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

如果说，世界走出冷战后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可能遭到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的阻碍的话，那么历史上便以宽容、包容、融汇贯通为其文明特征的中国，事实上正在以其“和而不同、互利共赢”的外交方针，为世界其他文明树立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普世价值”。

从“弱国无外交”到“韬光养晦”

那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件事。当时巴黎透出消息，法国将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向台湾出售6艘拉法耶特护卫舰。中国外交部作出强烈反应，声明“绝不会吞下这颗苦果”。”“苦果”一词如何翻译成法语，当时还颇费脑筋。最终直译成 “fruit amer”（“带有苦涩味道的果子”），一个非常奇怪的、生造的法语词。然而出于种种考虑，特别是由于当时我们所面对的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最终在法国抛出一些私下承诺和保证之后，中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此后，中国外交官朋友告诉我，一些得意忘形的法国人便经常调侃问道：“苦果的滋味如何？”在外交领域，私下的承诺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在后面支撑的话，是没有任何信誉可言的。此后不久，法国果然得寸进尺，又一意孤行地售台幻影战斗机。

这一次，忍无可忍的中国做出切实反应：撤消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中止一切部级官员交往、停止一系列商业合同……这次的反应打痛了法国。两年后，换了政府的法国公开向中国承诺，再也不“参与武装台湾”。此次外交交锋之后，二十多年来再也没有任何欧洲国家敢于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

类似的外交事件，很多在外常驻过的国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往往是驻在国因某事向中国发难，中国外交部作出“强烈”回应;驻在国进一步挑衅，中国进一步反应……因而西方研究人员、也包括一部分中国自己的专家，都将中国外交归纳为“反应式外交”。当时我们的底线就是五项基本原则。一旦触及我们的底线，我们就会做出反应。

“反应式外交”的特征，就是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主要以防范姿态来主导我们的外交行动。这种外交模式与一国的总体实力密切相关。直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自我定位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是一个“弱国”。

据称中国清末驻比利时大使陆徵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因中国当时倍受西方列强欺凌而愤言：“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后来这句话便成为中国外交界的一句名言。事实上弱国是一个相对概念，弱国完全可以有外交。甚至应该说，弱国才真正需要外交。

毛泽东的中国、戴高乐的法国在整个冷战期间相对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绝对是弱国，但中、法在六七十年代的国际舞台上历来产生着远超过其国力的外交影响力。特别是1964年的中法建交，早已名垂国际外交青史。当时戴高乐曾对尼克松说，你们迟早要步我们的后尘。历史果然就是被“弱国”这样改变着。

1989年以后，中国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而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刚刚起步，国力有限。我当时刚到法国常驻。中国当时正在与法国谈判欲引进法国的高铁。我们不仅需要法国的技术，我们甚至需要法国的投资、需要法国官方对法国的投资进行担保。而我们唯一的交换条件，就是我们的市场，而且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市场。经济领域如此，外交领域亦同样。所以，当时中国依然是一种“弱国外交”的心态，“反应式外交”是无奈之举，是与当时的中国的国力、与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所相吻合的。所以当时中国的外交策略就是著名的“韬光养晦”。

从“反应式外交”到“积极外交”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综合国力获得了巨大进步。这种进步必然会反映到外交领域。在世界史上，美国一向被法国学术界称为是一个“被动”或“身不由己”地成为霸权的国家。因为与历史上英法德等列强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大打出手不同，美国是在“应邀”参与了在欧洲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员;接着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建立了美元霸权;而在苏联自己解体后而演变成为世界唯一的一个（被法国前外长维德里纳称之为）“超超级大国”（hyperpuissance）。

因此，在法国专家们看来，历史上“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之所以最终建立起一个“美国霸权治下的世界”，恰恰是因为其长期置身于各种冲突和摩擦之外，并利用欧洲的动荡和战争，静悄悄地发展成世界霸权的。中国早就向全球宣示“绝不称霸”，中国因此而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一直躲在一角，很少站到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从总体上而言，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个性、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以及中国面对的历史背景，都是相吻合的。因而一直到最近这几年，中国一直奉行某种“反应式外交”;“韬光养晦”策略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从一种“手段”而演变成“目的”本身。

