浪人走私，以之作为向其他地区渗透和掠夺的手段。日军机构也参与毒品运输和销售，以获取对华特务工作和军事行动的经费。高纯度毒品泛滥不仅使人民受害，也破坏了华北经济基础，造成了百业凋零、走私和毒品一枝独秀的局面。这些毒品还通过日朝浪人之手，走私到上海、汉口、厦门、重庆、成都等地，利用日控区与内地间的差价，大肆进行经济掠夺。

续表

日本在华外交机构则充当了保护毒品犯罪者的角色。表2 是日本驻华领事裁判案件统计表，其中九一八事变前毒品犯罪比例仅占二成到三成，1933年后毒品犯罪案件急速增加，占日本人刑事犯罪六成以上。日本控制下的大连、天津日租界成为生产、销售高纯度毒品的大本营。因为日本对在外国出售毒品刑罚极轻，仅仅判处很少罚金即予以释放，根本起不到打击贩毒的作用。日本领事裁判权起到了破坏中国禁烟法制、保护日朝毒贩的作用。

表2 领事裁判刑事案件中日本人在中国的毒品犯罪比例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顾及英、美、法、德在华利益以及国际社会谴责，表面上作出取缔走私、贩运、吸食毒品的姿态。但罚则过轻，且只罚走私货，不罚贩卖官土者，这种取缔完全没有效果。1937年以后日人在华毒品犯罪直线上升，其规模和数量都达开战前的数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觉得掩耳盗铃已无必要，有关日侨犯罪领事裁判记录也戛然而止。

二、蒙绥特税之争

1935年初，在华北发生了一场围绕鸦片过境税的争夺战，就是以德王为首的分裂势力与绥远省政府之间的“绥蒙特税之争”。此事件既反映了军阀割据下西北鸦片种植状况，地方财政与鸦片收入的关系，也显示了以德王为首的分裂势力欲夺占鸦片收入作为其制造分裂活动经费的企图。

1934年4月，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4月在百灵庙成立。其管辖范围包括锡林格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其中乌盟盟长云王、锡盟盟长索王年事已高，没有政治野心，伊盟盟长沙王长期生病疗养，实权落在锡盟副盟长德王手中，其政治野心开始膨胀。为获得实际权力，德王于5月开始在绥远各蒙族地区设卡对商人和商品收税。当时，国民政府认为这些税收最终将落在作为消费者的蒙古民众身上，并未加以干预①参看驻北平公使馆参事官若杉要致外相广田机密第一六四号函件《阿片抑留問題ニ関スル蒙古自治政務委員会ト綏遠省政府側トノ紛糾ニ関スル件》，1935年3月4日。。但此事到了1934年和1935年之交，引发了绥蒙特税纠纷。

甘、宁方面每年运京津鸦片号称600 万到800 万两，是察、绥两省税收来源之一。各省都设有稽查处、清查处或禁烟局等机构负责征税，或通过垄断鸦片运输获取收入。每年集散于张家口的鸦片有40 万包（每包60 两或100 两）。大致比例为甘肃20 万包、宁夏10 万包、绥远10 万包。其中经平绥线运输者约25 万包，经百灵庙至张家口者约15 万包。甘肃凉、甘二州所产鸦片皆经宁夏运往察、绥，兰州产皆经西安运往南京。其运输途径为：甘肃产鸦片经黄河以北阿拉善旗入乌盟，经蒙族居住区到百灵庙；宁夏产鸦片经河套达包头，经平绥路到绥远；百灵庙集散的鸦片一部分运送绥远，其余运往张家口；绥远集散的鸦片部分运往张家口，部分满足当地需要，部分充作山西皮氏戒烟丸原料；张家口集散的鸦片除当地需求外，主要运往京津。铁路运输采用40 吨货车（每车108 万两）进行，运输由省府独揽。除察哈尔清查处征收印花税以外，绥远至张家口间运输，每百两缴纳25 元的手续费，由省政府承运，由察哈尔运往京津地区税收和运输收入，主要落在察哈尔省府主席宋哲元手中①参看驻张家口代领事桥本正康致外相广田机密第六八号函件《西北ニ于ケル阿片概況調査ノ件》，1935年3月18日。。

图1 蒙绥特税问题示意图

1934年4月蒙政会未成立以前，“禁烟稽查多在百灵庙设卡，各蒙旗亦有类似机关，收入颇丰”②参看《绥蒙税收纠纷尚在争持中—何应钦派员调解无效，蒙政会设卡商民反对》，《大公报》1935年3月17日。。但1934年下半年，甘、宁鸦片开始运输的季节，“大批特货运至绥远黑沙图一带时，蒙政会竟以严厉手段，勒令缴税”。此事成为纠纷起因。事件发生后，傅作义立即派第70 师王靖国部下两个团于黑沙图、乌尼乌苏、白岩山一带设卡。征收特税的同时，要运输鸦片驼队和商人改道向五原、包头方向，不经过百灵庙。为对抗绥省的措施，德王也派出卫队数百名前往黑沙图，双方处于对峙状态。何应钦一面派军分会委员赴百灵庙调停，一面在北平会晤德王代表包悦卿与绥远代表石华严，商讨解决办法。蒙方要求马上撤退绥远军、承认其设卡征税权。

