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童庆炳《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朱立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季水河《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勇《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等成果分量十足，从历史到当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进行了宏观探讨。众所周知，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无法逾越的阶段，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诸多问题可以从早期阶段找到部分原因，尤其早期阶段蕴含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此，有学者将注意力转向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关键时期，刘永明的《左翼文艺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建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即是代表性成果。

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在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过程中未能取得较大突破，尤其忽视了“五四”前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处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韧期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艺思想研究非常薄弱。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横向研究中，人物个体的文艺思想研究非常不均衡。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的文艺思想研究较为薄弱，这和他们留存的文艺论作不够丰富有关，也和学术研究的偏向有关。例如，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影响更大，其研究显得更为主流，成果相当丰富。例如，上官艾明《瞿秋白与文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王铁仙《瞿秋白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版）、刘小中《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彭维锋《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瞿秋白左翼时期的文艺思想研究》（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傅修海《时代觅渡的丰富与痛苦：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胡明《瞿秋白的文学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艺思想研究成果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艺思想的系统研究非常少，这种失重和不均衡事实上遮蔽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多样性，也影响从历史的角度勾勒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

可以说，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存在诸多不足，极大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生史的考察，制约我们对“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直至“左翼”革命文艺理论内在联系的把握和整体勾连。在这种研究状况下，胡言会博士新著《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的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夯实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基础，丰富和拓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李大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存留了不少教训，尤其是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资源，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验对建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一书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生的原点探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其现实价值不言而喻。

《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细言之，即是陆贵山教授倡导的，将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审美主义、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加以整合化，这种立体的综合研究既做到宏观勾勒，又可以采用不同方法呈现李大钊思想的不同风貌特征，这对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研究是新尝试。

论著围绕李大钊文艺思想这一中心论题，将人格伦理、社会心理、时代特征、文艺审美综合起来，同时将李大钊与梁启超、刘师培、孙中山、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进行比较研究，进而融合历史与现实维度于一体。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之纲既举，李大钊文艺思想的不同层面之目亦张，《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的体系严密、系统性强，富有逻辑性。众所周知，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的一个巨大挑战在于，李大钊存留的文艺资料不够充足，难以系统深入研究下去，但著作采用综合创新的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的文艺思想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启示和借鉴。

值得强调的是，《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的切入视角非常新颖独特。著者认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关键任务是理清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复杂情势，包括早期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取文化资源的基点和维度，这离不开对中西文化融合、转换过程的考察。

陈独秀曾高呼“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日本学者後藤延子考证，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当初本应为“伦理革命”[2]。可见，“伦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着力解决的重要对象。换言之，当“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性思潮涌进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时，“民主”追求被弱化，凸显了“伦理”，保留了“科学”，“科学与民主”转化为“科学与伦理”的二元关系。事实上，科学与伦理的关系早在“五四”之前就开始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观察社会的视角。从梁启超到孙中山，科学与伦理的对立关系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被肢解。李大钊统一了科学与伦理的矛盾关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知识为起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伦理关怀为落脚点，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科学性。因此，将现代性作为一种知识与伦理的双重关系是本书对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的切入点，不仅新颖，而且符合“五四”现代性特征，因而这个视角得到了相关研究者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另辟蹊径”[3]。

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的另一个巨大挑战在于如何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进而努力创新，提出自己的创新性见解，既做到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拓展延伸，又能不拘泥于陈见。《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从两个层面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将现代性作为一种知识与伦理，从知识与伦理的双重关系出发，努力突破政治意识形态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干扰，将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其中一部分，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层面与信仰层面，从而立体地、多面相地还原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生情境。

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梳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现代性的理路。著者认为，中西方知识分子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重视知识的作用，但差异在于“从知识出发，落脚于知识本身抑或伦理道德的不同，构成了中西方知识分子求知内容的本质差别。”[4]在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知识与伦理的双重关系成为论著阐述的一个红线：在知识层面探求中西现代性追求的相似性，在伦理层面上探求对待知识的差异性，从而在知识与伦理互构的基础上开辟出研究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途径，避开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中西文化的狭隘影响，富有启示意义。

