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友德

梳理2015年中国的关键词，我们欣喜地看到，执政党和政府正在努力用自己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举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

正走向世界和未来的中国，已面临着一系列发展中问题的挑战。即将过去的2015年，既是中国“全面深改”的关键一年，也是中国进入“新常态”的标志之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如何按照四个战略布局规划未来中国发展，考验着中国的智慧与行动。

一、新常态

2014年提出的新常态一词，在2015年成为热词。这将构成中国共同的生活新时空。从此中国开始进入新常态社会了。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习近平第一次提及“新常态”。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那时，我们既不清楚新常态的具体内涵，也没有意识到新常态将成为中国执政党执政新理念的关键词。

在“新常态”一词提出6个月后的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的具体内涵。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向包括130多家跨国公司领导人在内的世界工商领袖们，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下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增加。2015年，更是中国经济倍感艰难的一年。中国如何适应“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对执政党和政府提出了全新的发展要求。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传统的GDP增长方式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必须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才能破解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当中国经济实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转型的同时，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也将进入新常态。政治上，“八项规定”、反“四风”和反腐风暴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断加大的政治改革，使中国政治进入“新常态”。

1 月20 日，习近平在昆明亲切会见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代表。

“新常态”也使中国社会建设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户籍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包括改革“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群团组织体制，使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以实现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常态甚至使中国进入文化和生态建设的新阶段。

一句话，进入新常态的中国，开始了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因为发展的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如果不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中国两个百年的目标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和希望。

二、十三五规划

如果说，2015年最可能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词，一定是“十三五”规划。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为了更好地规划中国的未来发展，10月26至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6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将通过并公布“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全文。“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

苏联在1929年4月制定并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从1953年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9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九五”计划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从“十一五”起，我国的“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以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过去十二个五年计划制定背景不同的是，“十三五”规划是在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制定的。面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遇到的各种问题挑战，执政党要带领人民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就必须创新发展理念和方式。

因此，“十三五”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五年”计划，也不同于市场经济时代的“五年”规划。因为，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时代，单一靠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都明显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为了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在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就需要“十三五”规划有全新的发展理念。只有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十三五”规划所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才能破解转型中国的发展难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

纵观“十三五”规划的基本内容，我们看到，无论是强调未来五年经济年均增长必须保持在6.5%以上的经济增长，还是强调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建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处理好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以实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目标。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十三五”规划既强调保持经济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更重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优化产业发展的结构。同时，又要努力将发展成果更好为全体国民分享、共享。面对7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国家努力在未来五年全面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为了实现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十三五”规划提出，国家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等环境管理制度，以使我们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十三五”规划强调，我们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使中国的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就使得我们对即将实施的“十三五”规划充满期待。

三、互联网+

2015年，大概没有一个词比“互联网+”更热和快速传播了。2015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了《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的议案，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未来如何实现创新发展的深刻思考。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将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ITFIN）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从此，“互联网+”在中国渐成燎原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中国开始意识到，必须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并以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交流、沟通的工具，更应是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革命的孵化器。正是对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中国政府才希望抓住互联网时代的机遇，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去迎接新的时代所带来的新挑战。

12月16日，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著名的江南小镇——浙江乌镇开幕。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就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5点主张。习近平说，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该坚持包括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和构建良好秩序的基本原则。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可以预见，“互联网+”行动计划将成为改变中国的发展战略得到全面实施和推进。

四、全面二孩

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透露出许多新的发展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会议中需要我们全面把握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很多，包括：为人民、促经济、转职能、法治化、深化开放和从严治党等等，但世界和中国都被其中的一条内容所吸引。这就是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在12月27日结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又立即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这就意味着全面二孩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2015 年10 月19 日，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深圳分会场，创客们在研发自己的项目。

为什么全面放开二孩的法律都不能等到明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再修改，是因为中国遇到了包括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等全新的发展挑战。中国发展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它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的，指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最终枯竭。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我国实行国家倡导的计划生育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和1962～1972年间先后出现了两次生育高峰，使得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始终没有改变。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每5～7年即可增长1亿人口，如此庞大的人口将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基于当时的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现实，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此后的30多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尽管一时取得了控制人口数量的成绩，但也使我国的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因为强力推进计划生育国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凸显。我国的人口政策只能一次次被动调整。从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4年提出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两孩的条件，然后是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的通过，再到今天的全面放开二孩，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处于动态调整的过程中。