1935年3月11日，德王向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透露：“已经决定每两鸦片自治政府可征税8 分，通过百灵庙鸦片每年约达800 万两左右，只要南京方面将特货转由陇海线运输策略不成功，自治政府由此每年可获得64 万元”。日本领事认为：“财政上一时处于危殆状态的该政府能借此转危为安，预想其今后活动会相当活跃”①驻张家口代领事桥本致外相广田机密第五七号函件《蒙税収問題解決ニ関スル件》，1935年3月11日。。此时德王以为其劫夺绥远税收目的已达到，先在协议上签了字。但绥远省方面承认此决定的前提是停办张甘汽车公司，到了当年3月16日却发现该公司并未停办，并且在一个月前派出20 辆汽车，经德王势力范围前往甘肃运输鸦片②驻张家口代领事桥本致外相广田机密第六七号函件《蒙綏特稅紛爭ニ関スル件》，1935年3月16日。。如此一来，“绥省仍无特税可言”。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拒绝签字，德王也推翻前议，遂成僵局。何应钦派的调解代表萧仁源不得不回平报告。

甘肃鸦片历来以驼队或汽车经阿拉善到百灵庙，德王为了增加百灵庙方面特税收入，策划让甘宁运来鸦片全部绕道百灵庙，躲过绥远税收。德王利诱宋哲元，承诺只对经百灵庙“特货”征收每两1 角6 分通过税和卡税就放行。这比绥远省征收的3 角4 分的特税要低得多，等于承诺宋可在此之外另开名目征费，增大了其可征税费空间。经绥远的“特货”号称800 万两，这意味着能获得200 万元征收空间③参看驻张家口代领事桥本致外相广田机密第四九号函件《蒙税収問題ニ関スル件》，1935年3月1日。。宋哲元遂与德王密约，共同为将设立的运输公司提供保护。之后，由张家口汽车公司主席李西园设立张甘汽车公司，公司以汽车一辆（司机一、助手一）为一股，价格2000 元，共备有35 辆（其中部分被德华洋行租去往返于乌德），由亚细亚石油公司独占供给油料，德王派情报联络员常驻。

1934年11月，李西园派汽车8 辆、携现金10 万元，由叛变为匪、正被绥远通缉的原包西骑兵司令王英率部下38 人护卫，配备轻机枪数挺，赴甘肃收购鸦片。在位于百灵庙西北约500 华里的乌尼乌素，与傅作义派遣的王靖国部冲突，终被逮捕。李西园说此计划是经宋哲元同意的，但傅作义向宋核实，宋却回答道：“绝无此事”。

表3 是途经当地鸦片价格和各地政府所征特税。表面看来，似乎德王征税额比较低，但实际上德王是在慷他人之慨。而且，德王征税问题还涉及普通货物的统税。当时绥远商会递交给省府的呈文指出：“连日西来商人，纷纷报告，蒙政会所设税卡，近益变本加厉，勒征所及，巨细靡遗，扣货押人，日有所闻，群情惶惶，不可终日。窃查乌伊两盟，均属绥省辖境，省府综理全省事务，法有明文，商民等运经绥境货物，或已纳于口，或已征统税、应纳国税均已经缴足，自厘金取消，沿途不再重征，载诸税票，乃自蒙政会违法设卡以来，已税货物强令再税，绢细如毛，卡多于林，绥商民等一再呼吁，而钧府淡漠置之，使节往来尽系妥协之论，报章记载未见抗争之词”①参看《绥蒙税收纠纷尚在争持中—何应钦派员调解无效，蒙政会设卡商民反对》，《大公报》1935年3月17日。。商会请求省府与中央禁止德王胡作非为。对商人来说，由绥远省府征收统税后，绥省内不再征税。德王所征是强制另加的税，既不合理，也有损西北商业。

表3 1935年察绥两省鸦片价格和印花税

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实施的是省和盟旗并行的制度，蒙旗土地是世袭的。因此从法理上政府无法直接令其撤销，只能采取谈判解决方式。谈判陷入僵局后，萧仁源回平将状况报告最高长官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候回复①《僵持中之蒙绥纠纷已向蒋汪请示—德王率队由滂到庙，双方争夺张甘交通》，北平《晨报》1935年3月16日。。傅作义继续设卡拦截，令商民改道，并将察省汽车和货款扣下，并声言，不停办张甘汽车公司绝不放还。宋哲元又不敢出面承认，百灵庙的德王依然得不到税收。一边观望的日本外务机构和军部虽期待德王在纷争中获胜，但此事纯属中国内政，无从干预。其间，国民政府一度计划邀驻节五台山的章嘉活佛调停。章嘉活佛原是驻多伦活佛，因坚决反对分裂、听从国民政府主张，被关东军挑唆锡林郭勒盟逐出多伦，不得已驻节五台山。因此章嘉活佛的调停也不可能有结果②驻张家口代领事桥本致外相广田机密第八四号函件《蒙綏特稅問題ニ章嘉佛參加ノ件》，1935年4月1日。。

然而，无论是绥远省还是德王的蒙政会都担心此事是涉及鸦片权益的争夺，无论输赢都不光彩。最终双方都表示愿意接受中央裁决。1935年3月下旬，由何应钦传达中央裁决案：1.绥远方不再向黑沙图派遣军队；2.内蒙立刻自动停止与察哈尔省合作向外运输鸦片；3.鸦片通过税定为1 两2 毛3 分，其中1 毛5 分归绥远，8 分归内蒙（德王）征收③北平辅佐官（使馆武官）致参谋次长电报，1935年4月10日。。