在两者关系的背景下，著者又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比较考察。其中，李大钊与胡适等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具有一定突破和创新性。作者提出，胡适对知识的可理解性的重视使得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某种“科学性”，这是胡适和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共识;同时，胡适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关怀，则成为李大钊与胡适的分歧之处。[5]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与伦理相统一，“科学”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建构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知识与伦理关系出发，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符合“五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心态。

另一方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提出创新性见解。李大钊存留的文艺论著并不丰富，很多散见于其他论述之中。本书并没有因此而被束缚住，而是大胆提出李大钊的新文学观在知识学层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科学性”这一观点，在伦理层面吸纳了博爱的启蒙现代性资源。作者在大胆假设的同时，小心求证，围绕李大钊的人格伦理、李大钊的调和论哲学、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理解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学理研究，并且纵向比较梁启超、刘师培、孙中山、陈独秀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观。通过横向和纵向的立体研究，意在从外围理解和透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学观。充分的材料占有和细致的学术思辨，显示出著者较强的文艺理论研究能力，由此也产生了很多创新性见解。

例如，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伦理建设问题上，论著从多方面分析和论证了李大钊立足于伦理关怀与人的解放，对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创性建设。认为“只有知识性和伦理性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应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肯定意识形态与文学之间存在的伦理关系的一面”[6]。这个论断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不失为颇具现实感的启示。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方法论问题上，作者将李大钊的“调和论”上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认为“调和”的涵义是多元文化的竞争与并存，因此构成了李大钊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哲学方法，是吸纳启蒙现代性的哲学基础，论著能够理性分析传统形成现代性思想的因子以及予以积极继承的原因。因此李大钊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内含多种文化质素和文化超越性，优于同时代其他文学理论。这种开掘性分析与多元文化并存的语境下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学养共识相合，可谓是对当代文论建设特别是在方法论资源方面的有益开发。

在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上，论著提出，文学意识形态并不是仅仅停留于文学的阶级性，而是文学对人的伦理关怀。意识形态具有多元指向性，人的伦理关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果因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而否认文学的伦理关怀，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应有内容;如果因为强调文学人道主义的伦理关怀而忽视发挥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也意味着文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这一论断对于当下文学意识形态的认识有着较大推动作用。

凡此种种创新性见解，显示了作者在历史研究中以史为鉴，回答当下问题，提出发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需要培养包容多元文化、吸纳多元养分的品格，同时立足于人学的立场，勇担“道义”精神，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目标。可以说，《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的问题意识浓厚、现实指向明晰。

当然，本书还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有些论述还不够充分和集中，特别是“五四”前后中西文化对待知识与伦理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有待进一步挖掘和阐述。瑕不掩瑜，论著对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有所裨益，对于深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艺思想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蕴含无限广阔的学术延伸和拓展空间。正如作者在本书“后记”中所言：“李大钊对后来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艺思想产生何种影响，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瞿秋白等作为李大钊影响下的革命群体，其文艺思想如何继承和突破李大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构路径，为后来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形成作了何种铺垫，其内在理路何在，这些又是值得研究的新问题。”[7]沿着这一学术方向，笔者在2015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李大钊影响下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艺思想研究”，并得到立项，这说明本书开启的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期盼作者沿着这一方向，在系统研究李大钊文艺思想之后，将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思想研究推向一个新台阶，推动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再出发。

注释：

[1]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9页。

[2]王青等译，後藤延子：《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3]孙洪波，徐成芳：《当前“理论自信”问题研究状况述评》，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4期，第191页。

[4][6][7]胡言会：《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的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第136-166页，第272页。

[5]胡言会：《现代性作为一种知识与伦理：“问题与主义”之争探源》，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19-20页。

（王小娟  四川南充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637002）