全面放开二孩，一夜刷爆朋友圈。二孩政策已经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社会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举措。但要实现立法者的初衷，不仅是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严格控制，难度和关键还在于，如何解决错过了生育最佳时机的一代人所面临的包括失独、养老等各种问题，以及可以生育的群体敢生、能生还愿意生的问题。这就需要中国学习充分尊重国民的基本权利，继续完善我国的人口政策，不断改善独生子女家庭的保障政策，并解决我国公共服务水平不均衡、不公平等问题。否则，即使符合生育的条件，“我也不会生二胎。养育一个孩子已经让现在的中国父母够辛苦的了。没有精力再养一个了”。我们想通过调整人口政策，促进中国问题解决的初衷也还是不能实现。

五、阅兵与军改

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人。新一轮中国军队改革正式拉开序幕。无数的国民通过电视观看了阅兵式，为70年前曾被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发展强大起来感到高兴和自豪。特别是经历过残酷战争的老兵和民众，他们更是感到了70年来中国的巨大发展。

计生法修正案草案在2015 年12 月27 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 2016 年1 月1 日起出生的二孩均合法。

这不是中国的第一次阅兵和裁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举行了阅兵仪式。阅兵仪式以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1984年，邓小平国庆阅兵仪式后，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百万大裁军。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的国庆阅兵以后，中国也进行了又一轮裁军。为什么每次阅兵以后总有裁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使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2012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职以后，为了更好地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全面推进军队反腐败和强军建设，努力打造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现代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因为，我军现行体制、编制还存在机关庞大、不能高效合成，基层作战单位建设较弱、新型作战力量比例不高，非战斗机构人员偏多等问题，远远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需要，与维护海洋、空天、电磁空间安全和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中国军队必须要不断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调整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必须依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并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正是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我们才会有最新的中国阅兵和军改。尽管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还会遇到许多阻力，但发展的中国需要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助力是没有疑问的。

六、习马会

2015年让世界和中国最意外的新闻莫过于习近平和马英九的新加坡会面。因为这是70年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11月7日，习近平与马英九超过一分钟的握手特写被定格聚焦，会面因此也就写进了两岸交流的历史。可以说，这次“习马会”的破冰之举，就是突破了长期以来的对台政策，为未来海峡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对于因历史原因留下的，中国至今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现实，我们如何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去面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和建设，考验着两岸中国人的智慧和耐心。中国人是有智慧的。这次会面，习近平和马英九以对历史和国家未来发展负责的态度，互称“先生”促成了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66年来的第一次见面，无疑将被写进了中国的历史，成为两岸关系改善的里程碑事件。

会面中习近平指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两岸双方应该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得到启迪，以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选择。习近平强调，两岸同胞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两岸双方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巩固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1月23日，马英九在《今日美国》发表文章《当我称呼习先生》，副标题为“巩固台海和平”。在文章中，马英九表示，这一次会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巩固台海的和平与繁荣。11月30日，在巴黎“习奥会”上，习近平主动谈及台湾问题。习近平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美要坚持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分歧。奥巴马表示，美乐见台海两岸关系保持稳定发展。

2015 年11 月7 日，两岸领导人会面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这是习近平同马英九握手。

12月24日，大陆高调报道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接受《远见》杂志专访的言论，标题突出马英九“卸任后不排除访大陆”、“不愿两岸关系起伏”。马英九表示，他很不愿意看到未来重演2000年台湾岛内政党轮替后两岸关系起伏不定的历史。他说，更重要的是政策要怎么延续下去，不要因为政党更迭而产生太大波动。马英九还说，他在任时有机会可以促进两岸平等交流，相信卸任后会有充分时间做其他更多事情。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习马会，两岸关系将面临变局，并将影响未来的中国发展。

七、供给侧改革

2015年，中国人最关注的新闻除了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第二关心的新闻就是股市波动了。6月18日中国的股价出现暴跌，1个月跌幅达30%以上，甚至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曾经，中国的股市一度被认为，只要入市就会赚钱。大批对股票缺乏了解的股民入市，既推高了股价，也加大了股票市场的风险。面对恶意造成的股市暴跌，政府出重拳以维护市场稳定。公安部调查恶意做空线索，严厉打击金融犯罪，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中国股市面临的风险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整体风险的集中体现。国家发改委预测，2016年中国经济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回落。