事件过后，德王勾结日军策划分裂阴谋的真相日益暴露。1935年5月何梅协定签订后，土肥原赴察哈尔活动，开始所谓“内蒙工作”。其内容主要有两项，其一是直接“指导援助蒙古独立运动”，其二是“驱逐和扫清构成蒙古独立运动障碍的汉人势力”，两者“都对促进运动和开拓基础有关，互为依存”。

关于第一点，日军先是利用韩凤林遥控德王。1934年9月韩被宪兵三团秘密逮捕枪毙。1935年7月日军派伪满官员陶克陶潜入西苏尼特，催促德王前往新京与关东军勾结。板垣征四郎于1935年9月18日飞往西乌珠穆沁会见德王，25日会见云王。德王于当年11月22日在日本驻西苏尼特特务机关长陪同下飞往新京，乞求关东军帮助其“独立”。关东军决定援助其扩充保安队、供给装备武器并给予其50 万元的军费。连满铁的调查报告也说：“内蒙独立运动是以日军援助为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德王一派的运动”。

关于第二点，1933年日军支持李守信伪军侵入多伦，并趁机将其划入伪满版图，设立察东特别区。1935年6月以张北事件为借口，逼迫宋哲元辞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6月27日与察哈尔省签订“秦土协定”，将察北六县划入停战区延长线，迫使国民政府撤去全部武装势力，由李守信组织保安队进驻。察哈尔北部此时实际上已处于日军控制之下①以上参看满铁调查部《综合情报第10 号外 内蒙独立运动概观（极密）》，1936年3月1日。。

获得了绥远境内部分税收权的德王，其后野心进一步膨胀，想进一步获得对绥远蒙旗的实际支配权。1935年7、8月间，德王为控制绥远境内乌兰察布盟四旗，挑起乌兰察布盟西公旗的内讧，企图罢免不服其指挥的西公旗盟长石王。石王求庇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拒绝听从德王操纵的蒙政会的命令。绥远蒙旗的要求与傅作义驱除分裂势力的主张相一致，促成了1935年9月底绥境蒙政会的诞生，此举分散了德王操纵的蒙政会权力，使其管辖范围缩小到察哈尔省以内，无法再染指绥远税收。

其后，德王在关东军唆使下，与盘踞多伦及察哈尔北部的李守信伪军合流，想要进攻归绥以控制绥远全境，引发了1936年的绥远事件。德王拼凑的蒙古叛军被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指挥的政府军在百灵庙一战击溃。叛军败退之后又发生了内讧，最终分崩离析，绥远省乘胜收复了失地。此事史称百灵庙大捷，是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粉碎日本分裂阴谋的重大胜利。

伴随着这一胜利，1933年以后日本关东军在绥远以西各地设立的特务机关、谍报、电信、航空设施也纷纷被迫撤退。关东军策划建立由中国西北直通中亚至德国的西部走廊计划也因此而被粉碎，此为后话。上述蒙绥特税之争整个过程中，关东军怂恿扶植其傀儡染指绥远鸦片税收以充其分裂活动经费的意图昭然可见。

三、日本操纵下的伪蒙疆政权鸦片政策

七七事变爆发后，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绥远、察哈尔各省相继失陷。华北出现了察南、晋北、蒙疆、北京伪临时政权以及伪冀东政权，在华中出现了南京伪维新政权。在关东军主导下，察南、晋北、蒙疆三者合并为伪蒙疆自治政府。冀东归伪临时政府管辖。蒙疆、临时、维新三伪政权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各自在自己控制范围内，废除国民政府禁烟法令，模仿伪满洲国设立鸦片专卖制，公开允许种植、贩运、吸食鸦片和其他毒品。而鸦片的种植、运输、加工、销售，都在日军实际支配、操纵和保护下进行的，烟毒泛滥到所有日本占领区。

伪满、蒙政权控制区域是日本军部设想的“防共地带”和对苏作战基地。因此，军部认为伪蒙疆政权必须有“经济自立”能力。为支撑蒙疆政权财政和确保战略纵深配置，日军将拥有龙烟铁矿和张家口的察南地区、拥有大同煤矿的晋北地区，划入伪蒙疆自治政府管辖范围。并在1939年以后要求伪满、伪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以至后来的汪伪，全力配合伪蒙疆政权实现“经济自立”。具体措施是在各地销售伪蒙政权控制区所产鸦片，并保证支付伪蒙政权要求的价格。日本华北、华中派遣军，派遣军特务机构及后来的兴亚院，日本政府厚生省和内阁，都参与了蒙疆政权控制地区的鸦片种植和分配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伪蒙政权占据地区大部分是原绥远省地区。事变前处于晋绥财政整理处和绥远省财政厅管辖下。这一地区的主要财源中，西北至京津过境贸易和鸦片税为大宗。战前就是支撑山西、绥远、察哈尔各省财政的重要部分。1934年，山西9 个师3 个旅的军费，由晋绥财务整理处每月支付100 万元，中央补助60 万元维持。据1935年2月26日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在各县长行政会议上的训示，绥远每月所需军费为26 万元，由稽查处支出9.5 万元、塞北关支出3.9 万元、垦务局1 万元、财政厅支出11.6 万元。而稽查处每月收入在20 万元以上。

