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龙，李春明，常　强

(军事交通学院 政治部，天津 300161)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李晓龙，李春明，常强

(军事交通学院 政治部，天津 300161)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从探索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视角出发，简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发展以及实践运用，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几点深刻启示，以凸显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军事辩证法

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是军事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在领导抗日战争中娴熟地运用辩证法思想，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奇观，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因此，毫无疑问，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成熟最突出地表现在指导抗日战争胜利的成果上。

1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发展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突出表现为两个部分：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战争观；二是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方法论。因此，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必须领会毛泽东对战争观的重要论述，必须了解、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方法论的基本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都有其独特的见解，其主要内容包括4个方面。

1.1关于战争的起源问题

毛泽东始终坚持唯物史观，把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归结于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了各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提供了寻找战争根源的钥匙。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1]442这一论断从认识社会关系入手，深刻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战争的阶级本质，阐明了战争和私有制社会阶级对抗的内在必然联系，提示了战争作为阶级斗争最高的斗争形式的特殊本质。战争根源于阶级斗争，中日战争是由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发动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战争。“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1]504”日本民族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阶级利益，公然挑起中日战争，侵略中华民族和国家，压迫广大中国人民，其形式就是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斗争。毛泽东也曾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这些论述深刻地阐明了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我们认识战争的阶级根源提供了思想武器。

1.2关于战争与政治问题

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马列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思想，通过对战争内在矛盾的分析，抓住了战争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本质特征，进一步阐明了战争和政治的联系和区别。他在《论持久战》中专门写了“战争和政治”这一节，对两者的辩证关系作了集中的论述。首先，从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来看,政治是共性、普遍性，战争是个性、特殊性。政治和战争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政治包括战争，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普及于战争的各方面，影响着战争的性质、规律和发展过程。其次，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来看，政治是目的，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特殊手段。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阴谋侵占全中国的政治目的早在田中义一的奏折中已经明显暴露出来,这是由当时日本国内的经济政治需要决定的。此后，日本采用种种手段，企图吞并我国，并发动侵略战争，试图以武力实现其反动政治目的。再次，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毛泽东说过：“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1]446-447

1.3关于战争与竞赛问题

毛泽东认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正是如此，毛泽东在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时，总是把战争中的3种基本力量结合起来全面加以衡量。在《论持久战》中，他对比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的特点，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由此决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弱的。但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再加上中国具有政治方面的种种有利条件。由于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另外，他强调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把革命战争和经济生产辩证地统一起来，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举措。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对付日本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的封锁，他强调自力更生，发动生产和经济建设，同时提出了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等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从而使边区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提高了战斗力。

1.4关于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方法论问题

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方法论的基本问题，是解决认识战争和实行战争中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反对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真正做到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申出战争的客观规律，并根据战争规律，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即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在研究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时，曾提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这里所说的全部根据就是整个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规定和影响着战争双方的特点和力量对比；影响着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毛泽东同时提出：“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而中国则“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在中日战争过程中，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中国的态度有区别。起初是“不干涉政策”“绥靖政策”“坐山观虎斗”等，但后期世界范围反法西斯阵营的形成和对比的发展变化，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力量，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况，直至战争的胜利。

2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具体运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发展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军事辩证法思想融会贯通于抗日战争的实践，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科学把握国际、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始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新局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不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甚至也威胁到资产阶级和军阀们的根本利益，中日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国内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国际上中国和若干其他一般帝国主义的矛盾，退为次要矛盾的地位。由此，毛泽东着眼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改变革命策略及革命的领导方式，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抓住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这个主要矛盾，高举武装抗日的大旗，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实现国共二次合作，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一是在“三个条件”[2]下与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队和官兵签订抗日协定；二是放弃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三是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四是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五是支持各界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和建立；六是提出有条件的让步，包括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目的就是争取千百万民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推动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分析了革命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党派之间的矛盾和力量对比，并把这些政治力量划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即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制定了处理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所谓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步势力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所谓中间势力，就是动摇于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社会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尊重中间势力的利益，给其一定的物质福利，同时进行政治教育。所谓反对顽固势力，就是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当时最主要的敌人。

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毛泽东提出：要把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与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作为抗战成败的关键性问题。始终坚持共产党的让步“是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不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坚持在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坚持独立，对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目的就是要力争掌握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主导权。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始终着眼国际、国内主要矛盾，全力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千方百计推动国民党抗日、监督国民党抗日，批评和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妥协、分裂、倒退和破坏统一战线的企图，并且领导敌后抗日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2.2着眼中日战争的特殊矛盾，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开创了人民战争的先河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人由于不能正确认识抗战的现实和形势发展大趋势，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以辩证法思想，实事求是、客观冷静地分析中日两国的客观实际，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集中全党、全军的智慧，提出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并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并科学地预见到持久战将经历防御、相持、反攻3个阶段。正确地指明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全部问题的根据；指明了不同于任何别的战争而为中日战争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本质，或特殊矛盾。考察中日战争，就是要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就日本方面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就中国方面来说，中国的短处就是战争力量之弱；而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矛盾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毛泽东对中日战争规律分析时指出：对中日战争双方的质、量变化上，每一方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各自向上和向下两种趋势。战争第1阶段：我方向下的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的缩减，甚至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但这种向下是旧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量上；向上变化则是战争经验、军队进步、政治进步、人民动员、文化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和国防援助的增长，等等。向上的是新的质和量，主要表现在质上。日方也有两种变化，一种是向下的，如几十万人的伤亡、国内人心的不满、国际舆论的谴责等等。一种是向上的，如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等等，但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第2阶段：我方是降中有升，升中有降。第3阶段：我方猛烈向上发展，日方迅速向下降落，敌我力量对比已发展到质变阶段。《论持久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科学分析解决战争问题的典范，为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提振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统一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奠定了人民战争的基石。

