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理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最近一次引发议论，是来自于我的好友杨庆祥君的长文《80后，怎么办？》。提出问题的契机之一，源于下面这个细节：一次学术会议后，“我”和两位师长一块从京郊驱车回城，已是深夜，因为找不到路，在高速公路上盘旋了很久，在找路的过程中，两位前辈突然唱起了《沙家浜》……“我惊讶不在于他们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而是在于他们的‘文化记忆’如此地坚固，几乎以自然的形式作用于他们的言行。这种情况在50后那一代人身上表现得极其明显，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与他们个人的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在他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些时期，历史戏剧性地楔入了他们的生活，并从此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当他们回首往事，书写历史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一个个人的空间里面思考和想象，而是与历史进行有效的互动。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那段历史（知青、上山下乡、大跃进、“文革”、学潮等等），这段历史都是与他们的身体、生命接触过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叙述，一段故事，或者一段话语宣传。”相比较之下，“这三十年的历史同样充满了变化和震荡”，但“历史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生活的”，“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

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的序言中，同样发现了当下青年人“对他们生活的空虚、对他们的世界那种令人沮丧的无目的性表达的挫折感”，朱特感慨：“这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态度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