1936年度绥远省主要收入来源如表4 所示。合计收入862 万元中，扣除中央补助金96 万元，约770 万元为省府岁入。加上预算外收入，战前绥远省财政支出规模推测在1000 万元左右。傅作义统辖的6 个师和王靖国统辖的10 个团所需军费为800 万元。由山西省财政支出500 万元，由绥远省财政厅、塞北关、禁烟稽查处、垦务总局分摊310 万元，其中禁烟稽查处分摊额为133 万元。即无论晋绥财务整理处、绥远省财政，都有相当大部分来自鸦片税收。

表4 1936年绥远省税收结构

这种收入结构反映了中国各地方政府自民国以来财政收入的普遍特点，即由于现代工商业的不发达和所得税体系未能建立，地方政府税收主要依赖地税、关税、对商品流通与销售的间接税。加上地方割据因素，各省主要支出项目是军费开支。所以，除个别省外，几乎所有省财政都陷于入不敷出的状况。但增税又恐丧失百姓支持。对鸦片种植、流通、消费的征税，就成为最方便、影响面最小的增收方式，成为各地军阀补充财政的“外快”。早期的日本殖民机构和抗战开始后的日军及伪政权也刻意搜求有关情报并在其统治中模仿之，只是由于原有地区经济基础的破坏和遭遇普遍的抵抗，其财政上对鸦片和毒品依赖程度更高，其搜刮程度也更狠。

日军在攻占察、绥、晋省时，据其在九一八事变中经验，预先准备伪政权顾问班底和银行班底随先遣部队行动，每到一地先接收银行和成立伪政权。1937年9月4日设立察南、10月15日设立晋北、10月27日设立蒙疆各伪政权。并于同年11月22日将三者合并成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设共同机构。伪蒙疆政权控制地区被军部视为“承担帝国国防政策使命”的特殊地区①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状況報告》，1941年4月，见《蒙疆関係政策文書/3 蒙彊の状況報告の件》，1941年，第283—284 页。，这一地区最高决策者实际是日本驻蒙军司令官②兴亚院蒙彊联络部《蒙彊の政務指導に関し駐蒙軍と興亜院蒙彊連絡部との間の取極要綱（案）》，1941年9月，同上，第291 页。。日本当局认为，不仅要保证伪蒙政权政治上的独立，还要全力保证其经济上的独立。伪蒙政权刚刚成立，就遇到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困难：其一，绥察财政的很大部分依赖陕、甘、宁、青等的过境贸易税收，开战以后过境贸易断绝，加上进口额剧增，其外贸从第二财年开始陷于赤字，并逐步扩大；其二，傅作义统治绥远期间，采取了不增加民众负担的施政方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不把民众卷入战火，主动从归化和包头撤退，禁止军队进入民居、学校，银行、商铺等也毫发无损。民众极为感怀傅作义时期的仁政，这种感情构成对建立日伪统治的障碍，也迫使其不得不做出伪善面孔③参看外务省政务次官松本忠雄《北支那の現勢を討察して》，1938年1月。。

1937年12月24日，伪蒙政权刚成立一个月，就宣布废除原禁烟法制和机构，由日本顾问制定《鸦片业务指导要领》，包括鸦片买卖、征税、运输、取缔、种植等方面规定。设立清查总署，负责管理鸦片生产和运销。设立蒙疆土药公会，下设蒙疆土药公司，负责收购和运销鸦片。默许鸦片运销、消费、烟具的制造买卖和保有。日本当局则为其鸦片政策提供全面支持。

1938 至1941年伪蒙地区进出口额如表5 所示。1938年初，为鼓励农民种植鸦片，日本派飞机投撒种烟手册，免费发放罂粟种，并提供向归化城运输之便。收购的鸦片被运往张家口。“张家口成为蒙疆地区鸦片集散中心。归化城有40 余家收购店。日本人对生产鸦片不征税，只缴普通地租。农民向归化城商店送鸦片，以每盎司伪联银券4 元价格收购”④美国财政部报告《察哈爾、綏遠ノ阿片栽培》。原文收在《A 極東国際軍事法廷裁判記録》（No.17、18）第24—26 页中，但既无作者名字，又无提出日期。其内容提到，起草报告时正是鸦片收获期7月，又提到支付货币用伪联银券，伪联合准备银行开业是1938年3月10日，可判断此报告成稿是1938年7月间。。伪蒙疆政府控制区内鸦片生产迅速增加，1938年鸦片出口额达4382.1 万元，占其输出总额近4 成①冈部部队本部《蒙調資特第十四号 蒙疆ニ于ケル阿片事情》，1940年3月。。

表5 1938 至1941年伪蒙疆政权控制地区进出口额

1938年下半年，因甘肃原种植罂粟地区多已改为种植一般作物，绥远鸦片取代了甘肃成为主要鸦片产地。绥远农民因粮食不足，种植谷物愿望非常强，但一来被利诱，二来被强制，不得不改种鸦片，绥远鸦片种植面积空前扩大。但好景不长，1939年内蒙遭受罕见的大水灾，鸦片收获比预期降低了两成，谷物生产也只有往年的一半，出口额大幅度减少。同时，日本恢复西北贸易的企图也遭失败。加上进口剧增，其贸易收支出现巨额入超。

1940年，进口额进一步增加，谷物出口依然不振，出口全赖鸦片支撑，总出口额1.15 亿元中，6300 万元来自鸦片出口。为挽救伪蒙疆政权财政，日本、伪满洲国银行、伪联合准备银行，分别给予伪蒙疆政府700 万元、750 万元、439 万元信用贷款，其财政仍入不敷出。伪蒙政权不得不暂缓支付5400 万元的对外汇兑。1941年对鸦片出口的依赖进一步增强。