如何迎接经济下行给我国实行“两个百年”目标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创新发展的理念和方式。从20多年来召开时间最晚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发现，中国再度提出“闯关”一说。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曾经提出“价格改革闯关”;2003年，中国遭受SARS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冲击，2004年再提“改革闯关”。这次中国“闯关”与过去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新挑战，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这是习近平在连续第二次公开提到有关“供给”的话题。习近平选择在一内一外两个重要场合谈到“供给”侧改革，透露出中国经济发展思路重大改变的讯息。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意味着，在中国外需不足、内需潜力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今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将从原本的重需求逐步转变为供给、需求共同发力。但在哪些领域、产业、产品上需要加大“供给侧”的改革力度，仍然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为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划出四大关键点，包括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发展股票市场。这四大关键点的前两条无疑与供给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往往通过增加投资来改善总需求。但长期以来，以政府为主的高投入，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巨大的债务积累和严重的产能过剩等问题。

曾几何时，中国依靠投资、消费、出口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从“需求侧”角度创造需求促进增长。但面对经济运行中投资后劲不足、就业压力逐步凸显、金融风险加大等严峻挑战，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不能破解当前遇到的发展难题。新一届中央通过简政放权，通过宏观调控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深化改革，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将有利于提高各类企业的发展能力和后劲，增加有效供给。这种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是符合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透露出，“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经济形势，中国将在楼市、人民币汇率、财政等方面政策的调整信号。会议强调必须加强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四大领域改革。而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就必须实现多方面工作的重点转变，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等。会议提出，2016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化解产能过剩，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扩大有效供给，降低企业成本。

其中，房地产库存高企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风险点。会议要求化解房地产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并明确“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针对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严重不景气已经影响地方经济、社会稳定等问题，会议要求落实户籍改革，让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并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一系列的发展举措的提出提醒我们，危机就在面前，中国必须实行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根本转变。

同时，面对美元升值过快的国际竞争环境，人民币如何进行汇率改革，并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以适应中国走出去面临的巨大压力，也要求我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提速。2015年，央行调整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就是为了适应新的内外竞争环境的要求所进行的重大改革。纳入SDR（特别提款权）篮子以后，中国人民币将一改过去一味盯住美元而开始盯住“一篮子货币”。这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又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2015年中国所开始的“供给侧改革”，旨在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使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四大要素实行最优配置，优化经济结构，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正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在生产要素领域所进行的改革深化。

八、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

2015 年11 月2 日，上海，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 大型客机首架飞机在上海浦东正式总装下线，计划于2016 年实现首飞。

面对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加，如何更好激发亿万中国国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亟需中国改善发展环境。正是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2015年的中国热词。

李克强总理在公开场合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最早可见在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2014年9月10日-12日，第八届夏季达沃斯年会在天津举行。在全球复苏的背景下，创新正在改变人们对于未来经济增速和状况的预期，“推动创新、创造价值”成为本次大会的主题。李克强参会并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创新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熄引擎。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国没有搞强刺激，没有放松银根，而是强力推动改革，大力调整结构，着力惠民生，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正是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发展举措，我国就业不降反增。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层次矛盾凸显和“三期叠加”的阶段，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中国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以此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在论及创业、创新文化时，强调“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5月7日，李克强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考察调研。他强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充分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重要途径，要坚决消除各种束缚和桎梏，让创业、创新成为时代潮流，汇聚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新动能。

为了更好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6月16日，国发〔2015〕32号发布《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意见强调：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必然选择;是扩大就业、实现富民之道的根本举措;是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创业活力的有效途径。各种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将成为引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正是国家从政策、法律等方面改革创新、创业的环境，中国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创业新的热潮。众创空间是互联网时代促进创新、创业的新平台。从北京的“车库咖啡”到深圳的“柴火创客空间”，创业为经济下行的中国打造出新的增长引擎，也为每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搭就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新舞台。

在中国经济还处于发展中阶段的时候，如何破解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中国必须从国情出发，努力成为一个创新的大国。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创业、创新的环境更加优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有了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中国将释放出巨大创造力。

九、新型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要与化解房地产库存，推进城镇化户籍与社保改革等结合。

