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崇辉

摘 要：《扶桑》体现了严歌苓雌性写作中人类学叙事，它不仅为作者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也为扶桑赢得了神一般的身位。严歌苓将扶桑写成文明之前、文化之前、概念之前的存在，并将动物的“自然”混同于人的“自由”，将人的奴性、本能强说成母性、神性。诚然，同情弱者与被侮辱者，是文明社会的标识，也是时代的潮流，但如果不把“人”立将起来，如《扶桑》般渲染在被强暴中的享受与自由，则与纵恶无异。《扶桑》中的问题，源于作者对张志扬先生著作的误读。

关键词：严歌苓;《扶桑》;人类学叙事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6-0072-10

严歌苓将她的女性写作命名为雌性写作，她说：“雌性，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但更含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①。由此可见，严歌苓的雌性写作，是在其社会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四个维度上展开的。纵观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其不同时期的作品在上述四个维度展开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具体而言，严歌苓早期小说的创作是在社会学叙事和生物学叙事上用力，晚近的创作侧重的是生态学叙事，而中间即上世纪90年代致力于挖掘雌性写作中人类学意义的创作，则主要是小说《扶桑》②。

《扶桑》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叫扶桑的湖南茶户家的女孩，还是在摇篮里时就跟广东一个八岁的少爷定了亲。然而定亲的第二年，少爷跟一帮叔叔伯伯出洋到太平洋彼岸淘金子去了。在十四岁那年，扶桑被骗到婆家，跟一个代替少爷的红毛大公鸡拜堂成了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