西北抗日力量抵制也是造成其财政困难的原因。伪蒙政权成立后，日军特务机构曾致力于恢复西北贸易，让伪蒙政权获利的同时，日本也可得到西北的羊毛、兽皮、鸦片、棉花等战略物资。国共双方对此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这些措施有：1.宁夏政府发布禁运羊毛到敌占区的禁令；2.中共提出“种棉亡国”的口号，奖励农民种粮，禁止将棉花出售给日军；3.日军为获得西北羊毛，在伪蒙政权控制区组织羊毛同业公会，想通过采购羊毛恢复西北贸易，但回民拒绝出售羊毛给日军，这一企图以失败告终，羊毛同业公会也一度解散；4.苏联得知日本笼络回民以获取西北羊毛资源的情报后，以高价在西北采购羊毛，并通过低价回售日用品，将采购机构开设到宁夏黄河岸边的吴忠堡，这些措施给日军的企图以沉重打击，其期待的西北贸易连一成也未达到，羊毛和皮张通过西安、兰州大量提供给苏联和国民政府，储备相当丰富；5.禁种鸦片，鼓励种植粮食作物，通过包头的过境贸易完全改为以中药材为中心，回族商人前来贸易由陆路直到包头，或绕道百灵庙，黄河水运完全断绝①外务省调查部第三课《満支回教徒工作ト西北関係（旅行報告）》，1939年4月。。这些措施使得日伪当局从过境贸易中获利的企图落空。

为了挽救伪政权的财政，日军在1940年初对当地鸦片生产和流通作了全面的调查②冈部部队本部《蒙調資特第十四号 蒙疆ニ于ケル阿片事情》，1940年3月。。1938年其出口货中鸦片占首位，出口量达9,854,779 两（输出额43,821,175元伪联银券），占出口总额的41%。七七事变前绥远鸦片年产量号称1000 万两，区内消费约700 万两。其余300 万两与西北过境的1000 万两运销京津地区。七七事变后尽管西北贸易中断，但1938年输出量依然达近1000 万两，这是因为包括了上年存货。

1939年伪政权将鸦片种植面积扩大到1,011,000 亩。具体分布如表6 所示。巴彦塔拉地区占80%。在巴彦塔拉与宁夏、山西接壤的“治安不良”地区，还有很多私种的情况，收获量估计达150万两。私种面积相当于伪政权许可面积的20%以上。

表6 1939年蒙疆伪政权鸦片种植面积和产量预测

1939年，鸦片播种期遭旱灾、割浆期遭前所未有大水灾，鸦片收获量比当初预想约减少20%。当年12月蒙疆土药公司实际收购量如表7，向京津地区的运销状况如表8、表9 所示。因受灾和西北贸易的断绝的影响，运销外地数量只有上年的三成。尽管如此，特务机关为了向其他地区渗透，许可向西北后套地区输出了9万余两，金额达56.8 万元，西北也有少量鸦片运进，其产地为宁夏。

表7 1939年12月蒙疆土药公司收购量

表8 1938年10月—1939年9月向京津运销状况

表9 1939年推测走私数量

产地受灾，京津地方存货减少，导致了鸦片市价高涨，也引起了鸦片走私。仅1939年8 到11月估计走私数量达45 万两。走私通过京包、同蒲线进行，手段是乘车携带、行李、托运、列车员、食堂员工夹带，也有利用铁路员工在大量货物中夹带或邮局员工利用货物列车夹带者，还有利用航空行李携带者。陆路走私主要通过走私基地进行。日方认为走私基地在察南有永宁镇、青龙桥、片子沟、康庄，晋北有应县、浑源、山阴、广武镇，巴彦塔拉有清水河、河口镇。其方向是察南向京津，晋北向太原，巴彦塔拉则分为向东胜和太原的两股。

1939年以后，军部和兴亚院开始直接插手销售“蒙疆”鸦片，当地所产鸦片开始每年销往伪满、伪临时政权控制区、伪维新政权及汪伪控制区。1940年日本负责伪政权事务的兴亚院，为了确保蒙疆政权收入，加大对伪蒙政权控制区鸦片出口支持力度。当年12月，兴亚院联络委员会干事会议决定：1.致力于完全收购当地鸦片，并使之在最短时间内以合理价格向华北、华中运销；2. 1941年需求计划中，向华北、华中供给最低数量为上年留存的210 万两，加当年产650 万两，合计为860 万两，以最低15 元1 两价格，预计销售额为1.29 亿元。而当年杂粮出口预计最高也只有7500 万元。这是日本特务机关制定鸦片供求计划最初尝试。

1941年，由日本驻华派遣军直接出面，要求华北伪政权为支撑伪蒙疆政权财政提供合作。8月1日至3日，华北派遣军与伪蒙疆政权举行华北、蒙疆经济调整会议①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月报》，1941年8月。。会上决定：1.简化华北接受物资机构，由军方直接接受物资。2.加强对内蒙地区粮食收购，年底前向区域外提供10 万吨杂粮。3.关于鸦片问题提出四点措施：其一，华北与蒙疆的合同是至1942年6月底购买350 万两鸦片。至1941年12月交割160 万两。关于采购价，为保证华北土药业的销售，应尽量调低，但前提是满足蒙疆伪政权希望价格（1 两14 元，但吗啡含量应在约9%，不低于8.5%）。其二，在华北应尽量避免鸦片价格急速变动。其三，为防止走私，华北伪政权对华北产（包括从蒙疆走私品）鸦片提高税率，减小华北和蒙疆之间的税负差距。其四，为有利蒙疆鸦片销售，华北应根据蒙疆的要求采取限制栽培面积的措施。