彻底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力投入抗日战争，出现了“父母送儿当八路，妻子送郎上战场，军民团结打东洋”的感人景象；老百姓宁可自己吃糠咽菜，把粮食省下来充军粮；为了保护八路军伤病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军队和人民打成一片，建立鱼水关系，形成整体优势，弥补了武器的不足和经济的困难，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2.3着眼战争指导规律，制定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方针，开创了游击战作为战略问题的先例

毛泽东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过精确的分析：“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1]405

在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时，毛泽东从敌强我弱、无后方、无外援，只有“小米加步枪”简陋武器的实际出发，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制定了战略方针：“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战略方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有利于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最佳战略。

毛泽东还把游击战概括为“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并发动群众智慧，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铁道游击战等多种游击战形式，把敌占区变成杀敌的前线。毛泽东同时提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并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6个具体战略问题：既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6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3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启示

3.1要正确处理军事、政治与经济尤其是科技的关系，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确实提高官兵信息技术素养

科学技术是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它既以知识形态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同时又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它也是一种经济力量，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目前正在蓬勃开展的新信息技术革命也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新飞跃。科学技术运用于军事领域，就转化为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现代信息化战争，先进的武器装备同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素养的军人相结合，便构成了军队的直接战斗力。

在抗日战争年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军的科学技术处于相对贫弱状态，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武器装备生产系统，当时只要有了粮食和手工业产品，有了“小米加步枪”，就能基本满足人民生活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因此，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如今天显著。即使如此，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在那时就十分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1940年，毛泽东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3]他既反对认为科学技术贫弱就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唯武器论”和“亡国论”；又认为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执行阵地战的任务，并且强调要善于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军队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以及激光红外线等科学成果，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军队武器装备发生显著变化，不但改变了作战方式，也影响到部队的活动与管理方式，这就对军队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努力提高军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加强技术训练，掌握现代信息化条件下的指挥手段，提高联合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

3.2要正确处理一般战争与特殊战争规律的关系，尤其重视特殊战争规律的研究，客观地指导现代信息化战争

毛泽东除重视一般战争的规律外，还更加重视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提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毛泽东认为：各种战争的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性质之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战争各有其特殊性；研究特殊战争规律就要研究该战争的特殊时间、地域与性质。对于抗日战争，毛泽东通过仔细的研究提出《论持久战》，提升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全民族抗战的必胜信心。从抗日战争到今天的导弹核武器时代，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就有很大差异，并各有其特点。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也有区别。因而，中国抗日战争规律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普遍意义，而在中国现代信息化战争时期，则又成为特殊规律，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在研究特殊战争规律过程中，就要以时间、地域、性质为转移，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凝固不变的东西，否则便会在指导信息化战争过程中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3.3要正确处理好战争实践与战争认识的关系，通过战争实践认识战争规律，着力提高实战化水平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认为，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来源，只有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认识战争规律。他提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因此，我们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离不开战争的实践。例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一文，之所以能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正是由于在抗日战争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得到的。

当然，借鉴他人的军事理论和经验是认识战争规律必不可少的方法，毛泽东强调战争实践的重要性，强调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但并不否认学习军事理论的重要性，并不否认学习前人和外人的经验的重要性。因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既包括从自己的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把自己的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又包括学习他人在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理性认识。但归根结底，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目的、计划是否正确，不能以书本上的某些词句为准则，而应以战争实践的检验为准则。战争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唯一标准。

相对和平时期，没有过多的实战，无法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最关键的一点恐怕就要落实到军事训练水平上来。军事训练水平上不去，军事斗争准备就很难落到实处，部队战斗力也很难提高。这就启示我们：要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搞好使命课题训练；加强检验性、对抗性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摔打锻炼部队，确实端正训风、演风；坚决防止和纠正训为看、演为看、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等不良现象，确实提高军事训练的实战化水平。

4　结　语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运用，体现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方法、实质与灵魂，也反映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成熟与发展。因此，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必定、仍然是我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尤其在指导现代信息化战争中将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3.

[3]胡乔木.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N].新中华报，1940- 03-15.

(编辑：张硕)

Mao Zedong’s Military Dialectics Thoughts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LI Xiaolong，LI Chunming，CHANG Qiang

(Politics Division,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Tianjin 300161, China)

In order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ver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ao Zedong’s military dialectics thoughts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summarizes some inspirations which highlight the history and era value of Mao Zedong’s military dialectics thoughts.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Mao Zedong thought; military dialectics

2015- 08-16；

2015- 09-25．

李晓龙(1970—)，男，硕士，副教授.

10.16807/j.cnki.12-1372/e.2016.02.018

E0-02

A

1674-2192(2016)02- 0073-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