事实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战略的任何变化都是十分敏感的。因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从人口、地缘和综合国力三方面唯一能够有争夺霸权可能性的国家。中国在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之后自信心高涨，在外交领域稍有一些主动行动，立即就被视为是“傲慢”（畅销书《当中国改变世界》作者、法国著名学者、已故《世界报》社社长艾利克·伊斯拉科维奇于2011年出版了另一本书《中国傲慢》，引起相当大的争议）。

中国外交到底应该继续“韬光养晦”，还是应该开始“有所作为”，当时在国内外交界和学术界引起激烈争议。我们一度甚至对“中国崛起”的提法也有异议，认为存有“过早宣示中国强大”的负面因素在内。国内影视界也推出《大国崛起》纪录片积极参与讨论。

10 月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

这一争议在2015年过去后，可以说大致画上了一个句号。相比较中国过去多年来的外交策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外交战略近年来出现了积极的变化;而2015年则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中国外交正在从过去的“反应式外交”，彻底转向“主动参与、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外交战略。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比如COP21气候峰会。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国积极参与，如果没有中国与美国事先达成减排协议、支持法国提出具有司法约束力的条款、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为七十七国集团代言争利并主动提出建立200亿人民币的援助基金等一系列措施，巴黎气候峰会几乎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在倡导提出“一带一路”规划之后，中国先后建立亚投行、丝绸之路基金，并展开全球范围的推动落实。目前这一规划事实上已经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全球性大事。用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的话来说，“一带一路”是“真正能反映出当前全球化新趋势的”、“为冷战结束以来一直缺少共同发展计划的国际社会提供思路”并将“填补东亚和欧洲这两大繁荣极（并使中东和非洲也受益的）之间的经济、政治、人文真空”的倡议。

比如高调在北京庆祝二战胜利七十周年。有的评论没有理解中国主动发起的这场隆重纪念是套在试图翻侵略历史之案的国家头上的一个金箍，使之曝光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之下。只要我们将胜利日纪念坚持搞下去，试图否定历史的日本极右翼势力为侵略史翻案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

比如成功地使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五大储备货币之一，权重占比还超越日元和英镑，使人民币进一步走向国际化。这是中国外交在金融领域的重要突破。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人民币几乎是采用了一种“农村包围城市”式的攻势。人民币从建立离岸中心、发行人民币外债、在双边贸易中用人民币做交易货币等一步步向前迈进，直至最终成功“入篮”。目前人民币甚至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如津巴布韦的法定货币。

比如在大国关系领域，中国的积极外交也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在全球能够同时与美，俄，欧洲的三大国英、法、德，金砖国家中的南非、巴西和印度等保持如此密切和利益攸关的双边关系的，唯有中国……

在接近年底的时候，最后一则来自中国令世界外交界吃惊的消息是：中国邀请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分别委派代表前来北京进行和谈，中国甚至提出了非常具体、公正且可操作的建议。这更为鲜明地标志着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演变。

11 月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这是与会领导人合影。

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对与己无直接关联的卷宗、特别是涉及战争的重大问题持相对“超脱”的态度，至多做一些“原则性”的表态。然而这一次，在叙利亚成为美、俄、欧及阿拉伯世界的焦点、各方相持不下、僵局难破的情况下，中国主动抓住契机，向叙交战各方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前来北京寻找和平之路，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外交已经开始介入世界事务、并以“中国智慧”进行斡旋。这无疑将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和而不同、合作共赢

应该看到，中国外交策略的转变，带有明确的特征：其口号是合作互利共赢，其方针是和平谈判、和而不同。我们可以从中欧之间关系在2015年的发展得到明确启示。

在中英两国宣布合作共建从伦敦到曼切斯特的高铁之后，中国网上传出了这样一个“段子”：“禀报女王陛下，中国人要来建铁路了！”对于一个英国人或欧洲人而言，这则笑话可能会令其莫名其妙。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可是风水轮回、山河巨变的现代寓言！