以上可知，由于鸦片出口收入占伪蒙政权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这个所谓经济调整会议的中心议题实际是讨论鸦片出口、定价、销售问题，并解决“蒙疆”与华北间的鸦片生产调节，以及鸦片税制的接轨等具体问题。

四、日本战时鸦片供求调节政策

1940年10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撤销原鸦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于1931年3月设立，主要是对应有关鸦片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会议的机构，进行国内与国际间鸦片和麻药政策间的调整。但1939年日本在国际联盟鸦片咨询委员会遭到各国代表攻击，日本政府感到，有关鸦片的国际对话已失去实际意义。加之外汇短缺，日本不得不尽量减少进口鸦片。尽管如此，日本并不愿放弃作为支持战争财政手段的鸦片政策。而且，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在各殖民地和占领地间调剂余缺、保证供给的重要性增大了。日本政府鉴于“内、外地以及日元圈各国鸦片管理、生产及需求调整的重要性增加，而且鉴于若无相关部门联系协调，将难于制订正确对策”，决定设置鸦片事务协议联络会（以下简称鸦片协议会）。其主要责任是“保持各部门间联系及消除设施方面障碍”。有关机构主要包括企划院、对满事务局（含关东局）、兴亚院、内务、外务、大藏、司法、递信、拓务（含朝鲜总督府、台湾总督府、桦太厅）、厚生省的各厅。由厚生省承担鸦片协议会的具体事务和联络，有关各部须指定主任联络官（科长级）①鸦片委员会决议《阿片委員会廃止後ニオケル関係官庁間ノ連絡ニ関スル件》，1941年3月31日。。这是由日本和主要殖民地构成的鸦片供求调节机构，从1941年4月开始正式启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确保各主要占领地的鸦片供给成为日本重要应急对策之一。1941年12月由兴亚院各地特务机构代表会议策划了成立“东亚鸦片对策委员会”的计划。其要点如下：1.为协调东亚的鸦片及麻药根本对策、取代根据现存鸦片关系国际各条约的鸦片委员会，在将来适当时机设置东亚鸦片对策委员会（暂定名）；2.东亚鸦片对策委员会设在东京；3.东亚鸦片对策委员会先由日本、伪满、汪伪政权三方委员组织；4.东亚鸦片对策委员会负责三者间政策统一调整①兴亚院干事会决定《東亜阿片対策委員会設置要綱》，1940年12月11日。。这是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鸦片条约及组织的第一步，其实际目标是调节主要占领地间鸦片供求。

在构筑了上述供求调整机构之后，从1941年底开始，日本政府对“蒙疆”所产鸦片在更大范围上进行计划调节。规定在日本本土和台湾、朝鲜、伪满、库页岛范围内由厚生省卫生局调节每年鸦片生产与分配；在中国和南方占领区组织大东亚省联络会议，由大东亚省、兴亚院、军部、伪政权顾问每年调节鸦片生产与分配。此后直到日本战败，伪蒙疆政权控制区一直起到最大的鸦片生产和出口地的作用。

（一）日本与主要殖民地间鸦片供求调节

1941年初，由于外汇短缺和国际贸易的停顿，日本和主要殖民地间的鸦片供求出现了很大缺口。日本国内以鸦片为原料的麻药需求逐年增加，1940年需求量4761 公斤，1941年预计5530 公斤，预计缺口为2500 公斤。日本历来靠进口土耳其鸦片填补缺口。但因外汇短缺，改从伪满进口粗制吗啡。台湾和旅大租界历来进口伊朗鸦片作为烟膏制造原料，也因外汇短缺而改用朝鲜产鸦片。为增加鸦片生产，日本鸦片委员会曾于1938年底决定，1940年扩大鸦片种植面积11960.3 公顷，将收获的鸦片分配给伪满、台湾、旅大租界。

另一方面，日本为向国际社会显示姿态，让伪满制订公布了十年禁绝鸦片计划，并通过修改专卖法、改组鸦片毒品生产消费管理系统，将所有鸦片和毒品的收入和消费统计数据隐蔽起来。同时扩张在日本国内和朝鲜的鸦片种植，以弥补伪满、台湾、旅大的供求缺口。但1940年由于气候等原因，朝鲜鸦片产量比预期少得多。1941年初，整个日本占领和控制区都处于极度缺货状态，加上种植鸦片与生产粮食冲突，增产十分困难。日本一面与土耳其重开进口谈判，一面展开各地间需求调整和有关各部门的协调①日本政府鸦片委员会《阿片委員会ニ于ケル厚生省衛生局長ノ阿片麻薬取締竝ニ需給状況ニ関スル報告要旨》，1941年3月31日。。

1941年2月4日第一次鸦片协议会在东京召开，议决了三个事项：1.朝鲜当年产生鸦片分配方案：台湾4500 公斤、旅大租界8500 公斤、伪满洲国8500 公斤；2.由厚生省和对满事务局负责促成外国鸦片进口，由外务省全力援助；3.以朝鲜鸦片确保台湾所需原料鸦片供应。朝鲜鸦片种植有计划地逐年扩大如表10 所示。