时隔37年以后，中央重启城市工作会议。12月20日至21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李克强在会上发表讲话。会议提出，要优化提升东部城市群，并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国准备到2020年基本完成棚户区改造等。城市工作会议强调，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要与化解房地产库存，推进城镇化户籍与社保改革等结合起来统筹思考和解决。

上一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是在1978年召开的。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的召开，预示着中国城市工作将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迎来重大变化。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召开的。世界将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50%当作城市时代的标志。中国城市化水平曾经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征程。3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以每年1%的城市化速度向前推进。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召开的时候，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就已经超过48%。申办、筹办和举办上海“世博会”的过程，就是中国为迎接城市时代到来所做的最好演练。

201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近55%。30多年来，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在改变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城市化进程中各种“城市病”的挑战。雾霾污染、交通拥堵等各种“城市病”困扰着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城市还远远没有成为数亿农民工群体的理想家园。如何实现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如何处理好新常态下“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以推进我国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新型城镇化成为实施“十三五”规划的最好抓手。

2012年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进入城市时代就有着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努力用市场化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正是中国做出的新的顶层设计。因为世界已经进入城市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城市化释放了最大的动能。但中国城市化的动能还远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中国的城市化还不是人口的真正城市化。如何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建设更加个性化的宜居城市，如何以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开始成为中国应对新常态各种挑战的最有力的选择。

1978年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开始了过去30多年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才有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但过去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实现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如何实现“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的发展目标，我们需要有新的发展理念规划今后的城市发展。今天，如何更好在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更有前瞻性的城市规划，如何更好处理城市中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还需要我们思考和处理好一系列涉及到城市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如何更好优化我国城市的结构，形成合理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实现城市治理的现代化，都对我国现有的城市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可以预测，随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以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路线图将更加明晰。

十、“打虎拍蝇”

进入2015年，就在世界和中国都认为中国放慢了反腐败节奏的时候，中国继续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不断加大力度的“打虎拍蝇”反映了党中央在惩治腐败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政策措施。“打虎拍蝇”行动是执政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行动，也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一环。

在2013年1月22日召开的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对反腐路径做出了具体部署，“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自此，一场零容忍的“打虎拍蝇”的反腐战役拉开了帷幕。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数据显示，仅仅在2013年，就有超过18万的党员干部被处分，立案、结案件数、处分人数均比2012年有两位数增长，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就有31人。2014年以来，仅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中就公布了500多名官员被调查或处理的消息，绝大多数为厅局级官员，其中副部级以上官员便有32人。执政党正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腐败分子，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庄重承诺。

2015年1月13日，最新一期《凤凰周刊》刊发封面报道《周永康六大罪状解析》，解密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泄密”等六大罪状背后的诸多细节。文章称：“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是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的题。” 2015年9月9日，王岐山在北京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方代表，首次公开提到中共执政“合法性”问题。媒体分析称，王岐山“提出执政合法性问题，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意识”。

2015年，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走到第三个年头。2015年反腐败，从在任省委书记、省长落马;从国企掀起反腐潮，到巡视组全面挺进金融机构;从追逃发出红色通缉令，到多部党内廉政法规完成大修……2015年的中国反腐，“突破”不断，并在2015年，实现了中国反腐大陆31省份“打虎”全覆盖。2015年，中央继续深化的“打虎拍蝇”的法治反腐，为我国建立制度性防腐体制、机制赢得了时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廉洁政治，是执政党的历史责任。执政党试图用自己的制度性反腐，使中国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新一届中央执政3年多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开始发生全新的变化。截至2015年10月底，被逮捕起诉的国家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高级管理层人员高达31522人。其中，贪污受贿1000万以上的就有11370多人。12月8日，财新网发表俞可平教授在北大的《政治学的公理》演讲全文。在讲演中，俞可平说到，“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正是意识到执政党正面临信仰缺失、制度缺陷等一系列问题，执政党才推出一系列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举措。就在2015年快要结束的时候，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党的十八大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确立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任务艰巨。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如期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奋斗目标，针对当前法治政府建设实际，制定本纲要。

梳理2015年中国的关键词，我们欣喜地看到，执政党和政府正在努力用自己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举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面对即将到来的2016年，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发展中问题的挑战，执政党要带领人民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必须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不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