大约150年前，正是这样一句由太监禀报慈禧太后的类似的话（“老佛爷：洋人要来建铁路了”），反映了当时中国与欧洲从观念到现实之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于“大清国”的国民来说，“火车”就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今天终于轮到中国人来英国修建高铁了。这是中国外交思维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

高铁只是中欧关系中的一个小小的符号而已。真正举足轻重的，是中欧之间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欧洲不顾美国的反对和保留而积极回应;中国人民币欲国际化，欧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赞成票……这标志着中欧关系似乎重新开始一轮新的“蜜月期”。

这一“蜜月期”建筑在中国与欧洲三大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双边关系出现某种意义上的“突破”的基础上。这一突破突出表现出一个特点，即尽管双方各自保持着各自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人权领域、在政治体制、在对外政策等各方面——上的不同，但在金融、经济以及其他一些特定领域如巴黎气候峰会、“一带一路”合作、打击亚丁湾海盗等，中欧双方则明显加强了彼此的合作。从原则上而言，这些突破与中国目前所奉行的“和而不同”、旨在“互利共赢”的积极外交战略是完全相吻合的。

对于英国而言，突破点在于金融。应该承认，人民币在2015年所取得的重要成功，与伦敦城的支持密切相关。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与英国在金融领域似乎已经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而结成了某种“金融同盟”。

威武雄壮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中英两国在金融领域的相互接近早在习近平主席上任之初就已经开始。2013年3月，就在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之际，英国就建成中国除香港以外海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目前近半数在欧洲大陆用人民币交易的贸易都是在伦敦完成的。

今年3月份，英国还在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问题上率先做出积极回应。尽管中国一再否认，英国和国际舆论依然认定亚投行是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的一个挑战。那么为什么英国还是在美国公开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决定加入亚投行，从而事实上给予中国以强大的支持呢？信奉“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的帕麦斯顿首相的后裔显然抓住了一个历史的契机：中国尽管已经出现经济增长放缓、逐渐走向所谓的“新常态”的趋势，但中国占据世界国内生产总值（PIB）的25%、特别是人民币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势头，以及中国将继续在未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事实，均不可忽略。

抓住中国，将对英国经济的复苏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中英两国近十年的贸易额从200亿美元猛增至800亿美元，而中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从2012年起以每年85%的速度猛增。习近平主席今年10月对英国的访问，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中国在核电和高铁领域加强对英国的投资，引起了全球的广泛注目。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早就宣布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支持人民币进入SDR。从亚投行到SDR，中英之间在金融领域的联手是意味深长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联手是在美国的反对和保留之下出现的，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与中英相比，中法之间则是在巴黎气候峰会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中国对法国气候峰会的支持使中法两国关系迅速增温。尽管中法之间近年来由于法国对外政策迅速转向美国而有所蹉跎，但在经济利益的趋动下（中国大幅提升对法国的投资、中国游客赴法旅游人数也持续增长），中法之间关系一改萨科齐时代的忽冷忽热、大起大落，始终处于相对平衡发展的状态之中。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用“知天命、行大道、常维新的新境界”来形容两国之间的这种新关系。

中德之间则因两国都是制造业大国，特别是双方各自正在推出各自的工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升级方案，即德国的“工业4.0”与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德国的先进技术和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巨大市场，恰好形成两国的互补性。因此近年来中德之间经济关系发展迅猛。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在她上任以来频频访华，迄今为止已经踏足中国八次。中国虽然对德贸易处于逆差地位，但中国从德国进口的机械设备和技术的势头并没有减弱。双方对对方的需求，使两国关系发展稳定。

应该看到，多年来北京一向把中欧关系置于“重中之重”的中美关系的阴影之下。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欧洲采取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每当中美产生摩擦时，中国就会接近欧洲。而当中美关系接近时，欧洲就被遗忘在一边。然而2015年以来，中国显然重新调整了对欧政策，中欧关系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前夜。