表10 朝鲜生鸦片收获成绩调查

1941年6月，1940 鸦片年度将结束，台湾、旅大、日本厚生省鸦片供应都告紧缺。鸦片协议会于6月24日举行紧急会议，将朝鲜总督府现存的2810 公斤分配给上述三者以应急。到了1941年度朝鲜鸦片收获完毕的10月13日，鸦片协议会再次开会，听取各地情况说明并决定了朝鲜鸦片分配方案。当年需求预测和朝鲜鸦片分配状况如表11 所示。这些数据表明，在日本和各殖民地鸦片供求环节中，朝鲜是主要鸦片增产预定地区和输出地。伪满洲国是主要消费地和产地。对于伪满洲国消费和生产的巨大缺口，会议提出的弥补供求缺口对策：“只能依赖蒙疆产或中国产鸦片，因此应与各有关部门联系善加处置”②厚生省卫生局《阿片事務連絡協議会記録》，1941年10月13日。。这说明，在殖民地与占领地之间，蒙疆和华北的生产和输出具有重要地位。

表11 1941年度鸦片需求和朝鲜鸦片分配

1942年，尽管日本在本国和朝鲜全力扩大鸦片种植，但由于种种原因，鸦片产量却比上年大为减少。当年收获量如表12 所示。因此1942年12月3日召开的鸦片协议会会议，除了探讨当年的朝鲜鸦片分配方案外，最重要的议程是增加鸦片生产面积和保证收获的措施。会议内容如下。

表12 1942年日本和主要殖民地鸦片收获量调查 单位：公斤

第一，1942年朝鲜产鸦片分配方案：台湾6730 公斤、关东州11130 公斤、伪满洲国7000 公斤、朝鲜1120 公斤。

第二，1943年度需求调整有关事项：1.决定各地需求数量。日本（6680 公斤、纯吗啡量），关东州（最高28000 公斤、最低18130 公斤）、台湾（最高7460 公斤、最低6884 公斤）、朝鲜（2400 公斤、含有10%吗啡的生鸦片）。2.各地生产预测以及确保措施。日本种植2199.7 公顷，预计收获量3500 公斤，主要增产对策为：加强种植指导、讲求灾害补偿；朝鲜11960.3 公顷，预计最高产量108,000 公斤、主要增产对策为：分区建立种植组合、增派指导技师、加强走私取缔、收购补偿增额为每公斤100日元、最低要求确保5 万公斤。

第三，大东亚共荣圈内鸦片供求调整事项：兴亚院协调会议之后，由企划院制订对策实施。目标为既保证医药用鸦片又保证供给大东亚共荣圈内鸦片吸食，需在满洲及朝鲜扩大种植面积。同时在满洲国开展副生物碱（蒂巴因）的制造和研究，这一点正在征求满洲国同意。

第四，由于1942年蒙疆鸦片减产，需更改原分配计划，鸦片协议会和兴亚院将于近期开会协商此事①厚生省卫生局《阿片事務連絡協議会協議事項》，1942年12月3日。。

1943年11月，日本厚生省卫生局长召集日本国内各部、朝鲜、伪满、台湾、旅大租界有关人员，召开日本及其殖民地鸦片协议会，交流各地鸦片生产状况及需求缺口，决定下一年度朝鲜产鸦片的分配计划。其提供的需求量调查见表13，其供求调节状况如表14 所示。其未来需求对策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东亚省（包括南方）政治性鸦片供求对策，由大东亚省鸦片会议讨论决定。由日本本土和主要殖民地构成的本协议会，主要协商供给制药原料鸦片。为保证其顺利运行，两者齐头并进”。

表13 鸦片需要量调查

表14 1943年日本及殖民地范围内的鸦片供求调节

此会议主要内容是确保“制药原料鸦片”，但实际上真正用于医药吗啡生产的

鸦片却极少，其真正目的是高纯度毒品生产原料的分配和生产的管理。过去由特务机构兴亚院负责的占领地区鸦片供给计划和实际调节，改由新设的部一级殖民地管理机构大东亚省负责，作为殖民地统一管理机构，大东亚省的鸦片管理政策主要是政治性鸦片供求对策，即削弱消除占领区人民反抗意志的“政治性鸦片供求对策”。

续表

观察上述各组数据可以发现，日本在华殖民地和占领区的鸦片产量1940年以后逐渐减少，但日本本土、台湾、旅大的鸦片原料需求却在增大，鸦片收获量减少的同时，毒品生产规模却呈扩大的趋势，表明以毒品替代鸦片提供消费比例的增大。

（二）日本占领地间鸦片供求调节

1941年12月16日，兴亚院联络会议制定了1942年鸦片供求计划。要在下年度鸦片生产开始前，根据华北、华中、伪满、本土的需求，决定伪蒙疆政权控制区生产数量和向各地的分配计划①兴亚院联络委员会《昭和17年度支那阿片需給計画数量ニ関スル件》，1941年12月16日。。并在当年鸦片收获后两度对计划进行调整，其三次计划数量如表15 所示。

表15 1942年兴亚院联络部鸦片生产分配计划 单位：千两

当年“蒙疆”鸦片收获后，日军东南亚占领地出现新需求，此时鸦片产量未达到1000 万两计划目标，只有700 万两，而南方军则提出了124 万两的新需求。兴亚院联络会议于8月、9月两度修正鸦片分配计划，大幅度减少对华北、华中分配量，优先满足军部和伪满、日本本土需要。

运交南方军鸦片的运输和支付方式是，由驻蒙军向伪蒙政府购买95 万两鸦片，发货给南方派遣军，指定由昭和通商承运，采用张家口列车交货价；费用由对南交流物资费支出，所需预算另发给华北派遣军；在南方当地下拨价由南方军经理部长决定。南方军政总监收货以后，向经理部长指定官吏，由军政会计资金以南方交流物资卖却费的名义付款。关于对伪蒙政权的支付，事先已由华北蒙疆经济调整会议商定，经大藏省和兴亚院同意。军方每两支付13.51日元，经汇率调整使蒙疆政权每两得到联银券20.47 元。运菲律宾第14 军的鸦片运输和支付方法也相同①交货方式、运输、支付方式参见陆军次官致南方军政总监、驻蒙军参谋长、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陸亜密11921 号 南方向輸出阿片ノ処理ニ関スル件》，1942年12月1日。支付价格和汇率调整，参见驻蒙军参谋长致陆军次官《蒙参电第八三一号》，往电1942年12月6日、次官复电12月10日。菲律宾第14 军鸦片支付参看《陸亜密11945 号 比島向阿片ノ処理ニ関スル件》，1942年12月1日。。

由以上探讨可知，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鸦片、毒品交易完全是在日本政府、日本军部及特务机关的主导下，有计划、有目的运营的。日本政府的鸦片、毒品供求体系基本构成和原则是：1.在中国大陆以自给自足为原则，鸦片供给由日本政府和军部制定计划并管理实施；2.在日本本土及朝鲜、台湾、旅大、伪满等地，由厚生省卫生局每年召开联络会议决定计划，指导生产，调节供给，主要目标是确保上述地区鸦片消费和毒品生产原料的供应，朝鲜和日本本土是对这些地区的主要生产、出口地区，伪蒙政权控制地区所产鸦片也有部分出口到伪满洲国；3.在包括华北、蒙疆、华中、华南、东南亚的所谓“大东亚省”范围内，最初由特务机构兴亚院掌控生产计划和供求调节，1943年以后由大东亚省负责调节，主要目标是确保“政治性鸦片供求对策”的实施，在这个区域内，伪蒙政权控制地区是主要鸦片供应地。在上述两个地区范围内，都存在随着鸦片产量的减少、毒品生产和供应增加的趋势，日本本土、台湾、旅大是最主要的毒品生产加工地。

结语

以上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后至日本战败前日本围绕伪蒙政权控制区的鸦片政策及其变化。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大量销售鸦片和其他毒品，是日本政府与军部一贯的占领经济政策和“政治性对策”。这些政策表面上一度由傀儡政权实施，实际上却由日本政府、派遣军部及特务机构参与制定和实施。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旅大租界和青岛占领地，就已分别实施了由日本财阀负责进口、殖民地当局组织专卖和缉私、华人买办出面制造和销售烟膏的鸦片专卖制。通过政府和外务省的统一指挥和幕后操作，制定了一整套的对外隐瞒真相手法。其构成了日本侵华时期主要鸦片政策的基本模式。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的鸦片政策，主要是以实际控制地区为跳板，动用一切手段扩大鸦片和毒品供给。利用实际控制区和非控制区的差价，纵容日朝浪人在治外法权保护下向非控制地区渗透，增大吸毒人群，破坏非控制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以劫夺财政收入，获得策反和特务工作的经费。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国际对其批判声音增强。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禁烟政策的效果逐渐显现。日本政府、军部及特务机构开始把傀儡政权推到前台，日本机构隐蔽到幕后，对所有机构皆以合法外衣加以隐蔽。但由外务省、军部和特务机构幕后操纵鸦片进口，由日军和特务机构掌握批发的政策始终没变。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鸦片进口发生困难。日本制定了中国占领区鸦片自给方针，分别由厚生省实施日本本土和主要殖民地间的生产与分配，由兴亚院及后来的大东亚省掌握中国占领区和东南亚占领区的生产与分配。并形成了由两者预先制定全面供求计划、根据实施状况修正计划的调节体制。在此期间，鸦片供应量虽有下降，但其主要原因是因战时劳力极度不足、与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竞争土地使用、控制能力降低及走私扩大等客观原因造成的。

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在日本和主要殖民地之间，日本本土和朝鲜逐渐成为主要鸦片原料的产地，供给日本本土、旅大、台湾的高纯度毒品生产和出口，伪满兼具主产地、主消费地、加工地、高纯毒品加工和贸易中介地等数重角色。在日本的占领地中，伪蒙政权控制区是主要鸦片产地，其目的主要是提供吸食用鸦片，华北身兼主产地和大消费地的角色，华中和华南及东南亚则主要作为消费地。鸦片出口收入是伪蒙政权最主要收入，而在华北和南京伪政权的财政收入中，鸦片销售收入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日本战败已70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日本侵华期间犯下的很多罪行却不甚了解。日本国内出版了很多战时个人传记，将鸦片贩子捧为鸦片王，将特务机关头子美化为中日关系使者，将依仗日本政府势力在中国肆行掠夺的企业捧为对外投资前卫而津津乐道。对此，中国学者有必要澄清被歪曲的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本文所揭示的战时日本鸦片政策不过冰山一角，其他很多的具体问题，如鸦片专卖收入规模、各地具体数据、鸦片收入与日本政府及政治家的关系、中国军民对于日本毒害政策的还击等，都有待进一步查证和资料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