中欧双方各自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双方内外部背景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方面。中国不再是一个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蒙昧泥足巨人，而是一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开放且日趋成熟的大国。

中国在处理对欧关系时，遵循古训而推崇“和谐世界”外交——更清晰一点的表述，就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敌人”的外交，一种“和而不同”、互利共赢的外交。当然，欧洲能不能真正摆脱冷战意识形态思维模式、机械地用“专制”与“民主”来认识世界、认识中国，也将对双方的关系会产生影响。

事实上，由于利益的驱动，也由于实力的天平已经在向东方倾斜，欧洲确实在开始重新认识中国。马克思曾认为，无产阶级是无国界的，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实际上资本才是真正无国界的。因为资本永远趋利而流。而中国目前及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很有可能是世界利润最大的地方。

英国作为一个深谙其利益所在的老牌资本大国，正在用其外交调整来证实这一点。而其他欧洲国家正在恍然大悟而紧紧跟上。如果说，世界走出冷战后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可能遭到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的阻碍的话，那么历史上便以宽容、包容、融汇贯通为其文明特征的中国，事实上正在以其“和而不同、互利共赢”的外交方针，为世界其他文明树立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普世价值”。欧洲刚刚伸手接过了这枝橄榄枝。

当然，这一估计是未来历史，还是过度乐观，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新世纪的“普世价值”

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导致全球化开始成为现实以来，“国际”与“国际关系”便成为国与国之间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于是，“外交”也就成为各国处理对外事务的一件大事。而自“外交”成为一件国与国之间的大事以来，几乎每个世纪都出现了一个主导全球的国家，这个国家不仅经济、军事实力最为强大，而且最为主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将影响和构成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如17世纪的法国、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先后为奥匈帝国和德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

20世纪的美国奉行的是威尔逊主义外交，一方面坚信其国内民主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公正、有效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认定只要将美国体制全盘移植，任何国家都能成为富裕、强大、民主、自由的国家。到上个世纪末演变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其口号就是向外输出“民主、自由”，实质上则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

然而历史走到今天，美国的破产已不可避免，且是双重的。一方面其国内政治体制正在面临越来越难以逾越的困难;其债务危机、制造业衰退、种族矛盾激化、党争日趋尖锐、国家能力急剧下降，都预示着美国已经走到其霸权的尽头。另一方面以美国模式输出的“民主革命”在中东、在南美、在非洲等地区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均无一例外全部失败。美国已经很难在新世纪里继续引领世界。而这一责任必然地将落到中国的肩上。

21世纪无疑将是中国外交思维和价值观引领全球的新世纪。

三大因素使中国外交必然地会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一是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已经不可逆转。当中国这个十亿人口级的文明大国完成其工业化进程之后，中国将无疑会成为一个无可比拟的超规模大国、强国。二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中国世俗化的社会是化解目前日趋激烈的文明之间（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或再加上犹太教这三大一神教之间）的冲突的唯一可行途径。三是中国拒绝霸权主义，奉行“和而不同、合作互利共赢”的外交方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特别是随着中国外交策略由消极的“反应式外交”转向主动、公正、以和平为宗旨的“积极外交”策略转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音必然会越来越响亮。

中国人历来认为，“外交无小事”，这证明在中国人眼中，对外打交道是一件严肃的事。但外交并非一个简单的“行政事务”，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毛泽东在接待美国来访总统尼克松时曾表示，他只跟尼克松谈“哲学问题”，“行政事务”将由总理周恩来去谈。实质上毛泽东的“哲学问题”就是一个外交战略的问题，也就是主导世界的思想和价值观问题。当时毛泽东与尼克松都认为，一个新的世界形势已经存在。今天中国外交策略的转变，实质上就是在21世纪、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外交哲学的一个形成过程。从这一点出发，2015年似乎可以列为“中国积极外交元年”。

且看历史如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